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兆伟

　　从造纸术到铜活字
——兼论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夏兆伟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古代中国的宝贵遗产，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造纸和印刷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们对中国民间社会产生的影响，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造纸术 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技术的发展对文化和知识的传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最根本的两点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本文从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技术的改进来谈技术的发展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造纸术的发明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纸发明以前，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有两类，一类是竹简和木简，一类则是帛。秦汉时期简帛并用，以简联为册的书籍称为编，以帛曲卷成书，则成为卷。但是简编笨重，帛价贵，都不是合适的书写材料，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被人们创制出来。

　　1957年，在西安灞桥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过一些用麻类纤维制成的残纸，据认为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人造纸片。植物纤维造纸方法的大规模使用，当始于东汉和帝时。当时宦官蔡伦集中了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敝布、破渔网造纸，价格低廉。以后全国普遍制造，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到东晋末年代替了简帛，成为最通常的书写材料。用纸书写的普及，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即有“染潢及治书法”的条目，叙述染纸的技术要领。不加染治的白纸，可以达到很高的光洁度。梁元帝萧绎有《咏纸》诗专咏白纸：“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造纸技术的大发展当是在唐朝时期。李肇《唐国史补》云：“纸则有越之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而且从唐朝以后，造纸原料的来源更加广泛，促成了造纸成本的低廉，使纸的使用已经成为知识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

　　纸的发明对知识传播和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纸发明之前，知识的传播都是以简帛为载体。上面已经提到过，竹简太笨重，帛太贵，都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这些限制体现在书籍和文化资料都由政府和豪门大户所垄断和控制，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书籍。在木简上书写前，要对竹和木头进行加工——加热或者晒，来防止虫蛀，提高竹简的寿命，费时费力。纸张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制作工艺和制作过程都大大的简化了，从而使纸的迅速普及成为可能。用纸的第三个好处就是书写方便。在竹简上书写时，要考虑竹简的长度，而且一片竹简只能写一排字，相对于纸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对求学者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求学成本大大降低。

二、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发展及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习惯使用雕版印刷。其方法，一般是将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板锯板刨平，在薄而透明的绵纸上写好文字，字面向下贴到木板上，用刻面的字形将字刻出，即成为书版。在书版是刷墨，然后以纸覆盖匀拭，使文字印到纸上，成为正字，揭下来，就成为印刷品。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印”字，以下历代都有镌刻反文的现象。秦朝规定皇帝反用印章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东晋道教徒葛洪提到一种“黄神越章之印”的辟邪印符，“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抱朴子·内篇》，这已有接近雕版的趋势了，另外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曾经雕刻“熹平石经”，将官方确认的儒家经书刻立石碑，读者可通过拓印的方法将经书内容复制到纸上，这与印刷术的原理也是相通的。

　　大致而言，雕版印刷原理是在署押印章，拓印石经的启发下，随着造纸、制墨技术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加以应用的，可能很难找到非常准确的、具体的发明时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明人路深作《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也。

　　印刷术的出现，反映了文化的繁荣。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知识的传播主要靠手抄，在只有惟经典典籍为上的时代，手抄并没有体现出劣势，但是随着唐朝文化的繁荣，各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各种书籍大量的出现，使手抄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

　　究竟什么样的书籍要求批量、快速复制，从而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产生呢？主要有两类文字材料，一类是佛教经典，另一类是同民生密切相关的历日、医药之类。佛教文化在唐代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出家的僧尼，还是家居的信众，信佛的人数非常之大，从而所需用于发展和诵读的佛经数量也大，而医药、历日、卜筮书籍也是社会大众所共同需求者。

　　敦煌石室所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这是迄今20世纪末中国本土发现的、绝对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原件仅有一小片，但信息丰富，经考证，其绝对年代可以确定。唐朝后期，雕版印刷术在民间的应用渐为广泛。穆宗时元稹所作《白氏长庆集》序，称白居易诗风行社会，“至于缮写模勒，衔卖于市井。”并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白居易)及予(元稹)杂诗，卖于市井之中也。”(《元稹集》卷五一)。当时民间多私自雕版印制历书，在四川、淮南等地，官方历书尚未颁布，私印者已大量贩卖于市，故文宗大和九年(835)专门下令予以禁止。佛教印刷品也很流行，包括佛像、经咒、发愿文等。武宗会昌(841-846)灭佛，即将大量佛教印本焚毁。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珓为父母祈福而出资印刻的《金刚经》。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在宰相冯道的主持下，开始将儒家《九经》校勘后刻版印刷，历时二十余年，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工毕，并附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读物，共计130余册。这是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工程，影响很大，以致不少人曾将冯道误认为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者。在南方诸割据政权，印刷业也很兴盛，尤以吴越国都城杭州、前后蜀都城成都为最。

　　宋朝的雕版印刷业更为发达，有官刻、家刻、私刻之分。中央、地方官府注册刊印的书称为官刻本。主管教育的国子监，同时也是国家出版机构，下辖国子监书库，“掌印经史群书。”(《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除供朝廷颁赐外，同时也向民间出售，利润缴纳国库。开国之初，司天监、秘书监等机构，地方转运、安抚、提刑、茶盐诸司及府、州、军、监、官学也都大量刻书。宋太宗开宝九年(971年)，遣内侍张从信等在四川主持刊刻《大藏经》5048卷，共雕版印刷13万块，史称《开宝藏》或《蜀藏》。士大夫私家或私塾刻书，称为家刻本。家刻本刊刻范围较官刻更广，尤以经史以外的子部、集部书为多。书商开设书坊(或称书肆)，刻书销售牟利，所刻书籍称为坊刻本。宋朝书坊遍及全国各地，如建安(今属福建)余氏勤有堂(亦称万卷堂)，临安(今杭州)陈氏书籍铺，都是世代刻书的老字号。它们通常拥有自己的刻工、写工和印工，其刻书或系接受委托，或自行编撰，具有名目新，刻印快、行销广的特点，对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刻书业的发展，书商往往是将经过精心校勘的私家或其他书坊刻本径自“盗版”翻刻获利，因此一些精刻本刊行时还曾呈准官府，颁布保护版权，禁止翻刻的命令。

　　寺院藏书的出现，标志着真正独立于政府外的民间藏书机构的形成。由于寺院的藏书是对外开放的，充当了公共图书馆的角色，而一些高僧也会向民众讲解知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寺院藏书使平民有了阅读书籍的机会，使民间文化得以繁荣。这对教育的影响非常巨大。从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使平民有了升官进爵的机会，而在当时书籍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许多读书人往往求助于寺院，这也使一些有名的诗人和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还有一些僧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

　　寺院藏书这种形式催生了书院的形成，或者说寺院藏书室是书院的雏形。在私人设立的书院中，出现了授徒讲学的活动。据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级在：皇寮书院，“唐通判刘庆霖以讲学”；又据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记载：松州书院，“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同治《九江州治》卷二十二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兖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虽然具有授徒讲学活动的书院在当时还不普遍，规模一般也不大，没有形成系统的规章制度，但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新的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正式萌芽了。一直到近代，书院都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民间教育组织形式而存在，这与印刷术的发达所带来的书籍的大量丰富分不开的。

　　宋朝以后，文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间文化开始勃兴，传统上的雕版印刷因成本高，不易更改，已难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活字印刷出现。

三、木活字和铜活字

雕版印刷每印一书，就要专门雕刻此书的书版，费工费时，且保存书版要占用大量空间，颇多不便。因此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了更先进的活字印刷术。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记载，毕昇用胶泥制坯，一坯刻一字，用火烧硬成为字印。在铁板上敷设松脂、腊、纸灰合成的黏合剂，上置铁框，将字印排列镶嵌于铁板之上，铁框之内，用火烧烤铁板，使黏合剂稍微融化，然后以一平板覆盖字面，使其平整，即可印刷。印毕再经火烤，取下活字，以备下次再用。毕昇这一发明，包括制造活字、排版、印刷三道工序，与现代汉字排印的原理完全相同。不过由于汉字字数较多，印刷所用活字数量庞大，制字、拣字、排字都比较费事，同时总体而言古代印书种类仍然有限，经史之类都要反复印刷，因此在雕版印刷已成习惯的情况下，活字印刷并未取代前者的地位，只是偶尔见于记载。南宋光宗时，周必大曾用活字印刷他撰写的《玉堂杂记》。另外，西夏也曾用活字印行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又可能是今天所见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由于早期活字都采用泥和木头，容易损坏，不是很实用，加之当时的主要印刷品还是经史之类的，所以印刷术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印刷术传人外邦后，当时的高丽王朝创制了铜活字，并于明太宗洪武年间传入中国，至此，中国的印刷术的发展告一段落。在明朝以至近代，铜活字一直视印刷业的技术主导，雕版印刷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致现在的宋版都是无价之宝。

　　对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价值要分两方面来看，不能说雕版印刷落后，也不能说活字印刷发达，它们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的文化需求。在五代乃至宋朝，都是经史占据文化的主流，很少有原创作品，对雕版印刷的要求就比较高；经过宋朝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宋元话本等民间艺术的发展，雕版印刷已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明代文化的发达更需要印刷技术的发达作为支撑，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教育得到更深一步的普及。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封建专制越来越强，印刷术的在中国的作用并没有像西欧那些国家起的作用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1]翦伯赞,等.中国史纲要(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浙江财经大学学生处)

　　夏兆伟(1986-)，男，汉族，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高校思政、学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