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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中唐晓芙形象的文学意义
李 昊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而唐晓芙是作者唯一没有讽刺而大加赞赏的女性。上海这座特殊的大都市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唐晓芙养成了特殊的性格;加之在抗战的艰苦时代下,唐晓芙并没有失去自我,仍然坚持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原则,这也正是唐晓芙这一女性形象与众不同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并且唐晓芙这一形象对于同时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虽然唐晓芙在《围城》中出现的时间极短,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唐晓芙的性格养成”、“抗战时代下的唐晓芙”和“女性形象的发展”三个方面,来论述唐晓芙形象的文学意义。
《围城》 唐晓芙 抗战时代 女性形象
一、前言
《围城》自发表以来就备受关注,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大多数人都是研究探讨《围城》的生命哲学,现实意义。比如恋爱“围城”、婚姻“围城”,事业“围城”等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剖析和《围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等。王明科的《钱钟书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从<围城>说开去》[1]揭示了《围城》对于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的意义。就像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过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2]但是也不乏有一些批判的声音,刘秀丽的《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3]罗布格宗的《浅析<围城>中女人们的悲剧》[4]等作品对《围城》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主要论述了作者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存在很大的偏见。在吸收、融合、借鉴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从“唐晓芙的性格养成”、“抗战时代下的唐晓芙”和“女性形象的发展”三个方面来论述唐晓芙形象的文学意义。二、唐晓芙的性格养成
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说过:“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这是作者钱钟书先生的刻意安排,是对唐晓芙的偏爱。在《围城》中作者塑造了唐晓芙、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沈太太等众多女性形象,但唯一没有被调侃与讽刺的女性形象就只有唐晓芙一人。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让方鸿渐第一眼看到她“就想在她心上造个好印象”。唐晓芙特殊人格魅力的形成和她特殊性格的养成是有其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上海这座特殊的大都市赋予了唐晓芙特殊的性格特征。上海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多样性是其他城市所不及的。唐晓芙在上海这种大都市生活着,自然而然也就养成了独立外放的性格特征。“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都市人的认同感和相对乡村而言的优越感在全国各地皆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上海人在一般的都市优越感上又加了一层,即因西化而带来的特殊感。”这种特殊感让其他人很难融入这座城市,与上海始终有一种疏离感,就好像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和漫游者”。唐晓芙自小就在上海生活着,也不免会有这种特殊的优越感。她既有乡村女孩的清新自然又有城市女子的干练与成熟。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个中外文史学养渊博精神的著名学者,文学创作只不过是他的余艺。这种‘边缘效应’,使他能从容裕如,凭借着自由的心态和充溢的才气,出入于人生和创作之间。小说不多,却展示了一个宽阔的智慧世界。”而唐晓芙可以说在钱钟书先生营造的智慧世界中给人更多的启发与思考。她的性格特征对于之后一些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抗战时代下的唐晓芙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之所以能被载入文学史。主要是因为他描写了当时战时知识分子的各种丑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为了能够生存用尽了各种手段,暴露了人性丑陋的一面。而那时的知识分子便是处境最尴尬的一类人。他们面临着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另外便是面对这种国破家亡的危难情形又有着一种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誓死要捍卫国家主权。而女性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她们不仅仅要考虑生存命运、国家危难等问题,还要为自己的幸福、为自己的婚姻做一个艰难的选择。只是为了找一个栖身之所躲避战时的困境而去结婚,还是中意内心的真实感受去寻找自己的幸福,那时大多数人往往是选择了前者。而唐晓芙却并非如此,她坚持了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原则,在当时那个战争年代一位女性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有史料记载:“策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结束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 2000 余万,加上负伤者,伤亡累计 3500 万。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达 4200 余万。”在这十四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不是一个简单而冷漠的数字就能概括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对当时女性的迫害与侮辱。一九四四年钱钟书先生开始创作《围城》,这段时期正是上海文学的“沦陷时期”。《围城》序言中也写到:“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可见当时抗战的时代背景影响着钱钟书先生的创作。战争的残酷现实让钱钟书先生忧世伤生,文学创作是要来源于生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分不开的。钱钟书先生用讽刺幽默的语言来刻画书中的人物形象,对其进行调侃与讽刺,但是唐晓芙却是唯一一个没有遭到钱钟书先生讽刺的人物,反而对其大加赞赏,这就让唐晓芙显得与众不同,作者要赞赏的正是唐晓芙在抗战时代的那份坚持与执着。
四、女性形象的发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急剧动荡的时代,处在这一特殊时期的作家们,一方面饱尝了战争的艰辛与酷烈,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这一动荡的时代中接受了灵魂的洗礼,丰富了生活的积累。”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国各地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在这期间,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战争年代的残酷现实。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当时知识女性的命运。对于人类来说,战争是残酷的,但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战争一方面使她们饱受了痛苦:失去丈夫,孩子,家庭,被拐卖,被奸淫;另一方面,战争也使她们获得一次再生的机会:走出家庭的压迫,解除不合理的婚姻等等。因此,对于战争,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矛盾的。在四十年代,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描写了女性这种既矛盾又复杂的情感。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冰心的《我的房东》、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巴金的《寒夜》等,当然还有钱钟书的《围城》,这些都是四十年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们有很多共通之处,尤其是作品中刻画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曾经被侮辱、被损害却始终对生活怀有信心的女性——贞贞的形象。”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自发表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细细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唐晓芙与白流苏也有很多共通之处。白流苏没有在战争中坚持住,她害怕战争,害怕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战争让白流苏感到生命的可贵与生存的艰难,所以她必须找个男人去依靠。然而唐晓芙却并非如此,她是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爱情,即便是在战乱纷飞的年代她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得知自己受到了欺骗,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方鸿渐。相比白流苏而言这就是唐晓芙的可贵之处,能够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保留一份纯净之心。五、结语
唐晓芙虽然在《围城》中的戏份不多,但她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她就仿佛是黑暗中的明灯,现实中的理想。唐晓芙也许就是《围城》中的正能量,作者安排这么一个角色是有其用意的,是点睛之笔。作者在刻画唐晓芙这一女性形象的时候就毫不吝啬地对其大加赞赏。因为他想要让唐晓芙这一女性形象与众不同,借唐晓芙之口来说出作者想说的话,对待爱情对待婚姻的态度。她是唯一一个正面角色,她是让人们走出“围城”的方向。所以说唐晓芙这一女性形象是书中女性形象的一种升华,也是一种象征,一种人们向往美好生活,走出“围城”的象征。[1]王明科.钱钟书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从<围城>说开去[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3).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47.
[3]刘秀丽.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4]罗布格宗.浅析<围城>中女人们的悲剧[J].科教文汇,2011(10).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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