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默

　　近代中国的成熟
——略谈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杨宜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各政党都已开始发挥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中流砥柱；全民族在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上的态度相对一致；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以及对反侵略战争的总体把握等等，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自身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体现了近代中国的成熟。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而抗日战争独能胜利的奥秘所在。

　　近代中国 成熟 抗日战争 胜利

　　抗日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人们不能忘怀而永远纪念它的根本原因之一。问题是：为什么在此之前所有的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而它却取得了胜利了呢？是抗日战争时中国在物资器械方面比敌人优越了吗？不是。和以前一样，中国在这方面仍然处于劣势。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是60亿美元，中国才13.6亿美元；日本有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7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1]，中国这四项都是空白。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更爱国、更拼命吗？也不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的团民们在爱国和不怕死方面，并不逊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姚子青营”，也不次于“狼牙山五壮士”。是抗日战争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环境、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吗？也不能这么说。欧洲战争爆发时，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的局部抗战也已持续近10年，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民族抗战也已坚持了两年。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固然促进了战争的结束，但是中国如果没有自身的8年抗战，恐怕早在苏、美行动之前也就亡于日本了。再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的支援是相互的。如果没有中国战场在东方对日本法西斯的牵制，苏、美等国就不可能迅速结束对徳战争而转入对日作战。究竟为什么以前不能胜利，而抗日战争胜利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近代中国的成熟。

　　“成熟”意味着对自身和外界环境的了解和认识，并能够驾驭环境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乃至达到什么目的。事实证明，自1840年开始，近代中国有相当一个时期，做不到这些。这是因为中国是在长期闭关、对外无知的情况下，遭帝国主义侵略而被动地走入近代的。中国不仅没有近代的经济、政治基础，而且对外界不了解，并在强敌的严重干扰下失去了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和控制。腐败、没落的封建统治者，在携资本以入侵的帝国主义面前，如木乃伊暴露于外，自顾不暇而不能从容以对。对帝国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他们除了张惶失措、仓促迎战、战败退让外，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布局和对策。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爱国民众，面对入侵之敌，他们具有拼死的反抗精神。但是，他们无力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每每象义和团运动一样，勇猛地起来而又悲壮地倒下，常常失于眼界的狭小和盲目的排外情绪。至于那些一代一代爱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从内心深处想为中国找一条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但是，时代与认识的局限，使得他们往往不能全面稳妥地把握世界和中国，不是偏于“全盘西化”，就是误于“中体西用”，长期在文化问题上争论不休、不知所向。不同阶级的先进分子们，在日本“明治维新”、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下，曾经发动了一次次改良或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但是，截至到30年代中期，他们多是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有的已彻底失败不复再起，有的则处在严重受挫中。近代中国就是这样，像一个学步的稚童一样，跌撞爬滚走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去面对那些武装先进的侵略者，她自然很难取胜。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首先，在中国根本的文化出路问题上，尖锐对立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销声匿迹。“全盘西化论”已无人问津，“中体西用论”也失去了市场，“中西融合”、“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党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国民党虽然在骨子里是“复古”的，但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0年代还公然说它是中国自尧、舜、孔、孟以来正统思想的发展，这时则不得不对外宣传说是中外优秀文化的结晶。这一变化，意味着国民党承认，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应该兼顾中西文化之长。至于广大的学术、思想界，则兴起了“复兴中国文化”的运动。这“复兴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当时所说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融合中西文化之忧，创造中国新文化。这里没有自卑、崇洋媚外，也没有自傲、固步自封，而是充满了充分认识中、西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自信。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和坚持，就建立在这种相对稳定、自信的心理基础上。

　　其次，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人也有了相对一致的抗战战略思想，这就是：持久抗战直到胜利。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标志，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敌我之间，除了敌强我弱中国处于劣势外，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方面，中国均处优势。这样，通过持久抗战，中国必然转弱为强，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甚至预见到了战争将要出现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后来的战争进程的确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在战争初期就能知己知彼、把握战争全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其他所有反侵略战争所没有的。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击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一步一步转弱为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其三，中国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广泛的民族大团结，是清末所没有的，也为2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所不及。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这种全民族的广泛团结、一致对外，密不可分。

　　其四，抗日战争时，各阶级政党均已发展成熟。代表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大革命和十年内战以后，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及时地抛弃了“九一八”前后的“左”倾路线，迅速调整内外政策和策略，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复杂的局势中，他们学会了与抗日同伴的合作，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总策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为了自身的政权，也不得不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期间，他们虽然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岌岌使统一战线破裂，但慑于国内外的压力，最终没敢逆抗日潮流而孤注一掷。这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不合作抗日就保不住自己的政权。这种“成熟”虽然在实际上仅是为了他们一党的私利，但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众多小资产阶级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为了争取他们“第三者”的政治发言权，也一反过去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以“民盟”为代表的统一力量。他们的团结，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独断、妥协投降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已远非过去的中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磨难后，她已从稚嫩走向成熟。她所拥有的新的阶级政党，都已开始发挥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她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中流砥柱。此外，在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上的全民族态度的相对一致、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和对反侵略战争的总体把握等等，也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自身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体现了近代中国的成熟。这就是以前的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而抗日战争独能胜利的奥秘所在。正像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所预言：“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2]

　　[1]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M].上海:海军出版社,1988:475.

　　[2]毛泽东.论持久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文理学院）

　　杨宜默（1954-），女，博士，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文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