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8月31日
地点：东湖丽景酒店
主持人：梁必文（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朱训集（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尊敬的王老师、陈老师，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志们，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推动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促进我省文学强省建设。根据去年下半年党组的酝酿，我们决定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今天请省里老中青三代专家，主要就近几年来湖北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会诊和把脉。站在文学评论的角度，一起总结这些年来我们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工作情况，研究我们长篇小说创作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怎么样推动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繁荣发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省作协党组也明确了建设文学强省的目标。我认为，文学强省一定有具体的标志。如果一个地方长篇小说创作还是软肋，不是强项的话，恐怕谈文学强省还是少点底气。
近年来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省作协也采取了很多激励措施。2016年是我省长篇小说创作丰收的一年。这说明，我省作家已经形成了关注和积极参与长篇小说创作的共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
所以今天的会议，第一就是要总结回顾过去的工作，就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组织开展长篇小说创作听取大家的意见。作协对长篇小说创作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包括农民作家、工人作家等，现在第三期长篇小说创作也在招投标。这些机制保障了长篇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得到有益的辅导，这些鼓励措施是很有效果的。
第二，通过召开此次会议，倾听各位专家的意见。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学格局中是什么样的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特别是与文学强省相比有哪些不足、我们的作家要从哪些方面努力，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谈。
第三，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如何在题材和内容上更好反映党领导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何更好反映当下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和汹涌澎湃但又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如何更好反映不断加快的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农业、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的变化，乃至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发展变化，包括人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城镇化建设加速这些问题；现在长篇小说要不要重拾元叙事和宏大叙事的问题等等，都是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
刘奇葆同志曾经说过，所谓重大现实题材也包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长篇小说在题材把握上面应该怎么做，也想听听各位专家老师的真知灼见，为引导长篇小说创作，特别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打开思路、提供智慧。
第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如鸟之两翼或者车之两轮，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发挥文学评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引领作用，同时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来推动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为文学强省奠定更加厚实的基础，进而为文学评论提供更多可资评价的长篇小说样本。我们常说评论家要关注湖北的作家，关注湖北的作品，关键是我们作家能写出更好的文本，这样评论就好做文章一些。通过文学评论和长篇小说创作，包括组织工作共同发力，来推动我省文学评论、长篇小说创作，进而推进文学强省建设。
第五，通过今天这样的形式，来分析我省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结构、技巧，包括语言等各个要素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一部长篇小说好不好，题材固然重要，但是作家的艺术观、创作技巧、对语言应用和把握，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请各位作家和各位专家能够指出问题，分析问题，开出药方，或者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为了便于大家敞开思路、消除顾虑，今天我们研讨会不针对具体的作家或者具体的作品，大家可以从湖北这些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宏观层面或者微观层面，比如说创作技巧、语言应用这些方面来谈，也可以从大的层面来谈。这次会我认为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务虚会，目的就是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与不足，从组织工作层面和文学创作层面，研究对策和措施。
我省长篇小说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还不够，要改变这种格局也不是一日之功，或者今天开这个研讨会明天就会出优秀的长篇小说，这也不现实。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按照总书记讲话精神，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组织引导，有重点地培养扶持，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想一定会有所成效。至少我省的长篇小说创作会少走一些弯路，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所在。
真心请各位专家给我省长篇小说创作把脉问诊，共同为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献策出力。谢谢大家。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原省作协主席）：长篇小说当然可以很丰富多样，可以有《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那样着重于表现个人细微知觉和感情的东西。但是，就多数情况而言，长篇小说最好的还是具有史诗性的，深刻反映时代、社会、历史,具有广度和深度。我们的文学，很注意重大题材，但是为什么传世之作不多呢？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上有所不足。
记得年轻的时候，听何其芳老师讲课，他认为《创业史》这部当时评价很高的小说，有个很大的弱点，是“以写论文的方式来写长篇小说”(他就是这么说的,有点费解,也包含一种深意)，太集中了，丰富性不够。一部长篇小说，既要有阳光灿烂的方面，也要写出痛苦、污浊、黑暗，写出前者与后者的搏斗,这才是社会真实的面貌。湖北最早打得最响的长篇是《李自成》，上海的章培恒却说《李自成》不如金庸的作品，我觉得章先生说的太偏激，但《李自成》的人物确实失之单纯。比较一下，《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出版，苏联评论界争议很大，有教授发表文章说它是一部“反苏维埃的小说，诬蔑无产阶级，歪曲了历史”。苏联领导人却保护了肖洛霍夫。我揣想，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肖洛霍夫虽然写了不少负面的东西，但他对苏埃政权是拥护的，对社会主义是拥护的，作家全面反映生活，目的是要社会建设得更美好。《白鹿原》也遭遇到指责，最近网上还有调子很高的文章攻击它。当年很关键的是陈涌先生的支持，才评上了茅盾文学奖。在我看来，陈涌先生和陈忠实先生，是很忠诚的共产党人，比某些简单粗暴横加指责的批评者，更拥护共产党，更拥护社会主义。不允许《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出来，会把长篇小说生产限制在很狭窄的境地。
《静静的顿河》，既得到斯大林文学奖，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直到今天，它还是我们了解苏联历史的有价值的文献，同时又给读者审美的享受。这就是史诗，它反映了苏联社会正面和负面的各方面，反映了历史潮流的走向，这种长篇在历史上才会长久的流传下去。
陈美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湖北近五年长篇小说创作收获还是非常丰富的，可惜我阅读能力很有限，所以绝对不敢对近五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作什么概括性或总体性评价。就我所知，近些年有很多作品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像刘醒龙的《蟠虺》、方方的《软埋》，先后在全国重要的文学部门获了奖，而且在评语中给他们的评价是很高的，我非常同意这些评语所作的评价，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它们应该是湖北文学创作值得自豪、值得骄傲的地方。还有李传锋的长篇小说《白虎寨》也获了骏马奖，说明近几年湖北的长篇小说作家确实出手不凡。我们绝不能因为个别作品引起某些议论就不敢理直气壮去肯定、去赞扬。
由于阅读太少，只能从我所接触的几部作品，谈谈其中的一些感悟或者思考。重点有两部作品，一部是刘继明的《人镜》，还有一部是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这两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有代表性，代表我们湖北这些年创作上一个很突出的优点：作家不仅非常关注现实生活和我们国家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而且力求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视点来进行反思，在对现实的书写中探寻生活的未来走向。一个作家，尤其是当代作家，作为历史的在场者，能够这样敢于面对历史，进行自己很有独特性的思考，我觉得文学创作上这种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确实值得我敬佩和珍惜。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创作也有不同的追求，或者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就这两部作品来看，我感觉到是不是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种是非常贴近生活，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行书写，从人物自然的行动逻辑中来折射时代的光影。《南方的秘密》我觉得就是这种写法，从主人公顺哥这个跛子曾经看似“顺风顺水”很实在的人生经历中，引发我们对社会现状的许多思考。还有一种写法就是像《人镜》那样，尽管也有生活场面的展开，但其人物经历及生活轨迹，却似乎明显的带有某种观念的预设。主人公马垃，从崇拜革命英雄主义，到追随自由主义，弄得身陷囹圄，最后又重新寻求自己某种乌托邦的理想。这样一个过程，使人感觉到有很强的主观理念的支配。
对这两部作品的阅读，前者很容易引起我情感的呼应，跛脚的顺哥在实际生活中走的如此稳当，是否因为我们的生活平台发生了某些倾斜？这里蕴含着多少令人震慑的生活奥秘和深刻的历史启示！而另一部作品，其预设的主观理念，却很难得到我情感的顺应。为什么呢？除了艺术处理的刻板化外，更因为这样一种理念本身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生活情状的历史理解，特别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民族及个人生活的深刻启蒙意义、对社会进步的深刻影响力，作者似乎存在某种偏见，以致在人物形象上打上某些主观的黑点。而最后主人公回到农村所追求并实践的所谓专业合作社，也是一种非现代型的乌托邦，其失败也难有什么动人的悲剧色彩。
当然，作为当代人去触及当代史，难度是很大的，这就更需要我们的作家确立一种更新的生活观念和历史观念，确立一种符合历史流向的现代精神，这才有可能写出真正体现时代风云、震动人心的作品。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省作协副主席）：谈到长篇小说创作，钱理群曾经提到过“长篇小说美学”。长篇小说是不是仅仅意味着篇幅长？看过一些长篇小说，篇幅长，可内容却是一地鸡毛，乏善可陈。那么什么是“长篇小说美学”？学界有过好几次集中讨论，涉及“史诗性”等等理论问题。像《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当然是不朽的史诗。不过，有些长篇小说经典却不是史诗，像《西游记》、《白鲸》等等，为什么也脍炙人口？与故事的丰富性、曲折性、哲理性都有关吧。
说到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觉得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丰收值得总结。姚雪垠的《李自成》开了一个好头，是史诗，也是明末社会生活的风俗画长卷，还有从农民领袖到帝王将相的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虽然有那个年代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我觉得仍然是成功的。熊召政就说过，他的《张居正》就受到过《李自成》的影响。写历史长篇小说不容易。不仅要有文学才华，还得对历史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都了如指掌，能够生动还原历史的方方面面。
《张居正》写了一位湖北人，而写出湖北人的历史已经成为湖北长篇小说的一个看点。写好“中国故事”，对于湖北作家来说，就是写好“湖北故事”吧。这方面，襄阳作家李叔德写了襄阳的“诗人三部曲”——《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传奇》、《惊世骇俗皮日休》，加上后来写书法家米芾的《大宋米颠》，都很有看头。既为襄阳地方史补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写出了那个年代文人的心灵史。恩施方面，李传锋等人合作的系列长篇《武陵王》（《白虎啸天》、《文星曜天》、《恨海情天》），写恩施的历代土司传奇，后来还有《秦良玉》，都写出了土家族文化的秘史。黄石作家胡燕怀的《大国烟云》，写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的历史，也颇见功力。还有刘保昌写《楚武王》，还打算写《楚庄王》，广水作家姚东明、黄海卿的《清官杨涟》为本乡本土的名臣、清官杨涟写史，也都值得关注。
这些历史长篇小说的风云际会，为当代湖北文坛增添了亮色。应该有更多的作家为湖北籍的名人写传，写出湖北的精神来。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省作协副主席）：近来有不少总结近五年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文章,但湖北最有影响的作品提都没有提及。我觉得长篇小说代表一个时代作家对人性深刻认知的文体，省作家协会专门召开这么个会议，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味道，很多问题不容易说得透。
湖北有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但是放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别人经常提到并当做经典或者准经典的如《白鹿原》《尘埃落定》《活着》，湖北朝这个档次上靠的话，可能稍微还有一点不足。短篇小说往往靠灵感，中篇小说靠对生活的集中感触，长篇小说是一种最有难度、最繁复、最有深度的文体，特别需要作家综合素质能力。巴赫金说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并正在预示整个文学的未来发展。卡尔维诺说长篇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体，是人和世界关系网的体现。世界上一流的长篇小说作家，往往代表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诺贝尔文学奖一大半都是长篇小说，可见这个文体的特殊重要性。
驾驭长篇小说这种大文体，不仅需要丰富的社会积累，也需要对社会、人生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认知，需要对故事、人物、语言全面把握能力，需要熟练驾驭感性理性的双重能力。从这里来说，我觉得湖北长篇小说还是有提升空间的。有的作家对历史有非常精到的把握，在传统正史书写方面趋于完美。但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略显过于钟爱了一点，妨碍了对历史的真切表达。另外对一些历史的认知，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有的作家反思中国的革命很有力度，但建立的另外一种正面价值，在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是缺乏逻辑支撑的。
湖北长篇小说有不错的成就，但是想想当代中国还有更好的长篇小说作家在那里竖着，我们还可以有更高的期许。如果以中外经典文学作为参照，如果以伟大作家作为标高，对湖北长篇小说作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湖北长篇小说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还有提升的空间。提升社会含量和人性含量，作家应在文学之外下更多的功夫。很多作家除了读文学作品之外，我很怀疑他读了多少历史、哲学、社会、经济方面的著作。在知识贮备和感知社会的能力方面，湖北作家应有更大的提升。
在审美能力提升方面，我觉得也还是有空间的。前年当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集中读了中国最近五年的长篇小说。我感觉到在生活的厚重方面湖北作家确实非常有优势，但在艺术表达的灵性方面我们跟很多地方作家尤其是江浙作家相比，可能还是有一些缺憾的。这方面来说，我比较寄希望于湖北70后、80后作家，对他们有更大的期许。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的长篇小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从三个创作层面往前走。今后要提升湖北长篇小说的影响力，首先还是要靠作家个人的感召力和不懈努力，跟上时代的趋势，迎合社会的需求，拿出好的东西来用作品说话。其次要靠地域团体的冲击力，几个梯队共同发力。但这不是说今天开研讨会后就能一下子突破，我觉得几个问题今后要注意：
一是要从思考点上去寻找新的起爆点。湖北文学从屈原时代就有逞神思驰玄想的特点，思维角度特殊，才能创作出不平庸的作品。在这个缺少深度思考的时代，到处是手机控、微信控，毁掉了思考放弃了深度，真的是需要有深度的文学生产。作家在思想上应该是高偏差值的代表，要在作品中不断提供新的思考，体现出思想的深度和创意的力度。如何透过人人都生活其中的肤浅的生活表象，挖掘出事物的本质，能够在人性的深度开掘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思想上有点深度，就有可能脱颖而出。
二是如何把握和开掘题材。大家都很看重题材，尤其是地域性的，但掌握了很好的素材和创作资源，没有思想和发现的眼光去高屋建瓴地把握题材还是不行。湖北这方面有不少例子，很好的题材，写得小家子气，作品的品位提升不起来。当下中国面临着各种问题，很多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表现，对经济不了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关注不够，对人类将来如何生存下去这样震撼性的题材很少去发掘，所以需要在题材上去关注更深层更广泛的内容。
第三要关注产业链。今天的文学不是孤立的类型，尤其在传播载体上多有互涉，从小说——电视剧——电影——网剧——游戏——动漫，牵涉到很多的产品，要提升长篇小说在受众中的影响力，需要通过产业链的推广，从小众走向大众，提升社会关注度，从大众热中返回来提升长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湖北要想把长篇小说搞上去，还要多去发现潜伏者，就像金宇澄这样的潜伏了几十年。这样的人经过多年的历练，比发现培养年轻人可能更有力度去冲击高度。潜伏者可能就在身边，他们与文学靠得非常近，只需要一次提携或者发现就可能出来。
吴艳（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刚才朱书记说今天这个会带有务虚性质，我觉得务虚非常必要。近些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实绩不俗，不管是政府大奖还是小说的审美价值都可圈可点，但也存在令人担忧的方面，所担忧的当然不只是湖北长篇小说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长篇小说在体制方面的不可为与有可为。我所说的“不可为”是将短中篇硬拉成长篇小说。国外有作家凭借短篇小说奠定其文学史地位，如“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中国有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和现代的鲁迅，都是短篇小说之王。我想作家不能把短中篇硬拉成长篇，作协领导、批评家则不能仅以长篇小说论英雄。长篇小说体制“可为”者有三，一个是章回体，二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全景式”现实主义方法，三是现代派小说。自五四以来我们的长篇小说就存在半部杰作现象，茅盾《子夜》、巴金的《家》都有这类嫌疑，可见长篇小说体制具有难度较高的独特要求。
第二，感悟世道。这世道关乎现实与历史。我们经常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头的话，要像狄更斯那样看清他的时代很不容易，如果是历史题材，则涉及作家如何看待历史。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的颁奖词用“主题创新”褒扬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长篇历史小说，肯定其在主题上的深刻、独特与复杂，如对死亡、殉道的独特领悟与表达。我以为大作家都是思想家，思想家倒不一定是大作家。对这个世道的看法，作家要超过一般人，要独特而深刻，尤其是长篇小说。
第三，戡破人性。所谓戡破就是参破、看破人的根性。长篇小说里的芸芸众生，在大千世界里讨生活，善善恶恶何其复杂。长篇小说不像短篇多截取生活的片段，其容量大，故人物的人性复杂而变化，有时连作家本人都说不清楚……但人性具有滋生善恶的力量，灵与肉、功名与利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矛盾冲突都与人性紧密相关。你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安娜故事所表现的人性复杂性在哪里？在安娜与儿子、与卡列宁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中。人性的复杂与变化真不是简单的对错、善恶就能了断的。
第四，浑然天成。长篇小说最不容易藏拙，不管你描写的是24小时还是300年间，篇幅那么长，你不能一地鸡毛。怎样才是浑然天成？是整体性的品悟与表达，这是“无技巧”的最高体现。“无技巧”之所以比“技巧”难能可贵，因为带有创造的品质，是对审美客体精神上的绝对把握，是凭直觉、经验、技巧、技能，迅速产生的一种综合性超技巧的能力。
创作长篇小说尤其需要养成沉思的习惯，在沉思中发现你最擅长的题材，创新你的主题，在感悟世道、戡破人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浑然天成的艺术作品。
李建华（省理论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就我自己的感觉来看，这几年湖北长篇小说还是有长足进步的，尤其是2016年出版了几部突破性的作品，比如陈应松的《还魂记》，他把湖北文化本土经验中的楚巫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并打破了文体的限制，做出了非常有力的探索。还有刘诗伟《南方的秘密》，他揭示了被现代性围困的中国乡村的时代真相，可以说“南方的秘密”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中国的秘密。湖北长篇小说长于乡村叙事、城市叙事和历史叙事，这三块在全国影响相对比较大，但也有些问题存在。
我觉得湖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种不太好的倾向：一般都先验地预设两个世界，比如野蛮与文明的世界；自然状态与人的状态、动物的状态；先进与落后、异乡与故乡；城市与乡村等等。将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将原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站在乡村的原点否定城市化，当否定城市几乎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时，对乡村文明的理性思考也就废止了。我觉得优秀的小说，应该颠覆这样两个世界绝对的界限和限制。
我们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感觉也有个问题。城市小说的主体是市民，但因为我们是传统农牧文明国家，我发现很多城市小说主体人物反而没有把市民意识写出来。我们总在说市民意识，但经常写的是农民意识，或者是农民工意识，而不是市民意识，或者更高级的公民意识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演进和变化过程中，由农民到市民，由市民到公民的现实推进，这个精神的成长史，我觉得这方面非常欠缺有待挖掘。
再就是长篇历史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应该是湖北的强项，我记得十年前王先霈老师在《文艺新观察》里面发表了长篇历说历史观的问题，这个历史观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可能还是湖北小说家们要非常认真面对的问题。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中文大学教授、博导）：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被社会公共空间边缘后，重新担负着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新闻学不能有的东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学的发现性”。
区别于文学的反映功能，文学的表现功能，文学的发现性，是指文学对生命经验的发现，人生存在的发现，艺术感觉的发现（包括艺术呈现、经验形式和文本要素再发现）。当我们把文学定位“发现性”功能，被边缘以后的文学，通过“文学发现性”能够推动“社会精神公共空间”的发展，促动我们对社会学，对政治学，对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的重新理解。这样才是当今时代的好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研究，要引入文学发现性功能。
第二个问题，长篇小说，需要“主体在场性”的叙事方式。所有叙事字里行间有主体在场感，一个符号一个语气就能征服你，并不是完全靠故事来征服你。有这类作家，不经意间就能打动你。主体的在场性，涉及作家的生命质量问题，我经常说一个作家的生命质量，不能因为你勤奋，勤奋只是态度，在你的字里行间，在叙事的过程中有没有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质量，这可能是很多搞写作的不会注意，更多是叙事怎么呈现。
叙事主体的在场感，尤其是我们省历史题材叙事中太缺乏了，有很多的历史长篇叙事，基本上变成了外于历史又外乎历史的文本，没有作家主体及其小说人物主体的在场，大多成为事件，故事的编制。一个人走进大院办事，作家没有让人物对这个大院的石头、风景，气韵，感觉的人物在场性的描写，这样的文学叙事很懒，带动不了读者。历史叙事是人被事牵着走，然后人为分成几个层面，用事加以铺垫，这种写作很僵硬，不能击中人。文学是综合感官的接收，视觉、听觉、感悟，所以叙事在场性很重要。
第三个问题，作家作为人世间“精神漫游者的文学呈现方式”。从文学发现性的文学本体观，作家不是道德裁判者，而是勘探，发现人世秘密的“精神漫游者”。我们要看作家主体在场，另外主体又要被削减，这是一个创作悖论，这是作家价值观的坚守和叙事姿态的分裂。作家，不要有真理在手的傲慢，不要成为某种恒定价值永远的执守者，更不要成为人事道德裁判者。作家要用本雅明所说的“精神漫游者”的方式来呈现你所经验的世界。这种文学呈现，应该是含混的，所有的细节和碎片，都不要有预设和给定的指定意义。只有这样，你的长篇小说，成为具有现象学意义的，让读者和批评家可以多样解读的文学世界。
李鲁平（武汉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近五年来湖北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写都市的，写历史的，还是写乡村的，都有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书写都市和平原的作品比之过去有明显的增多。
近五年来以武汉这座城市为背景的长篇创作积累了一批比较可观的文本，比如《红尘》三部曲、《大洞商》、《父亲的红钢城》、《老通城》、《大智门车站》，写辛亥革命的《武昌城》、《铁血首义路》等。这些作品或从宏观视野再现汉口的兴起、近代汉口的商业、贸易、码头、帮会、租界等种种纷繁的社会图景；或从个人和家族出发，呈现普通市民和商人的日常生活；或者以这座城市标志性的事件，讲述城市与人在历史中的曲折命运。无论哪种方式，我觉得都从不同侧面写出了这座城市的性格，展现了这座城市风情独特的一面。这些文本增加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建立起了对武汉近代化的文学想象，使武汉这座城市在文化上逐渐有了气象，有了厚重的气魄。
显然,这些作品还是以城市的商业、地理、革命、战争等角度来叙述人物命运、刻划人物形象。从这些文本里面还不能清晰地看出来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不同生活模式、不同价值、不同文明形态。关于武汉这座城市仍然有巨大的讲述空间，这是未来作家巨大想象和表达的空间。
近五年来的作品对江汉平原的书写也明显增多。比如《贫困时代》、《南方的秘密》、《断碑》、《还魂记》等等。过去以长篇小说形式来面对江汉平原并不多。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一个是对江汉平原密集河网、植物、土地、风貌比较详尽的呈现，这是过去没有的。第二个是艺术地揭示了江汉平原上人和土地的关系。平原人在任何时代，与时代的关系有着不同一般的紧密，就如他们与水的关系，他们依赖水、利用水，也害怕水、恐惧水，爱恨交织，纠缠不清。这块土地决定了他们的聪明，甚至狡黠。特殊的地理锻造了特殊的平原人，这是书写平原的长篇给我们的深刻印象。
杨彬（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一、五年来湖北省的长篇小说的特点：（一）数量中等，质量上乘，在全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省长篇小说屡屡获全国性文学大奖，李传锋的《白虎寨》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醒龙的《蟠虺》获人民文学奖、方方的《软埋》获路遥文学奖、陈应松的《还魂记》获中山文学奖等等。还有《南方的秘密》、《人镜》等长篇都在全国有影响。这些作品达到了全国性的水平，达到了文学大省的高度。
（二）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为主，现代主义方法有所表现。《蟠虺》、《南方的秘密》、《白虎寨》，以及姜燕鸣的汉口系列长篇，都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湖北有非常强的传统，老中青作家都比较喜欢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这是湖北长篇小说的一大特点。近几年，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有所表现。方方的《软埋》、陈应松的《还魂记》、吕志清的《黑屋子》、曹军庆的《影子大厦》，大都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的是全部采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的采取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方法穿插使用，他们用这些新的形式探索人性的深度。
（三）长篇小说类型较少，现实类小说最多，历史类小说占三分之一，但其他的小说类型则较少，比如青春写作，比如儿童文学。青春写作有两位，一个是90后张磊誉，一个是89年出生的黄镜滔。儿童文学创作者较少，比较有成就有董宏猷、徐鲁和舒辉波，他们都获得过全国儿童文学奖，说明湖北儿童文学成就很高，但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甚少。
(四)男性作家占主导地位，女性作家也有不俗表现。姜燕鸣的《汉口之春》、《倾城》和《大智门车站》等长篇小说反响很大，颠覆了以往码头文化中的粗糙和世俗，写出武汉女性的优雅和精致。还有女作家谢络绎，她的《卡奴》和《恐婚》描写当代白领女性的生活状态，具有很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
二、湖北长篇小说今后需要提升的地方。（一）文学种类需要扩大，让湖北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状态。（二）青年作家要有计划地扶持。青年作家崭露头角的太少，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更少。因此有计划的扶持青年作家，是当前应该重视的工作。（三）少数民族文学需要进一步重视。恩施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写，少数民族的生活感受很丰富，但是成为全国性少数民族作家有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在做长篇小说研究，包括评论的时候，肯定要发现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只有对独特思想真理的发现，对艺术形式本体的发现，才能证明这个作家本身的实力。如果我们阅读长篇小说只是简单翻翻，不能有很多发现的话，那主要还是因为作家没有发现，你就很难指望评论家发现新的东西。当然，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不用悲观，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有一些是不错的。目前长篇小说创作队伍是不整齐的，50后作家创作的实力最强大，60后湖北作家取得了一些进展，像刘诗伟《南方的秘密》、吕志青《黑屋子》，都是很不错的长篇。但在整体上跟全国60后一线作家的长篇进行比较，我觉得还是有差距。我另一个感受更强烈，我觉得对于省作协来讲，人才不能出现断层，我明显感觉到70后文学创作断层比较强烈。湖北70后作家去哪找，差不多都是四十多岁了。陈忠实45岁开始写《白鹿原》，他说如果还写不出大作品来，干脆就回去办养鸡场。其实当下全国70后作家已经写出了一些大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井喷式的现象，而且评价非常高。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我都读了，真的很不错！厚重，有发现！并不是说我不读湖北作家的作品，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会当凌绝顶，创作与评论肯定是精神上的对接，也是艺术上的对接，要在里面寻找新发现，作者要发现，评论家也要发现，这里面是不能错位，不能空档的。
整体的印象，湖北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文体意识比较缺乏，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在语言方面，刚才有些同行提到了江浙作家语言比较讲究，湖北作家语言不是说要向江浙作家学习，他们的语言很软，湖北作家的语言不是那个味道，跟湖北的地域有关系，不是说要很精致，但要有打击的力量，有点浊重和犀利，是江浙作家没有的东西。有人说贾平凹的语言很圆润，但陈忠实的语言就很粗犷。长篇小说如果写了第一段第一句话就不想读，就是语言欠考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有《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是海明威的话。我为陈忠实做评论，评论就是寻找属于作家自己的叙述语法、词语，这个非常关键。我觉得湖北作家在这方面，包括50后实力派作家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套路上，在语言方面比较粗糙。我觉得60后、70后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除了语言还有结构，长篇小说肯定是结构的艺术，这是老生常谈的。贾平凹新世纪以来十多年的创作，怎么样在文体上变法，不断玩新的花样。尽管写法是写实的，题材是现实的，但是在长篇小说结构方面动了很多的脑筋，既要借用中国传统文体的资源，也要借鉴西方文体资源，再寻求文体资源的融合，这就是长篇小说文体美学的问题。西方人也谈小说美学问题，长篇小说文体意识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一味欧化文体意识，从语言到结构，要动用中国传统文体的资源，叙事结构的资源，包括语言方面的资源。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的转换，很重要的就是文体传统，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文体传统资源转化很重要。包括中国很好的作家，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王安忆都是非常注重中国文体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让中国古代的文体传统和西方文体传统进行对接和转化，这既是湖北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努力方向，同时也应该是文学评论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致力的方向。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长篇小说兴起的历史环境，包括中外长篇小说繁荣的历史进程来看，所谓的长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在于它是从社会本体或者从个体精神角度去回答历史之谜和社会变革之因。从这个角度看，近几年湖北有几部长篇小说很不错，像《蟠虺》、《南方的秘密》、《白虎寨》、《东方既白》。这些作品更加接近长篇小说文体的规定性。还有些作品质量不高，它不叫长篇小说，而是长篇故事。长篇故事只是按时间的发展顺序讲一个故事，长篇小说一定是要回答出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蟠虺》回答问题是市场经济变革缺乏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做支撑的问题，《南方的秘密》回答了中国近三十年社会变革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长篇小说有几个地方需要突破：
第一，从知识背景上讲，中国作家都面临一个知识背景转换的问题。当下作家们所接受的教育、文化背景，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派或者人道主义。但是，社会历史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地从人道主义或者人性角度能做出回答的。马克思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他说从巴尔扎克读的东西，比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加起来的东西还多。巴尔扎克之所以成为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就因为作品里面有丰富复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社会发展有它的规律，仅仅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是无法去回答和解决的。因而，成为一名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是当今作家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第二，是怎么样去描写“恶”的问题。文学作品能不能写“恶”，肯定是可以写“恶”的。但是中国的长篇小说不能像西方的长篇小说那样去写“恶”。中国有着和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文学大胆写“恶”，是因为有非常强大的宗教背景在里面。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文化做支撑，我们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作品怎么样去写“恶”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自然主义或者是缺乏历史态度地去写“恶”，无助于作家写出优秀的、有震撼力的长篇小说。
第三，要关注长篇小说艺术自身的问题。长篇小说有不同的艺术特性。比如篇幅之“长”，作家就要注重叙述的节奏问题。时空跨度大，就有叙述转换的考究；事件纷繁，就得考虑概述与叙述的关系等等。长篇小说艺术自身特性的探索，是每一位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讲师）：继承湖北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我觉得去年几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参与到近些年重要议题的思想辩论中去，从作家亦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伦理出发，担负起思想者的使命。但这一非常有价值的写作尝试，也带出了三个需要反思的问题。首先是“批评的僭越”。围绕去年几部长篇的讨论，常常是非文学的。这些从政治立场或历史分歧出发的批评，对作家不仅仅造成伤害，还会把作家“逼”到一个不得不做出回应的位置上。我观察到去年几部长篇的后记中，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自我辩护与自我诠释。这种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它过于强烈时，也容易将作家限制在批评家赋予的某种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上，反而窄化了作品的丰富性。第二是“作家僭越”的问题。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塑造有典型性的人物或充分呈现现实变动中“人”的状态非常重要。去年几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突出，但也存在着“功能性”过强的问题。由于作家参与思想辩论的意图，在一些人物形象上甚至出现作家的议论、思想大于人物的情况。究竟是由人物来呈现复杂的身心状态，还是作家借人物去表达相对来说比较确认、比较单一的思想观念。我认为这个分寸感要把握好，关键是作家要有一个不断自我反思的创作姿态。驾驭长篇小说的作家，既要有极强的控制力，又要有一种谦卑感。如果作家过于自信，他对事件的表达，就会损耗历史的丰富性、生活的混杂性、文本的开放性和人物的能动性。最后，参与思想辩论的作家，一定要有思想高度。这个高度从哪里来？50后作家可以借重于丰富的历史经验去与现实对话，但这种经验在今天可能格外需要自我清理；60后作家可以借重阅读和知识，但如何成为更有历史感的思想；70后、80后作家常被质疑没有历史，又要如何结构长篇史诗。我个人认为当50后、60后作家因其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更急于进入思想现场时，青年作家看似“回退”的姿态，反而可能从形式感的不断探索中，找到另一种直观把握当下的途径。这大概也是湖北文坛可以有所突破的一角。
王均江（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为了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按图索骥，假期里读了一批咱们湖北作家近几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再加上平时读到的一些，对咱们湖北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总体来说，这几年湖北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斐然，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比如方方老师的《软埋》，陈应松老师的《还魂记》，刘诗伟老师的《南方的秘密》，刘继明老师的《人境》等等，也获了不少国内奖项。湖北作家反映社会问题的敏锐性与深刻性，在国内文坛上还是比较突出的，每每成为热点。如果一定要说湖北作家还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我同意前面川鄂老师与遇春老师的意见，艺术形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可能还稍嫌不足。但也不尽然，陈应松老师的《还魂记》，其艺术特征还是相当有冲击力的。
另外我提个建议，接着梁主席提到的扶持计划及李遇春老师和杨彬老师说到的湖北作家出现人才断层的话题来说。我们省作协已连续做了多项作家扶持计划，比如扶持青年作家、农民作家、工人作家等等，但从回报率来说，对青年作家的发现和扶持回报率必然是最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大胆的想法：扶持计划可否扩大到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我自己教文学写作课，布置学生写文学作品当作业，我的要求是四五万字，写个中篇或几个短篇就够了，但每年四五十人的班总有几个人会写到二三十万字，从写作质量来看，也并不比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差。青年学生有时间，有精力，有热情，所以扶持他们会非常有意义。如果他们被纳入省作协的扶持计划，肯定可以激发出他们巨大的的潜力。余华写《18岁出门远行》，如果没有遇到他的伯乐李陀的话，后面那一大批先锋小说能不能写出来还是个未知数。总之，有专业知识、热情澎湃的青年学生非常值得扶持，这对以后湖北文学的布局也非常有利。
蔡家园（《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这五年湖北长篇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突出收获：
一是创作观念有新拓展。湖北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创作观念趋向多元化，文学视域更加开阔。在宏阔的视野中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整体性关照，将个体生命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表现，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对重大社会问题发言，在宏大叙事层面有新突破。如《白虎寨》《人境》《南方的秘密》，从不同的立场、视角对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刻回应。在个人化叙事方面，像林白的《北去来辞》也有新气象。对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湖北的这些长篇小说都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是精神含量有新提升。湖北作家开始有了一种自觉介入思想现场的对话意识。像《蟠虺》对传统人文精神进行“招魂”，《人镜》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反思，《南方的秘密》对政治与经济缠绕问题的独到思考，《软埋》对历史的多维反思，《黑屋子》对绝对理性的反讽，还有《大金王朝》的“新三国”历史观，不仅显示了湖北作家对于社会历史的把握能力和穿透能力，也显示了不合流俗的思考品格。
三是艺术手法有新探索。如《还魂记》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及跨文体写作，《蟠虺》《软埋》对悬念的巧妙运用，均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含量和可读性。
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呈现与发现的问题。文学对生活不能仅仅是呈现，而应是带有作家强烈主体性的发现，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秘密有新的勘探，勘探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作家的思想能力。如何呈现思想，需要作家秉承对话性姿态。对话既隐含着作家的立场，同时也意味着敞开，更能够激发自由的、审美的表达，而不是观念图解。
二是批判与照亮的问题。我不太欣赏文坛上流行的黑暗写作和残酷写作。文学最终应是温暖的，引领人向上。文学当然不应放弃批判，但要像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作家在凝视黑暗的时候要从中洞察光明。在黑暗中召唤光明，这才是作家的使命。
三是想象力与知识含量问题。想象力匮乏一方面是因为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受固有思维观念的束缚。很多题材作家无法深度介入，除了缺乏一手的生活体验，还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如经济、金融、生态、科技等新知识。绝大多数作家的知识结构偏人文学科，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一片空白，制约了文学空间的拓展。
梅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我以《还魂记》和《软埋》来谈谈湖北长篇小说的特点和问题。湖北长篇小说有文体的现代性、人文主义关怀、地域特色、保守主义立场等特点。比如《还魂记》写亡灵还魂回乡，小说开头设谜，结尾解谜，主情节上有悬念；结构上围绕回乡的鬼魂燃灯穿起少年五扣、外乡人戴孝和兰花岛的建设等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鬼魂还乡与片段化的写法都显示出作者在长篇小说的故事和文体上的创新追求。小说最有特点的是把人物和故事拉到自然界动物与植物的纠缠中讲述，色彩浓重笔力强劲，语言节奏短促，人和自然里的一切都神经质化，具有一种彻底的厚颜无耻残忍血腥粗俗欢乐的美感。这个极端活跃的乡村也成为人类活动的一个缩影，戏剧性和寓言性很强。还比如《软埋》和第四届北京电影节获奖作品法国电影《声梦奇遇》在逆向追忆上的相似，都是从最近的地方开始回忆，最后才发现真相。这些说明了湖北长篇小说的文体是非常现代的，文体上的开放性强。当然还有人文主义关怀和地域特点，大家都提到过了。还有一种保守倾向，湖北长篇小说价值观和思想方面没有太大的突破，这种保守并不是贬义，而是非常认同现实，想保留现实已经存在和包含的东西。像《软埋》的结尾允许主人公选择，相当宽容，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的立场。
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非常独立的虚构世界，使读者获得新的感受，湖北长篇小说的有些片段中可以看到这种努力，但整体上湖北长篇在对人性的揭示、历史的批判以及现实的批判等方面，并没有太抢眼的东西。长篇小说长期强调对现实的观察和反映现实，以真实性作为目标。但是现在的长篇小说总想跟现实有直接的对话，离现实太近使得小说的争辩性和对现实的依赖性过强。历史上，中国小说长期借鉴历史叙事手法，还受到佛教讲经的影响，教化性很强，小说文体的虚构性实践相对薄弱；近代的小说革命又恰恰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小说。如何突破长篇小说对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沿袭和认同，湖北长篇小说在这方面可望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吴佳燕（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长篇小说是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水准体现，检验着作家的生活阅历和写作功力。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我想到两个关键词：异质性，历史感。
异质性就是写出了不一样的小说。写出跟当代湖北文学的写实传统、中篇大省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一样的小说，写跟主流、他人和自己过往不一样的小说。这些异质的声音，是湖北文学多样性发展的潜滋暗流，也是必要的补充和突破。2016年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斐然，名家干将实力担纲，有着关照现实的多重维度和多种方法、视角上的广角或聚焦，并且不乏批判的锋芒。以关注时代现实、关切生命人性为主，也有异质的因子。方方《软埋》中独特的叙事策略，陈应松《还魂记》对现实的魔幻想象，吕志青《黑屋子》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和形而上的玄思，曹军庆《影子大厦》先锋精神的呈现和对社会及人性暗区的扫描。相对湖北文学的传统而言，那些异质的创作，恰恰更值得关注和让人欣喜，也是湖北长篇小说创作长足进步之处。
历史感就是要在历史的回望中挖掘传统、对照现实与指向未来。长篇小说的写作因此将会拥有多重维度和空间纵深。历史感要有在场性和真实感，要让阅读者有身临其境、沉浸其中之感，作者对涉及的历史背景娴熟、精通，取用恰到好处，更像是客观记录，有一定真实性和资料性；要有主体性和想象力。作家的情感投入和主体认知，包括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处理，对文学与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的认识。必须更关注那些历史关头中普通人或小人物的命运，关注那些极端情境中的时代蕴含和人性裂变。而想象力是作家创作生命力和持续性的一个指标。书写历史需要有历史感，就是在强调真实性背后的想象力和历史认知力。不是完全贴着历史写也不是完全虚构。想象生发、文学生长的地方全在于这个“感”字。方方的长篇小说，历史感特别突出。《武昌城》、《软埋》等作品，只要涉及历史事实或事件，这个背景一定是真实可信的，也是可考的。至于那些她所关切并充满意味的生活细节以及丰富的人物命运，则是借着想象的翅膀在现实与历史的天空尽情飞翔，让人物在生命故事中感受到间离和空灵。
梁必文（主持人）：今天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非常成功，听了大家的发言感触很深。湖北老中青三代评论家对湖北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是关注的，而且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谈了很多真知灼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大家对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湖北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增多，作者队伍强大，质量也大幅提升，涌现出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
二是将湖北长篇小说放在全国大格局下来比较，对我省长篇小说创作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包括影响文学创作外因和内因的问题，外因是指文学创作氛围，内因就是作家自身创作。包括管理者和评论者，是不是能够合力营造出有利于出好作品的宽松和谐的氛围，这也是一个文学生态的问题，比如，对一部有创新意识和丰富内涵而又有争议的作品，宽容和包容的态度。我们出好作品、出优秀作品应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全社会尤其是文学组织工作者，为作家营造良好创作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贴近现实一直以来是湖北作家的优良传统。湖北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但面对新的纷繁复杂的现实，如何用更加现代的意识和新的观点武装自己，在这个方面还做得不够。半部杰作的问题，实际上是数量和质量的问题。现在很多作家不甘寂寞，想加快创作的速度，但放松了追求创作的质量。有些作家一年写几部长篇小说，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的现象，在全国也很普遍。
此外，大家还谈到自然呈现与深度发现的问题，历史认知与价值观的问题，人性深度的探寻与审美价值的追求问题，还有如何寻找湖北长篇小说突破点的问题，还有文学作品转化产业链的问题，作家队伍不整齐尤其70后代际断层的问题，组织者既要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同时也要关注那些潜伏者，要关注作家，包括老中青作家。有了优秀的创作人才，优秀的文学作品自然会涌现。
还有文体意识缺失的问题，包括文学批评自身的问题。以前存在的批评是互相追捧式的，这当然不好，这是不负责任。但是偏激的批评，不是以文本出发，而是以观念或者另外的形式出发，这也是不好的，对文学是有损害的。作为管理者，更应该清晰认识到良好文学批评的氛围，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评论家必须敢于对一部作品开展批评，而且是正常的批评，要关心作家成长，既要正面鼓励，也要有批评。作家不能听不得半点批评的意见，应该正确和冷静面对。
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既要繁荣文艺创作，也要繁荣文艺批评。今天召开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目的也在于此。各位专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相信这次会议会成为促进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繁荣发展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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