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旻

　　在场的批评
——评蔡家园《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

　　吴思旻

　　在这个喧嚣和浮躁的年代，谈文学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坚定的致力于文化批评的写作者，一个有担当、有魄力、以批评介入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青年批评家蔡家园用开阔理性的批评视野，审视湖北地区文学乃至全国文学，将求真求实的问题导向意识融入感性审美经验，见证着20年来时代文艺批评风尚演变，真诚而有力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批评家作为时代的一分子，必须成为历史变迁和文艺发展的在场者，勇敢地直面人生、介入现实。”

批评视野与人文关怀

批评视野的开阔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位批评家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常年定居湖北，从事文学编辑与文学创作的蔡家园，并没有将批评对象仅仅放在湖北地区文学一隅，而是同时将目光投射于全国性的作家作品，审慎而诚恳地发出个人的批评声音。

　　无论是对于省外作家张承志、贾平凹、张炜、周李立等，还是湖北作家方方、池莉、刘醒龙、陈应松、李修文、吕幼安、阿毛、徐鲁等人，蔡家园都予以了同等的关注热情和虔诚关怀。他的批评趋于低调厚重，以不偏不倚的严肃态度，剥离掉外界赋予作家的刻板头衔印象，善于深入作品，还原作家创作意识，让作品“说话”。

　　批评家与作家应当建立起怎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名家近作，蔡家园从周遭的溢美之词中跳脱出来，审慎而有距离地指出批评对象存在的不足，以及当下文坛呈现的带普遍性的困境。比如在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为“纯文学”亮起红灯》中，他直言道，“思想的贫乏无力，无从在他的文字间寻觅到精神撕裂的痛楚与思想交锋的光芒，更感受不到他对于这个时代敏感而尖锐的穿透和由此带来的强烈心灵震撼，同样清晰地暴露了贾平凹的写作短板。”并一针见血的指出，“对于处在困惑中的‘纯文学’界来说，贾平凹的无奈是具有普遍性的”。从作家个体创作困境发掘到整个中国纯文学的处境，这体现出一个批评家的学理修养与敬业精神；更重要是，这关乎“我们的文学理想”的重建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学民族之魂的发掘与重塑问题。

　　对于根植于湖北地区文学脉络中的，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家作品，蔡家园关怀和审视的批评目光中饱含着深切热忱。如对陈应松神龙架系列小说的精神价值，他评价道，“厚重的历史感，人性隐秘的痼疾和内在痛苦，具备了直击人心的强大能力。草根情怀、精英意识和宗教境界水乳交融在陈应松的精神世界里。”正是深刻的在地性，以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才能引发同样身为湖北人的批评家的共鸣与价值认同。扎根于湖北地区文学并放眼全国文学，正是这种批评视野的开放广阔，使得蔡家园的文学批评维度向纵深发展，文学批评道路也越走越开阔。

问题导向的批评意识

当下的文学批评或者偏重审美感悟，或者爱处处套用理论，大多流于“言之无物”，这种批评看似学理逻辑严密，文艺鉴赏功力深厚，其实是远离文学对象的“不及物”的批评，暴露了文学批评所日渐表现出的思想疲软、面貌同一等弊端，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批评的力度和价值。

　　蔡家园在当下批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专业严谨的批评态度，将求真求实的“问题导向”意识融入审美感悟中，体现出思想的深邃性，其探索精神更具时代穿透力。

　　在《对峙·反抗·撕裂》一文中，蔡家园敏锐地发现池莉独特的创作心理，贯穿到所有的作品创作中，巧妙地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来洞悉作家深层紧张心理的创作动因。在“紧张出现——紧张强化——紧张解除”的动态系统中，呈现出作家个体的心理成长史，同时揭示出作家惯用的“内聚焦”叙事模式，与这种创作心理密不可分。

　　

　　《重建我们文学理想》

　　在探讨刘继明小说创作发生论的《焦虑：物欲时代的生命体验》中，蔡家园以“焦虑”这一现代人的精神病症为切入点，从焦虑的显现、缘起(作者本人生存焦虑、身份焦虑)到超越焦虑，娴熟地将罗兰·巴特、赛义德等批评理论融会贯通，对文化关怀、个体人的价值有着细致的洞察力，深刻揭示了当代人的精神危机，将问题意识呈现得淋漓尽致。

　　难能可贵的是，蔡家园并没有刻意在不同的文本中，寻找批评写作的规律。他进入每个作家和文本的视角与方式各有不同，他论述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带着问题进入的，发掘每个文本以及现象自现的独特价值，在细读中，深入个体感性体验，与理性阐释不动声色地交融起来，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开去。

　　各个不同的研究角度，高度重视差异性的批评，彰显着蔡家园对作家及批评对象的个体尊重与人文关怀。坚持“问题导向”去发现问题、论证观点、推进论述，鲜明的学理色彩，丰盈的审美体验与独立的主体性相交织，体现出蔡家园求真务实的批评精神，和对文学批评事业本身的虔诚追求。

时代与文艺的见证

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必定是把个体放在时代中去思考的。

　　面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当代文学场域，蔡家园对批评者身份始终保持着冷静自觉，他始终要挑战那个充满洋流与暗涌的“当下性”，他始终“在场”，敏锐地捕捉着时代发展潮流，把握和见证着新中国近20年来文艺批评风尚的更迭。正如他在后记中所写，“文学是时代与心灵的记录，文学评论亦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时代文化风尚的变迁，也记录着一个渴求独立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

　　《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中的《对峙·反抗·撕裂——池莉创作心理试探》创作于1995年，之所以选取作家池莉作为研究对象，除了湖北作家在地缘因素上的亲近外，乃是因为池莉是盛行于全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领军人物之一。蔡家园独辟蹊径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踏实深入地将“问题意识”贯彻在写作中，表现出良好的文学素养与批评意识。

　　蔡家园对湖北地区作家的持续关注，可以追溯到21世纪之交湖北文坛的新秀李修文。在《他是一个异类》一文中，蔡家园毫不掩饰对李修文的才华的惊异与称奇。敏锐地发掘并预言李修文不可估量的文学潜力，将给湖北文坛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千禧年初，蔡家园将目光投射到文学现象——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上，提出了质疑与呼唤，《到底是一间怎样的“屋子”？》通过对同时期女性主义创作的观察开始反思，除了性和物质，女性主义关注的还有什么呢？“被复制的性实际上也就是商品。边缘化写作与抗拒式的写作，摆脱商业化写作的泥淖，还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该文还构想出了一个健康的女性主义生态发展的框架，“女性主义表达的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被男性话语所遮蔽的女性所共有的经验。”次年蔡家园以《作为女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为题，评论了湖北女诗人阿毛的早期诗歌创作，这些都在一定侧面上反映着当时女性主义创作风起云涌的现象，积极回应着时代潮流。

　　与女性主义潮流同步兴起的是消费经济时代的到来。蔡家园察觉到这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以物欲时代的“焦虑”这一现代人的普遍症状切入，创作《焦虑：物欲时代的生命体验》一文，考察了刘继明的小说创作发生，体现着对时代与人性的洞见。蔡家园继续探究湖北作家创作经验，高度评价了陈应松神龙架系列小说的存在价值。在《荒野中的求索与超越》中，他认为其作品“与这个时代流行写作的最大区别是从功利性摆脱了出来，直面生存的困境。”确实，面对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神龙架旷野孕育出这种超凡脱俗的心态更显珍贵。

　　新世纪以来，随着体制变革、市场经济的急剧变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受到全所未有的冲击，沉淀出了一系列“底层叙事”作家。蔡家园又一次敏锐地抓住湖北作家刘继明实现的创作转型。在《沉思中的追问与责任》中，他评价道，“刘继明沉思的目光开始转向关注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既关注这些下层人物具体的现实生存，更关注他们的精神困境和心灵挣扎。”蔡家园认为刘继明的创作不仅饱含着对现实图景的逼真描绘和强烈的批判性，还提供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与底层叙事相对的精英文学，也开始转向知识分子的群像描绘。在《反思神话启蒙——评刘继明<神话>》中，蔡家园将知识分子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身份进行反思，精准地定位道，“那些曾经的‘右派’知识分子像‘英雄’一样不断地被塑造着，愈来愈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精神生态和社会发展。将蕖伯安放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来观察，他无疑是一个陌生的启蒙者形象，也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典型。”面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已呈衰微之势的处境，蔡家园针对刘醒龙近作《蟠虺》，发出《为知识分子招魂》的呼唤——“将中国传统‘士’的自省、持守，加上自由批评的独立精神，才是现代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之魂”，这也正是“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的题中之义。

　　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开阔的康庄大道，批评家所承载的是整个时代、社会和人生赋予的使命。青年批评者蔡家园以“在场”的批评姿态，坚守独立的批评品格，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前进了20余年。他以理性专业的批判精神、开阔的批评视野、求真求实的问题意识，不懈呼吁着“我们的文学理想”的“重建”，也实践着个体文学理想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