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新世纪台湾文学奖之状况

　　古远清

　　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时代，创作是一种欲望，作品出版同样是欲望，得奖则是更大的欲望。

　　文学组织制度，本来不仅包括执政党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团体的设置以及出版制度、教育制度，它还包括为满足各种欲望而建立的文学奖制度。

　　在台湾文学奖方面，上世纪50年代最具权威性的是官方设立的“中华文艺奖”，于1955年解散后仍有军方、党方和政府部门颁发的各种文艺奖。可这些官方文学奖的权威性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已被《联合报》《中国时报》的文学奖所取代。到了政权轮替，随着政治夜市热闹非凡，随着选举口水漫天飘洒，随着“去中国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的文学评奖制度在新世纪发生了裂变。

　　新世纪文学奖和上世纪最大的不同是蓝绿意识形态和多元共生现象全面渗透评奖体制、机构、出版策划和读者反应等方方面面。官办的如“国家文艺奖”、“总统文化奖”、“金鼎奖”尽管还像过去那样对文学发展起着所谓样板作用，但大部分作家对其评奖标准均不认可。蓝、绿两派和消费市场无时无处不在建立各自的评价标准与机制。即使是标榜最客观的评奖，也或明或暗受这种标准与机制的制约。这就是说，评奖制度是按照各自“政治正确”原则和艺术标准，“制造”自己的文学明星，推出自己认可的“优秀”作品，另一作用是让作家们在简历中增添一条得奖资历。

　　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奖之多，可称得上是文学史上的另一个传奇。且不说全球性的、全岛性的、地方性的，还有属于媒体、佛教、学校、基金会、行业会、工作室的。这些文学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新世纪台湾文学制度的建构。在新世纪台湾文学场域中诸多评奖活动，不仅包括批评和创作中所运用的一般文学知识，也包括政治知识、社会常识、市场意识。正是这些知识的合力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台湾文学奖的基本形态。创办杂志、举办会议、对获奖作品进行评价，然后出版得奖者传记，让得奖者巡回演讲，是影响新世纪台湾文学奖的重要方式。因此，文学媒体、民间团体、台湾文学馆、地方文化单位成为新世纪文学奖变革的重要推手。

　　新世纪台湾文学奖的权威性来源于政治权力及由此带来的文学话语权。即是说，某些全岛性的文学奖人们之所以看好，很大程度是因为主办者和执政者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充分的行政资源，否则光亮度就不大。如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于2001年创办的“总统文化奖”，在民进党统治时期被“绿化”，钟肇政等绿营作家获得了相当于终身成就奖的百合奖。

　　官办奖为避免僵化和舆论的指责，也作过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革，如“国家文艺奖”原称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这里有旧制与新制之别，其差异就在于旧制“类别与项目”较为细密完整，比如文学部分，旧制细分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新诗、旧诗、歌词、传记文学、新闻文学、戏剧、文艺理论、电影剧本等，每届申请人够水平则颁发，无则从缺。新制则较重视终身成就，这未必与当年成就有关，如文学类仅一人得奖，是为了推广得奖者的创作经验与成就。

　　在政治正确——审美标准——市场效应三元模式的新世纪文学评奖机制中，获奖者的成分在走向年轻化。由最初为包括资深作家、传播者和消费者在内的极具兼容性的话语，而随着人们对文坛现状及文学市场的深入把握，得奖者更多的是新一代作家。这些年轻作家从大学时就开始“征战文学奖，从《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三大报文学奖。大报文学奖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古代科举的意味，又像是现代的国家证照考试——得了奖，就拿到进入文坛的通行证。”正是靠这种后来居上的新秀，潜在地影响着新世纪台湾文学奖体制的变革。由《联合报》系主办的《联合报》文学奖和《联合文学》新人奖之所以未曾老化，不仅在于它的公开原则，还在于这个奖一直在突出新人，不被著名作家所垄断，如2012年第34届《联合报》文学奖，刚大学毕业的舒猫(吴纯)便榜上有名。

　　新世纪台湾文学场域在弱化官办文学奖向地方化倾斜的改革中，逐步确立了作家们相对于政治干预的独立地位。“工作室”的加盟，也给通俗文学得奖开辟了新管道，而高校台湾文学研究的开展，亦为文学论著进入评奖机制架起了桥梁。这方面的文学奖有由明日工作室于2005年创办的温世仁武侠小说百万大赏征文，由台湾诗学社于2009年创办的台湾诗学研究奖和由台湾文学馆于2005年创办的台湾文学研究论文奖助。

　　新世纪台湾文学奖另一突出趋势是综合型的奖项在萎缩，而专门化的奖项越来越多。这专门化表现之一要么获奖者是清一色本土作家，要么本土作家是专用母语创作。另从文体上分，有小说奖、散文奖、新诗奖、翻译奖，还有长篇小说发展专案、九歌二百万长篇小说奖、倪匡科幻奖、儿童文学奖等等。也有以作家命名的文学奖，如由个人出资设立、打破官方文学奖一统天下的“吴浊流文学奖”、“巫永福奖”、“吴三连奖”。另有为纪念散文兼翻译大师梁实秋而设的梁实秋文学奖，它走过四分一世纪后由梁实秋生前执教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接办，人们期盼它“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有些地方文艺奖虽然覆盖面不广，但在县市起到了鼓励创作和振兴文运的作用，如由台南县政府创办于2002年的玉山文学奖，由高雄市文化局创办的“打狗(高雄的本名叫“打狗”)文学奖”，以及由台中市创办的大墩文学奖、台北市创办的台北文学奖、台北县创办的台北县文学奖。这些奖从征文到评审再到颁奖，差不多花一整年时间。可惜的是颁奖后作品的传播陷入困境。主办者极少考虑获奖作品如何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进行被阅读及评论。“作家生活的困窘、出版市场的‘冷清’与颁奖时的‘热闹’几乎成了两极的对比。”

　　文学奖本是作家的身外之物，但仍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不入流的作者对此趋之若骛，以让文学奖证明自己的文学地位和身份。“上个世纪的作家多半是人生逼成了作家，这一世代却是人生还没有开始，便立志要当作家。他们少了上一代夜奔梁山的江湖气，却像十年寒窗的书生，一路按部就班地从学生文学奖拿到大报文学奖。好不容易金榜题名，却偏偏遇上改朝换代——平面媒体式微，文学奖失去‘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光环。”为弥补这一不足，也为满足这些作家的另类要求，各种部门均插手文学奖，为文学奖游戏另添了几分“春色”，如性史2006征文、外籍劳工诗文比赛、基督教雄善文学奖，另有宗教文学奖、法律文学创作奖、台北旅行文学奖、叶红女性诗奖、世界华文文学奖、海翁台语文学奖、台湾闽客语文学奖、彭邦桢诗奖、台湾诗学散文诗奖、林荣三文学奖、台湾文学部落格奖、风起云涌青年文学奖……

　　有一部风行一时的草根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套用这句话：“风起云涌”以至泛滥成灾的新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奖，也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这高达上百个的文学奖，共享着如下几个特征：“真假难辨、反讽主义、黑色幽默。”不过，这多民间文学奖，毕竟说明非官方奖已成为左右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特点是未经过蓝绿两党意识形态的权威认证，另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上，都谈不上丰厚。一旦主办单位“断奶”，这些文学奖也就无疾而终。

　　文学奖本是写作的竞技场，可多如牛毛的新世纪台湾文学奖项，如果不是病入膏肓，恐怕也是问题重重，急需下猛药诊治：

　　1、奖项相似，造成一稿多投，重复发奖。许多作家光靠参加各类的文学奖，据说一年就可以有六位数的奖金进账。

　　2、不少奖项不仅资金欠缺，稿源也严重不足。

　　3、许多征文作者均以上次得奖作品为样板进行炮制，有独创性的不多。

　　4、文类不平衡，许多文学奖偏向小说、新诗、散文三大类，剧本的征集常常被忽略。

　　5、随着副刊向文化方面转型，能登较长的短篇小说的副刊越来越少，因而征文时对短篇小说的数字要求越来越短，这不利于这种文体的发展。

　　6、评审团队与机制未能及时刷新，评审委员长期老面孔居多，得奖者也差不多是固定那几位。正如锺怡雯所说：“文学奖多到可以产生专业参赛者，或者所谓收割部队。”

　　7、某些征文奖已成了投机分子进入文坛的敲门砖。

　　更重要的问题是两党政治渗透其中，如黄凡的小说《反对者》，因书中有对国民党强烈不满的内容，在《自立晚报》设立的百万大奖评审时，支持国民党的评委马森、司马中原投反对票，而不满国民党的评委看了后觉得正中下怀投了赞成票，可最终未超过半数而落选。又如吕正惠的一本评论集曾被出版社上报去评金鼎奖，可因为他“左统”立场太鲜明了，故一些评委就以另一本书作为跟他对抗的资本。2011年在台北颁发的“国家文艺奖”也有小插曲：亲自到场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马英九特别上台致赠五位得奖者小礼物，唯独歌剧艺术家曾道雄不愿上台，他表示这是艺术的场合，不应扯上政治。不过，马英九事后仍走下台亲自向这位绿营艺术家握手道贺。

　　在众多不满和反对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台湾文学界一直不敢面对的事实：文学评奖受到这种党派及舆论、商风、社团制约的因素，越来越多外在势力在干预它们，这些势力扼杀了评奖是为了再现典范乃至发现经典的可能性，使既定的美学立场无法坚守，最终导致了某些文学奖评奖者就是获奖者，或者总是把奖项颁给那些熟面孔和圈内人，成了小圈子“排排坐，分果果”的吊诡，这造成评奖在社会上影响甚微，即便在文学界也少有人问津。这种把评奖蜕变为人情的游戏、资本的游戏、娱乐的游戏的做法，造就了一批“奖棍”或曰“得奖专业户”。这些人写自己的文学小传时，光得奖经历就有洋洋洒洒几百字，形成台湾文坛独有的最诡异现象。尽管台湾文学奖主要是鼓励新人的征文比赛，不像大陆多奖励出过许多著作的成名作家，但就其缺陷来说，正和南京大学王彬彬评某些大陆文学奖一样：所谓文学奖，不过“是组织者、评委和获奖者的一次自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