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帮乐

　　西安事变中的舆论之战

　　吴帮乐

　　西安事变是一场政治斗争，事变的结局是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但是媒体舆论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变的进程。在西安事变中，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官方舆论场、社会民间舆论场以及国际社会舆论场，它们在事变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形成了各个舆论势力，切磋琢磨、交织融汇，促成了最终相互妥协的合力。

　　西安事变 媒体 舆论

　　发生在80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和走向。西安事变的发生、演变和最终的解决，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事变的最终解决虽然是经过各方艰苦谈判达成的，但媒体舆论之战所映射出的民心民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系。尽管事变结束后蒋介石食言而肥，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被排挤、打压，一人终身幽禁，一人惨遭杀害，但事变过程中双方都力求掌握舆论主导权，赢取民心，争取更多支持的做法，也给了人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官方舆论的斗争

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类媒体发动舆论宣传，为事变造势。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毅然下令扣留了在西安（临潼）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并于当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痛陈东北沦亡之恨、国权凌夷之辱、爱国救亡之殷，并提出了西北军民救国八大主张，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被捕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举世震惊。张、杨对时局的宣言于12月13日发表于当日创刊的西北抗日联军机关报《解放日报》。此后，张、杨还发表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讲话配合行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张学良对其所部发表讲话，阐述事件原委和其于国家民族兴亡的重大意义，讲话原文于三日后刊载于《解放日报》；12月14日，张学良于西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将国际国内的危急形势和自己发动事变的起因告知全国公众，要求停止剿共、停止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并向国人正式提出救国爱国八项主张，进一步为国民揭示事件原委真相，内容慷慨激昂，发自肺腑，广播原文于次日刊载在《解放日报》。同日，杨虎城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再次强调国难当头、抗日救亡的迫切性以及“西安事变”的正当必然性；12月17日，张学良为组织抗日援绥军通电，通电原文于12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此外，张、杨还分别通过市民大会、阅兵式等活动，多次发表激昂热烈的讲话，向市民分析形势，强调主张。并且向中共中央、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将士，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及泰晤士报等各方致电，表明其决心、主张、苦衷。这一系列的媒体事件，形成了以西北地方政府为中心的，以《解放日报》为主导载体的爱国主义的救亡图存舆论态势，将“西安事变”定性为一次救亡图存、顾全大局的爱国主义，肯定了西安事变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鼓舞全国范围内的爱国志士支持张、杨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一方面严密封锁西安方面对外联络通讯，不让国人知道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让国人知道张、杨二人的爱国主义主张；一方面立刻对于“西安事变”进行了舆论应急措施。1936年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负责的《中央日报》上刊载了国民党关于西安事变的处置办法决议，将张学良等人发动此次事变的行动定性为“叛国行为”，决定严惩，并于当日发布了对于张学良叛国的严办令，指斥张学良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行同匪寇，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次日，《中央日报》发布行政院临时负责人孔祥熙向各省市当局的电报，其内容强调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要求各省市一致拥护中央即定之国策，一切政务照常进行。15日，《中央日报》发表宋子文于上海的谈话，将“西安事变”叙述为“国家最不幸之事”。17日，国民党于《中央日报》发表对张学良的讨伐令，指斥张学良背叛党国，不仅不思悔改，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扰害大局。国民党在蒋介石被扣留期间，操持舆论，利用《中央日报》对张、杨施压，彻底否定“西安事变”的正当性与爱国主义性质，将其定性为叛国，威胁发动新的内战，并不断强调蒋介石的主张，拉拢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以稳定乱局，孤立张，杨，对张、杨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压力。

　　《解放日报》与《中央日报》形成的舆论对战态势，使“西安事变”快速升温。张、杨二人的爱国主义行为是可以令当时大多数爱国志士为之震动的，他们的爱国主义宣传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国民党的舆论倒逼攻势，与社会民间舆论以及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张力，为张、杨二人事变之后令人唏嘘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另外，除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桂林日报》倾向于支持张、杨二人外，各地方当局及其他官方报刊也对张、杨二人进行了谴责与攻击。

二、社会民间舆论

在西安事变中，以《解放日报》和《中央日报》的不同观点为中心的两大对立舆论场成为了社会民间舆论的参考系。其中，爱国群众组织采取一种从国家存亡大局出发的，不支持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为，但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言论态度；而其他社会群体、个人的意见则大相径庭，褒贬不一。

　　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回族救亡联合总会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爱国群众组织在西安事变刚发生之际便积极响应并且支持张、杨之主张。其中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于12月14日发表宣言，指出自事变发生后，“消息混淆，真象莫明，致使国人明辩失据，善恶难分。”强调张、杨八项主张为“全国民众迫切之要求”，指斥南京政府“既以党官高坐庙堂，视异己为仇敌”、“数年来集全国人民之膏血从事内战”，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对日宣战”。认为西安事变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国策之争，南京政府如不接受八项要求，西安事变绝不可能和平解决。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肯定张、杨二人的主张，批评张、杨二人所采取的“武力诤谏”手段，认为“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尊重全国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

　　青岛市十万纱厂工人极力支持张、杨二人，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其向张、杨二人致电内容于12月22日载入《解放日报》。然而，支持张、杨二人的社会群体实力远远不如反方。12月15日，北平《世界日报》发表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7人致张学良电，认为蒋介石“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束身待罪”。“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八十三团体亦于12月13日致电张学良，指责其“忽作揖盗开门之举”、“投入恶魔之怀抱”、“重肇国内分崩之惨祸”。特别是文化名人胡适，于12月20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论，标题就是《张学良的叛国》，公开反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痛斥和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是叛国祸国”，并为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进行辩解，说“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称赞南京政府对张学良发出“讨伐令”是很正当的处置，指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共产党的对日作战“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等等，由于胡适的文章很符合国民党政府当时的需要，因而被大量印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分析社会民间舆论，可看到，无论是正方反方，都借爱国救国之名义来发扬主张或者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但是，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各方舆论的角力，对张、杨二人清醒判断人心向背和社情民意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张学良做出释放并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决定产生了效力。更重要的是，除胡适等个别人士外，大多数人都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社会民间舆论的大势要求决策人将民族矛盾视为第一大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最终国共联合抗日的成功。

三、国际舆论反应

此次事变涉及到各个国家的利益以及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走向，所以，大多数国家对于张、杨二人所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二人的主张都持否定的态度。

　　抗日容共的政策对于日本来说非常不利，日本《朝日新闻》于12月15日和18日连发两篇社论，对西安事变、国际关系以及日本政府应如何应对发表看法。第一篇社论有点对中国发生内乱幸灾乐祸的感觉，因为文章一开头就说“蒋介石迄今以来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是总揽军权、党权、政权、财权，这次失了他，自然是重大的打击”，同时，也对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进行猜测，提出应重新检讨中日关系，妄图借机霸占华北地区，落实防共协定，并“希望中国政府投顺”，“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残局”。第二篇社论则警告中国“勿陷于赤祸的陷阱，勿堕入从前的覆辙，用以夷制夷的手段”，总体上还是害怕中国由此形成抗日的统一战线。特别是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最终如何解决极为关注，担心“倘中国由此而更采取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匪浅”，强调南京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德国与南京中央政府有着外交关系，其媒体对蒋介石表现出同情与忧虑。12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联政府携手发起事变，提出主张，目的在于颠覆蒋介石的势力。

　　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也认为张、杨因其野心而削弱了中国抗御外侮的力量，肇害了中国。

　　作为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也在12月19日发表声明，认为张学良等人发动的西安事变，会破坏中国统一，并且极力撇清其与张学良关系，声明苏联政府与事变无任何联络。其实早在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叛变，抨击张学良“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只不过因为南京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怀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苏联人有关系，所以一直拒绝转载苏联报纸的消息和评论。

　　国际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对两人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其中，苏联官方的回应使得张、杨的行动和主张在国际社会彻底孤立无援。

四、结语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关键转折点，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盘根错节、相互挤压，最终导致张、杨二人断然采取的一次爱国行动。总体来说，西安事变存在的三个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社会舆论场、国际舆论场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发展和嬗变。南京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媒体为张、杨贴上了“叛国”的标签，多数社会群体组织和个人虽然支持张、杨爱国主张，但对其发动“兵谏”的行为进行指责，国际舆论则普遍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出于个人野心。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支持张、杨二人主张的言论和消息进行打压封锁，导致西安方面媒体发出的声音没有被进一步放大。事变结束后，尽管张、杨二人的部分爱国主张得以实现，但二人最后的命运仍令人扼腕叹息。

　　[1]王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13～135.

　　[2]王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47～161.

　　[3]王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89～195.

　　[4]王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7～204.

　　[5]王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7.

　　[6]王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11.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吴帮乐，女，汉族，甘肃人，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政治传播、戏剧与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