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原人，晋杜预之苗裔，唐杜审言之孙。诗人曾自谓：“诗是吾家事”，家学厚重，这对日后杜甫人生思想的形成及其创作具有重要影响。杜甫一生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统治，在他五十九年的人生历程中，长安生活占据不小一部分。杜甫在早年间放荡齐赵，过的是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他曾于晚年回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逐渐地，“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杜甫于天宝五载从山东来到长安，开始了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这一年诗人是三十五岁。十年长安求仕求食的生活，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长安十年的历史背景
从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唐，有唐一代21位帝王，按其治下的社会发展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段时期。杜甫恰恰生活在由盛唐到中唐转折的十字路口，这正是唐代国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期。开元治下的太平景象诗人是经历过的，也曾久久难以忘怀。杜甫晚年曾作《忆昔》两首，其二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豹，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作于公元764年，乃诗人时任工部郎，抚今追昔所作。以上截取了该诗部分，诗人遥想当年开元全盛日，小城市就有千家万室，农业丰收，粮食充足，百姓生活富裕。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也没有寇贼横行，游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出门远行。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男耕女织，各得其所。实则，表面的太平景象掩盖的是盛极难继的尴尬。玄宗统治后期，朝政日趋黑暗，自张九龄罢相之后，向以“口蜜腹剑”著称的奸臣李林甫粉墨登场，这一时期，土地兼并极其严重，据《旧唐书》载：权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这还只是统治阶级溃疡处的一个小伤疤而已，但管中窥豹，统治颓势已可见一斑。
天宝三年，玄宗陷入了“父子聚麀”的丑闻中难以自拔。凭借贵妃势力崛起的杨氏宗亲纷纷封侯拜相，白居易诗言“姊妹兄弟皆列土”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辛辣讽刺。杨氏的从兄杨国忠凭借裙带关系登上政治舞台，生性贪婪，蚕食鲸吞，这个时候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已经接近白热化，一触即发。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渔阳鼙鼓动地而来，久未经战的大唐军队应战不及，溃不成军，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但却是情理之中。两京的相继沦陷，使得迷梦初醒的玄宗措手不及，带领六军仓皇奔蜀。在行至马嵬驿之时，迫于形势军杀杨相，贵妃投环。这场旷日持久，惊天动地的大动乱，撼动了唐帝国的统治根基。天下百废待兴，大唐盛世的局面从此一去不返。诗人的十年长安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徐徐展开来的。
二、杜甫在长安的生活与创作
杜甫于天宝五载初到长安，这一年诗人35岁。这时杜甫怀揣为国效力的赤子之心，渴望施展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忠君报国之志，这与诗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学渊源分不开。杜氏家族 “从现存资料看，南北朝以前做的官较大，有做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后，做的官较小，多县令、县尉、员外郎之类（如杜甫的父亲杜闲即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令）。”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则是文章四友之一，如此般同的家学传统，诗人自小耳濡目染，无疑对其日后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杜甫也不能免俗。玄宗诏令天下有才艺者皆赴京应选，杜甫闻讯而来为的就是谋求功名，为国效劳。但实际上，美其名曰的应召赴选内里却是一场由李林甫操纵的大骗局。为了避免新秀登场与自己分庭抗礼，影响自己只手遮天的局面，李林甫暗使手段，使应考者无一中第，谎称“野无遗贤”。至此，杜甫希冀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的梦想就被断送了。在此之前，诗人初到长安，一大群文人群体聚居在长安，诗酒唱和自然是免不了的。杜甫以充满浪漫色彩的笔法，写下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朝着诗人预想中的方向发展，科考失意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诗人不得不另觅出路。向当朝权贵投诗赠达，寄希望于得到他们的引荐和提拔，耻之却又无法不为之。比如曾三次投赠当朝权贵韦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均是这时期的作品。杜甫投诗赠达的人也良莠不齐，如曾投诗后来投降叛军的张垍，又如他曾向鲜于仲通投诗，表达希望托其向当朝宰相杨国忠求助的心理，所托非人又颇有阿谀之词，实在是病急乱投医，这都是为人所诟病的。投诗赠达的路子走的也不顺畅，诗人想直接向皇帝献赋，希望皇帝青眼有加。曾有《雕赋》、《朝献太清宫赋》和《封西岳赋》等多篇赋文献于朝廷，但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生存状况却每况愈下。诗人再也无暇顾及自己致君尧舜的远大理想，“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是诗人无奈的牢骚，“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还不止于此，诗人生活“常困于衣食”，（《进<封西岳赋>表》）曾“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冬日里“杜陵野老骨欲折，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现实世界的困苦开始使诗人愈发清醒的审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同时关注劳动人民的疾苦，《兵车行》和《丽人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兵车行》里，诗人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严厉批评，无情鞭挞，并对战死的将士们及其家人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丽人行》更是以美写丑，极尽讽刺之能事痛斥杨氏宗族的穷奢极欲，权势熏天。“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天宝十三载，诗人的生存状况更为艰难，试看作于此时的《醉时歌》：
杜陵野老人更嗤，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如果说先前还只是生活困窘的话，那么时至此刻，他说出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的言语，可见生活真的到了濒临饿死的地步。祖留的一些家产，朋友的接济，自己卖一点药材，加之政府的救助，诗人凭此熬过了那段艰辛的日子。天宝十四载，一篇堪称集杜甫一生心事的血泪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奋笔写就。此时杜甫已经在长安捱过了十个年头，十年困守，功业无成，仕途蹭蹬，贫病交加。此时家中幼子饿死的打击更让诗人沉重的心绪百上加斤，不堪重负。一边是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纵情享乐；一边是穷苦百姓哀鸿遍地，饿殍铺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这个无情社会的沉沉哭诉。这十年来的耳闻，目睹，亲身经历，都被诗人一一如实记录在诗作里了。
三、十载长安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这本是清代诗人赵翼对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评价，但用来形容杜甫，亦是十分贴切的。十载困守长安，诗人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的盛极难继，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的华不再繁，这些都在诗人敏感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并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内容的更新
杜甫少年老成，七岁之时就能作诗吟咏神鸟凤凰，志存高远；九岁时对书法就已经颇有心得。随后的四年吴越漫游生活更是让诗人终生难忘，津津乐道，诗歌中充满的是悠哉游哉的乐观情绪。齐赵之地的漫游生活更加充满浪漫气息，诗人豪情壮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这时候的诗人是无忧无虑的，诗歌大都是借物咏志的题材，吟咏意气风发的内容。生活的艰辛，人情世故的为难诗人并没有想象过。可是来到长安后就不一样了，科考失败后，诗人选择进入仕途的一条道路就是投诗赠达，因此以干谒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类型。杜甫的投诗赠达之举从初到长安一直至离开时都没有停止，比如作于天宝六年的《赠特进汝阳王》；七年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三首献于韦济；九年作《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寄张说之子，驸马张垍；十年作《敬赠郑谏议十韵》；十一年作《奉赠鲜于京兆十二尹》；十三年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十四年作《上韦左相二十韵》投赠韦见素等。诗人投诗赠达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权贵们的提携与引荐，耻之却又不得不为之。还有一类宴游诗，与干谒诗目的相近。诗人想顺利进入仕途，除了寄希望于得到当朝权贵们的引荐之外，还为自己私下里积攒一些必要的人际关系，如《乐游园歌》、《杜位宅守岁》、《渼陂行》及《渼陂西南台》等诗作，其功利的目的决定了这些诗作的艺术价值都不甚高。
如果说这些干谒诗和宴游诗都还带有极强的功利性，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杜甫一些馈赠给朋友的诗就极具真情实感了，目的单纯感情真挚，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以及诗人对朋友的诚挚祝福。如“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表达了老友分离的依依别离之情。
同时，十年长安时期杜甫还有大量的感怀诗存世，《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醉时歌》、《贫交行》、《今夕行》、《秋雨叹三首》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表达对朋友的思念，对自己身世的感慨以及对天下百姓的关怀等。
再一个就是以《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代表的讽喻诗，心忧黎庶仁民爱物，这一类诗作最具价值，奠定了日后杜诗“诗史”的地位。杜甫身居下层，生活的艰辛也曾把他逼至快要饿死的地步，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诗人是经历过的，也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因此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深恶痛绝。杜诗的题材和内容由此开始更为关注现实，关注穷苦百姓的生存状况，之后的“三吏”“三别”也都是顺着此类主题展开的。
（二）杜诗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宋代诗人黄庭坚曾经指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正是看到了杜甫诗歌语言的独特艺术。杜甫曾经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两句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尤为注意语言的斟酌和锤炼，执着于这种给人惊喜的语言效果。杜甫在练字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就记载了“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送蔡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一联中一个“过”字令后学者为之拍案叫绝的故事。杜甫的诗句往往经过反复打磨，寥寥几字却韵味无穷，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之八）一句，看似逻辑不通的句子却耐人寻味，讲长安的稻米不是普通的稻米，那是鹦鹉啄剩下的稻米；那里的梧桐也不是一般的梧桐，那是凤凰栖老了的梧桐，侧面烘托，造语新奇。再如“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一联，就有多层意味：可以理解为在落日中，我的心仍然强壮；可以解释成我的心似落日般强壮；又或者是我的心虽然如同落日，但仍然强壮，几种说法都不无道理。最有名的还要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一联，宋代罗大经曾分析道，这短短一联十四字竟有八重意思之多，“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经前人这么一分析，寥寥数语确有言外深意，精警动人又发人深思。杜甫诗歌语言平实精炼，还表现在善用口语上。杜甫晚年曾有大量作品运用口语俗字，充满生活气息。如果追本溯源，这和诗人的长安十年，居于民间，熟悉人民有绝大关系。诗人对诗歌的这种认真态度以及高超的驾驭能力，也是促使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条件。本来杜甫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诗人，一方面兼收并蓄前人的多样风格，一方面又能独树一帜推陈出新，对后来者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杜甫的风格应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沉郁顿挫却是其间最与众不同的。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直接锻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其实，沉郁顿挫原本是杜甫对自己风格的自我评价，在《进鵰赋表》中，有这样的表述：
……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
沉郁顿挫的感情主基调应该说是悲慨。黄庭坚曾形容杜甫是“醉里眉攒万国愁”，杜甫是深沉忧郁的,“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泪两痕”形容杜甫是很合适的。儒家思想形成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特征，杜甫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着深深的关怀，诗作中充斥的是满满的忧患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也为全家的生计犯难，“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更为国计民生而发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真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上心，这种深深的忧患感使诗人的诗作带上了沉郁的情感基调。杜甫又是单纯的，有什么情绪都写在了脸上，他可以突然间就欢呼雀跃，兴奋不已，只因为朝廷收复了一部分失地，“剑外忽传收蓟北，忽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好友相聚时，“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短短的互诉衷肠后，诗人却又立刻陷入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赠卫八处士》）的失落之中。诗人对人生中这种凄凉情感的感受，是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的。这种大悲大喜，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就是顿挫风格的体现。诗人看透了一切，可又苦于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于是陷入了深深的忧愁之中，胸中的一股愤懑不平之气喷薄欲出，但是讲究中正之道的儒家观又告诉诗人不能这样，于是每每这样，原本深沉阔大的情感，经过诗人的独特点染，总是能够情肠动人，娓娓道来。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这样一种沉郁顿挫的风格。
四、结语
对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人而言，十年时间真的不算短，更何况这是饱尝辛酸的十年，一个“困”字是对这十载长安的总结。真正的苦是说不出来的，诗人用自己的血泪写下了可堪证史的不朽诗篇，后世一度出现了“千家注杜”的局面。历史把一个珍贵的镜头送给了杜甫，其诗，穿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生动感人，不可超越。杜甫其人，也无愧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30.
［2］刘昫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238.
［3］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
［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79:68～73.
［5］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74.
［6］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吴丽君.杜甫困守长安时的经济状况与诗歌创作［J］.安徽文学,2008(4).
［8］谭莹.杜甫长安十年的生活与创作［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2.
［9］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一［M］.涵芬楼排印本.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