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奕奕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兼容并包的视野

　　陈奕奕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收录的人物数量丰富，身份多样，诗话涉及内容不仅局限在文学，并间以地理、历史、政治等事件。同时，诗话收录的文人虽以清代文人为主，但贯穿了两晋至清代各大家。

　　王昶 蒲褐山房诗话 兼容并包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共载录了400位人物的情况。《蒲褐山房诗话》上卷选录的人物主要以清代为主，下卷选录的诗人有两晋、宋、元、明、清各代人物。诗话涉及的领域和范畴十分广。

一、囊括百家的范畴

《蒲褐山房诗话》收录文人四百家，大部分都为登科第之人，小部分为布衣、僧人、女性文人。因此纵观《蒲褐山房诗话》所选人物，大致可以分为文臣、武将、文武之臣、布衣之士、佛老之人、红颜之秀六类。

　　一是文臣，即为朝廷官员，同时又以文学著称之人。其中又包括诗词学家、古文经学家、金石考据学家、书画家、以及集多家于一身的大家。诗词学家，《湖海诗传》有商盘、陈撰、朱稻孙、曹仁虎、程梦星、张梁、楼俨、黄景仁、沈德潜、袁枚、翁方纲、厉鹗、赵文哲、赵翼等人［1］，《青浦诗传》则有凌岩、王逢、唐锦、徐階、陈允平、王逢、沈铨等人；古文经学家，《湖海诗传》有顾栋高、王安国、惠栋、袁文康、叶佩荪、程晋芳、邵晋涵等人，《青浦诗传》的王希伊、范濂、张德纯等人；金石考据学家有《湖海诗传》蔡德晋、秦蕙田、陈黄中、周震荣等人；书画家有《湖海诗传》的王凤仪、朱孝纯、祝喆、徐观海、毛上炱、王文志、吴照、程际盛等人，《青浦诗传》有孙克宏、沈白、倪瓒、曹时中、瞿智、李待问等人。

　　二是武将，与文臣一样同为朝廷官员，但以军功显世。《蒲褐山房诗话》收录的武将，有阿桂、奎林，其中最重要的是《湖海诗传》的阿桂。王昶称其“功存册府，勋名德望”。但是从阿桂的资料看，阿桂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几乎没有，却被王昶录入诗话，这与王昶与阿桂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乾隆三十二年，王昶因两淮运监案受累，为戴罪立功跟随阿桂前往缅甸，跟随阿桂四年之久。且王昶从军之后被加官一级也为阿桂奏请。可见王昶对阿桂的感激之情是促使王昶将阿桂选入诗话的理由。

　　三是文武之臣。如果说阿桂被录入《湖海诗传》是因为王昶的私心。那么录入《青浦诗传》的陈子龙，则是以极大的文学成就和军事武功而实至名归。王昶对陈子龙的生平及文学贡献用了七页的内容进行阐述，是王昶选录的400家中字数最多的一个。可以看出王昶对陈子龙是极为重视的。

　　四是佛老之人。《蒲褐山房诗话》收录的佛老之人虽然位数不多，但是在上卷和下卷都有录入。上卷《湖海诗传》主要集中在第298人至第306人，分别为明中、篆玉、实源、逸云、湛泛、达澄、清恒、觉铭、刘敏。下卷《青浦诗传》集中在第100人至103人，分别为世鉴、智操、实源、刘敏。上下卷有两人重复。

　　五是布衣之士，即没有登科第的普通平民。这些布衣之士不乏为诗词家、书画家，考据学家。《蒲褐山房诗话》的布衣之士只见于上卷《湖海诗传》，其中诗词学家有陈撰、陈章、赵虹、沙维杓、翁春；书画家有金农，金农门下弟子罗聘以及“尤画，能工兰”者方熏；考据学家则有钮树玉，同时钮树玉也极其通晓音律。可见，王昶诗话选录的人并非局限于登科第之士。

　　六是红颜之秀，文学或德行极高的女性。《蒲褐山房诗话》选录的女性文人只有顾姒和张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王昶对当时的女性文人持着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宋良荣《王昶与乾嘉时期环太湖词坛研究》［2］提到前来向王昶请教的人中，不乏女词人的身影。而从王昶为廖锦云所写的《醉花阴·题廖云锦女史墨兰》就足以看出王昶并不为封建的观念所束缚，而是将学问、文学修养置于最高的地方。而被王昶选录进《蒲褐山房诗话》下卷的《青浦诗传》的顾姒和张藻，其学识与修养也一定非寻常女文人所及。顾姒，为“蕉园十子”，述庵称她“文章有神”，并在顾姒一章提及“蕉园十子”的林亚清、徐德音与王凤娴三人 ，可见王昶对“蕉园十子”十分欣赏。张藻，为一品夫人，王昶称“夫人诗，诸体皆工，媲诸挹翆阁有过之无不及者”。［3］可见，王昶的眼光非传统文人所及。

二、笔涉多面的视野

王昶囊括各家的选择，使《蒲褐山房诗话》的内容不仅局限在文学，还表现在其他领域。周维德《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前言“还涉及文学、语言、书法、绘画、历史、地理、天文、科举等方面，内容极为广博……《蒲褐山房诗话》还记录了不少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为研究那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详细的记载”［4］。

　　书法绘画方面，《蒲褐山房诗话》上卷王昶称王凤仪 “皆能尽其家画学……山腰谷脚，行帐一区，草束米囊外，绢素盈床，廷和挥洒应之”，祝喆“工画梅，横斜偏反，各极自然，直与陈楞山、金寿门异曲同工”，徐观海“工小楷，画兰竹尤精”［3］等。

　　地理方面，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涉及了很多地方的地理风貌，如《蒲褐山房诗话》的张梁这一篇，就详细描写了张梁居住的环境以及友人共赏西溪梅花、秋山红叶一事，表现了张梁居住之地的高雅以及杭州优美的地理环境：

　　先生卜居吾里，有保闲堂、淡吟楼、学圃居、业桂读书堂、鹤径风漪草堂、花阴馆、藕香亭、一松斋、书巢，备水竹花药之胜，又兄农部业，本高文恪公竹窗，在杭州西溪，是梅竹最深处。每年上元后，辄往探梅，至杂花俱谢，绿阴如幄乃归。过中秋，往复看秋山红叶，岁以为长［3］。

　　文学方面，诸如纪昀修定四库全书的情况，从纪昀篇就可了解当时有关的情况：

　　及再入词垣，适以词臣奏请，将《永乐大典》内人间罕观之书，抄录流布。既而诏求天下遗书，开四库馆，令君与陆君锡熊总司其事……为礼官之长，恭遇高宗皇帝御宇六十年，行内禅之仪，近册授宝，弘规盛世，皆千古礼仪所未备［3］。

　　从这些资料，我们看到乾隆在位期间抄录《永乐大典》以及命令臣子修订四库全书一事，交代了当时修定四库全书的背景情况，表现了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同时资料描述了乾隆六十岁禅位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学者研究当时乾隆禅让的情况也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历史方面，可见王昶对阿桂军功的的载录：

　　统兵所至，决策如神，自在西陲，即亲行阵，屡著肤功。及木果木兵溃后，五日而复美诺，二年而扫金川。甘肃化林坪监茶厅回人，连年蠢动复固，皆一两月平之，故番王悍将，率拱手听命，悦服无间言［3］。

　　王昶这段文字对阿桂的载录，就反映了乾隆年间缅甸之乱、大小金川叛乱以及回人之乱这三件当时威胁清朝统治的叛乱事件。这些为研究乾隆年间的政治、军事、民族政策情况提供了可用的历史资料。因此，从王昶对《蒲褐山房诗话》的选录标准和视野领域来看，《蒲褐山房诗话》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文学。

三、纵观时代的眼光

清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各种文学体裁的中兴和总结时期。诗话类的作品，到了清代具有一种总结性的特点，王昶的《蒲褐山房诗话》也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诗话上卷《湖海诗传》主要载录的都是清代的人物，包括了康熙、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大家；下卷《青浦诗传》则包括了两晋、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青浦地方人物。

　　诗话载录的诗人包括诗法唐代、宋代、明代、清代的人物。如诗话上卷称程梦星“诗兼法唐、宋，而雅好在玉溪生”［3］，许廷镕“始学杜牧之、王仲初，继而规模何大复、徐昌谷”［3］，华玉淳“故师道有句云：今日凌云谁健笔？续将初白老人诗”［3］等，可见诗法朝代各有所侧重。

　　除外，诗话还载录了诗法历代诗人于一身的大家。如诗话上卷对赵文哲和曹仁虎的评述：

　　论诗以新城为主。既而与张策时、凌祖锡、汪韡怀、吴企晋同学。至苏州，又与予及凤喈、来殷相砥砺，于唐、宋、元、明、本朝大家名家，无所不效，亦无所不工。自入内阁，直机地，益为于文襄公所赏。暨偕予入滇、蜀，得江山之助，所作尤变化新奇［3］。

　　其诗初宗四杰，七言长篇风华縟丽，壮而浸淫于杜、韩、苏、陆，下逮元好问、高启、何景明，陈子龙及本朝王士祯，朱彝尊诸公，横空排奡，才力富有。七律尤高华工整，独出冠时［3］。

　　王昶称赵文哲“于唐、宋、元、明、本朝大家名家，无所不效，亦无所不工”。对于曹仁虎，王昶认为他的诗以初唐四杰为宗，后又学杜甫、韩愈以及宋朝的苏轼、陆游，又学元明的元好问、高启、何景明、陈子龙，同时又诗备清朝的王士祯、朱彝尊这些人，兼各个朝代诗人的诗歌于一身。诸如赵文哲、曹仁虎的这一类的大家，诗法唐、宋、元、明及清朝诗歌大家，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的诗歌，从侧面也表现了清代诗人的诗歌具有总结性和综合性的一个特点。因此，从王昶载录的诗人诗法的朝代来看，王昶的诗话具有一种纵向的时代眼光，透露了王昶对历代诗歌的肯定态度。

　　［1］李文玉 .湖海诗传版本考略［J］.群文天地，2012（14）:83～84.

　　［2］宋良容.王昶与乾嘉时期环太湖词坛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3］王昶，周维德.蒲褐山房诗话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王昶，周维德.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获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编号：gxun-chxzb2016001）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