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曼

　　暧昧与孤独：朱文颖笔下的南方世界

　　李 曼

　　关于南方的记忆和想象其来有自，相对于与正史紧密相关的北方，南方似乎总是游离于正史之外，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然而也正是这份“边缘性”，使得它独立于政治之外，开辟出一条独特、瑰丽的文化之路。说到南方，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南渡、南迁、偏安等与政治挂钩的词汇，但同样也会想到楚辞章句、六朝骈赋、昆曲评弹、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现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后者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南方，这种独立、自足的文化传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魅力，培育出一代代作家，也吸引着一批批文学爱好者。在当代文学中，着力书写南方的有苏童、叶兆言、余华、格非等作家，苏童笔下的南方衰落、破败、颓废、死亡气息浓重，叶兆言则在人物选取和文学地理上都充斥着南方气质……事实上，从古至今，南方诗性的、颓废的、浪漫的文学传统一以贯之，朱文颖正是在此传统上继续发挥，以上海和苏州两座城市为依托，塑造着自己心目中的南方世界。在她的笔下，南方有着明朗的暧昧，更存在着隐匿的孤独。

一、明朗的暧昧

小楼东风、闲庭落花、芭蕉夜雨，南方通常以这样的姿态走入人们的视野，温情而浪漫，忧郁又感伤。与此普遍的认识相适应，朱文颖的南方世界唯美、精致、古典，在人物呈现、意境营造和语言文字的把握上都明显表现出“暧昧”的状态。学者王彬彬说“‘暧昧’，是朱文颖小说的基本品格，或者说，是朱文颖小说基本的美学特征。”

　　她这种暧昧品格的形成一方面与其所处的文学地域和女性自身的纤细气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她选取的意象有关，在她的作品中，“雨”和“狐”两个意象反复出现，凸显了暧昧的本色，但这种暧昧又是明朗的、磊落的，不是想透故意不说透，而是作家本身就没有想透的。朱文颖小说中多次写到下雨，如“雨一点都没有变小，灰蒙蒙的很有密度，像一张网，也像无数的银针。太阳却是耀眼的，有着灰色的衬托，它忽然显出明晃晃的亮度……一时间三白也有些呆滞，看着眼前的光影晃来晃去，街巷顿时就有着不真实的意味了，仿佛整个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人与物都笼在其中了。”（《浮生》）“雨”成了朱文颖小说中人物活动和故事展开的背景，她笔下的雨绝不是疾风暴雨，也不是倾盆大雨，而是细细密密的小雨、微雨，这种雨下也下不大，但也不会停，就那样绵绵地溽湿着城市的空气、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的心情。

　　与“雨”同样重要的一个意象是“狐”，《浮生》中第一节标题即为“狐”，文中也多次提到狐狸，如“狐狸？三白皱皱眉头，心想，三天两头的老提狐狸干什么！芸娘什么时候也变得那样神神鬼鬼的呢？他们以前可是从来都不这样讲话的啊。”“一讲到狐狸，那就说明在三白与芸娘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讲不清楚的事情。狐狸就是讲不清楚的事物的代表。至少在于三白看来是这样的。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三白与芸娘的关系，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里，“狐狸”仿佛成了介乎三白和芸娘之间的第三者，但它是否真正存在却是模糊不清的，作者借助狐狸的似有还无、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引导着我们穿越迷蒙的氛围和叙述的表象，洞悉隐藏在其后的人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狐”本身就是暧昧的代名词，朱文颖对这一意象的选取是有意识的，并且也做到了使其与作品的气质相映成趣、珠联璧合。

　　由于对“雨”“狐”等意象娴熟的运用，使得她特别擅长气息的营造，平淡的故事经由她情思的点染，往往在超越故事之外升腾起一股“气息”，迷离暧昧，如真似幻，余味悠然，让人产生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作家在不确定的情感漫游中的一个替代符号的错觉。可以说，朱文颖这种文学品格与南方自有的精神一脉相承，无怪乎张清华会说“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

二、“局中人”的孤独

关于孤独，朱文颖自然有着自身的理解，如果说她作品中的“暧昧”是明朗的，一眼即可看穿的，那么“孤独”便是隐匿的，只有穿越表层才能发现其实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无论是作为物质时代的“局中人”还是脱离时代的“局外人”都无法逃脱孤独的宿命。

　　与文明的进步相伴随的往往是人的物化，朱文颖对此怀有深深地警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这一城市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朱文颖的《高跟鞋》和《戴女士与蓝》故事发生的背景均为上海。

　　

　　《高跟鞋》

　　《高跟鞋》从两个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女孩——安弟和王晓蕊在上海十宝街的经历入手，写出了她们在日益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的希冀向往与矛盾不安，从而揭示现代都市人在物质大潮冲刷下的心灵特征和精神秘密。安弟和王晓蕊有共同的东西，她们都喜欢漂亮的事物，都不安于现状，都喜欢钱，但二人也有明显的区别，“年轻漂亮的太阳一样的”王晓蕊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她可以接受无爱的性并坦然接受由此带来的物质享受，而安弟则复杂一些，她追逐物质，但也并未放弃对精神和爱情的追求，试图通过物质到达一个自己都说不清的所在。她喜欢外婆生活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喜欢超拔孤独的大卫，认为自己了解他，可以带他走出孤独，但后来才发现大卫对生活的怀疑和绝望，远远高于她原来的猜想。在物质节节胜利的时代，无论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王晓蕊还是理想主义者的安弟都注定要碰壁，王晓蕊被情人抛弃，安弟最终也还是孤身一人，对她们来说，与广阔的物质相对的是更为广阔的孤独。

　　《戴女士与蓝》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一个赴日打工同时又沉湎于过去无法自拔的中年男人，在日本期间与一个同样来自中国的女人在日本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穿上鱼的衣服，分别扮演“辛巴”和“星期五”（两条白鲸的名字），并在相应的时间作为鱼互动，但二人却从未真正见过面。“我”1994年回国，三年后认识女友陈喜儿，又三年后认识陈喜儿的游泳教练戴女士，当“我”认定戴女士就是在日本期间的“星期五”时，她却极力掩盖与否认，再加上树懒一样粘人的女友陈喜儿的自杀使“我”陷入绝望之地。过去无法确证，现在又万劫不复，只能陷入深深地孤独。

　　在外人眼中，赴日总是光鲜亮丽的，所以不管是去国前还是回国后，都有一群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去“红房子”吃饭，去机场接送，然而并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隐匿的孤独，去国离乡的孤独，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孤独以及不能作为人存在的孤独。在一次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上，一个秃顶教授文绉绉的大谈特谈孤独，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孤独的。有一首歌，叫做《亚细亚的孤儿》，它讲的也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当一个人远在他乡的时候，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孤舟。”而只有真正经受过孤独的人，比如“我”才会知道，“什么孤舟不孤舟的，根本就是放屁！我理解的孤独，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他穿着一条鱼的衣服，在水里面漂。”而后，“我”对孤独有了更深的理解，“孤独，就是一个人，他穿着一条鱼的衣服，但后来当他把这衣服脱掉时，发现自己其实还是一条鱼。”

　　物质极其丰富的现代“局中人”精神却遭遇了巨大的孤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朱文颖即是在对这一悖论的揭示中显示出了她对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之关系的思考。

三“局外人”的孤独

最能代表这类“孤独”的作品是《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这部长篇小说以回忆式的结构展开，叙写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前10年家族三代隐秘的历史以及那些南方底色里的种种人生和命运。包含这样长的历史跨度，却称之为“细小”，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有意避开宏大的历史叙事，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场景’与‘宏大历史’之间迎面相遇又迅速躲开的交错方式”。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文中的时代编码，如童莉莉填写成分、潘先生不断地抄写毛主席语录、公私合营、大跃进、改革开放等，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汇入到历史的大潮中，而是处处显得格格不入，是形形色色的孤独者。

　　比如“我”的外公童有源，他“出生在京杭大运河苏杭段的一艘木船上。在中国最美丽富裕地区的一个大雾之夜，外公哭叫着来到了这个漆黑一片、景色不明的世界上。”这仿佛预示着他此后的命运也是如雾一样的模糊、不确定。他放着好好的家庭和几个儿女不管不顾，经常地、短暂地离家出走，终日往返于各个航道上，跟身份不明的传教士去遥远的香格里拉，为了追踪跑码头的小评弹团数月流连在运河上，花掉仅有的盘缠喝上几杯啤酒，再啃上几个鸡腿，甚至去研究农妇篮子里带血的鸡蛋是否为处女蛋，他有时也在月圆之夜的梅树下吹吹箫，叠几块怪石。他自顾自的生活着，简直就不太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外婆王宝琴的眼里，他简直连个好好的人都完全不像。他向往自由无拘的生活，痴迷流浪与行走，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独者。

　　再比如姨妈童莉莉，这个与外公最像的孩子也是孤独的，她渴望融入时代的大潮，“希望挽起街上迎面走来的哪个人的手，汇入那浩浩荡荡的人流里面去……但是眼睛明亮、歌声嘹亮的人们，手里举着鲜亮亮的红旗，他们看都没有看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后来她遇上了潘菊民，以为从此可以拯救自己的孤独，可以与之一起与这个硬的让人心痛的世界相对抗，事实上，潘菊民自与父亲、妹妹去了上海之后就再没有出现在童莉莉面前。希望再次落空，从此寻找潘菊民就成了童莉莉生活的全部，也许她寻找的不单是潘菊民，也是自身无处安放的孤独。童莉莉深爱着的潘菊民也是孤独的，他很早就对童莉莉说：“真的，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孤独的。”他的孱弱、悲观和孤独注定他只能做一个逃跑者，而非拯救者，他不能拯救童莉莉的孤独，反而放大了她的孤独。

　　可以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就是一部现代人的孤独寓言，不管是放荡不羁的童有源、强忍悲痛的王宝琴、赌气折腾的童莉莉，还是隐忍节制的潘氏夫妇、逃避畏缩的潘菊民都是孤独的，所以由他们组成的“细小南方”也是孤独的。朱文颖用善感的心灵和暧昧的笔触写出了生活在时代深处或者是时代之外的每一个具有痛感的心灵，关照着他们的内心体验和精神痛苦，塑造着暧昧又孤独的南方世界。

　　（李曼，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