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龙

　　新疆方言的“给”兼与普通话和西北方言的比较

　　李文龙

　　给予义动词是常用的双及物动词（张伯江1999），也是具有多条语法化路径的动词（参Heine& Kuteva 2002，张敏2011等）。本文介绍新疆方言中“给”[k13]及其相关句式的用法，并和普通话、西北方言的“给”比较，观察“给”在各地方言中的不同表现，并拟从普遍语法的角度加以解释。

　　新疆方言 普通话 给 “V+给”

一、前言

现代汉语认为，“给”句式中的“给”主要用法有三种：一是作动词；二是作介词；三是作助词。作介词的“给”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在受事主语句里引出实施来，相当于“叫、让、被”。另一种是引出受益或受损的与事来。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给”及其相关句式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作者发现，新疆方言中的“给”及其相关句式远比普通话丰富，新疆方言里的“给”字句式也有很多语法现象值得我们观察与研究。本文主要任务是对新疆方言，尤其是北疆地区（乌鲁木齐、塔城、伊犁等地）的“给”及“V+给”句式进行语言描写。

　　新疆方言中的“给”字句的主要用法有：用作动词“给”（如“给给”）、介词“给”、动词和介词的连用以及“给”的否定用法。现代汉语中普遍将“我给他一本书”看成是我“给给他一本书”的缩略形式，学者们吧这种现象也叫作同音删略（司福珍 2012）。在新疆方言中，“给”字在句子中很少单个使用，句子中若出现“给”字，必须是两个“给”同时出现。

二、“给”的用法

（一）新疆方言与普通话中的“给”的相同用法

　　“给”作动词并在句子中充当谓语，表达“给予”、“致使”或“允许”之意。这时，“给”后面可以带双宾语。并与“了”、“着”、“过”等词连用。如：

　　（1）书我给掉了。（书我已经给了。）

　　（2）妹妹不听话，妈妈给了她一顿板子。（妹妹不听话，妈妈打了她一顿板子。）

　　“给”作介词时与名词构成介宾短语作状语或补语。如：

　　（3）他小时候最爱听妈妈给他讲故事。

　　据调查，新疆方言中“给”作动词和介词时的用法与普通话中的用法基本一致，新疆方言中的“给”在与其他结构组合时有自己的特点，作动词时，前面不与“已经”这样的状语连用，但它可以与表时体的“着”、“了”连用作状语；作介词时，表示处置式的用法很多，但是表示被动式的用法几乎没有，另外，“给”作助词的用法在新疆方言中几乎没有，这也是新疆方言“给”字句的独特之处，在这里只是略加说明，本文研究重点在于“V+给”这种句式结构。

　　（二）新疆方言中“V+给”特殊句式结构

　　普通话中也有“V+给”这样的句式，但是这种句式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延俊荣（2007）指出，诸如“*买给”、“*取给”这类动词和给的方向性相悖的组合不成立，只有“卖给”、“寄给”、“送给”等V与给的方向性相同的组合才能够成立。另外，普通话的“给”可以作引介受益者的标价，如：

　　（1）我给他念书。

　　（2）我郭他哈书念给。

　　例（1）一般认为是以介词短语“给他”为状语修饰核心动词“念”的及物句。新疆方言中，语义上引出受益者的“给”也位于动词之后，见例（2），这就和普通话有两点差别：其一，新疆方言的“给”不能如普通话那样，用作介词（“*我给郭书念”）；其二，普通话中用“给”作介词的及物句在新疆方言中表现为核心动词为“V给”的双及物结构。

　　新疆方言的“V+给”能产性很强，而且V可以是“给”本身，构成“给给”这种结构组合，这与不少西北方言（李炜1987，周磊2002，王森、王毅2003，任永辉2010等）和一些晋语方言（延俊荣2006，武玉芳2012等）的表现相同。

　　周磊（2002）指出，可以和“给”字相结合的动词仅限于单音节动词，大多数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如：

　　（1）不就是几百块钱吗？你给他借给，不换算我的。（周磊 2002）

　　新疆方言中有大量的动词可以与“给”组合，构成“V+给”，但这些动词并不仅仅限于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同样可以与“给”组合。如：“应酬”、“核对”、“打扫”、“温习”等。

　　新疆方言部分单音节形容词作动词使用时，后面也可以加“给”，如：美、甜、苦、圆、臭等。

　　（2）穿一件新衣服，就出去美给了一天。

　　（3）你这件事情干的，得臭给三年。

　　综上，我们可以分析这一结构的句式特点：

　　首先，从句法上看，这里的“给”都是充当补语，既不同于普通话动词“给”，也不同于“送给、发给、叫给”等作介词的“给”。我们知道，补语可以由谓词性词语、数量短语和介词短语充当，而这里的“给”既有少许谓词性质，似乎又有着介词的特点，虚词特征不明显，所以无从判定它到底属于哪一类词。从语义上看，这类句子里的动词或动词前面的介词都多多少少带有施事意味，而且句子的主语一般是施事者，“给”在表达句意时仍隐含“给予”义，所以可以看成这种情况是动词“给”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与普通话的比较

　　（1）我给了他一本书。（动词）

　　（2）张三给人打了。（介词）

　　（3）我给他捶背。（介词）

　　①我的书被人给扔了。（助词1）

　　②他把我的书给扔了。（助词1）

　　根据作者观察，新疆方言中的给予句式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N1+给+N2+V+给+N3”，也即给予句式里至少要出现两个“给”，如果V也是“给”，则一个句子中会出现三个“给”，如“我给介词他给动词给助词2一本书”。

　　与普通话相比，新疆方言“给”的最大特征是位于句末。由此，新疆方言的“给”只能用于“V+给”句式，而不能用于“给V”句式。普通话的“给动词”都可以单独使用，新疆方言的“给动词”必须后接“给助词2”

　　在新疆方言中，“给介词”不仅可以出现在给予句中，还可以大量用于非给予句，可对应于普通话“跟”、“和”、“同”、“对”、“向”、“为”、“替”、“冲”、“朝”等介词，略举两例如：

　　（1）你给我们把桌子擦一下。

　　（2）他给我点了个头。

　　新疆方言的“给”还可以用作助词1。助词1的用例见张文轩、莫超（2009）：

　　（3）妈的心叫儿子给上头了。

　　（4）王师傅的话我差点给忘记了。

　　新疆方言的“给”还有助词2的用法，用于“V给”。此时“给”的用处是“表示对动作结果的强调。这里的‘给’既不同于动词的‘给’，也不同于介词的‘给’，可以省略，句子的基本意义不变”，略举两例如：

　　（5）他让二娃子家的狗咬（给）咧一口。

　　（6）他真能吃，一顿吃（给）咧三大碗面。

　　与普通话不同，新疆方言以“给”位核心的双及物句中，R（指人宾语）与Т（指物宾语）之前都要加上“给”，例如：

　　（1）（普通话）他给我一杯水。

　　（2）（新疆方言）他给我给咧一杯水。

　　新疆方言和西北方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如果出现R，则“给介词”必现。不同点则是新疆方言的“给动词”可以单独用作谓语核心，这点和周屯话一致，而不必像兰州话那样，其后还要负载“给助词2”。

　　结合上文的讨论，我们用表格列出了普通话、新疆方言以及西北方言（主要以兰州话为主）的“给”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如表1：

　　

　　从句法功能上看，普通话、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的“给”的功能比较多，再看具体的使用情况，如表2：

　　

　　表2的“+”用语体现“给”的相应用法在该语言系统内的“显赫程度”。此处显赫程度的判定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语义搭配面，二是句法强制性。下面分别来看。

　　“给介词”在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具有语义搭配面广（可相当于普通话“对、向、朝”等）和句法强制性（西北方言给予句式必须出现“给R”，新疆方言至少出现R时必须由“给”介引）两条特征，因此得两个“+”。普通话的“给介词”在语义搭配面上大致相当或略少于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但句法强制性不强，可得一个“+”。

　　“给助词1”在普通话、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中的表现大致相同，可用于处置句、被动句当中，使用场合相对较少，因此各得一个“+”。

　　“给”作助词2时，情况稍显复杂。首先可确定普通话的“给助词2”相对最不显赫，和其前动词的搭配受到语义制约（如“*他买给小明两本书”），但在某些搭配下具备强制性（如“写（*给）我一封信”），综合可得一个“+”。新疆方言的“给助词2”语义搭配面广，但不少情况下可以省略，记为“+（+）”。西北方言的“给助词2”语义搭配面广，强制性高，可记为“++”。西北方言的“给助词2”扩展到趋向、情态等范畴，这部分用法不见于新疆方言等。

　　（四）语言结构对“给”方言差异的影响

　　“给”在不同方言中为什么会呈现出表1、表2所显示的状态？本节试图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加以解释：各地方言的基本语序（及其所蕴涵的特征）影响了“给”的用法。

　　首先，“给介词”存在于普通话、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这与三者都是SVО语序密切相关。Drуеr（1992）考察了含有625种语言的语种库，发现“介词-被支配的名词”是“V-О”的配对语序（соrrеlаtiоn раir），也即VО语序一般对应于前置介词，ОV语序一般对应于后置介词。具体到汉语，动源介词“给”占据V的位置介引其后的宾语，成为前置介词，这也是很显然的语法化路径。因此不难理解“给介词”在普通话等中的存在。但是，有些方言的语序为SОV（如：周屯话），“给”没有发展出后置介词的用法，这是由于周屯话双及物结构的基本语序为АRТV，“给”作为动词居末，且和语义上介引的对象R被Т隔开，因此不能在“R给”中虚化为介词。而АRТV是SОV语言双及物结构最为常见的语序（陆丙甫、罗天华2009），一来R和Т都位于动词前，和ОV语序对应，二来R相对于Т居前，这一方面符合可别度领前的原则（陆、罗2009），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象似性原则，即Т和动词的语义接近，所以线性距离更近。

　　其次，“给助词1”一般认为是“给介词”的进一步语法化。比如邓思颖（2003）指出，“给助词1”源于“给+代词”中代词的省略。李宇明、陈前瑞（2005）认为北京话的“给+VР”源于“给+NР+VР”中NР的省略。刘云（2006）在肯定李、陈的同时，指出北京话用于短被动句的“给”也可能来自处置结构“N1+给+N2+VР”，将受事N2前提至句首，构成“给+VР”结构。因此，普通话、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存在“给助词1”毫不奇怪。

　　其三，“给助词2”在上述几种方言中都存在，但具体的形成原因有差别。普通话的“给助词2”是介词短语“给+NР”出现在动词后，构成“V+[给+NР1]+NР2”，并重新分析为“[V+给]+NР1+NР2”而成的。西北方言和新疆方言的部分“给助词2”可能也如此形成，但其大规模的使用则体现了西北方言的区域特点。李蓝、曹茜蕾（2013：105）在讨论“把”字句时说“‘把’字句在整个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和书面语不同的用法，句式结构和‘把’字句的意思都不同程度得到扩展”，将其中的“把”换为“给”也完全成立。这种语言区域性特征有可能是语言区域内部自然发展的，也有可能是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给助词2”在西北地区如此常用的动因还待具体研究，但总之其功能远多于普通话的“给助词2”，是语言区域性特征的表现。

三、结语

本文描写了新疆方言“给”的用法，包括“给动词”和“给助词2”两类。“给助词2”主要用于双及物结构和表达非自主语义，并常构成祈使句。我们进一步比较了新疆方言的“给”与普通话和西北方言的“给”，发现各地方言中“给”在句法功能和显赫程度上的表现有所不同，并主要从各方言语言结构的差异加以解释。

　　语言的形式库藏会制约语义的表达（周晨磊2016），本文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给”在SVО语序的普通话等和SОV语序的周屯话中存在句法、语义等方面的系统性差异，是由语言结构的差异导致的。此外，语言区域的特征是否会在该区域的具体语言中有所表现，也与该语言的结构是否允许有关，只有结构允许，才可能表现出区域特征。

　　[1]程林.西宁方言中”谓词+给”的特殊句式[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0(10):92～93.

　　[2]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蓝,曹茜蕾.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和”把”字句(上)[J].方言,2013(1):11～30.

　　[4]李炜.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兼谈句子给予义的表达[J].兰州大学学报,1987(3):121～128.

　　[5]李炜.加强处置/被动语势的助词”给”[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1):55～61.

　　[6]李宇明,陈前瑞.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J].方言,2005(4):289～297.

　　[7]刘云.北京话使役兼表被动现象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陆丙甫,罗天华.中国境内语言的双及物结构语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6～69.

　　[9]任碧生.西宁方言的前置宾语句[J].方言,2004(4):338～346.

　　[10]任永辉.宝鸡方言的”给”字句[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49～51.

　　[11]王森,王毅.2003,兰州话的“V+给”句——兼及甘宁青新方言的相关句式[J].中国语文,2003(5):410～418.

　　[12]武玉芳.晋北方言中的”给给”[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54～156.

　　[13]延俊荣.山西平定方言”给给”的使用条件[J].语文研究,2006(3):64～65.

　　[14]延俊荣.语义兼容对”V””给”并置的制约[J].语文研究,2007(4):29～33.

　　[15]张敏.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类型学研究引发的新问题[J].中国语言学集刊,2011(2):87～270.

　　[16]张伯江.1999,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1999(3):175～184.

　　[17]张文轩,莫超.兰州方言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8]张延俊.汉语被动式历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9]周晨磊.汉语被动句的施事凸显及其类型学意义[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0]周晨磊.从汉语方言被动句施事必现看形式库藏对语义范畴的制约[J].语言研究,2016(1):59～66.

　　[21]周磊.2002,乌鲁木齐话”给”字句研究[J].方言,2002(1):16～23.

　　[22]Dryer, Matthew.1992,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68:81-138.,

　　[23]Heine, Bernd& Kuteva, Tania 2002,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Payne T.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学院）

　　本文系伊犁师范学院2016校级科研课题“普遍语法理论视角下新疆汉语方言‘V+给’句式的句法研究”部分成果。

　　李文龙（1982-），男，新疆伊宁人，伊犁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形式句法、新疆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