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存在论视阙下反思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论的文化转向
杨梦晗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哲学开始对语言的本质进行讨论，海德格尔认为本质表达在语言里，对语言本源的思考渗透进他的存在观。语言转向出现并开始引导哲学回望“逻各斯”等西方古代及中世纪对世界本质的定义。值得关注的是，同样在二十世纪，翻译理论中开始出现以巴斯奈特为代表的文化翻译观，其文化转向论指出译学研究应重视文本的“语域文化”文化研究。翻译应以文化作为单位，实现异语言之间文化意义的等价转化。本文拟在语言存在论的视阙下，反思文化转向造成翻译实践中源文文化的缺失和源文文化传播的滞涩。
语言存在 文化转向 文化缺失
一、语言转向与文化转向
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方面，欧洲语言哲学家堡德明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如果这种民族精神能映射进世界本质的“逻各斯”中，那么这句话当中存在一个语言与本质互为载体的逻辑。海德格尔则进一步认为：“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特根斯坦更直接的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不能误会的是，这些观点并非认为：人说怎么说世界就怎么改变，反而是说语言并不是被动受人支配的“被说”，语言产生的源头有语言本身“有所说”的特性存在。在语言和事物的关系方面，维特根斯坦认为：“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海德格尔把这种神秘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他认为：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这也就是说伴随词语产生的是词语在语言整体当中的位置，也是词语所对的应事物在整个世界当中的位置。无论是词语还是事物，有其位置，才能显现实现存在。
从上述观点的视角来看翻译行为当中源文文化的存在，源文就不是被动的工具，换句话说源文语言并不是单纯的受源文产生时文化背景的支配，相反源文语言正主动地述说着源文文化。源文产生的同时，也将源文所对应的各种复杂的特殊存在在整体世界里进行定位。按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源文也只有放在源文所在的包括源文文化的整体世界里，才能显示出来。
在行为学范畴，文化是生命体的非本能性活动，诚然文化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多元复合，源文对文化的表达就必然是一种非直接的形式。而源文本质的显示非单一性的复杂集成。因此巴斯奈特指出“翻译是文化内部和文化内部之间的交流”，这种使翻译论从以“词汇”为单位进行翻译的观点向以“文化”为单位进行翻译的观点转向的翻译观的出现，虽然巴斯奈特本人没有在其著作中明确说明这种翻译论中的“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的联系，但无论从时期上看，还是从二者的内涵上看，似乎二者之间都存在种重合部分。
二、文化翻译观下源文文化的缺失
以林纾翻译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为例，虽然林纾所处的时代远早于文化转向这一观点的提出，但他所从事的翻译工作中却明显带有文化翻译观的影子。作为完全不懂法文的译者，林纾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通过王寿昌口述，林纾笔记的方式合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因林纾不通法语的客观条件，茶花女的翻译必然不能以词汇作为翻译单位。相反林纾借王寿昌的口译为媒介，将《茶花女》所表达的文化转化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所能理解并接受的文化。从语言存在论的角度来讨论，假设这种翻译成立，那么源文与译文的语言存在也应相等。也就是说两个文本本质的“逻各斯”应相等。然而这两者是否能够达成一致？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文本为例，译文在描写马克时写道：“作为妓女的马克长身玉立，御长裙，仟仟然描画不能肖，虽欲故状其丑，亦莫只为辞。修眉修眼，脸犹朝露，发黑如漆覆额，而仰盘于顶上，结为巨髻。耳上饰二钻，光明射目。”上述对女性的描写大多融合着中文语域世界里对女性的古典审美意识。其译文语言是对中文语域世界中文化的表达，如果源文与译文的言语本质相等，那么也就是源文《茶花女》当中也融入了与中文语域世界里对女性相同的古典审美意识。然而，这二者显然无法等同。
既然源文与译文本质无法相等，也就是说翻译可以达到巴斯奈特所认为的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利用源文文化与译文文化的功能等值手段，达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转换。然而其中等值的是文化功能，而“功能”永远无法取代文化本质。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译文的描写与源文描写的审美这一文化功能相同，然而审美的本质和内涵必然不同。如果这样的翻译观成立，进一步造成的问题就是源文文化在译文中彻底退场，永久性缺失。
三、文化转向中翻译单向性问题的矛盾
巴斯奈特对源文的认识有典型的解构主义色彩，她认为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源文，因为所有作者都必然读过各种文本，这些文本必然在源文中留下种种印记。基于这个理论，巴斯奈特否认原文的存在。并进而引用图里“伪译”的观点，认为源文与译文之间应该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然而这种观点却使得源文在其本身的存在上从“有其说”变成了一种“无所说”的状态。按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在适当的本真的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words,words！”显然翻译行为中的源文并不能认定为言而无物的后者。巴斯奈特对源文的态度这也必然导致在翻译行为上，译文的地位远高于源文地位，同时译文的原创空间扩大。她认为翻译是一主观性的改写，翻译是一种操纵，赋予了译文全部的主动权，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巴斯奈特却在后来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矛盾的观点：“要使翻译有效,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其从优势的语言向着力量较弱的语言发生”
在解释这个观点时，巴奈斯特用具体两个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为例，认为：”从英语译为魁北克语,或从德语译为苏格兰语,就会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其中突出的是,以前被边缘化的语言的地位在攀升。”
按照这个观点，翻译行为就只能是一个单向性的行为，即将优势语种译为劣势语种，这样的翻译才是成立的。本文不站在反新殖民主义和反文化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和反驳。按照巴奈斯特的逻辑，优势语种的源文本质不存在，而所谓劣势语种的译文只需要完成源文文化功能的等值转换即可达成有效翻译。既然如此源文文化的存在本质只是完成了单纯功能性的转化，而没有完成其本身的传播。
否认源文的存在又将优势语种放在源文的位置，由此不得不质疑的是巴奈斯特对优势语种所持的立场。
四、结语
翻译论中的文化转向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一样，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在整个学科当中的一种指向。既然是指向其自然将引导翻译理论朝向某一个重点，文化转向引导翻译论关注源文文化，在具体的实践方法方面，文化翻译论提出翻译应该以文化为单位，转换时实现源文文化和译文文化功能的等值。然而功能的等值绝对不能认定为文化本质的等值。换而言之，在实现功能等值的时候，源文文化的本质已经在译文当中缺失了。讨论文化转向时，过分强调文化，援引解构主义的观点作为支撑，从而过渡弱化源文在翻译行为中的地位，甚至否定源文存在这样的观点，不符合语言存在论的观点，从广义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巴斯奈特所提倡的单向性文化翻译观又给源文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滞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她提倡的单向性翻译观的立场自相矛盾。
本文认同巴奈斯特文化导向的部分积极作用，其引导翻译脱离静态的词汇转化，从而进入一个动态的过程，给译者理解源文提供了新的思路更多的方向。然而对其在翻译实践中所提倡的以文化为单位进行转化的方法提出质疑。不同语境的文化之间虽然具有差异，然而宏观来看共性应该大于异性。不同文化间必然发生碰撞，而作为这种碰撞承载者之一的翻译行为是否应该消去源文文化的本质，单纯转化为译文语境中所能理解，与源文文化同功能性的文化？这样的转化是否会给文化的碰撞融合带来滞碍？将这些问题放在文化转向中来看，都值得被进一步的讨论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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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梦晗(199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文学硕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