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杉杉

　　致那些迷失身份的生命
——谭冰长篇小说《走吧，兄弟》浅析

　　谭杉杉

　　《走吧，兄弟》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在时代的巨轮面前，“工人”成为改革、变革的牺牲品，有的人坚持初心挣扎着努力向上，有的人放纵自己不断向下坠，有的人活下来，有的人死去，在上下之间、生死之间，生命的意义前所未有的清晰。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让人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人物身份的迷失与认同。

一、回到浮桥河：身份的转换

成伟业第一次出场，是他从部队转业，坐在前往家乡浮桥河512军工厂的吉普车上。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小说开篇即指出了成伟业面对的身份转换问题：如何从军人转变为工人？当成伟业坐在军用吉普车上前往军工厂报到时，过去/从军的经历和现在/进厂的经历交叉出现，在两个时间纬度、两段人生经验的交替往复中，成伟业诚恳地面对了身份的困惑。一个亲历了越战的人，在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不再是老百姓，他的身份是非常确切的，那就是一个军人，此时的成伟业对自己的认识是清晰的。当他到达军工厂，他开始面对身份的动摇。军工厂的环境对他而言在不陌生中透着陌生，“比方说军工厂的宿舍跟部队营房就不一样，部队像这大的房子要住上一个班的人。”于是，在云遮雾绕的大别山里，他度过了一个异常宁静的夜晚，然而他闭眼见到的画面却是：“他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四下里全是虬枝曲干、长势奇特或特粗或特具造型的原始丛林。他不停地找走出森林的路，可总是有长着锯齿般锋芒的杂草挡着，累了，一种直透背心的孤寂和恐惧感袭来，他感到无助，一整个晚上，一直陷于走不出这片原始森林的困惑中。”将他从困惑中唤醒的是“嘟-嘟-嘟”的军号声。嘹亮的、不断出现的军号声其后将始终贯穿于他的生命，军号声提醒他：他是工人，但不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而是在军工厂工作的工人，这将赋予他比普通工人更多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在军号声响起之时，原来的成伟业模糊了，而新的成伟业尚未诞生。

　　变迁以浮桥河镇为中心展开，开篇谭冰将女娲补天的神话与浮桥河联系，将原始先民的历史与浮桥河的历史联系。在真正进入工厂之前，弟弟成峰带领成伟业故地重游，在他眼里，故乡浮桥河显得熟悉又陌生。当他重新开始观察故乡，追忆的是女娲和她的女儿救世的神话，是女娲的小女儿化作的万鸡山，是山上为纪念女娲修建的“老母殿”。作为隐喻的神话，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线若隐若现，将成伟业和故乡重新紧紧系在一起，这根线，是亲缘、是血脉，是生命的本源。站在万鸡山上，成伟业想起他的童年，想起父亲成桕树，旧日荒芜现在繁荣的万鸡山似乎是过去与现在交叉的时间节点，立于这个时间节点之上，当军号声再次响起，成伟业真正走进工厂，接受了分配的工作岗位，成伟业的变化开始了。

　　“成伟业第一天上班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对战争烟消云散的沮丧，有拥有职业后的那份自豪，又有一种长期身处山旮旯而隐隐生出的惶惶之忧。”初入工厂，成伟业在工厂做宣传，不满足于这份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他又主动要求调入模具车间学钳工，虽然日渐融入工厂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坚持下学会一门手艺，交了大帮朋友，和小米结婚，在工厂扎根安家，但是他还是习惯用眼看站岗的哨兵，习惯听军号的声音，习惯了穿绿色军装，显而易见，成伟业并不想放弃原有的身份——军人。然而，变化还是发生了，当大家相约去县城时，成伟业穿上了一身从未穿过的劳动布工作服，印在胸前的512数字红光闪烁，面对小米的质疑，他的回答是：“工作服是工人阶级身份的象征。”虽然成伟业始终难以放弃军人的身份，虽然身份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这些传递的影响铸就了身份。在工厂这个大环境之中，与小米、蓝蝴蝶、柳红、谭威、老九亦朋友亦亲人的相处过程中，成伟业已经完成了由军人向工人身份转变的过程，这个新的身份是由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历构成的，因此，军人的身份并未完全消失，只不过是以隐形的方式内化于成伟业的新身份之中，这一点将他与其他工人区别开来，同时也是他在身份迷失中没有放弃自我的根本原因。

　　成伟业实现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与他同时到达工厂的这批年轻人转换身份的过程，小米、蓝蝴蝶、柳红、谭威、石榴红这些后来者与老九、成峰、小芹，在充实的工厂生活中结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纽带既因血缘，如成峰与成伟业、小芹，也因爱情，如柳红与成峰，更多的是友情，这样的多重纽带连接、编织到一起，成为“兄弟”。

二、漂泊广州：身份的迷失

从512厂到国营南风公司，再到南风公司股改破产，新生的两个民营公司应运而生，刚刚转换身份、确立身份的成伟业和他的工人兄弟们无可奈何地下岗了。下岗，意味着失去“工人”这个身份，成伟业们陷入身份的迷失，“兄弟”四分五裂。广州，代表了来自南方的新风，也是商品大潮的前哨，“兄弟”先后奔赴广州，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找到新的身份，与之相反，对他们而言，广州只是一个倾尽全力也无法融入的、永远陌生的异乡。远赴广州打工更像是一个漂泊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他们陷入更深的迷失，旅途中另一种什么东西浮现出来，另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拒人于千里之外。

　　

　　《湖北工人作家丛书》之一《走吧，兄弟》

　　南方的这个城市以一种冷酷的表情和姿态告诉这些外来者：你们是不受欢迎的！成伟业们在这里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成伟业、石大柱、成峰，这些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送餐工或者承担其他诸如此类的工作，变成廉价的劳动力。女性的命运则更坎坷，柳红想找一家电子工厂工作，却沦落到夜总会，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白露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却被心怀叵测的男主人强奸，然后被扫地出门；施小凤在广州街头被强奸，因为同乡石大柱的爱情才逃离火坑，最后也不过是和他一起当一个送餐工。在广州这个城市面前，他们仿佛面对了一个莫可名状的庞然大物，无法自主，毫无抵抗能力，然后他们被打碎、被吞噬了。

　　对此，成伟业有这样的内心独白：“广州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在这里别说男人，就是女人往往为了一份工作，不惜撕破嘴脸，面露狰狞。”“情况越来越不妙，每个与他打照面的人总是再回头瞧瞧他的脸，那眼神让人觉得居心叵测。”广州这个符号化的存在，代表了城市和商业，形成了对乡村、传统的威胁，而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商业与传统的冲突，恰恰是成伟业们迷失身份的两个原因。“城乡”在社会转型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模式，“城市”对于乡村文化或者浸濡在乡村文化之下的小人物始终是一种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日渐对传统乡村形成合围之势。成伟业们这些外来者的悲剧便来自于城乡冲突的主题之下。除此之外，成伟业面临的城乡冲突既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又隐藏着城乡背后权力秩序的冲突。以白露的经历为例，她一直勤勤恳恳，只是想得到男主人、女主人的肯定，一旦被男主人强奸，她盼望的、坚信的是女主人回家之后一定会给她主持公道，因为大家同为女人。然而女主人并没有如她预期，而是明知是丈夫的责任，仍然坚定地站在丈夫这一边，将白露扫地出门之后，还给白露扣上勾引男人的污名。从这里，可以看出，强奸白露的不仅是她的男主人，还有女主人。白露与男女主人的关系、柳红与嫖客的关系、成伟业与客人的关系，没有实质上的差异，都是权力关系的体现，这无疑是广州/浮桥河、城市/乡村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秩序的隐喻，城市占据了权力话语的中心，而乡村是失语的，没有话语权的，除了被动接受似乎别无出路。

　　在城市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来自乡村的小人物在不可调和的城乡冲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男性卖力、女性卖身的悲剧是众多乡村小人物的缩影。尽管他们生命中充满不屈不挠的韧力，但是个体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两种文化与两种权力秩序不可调解的冲突交织下遭到无情消解。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的丰富内涵观照社会发展，在城乡冲突书写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对于象征现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在双声变奏中激励仁人志士竭力寻求获得民族独立富强的可能，而“城市”无疑是民族摆脱落后、跻身现代的最好体认，却给乡土中国带来诸多社会悲剧。《走吧，兄弟》中同样表现出这一矛盾，当成伟业固守的平房因城市规划而被拆迁之时，他以各种极端方式抗拒拆迁，然而一旦发现负责拆迁的何主任是父亲战友的儿子，就心甘情愿地放弃抵抗。那么，这究竟是对某种怀旧情结的投降呢？还是对城市进程无法阻拦的一种退让？在现代文明的逼视之下，城市文明的进程是否必须以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剧性结束为代价？漂泊广州，是成伟业和兄弟们的一次艰难旅程，他们磕磕绊绊地上路，一路上历尽艰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置于浮桥河的对立面，以他者的心态重新审视故乡，虽然他们未能在广州重获身份，但是获得了重构身份的视野，因此一旦他们归来，身份得以重构也就成为必然。

三、重返浮桥河：身份的重构

当成伟业捧着柳红的骨灰再次归乡，生命以轮回的方式重新开始。“成伟业总在想，人的一生都在演绎一幕又一幕的戏，或真或假，或长或短，或喜或悲。戏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微笑，各自流泪。一场戏的结束意味着另一场戏的开始。生命本是场轮回，来来去去，何曾有过丝毫的停歇。”此时的成伟业认识到终究还是要在故乡的土地上才能找到身份的认同，重返浮桥河，是他和他们/兄弟重构身份的努力。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浮桥河经历了战争、和平时期的建设和商业大潮的侵袭，外来商业文明却像洪水一样冲击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中的有些人对变化敏感而且主动，比如虞敏、谭威；更多人的适应则来得更近于糊涂一些，更近于无意识、不自主，比如蓝蝴蝶、丛美娜这些女性；也有极少数人始终未能真正适应，比如老九。而成伟业，虽然说凭着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地生活在浮桥河，但理智却引导指示他向外找寻突围的良方，应该说，这是成伟业情感与理智上的矛盾，也是作者不得不面对的艰难选择。可以说，正是有了出走广州，成伟业才有了自主创业的想法，“成伟业在南方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辛，柳红的死，虞敏的韬略，让他的胸中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自己当老板，下岗工人的生存状况太糟糕了”。

　　成伟业一方面将广州视为对立面，另一方面又将广州作为参照系，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情感上怎样对城市心怀忧惧，即便是在广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回到了浮桥河，成伟业还是选择了向城市靠拢，此后不断地往来于武汉、频繁出入飞机场就是明证。无论他情感上怎样视城市、商业化为一种异己的外来压力，但其时浮桥河经济落后、日益边缘化却是事实。变革是不得不面对甚至是不得不为的选择，闭关自守必然导致僵化。从理性上说，成伟业对于城市化、商品化没有刻意抵触讥讽；从感情上说，他又有心向过去、传统的一面，脑海中时刻回想的军号声标记了他的身份，使他念念于维护传统血脉的延续与壮大。因此，面对困境，成伟业在求变的同时又始终回溯传统，在基于“兄弟”二字的传统情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这种努力也得到了肯定。在自主创业之后，成伟业能够避免了老陶被其他公司挖墙角，不是因为商业、变革赋予他的商人头脑和金钱杠杆作用，恰恰是因为他对老陶真诚的关心，是因为“兄弟”情义。小说中这种细节比比皆是，例如大师傅出走前对成伟业母亲的忏悔，出走后化身算命先生冥冥之中给成伟业解梦，都是对这种残存无几的情义的某种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虽然被作为商业利己主义的具象表达，威胁着作为生活方式征象的“军工厂”，而“兄弟”则被作为传统利他主义的表达，保护着“军工厂”，虽然这个工厂的实体已经解体，但其精神却没有消失。

　　确认了变革的必然性，成伟业便坚持这个方向从未动摇，他将城市、商业化与乡村、传统结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在失去，又不断地在获得。小米、老九、岑斌先后离世，小说结尾，幸存的成伟业、谭威等人去上

　　坟，“成伟业站在成家的祖墓前，沿街的房舍覆盖着沧桑的岁月，天上的云在跑，地上的风在啸。远处的山谷，响起了阵阵嘹亮的军号声，那铿锵澎湃激扬的旋律越过连绵的大别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惊雷和呐喊，像风云，穿越尘烟，飞向远方。成伟业抚摸着儿子的肩膀，耳畔回荡着父亲成桕树的话：’你爷爷曾对我说，人，只要活着，就能把胜利的锣鼓敲起来！爸爸希望你将来能在乌桕红了的季节，带着你的孩子常回浮桥河去看看你爷爷与爸爸一同长眠在哪里的战友。’”

　　《走吧，兄弟》实则是成伟业走出去以后的身份想象，隐藏的军人身份、外在的工人身份使他能够跳出单一身份限制，站在一个相对超越的位置思考社会变革和人的发展的大题。小说中一方面对改制转型感到焦虑，对外来物质主义冲击下人性的扭曲及世事的混乱心存忧苦；另一方面，在旧的正在消亡、新的尚未建立时，他又能怀着深挚的热情，寻找经济、道德发展之途。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性之中成伟业开始了身份的重构，此时的他，对身份的思考超出了军人、工人的社会身份范畴，他是从“人”的立场来考虑身份问题，探讨的是人性和人性当中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焦虑，这种身份重构的努力将伴随成伟业的一生。

　　《走吧，兄弟》这部小说探寻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历程，那就是自我身份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原有身份的消失、隐匿或者修正，以及新身份的确立以及自塑。但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为力图刻画人物群像，作者希望面面俱到地为这些人物立小传，交代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但涉及的人物多，情节线索琐细繁复，有时情节的过渡略显生硬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