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园

　　装置、恐惧以及现代性批判
——略谈曹军庆的三部近作

　　■蔡家园

　　

　　蔡家园，男，1974年生于武汉。文学硕士，副编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秘书长。现任《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曾任《今古传奇》主编、思想人文杂志《天下》副主编。迄今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文艺评论一百五十余万字，代表作有长篇非虚构《松塆纪事》。出版随笔集《书之书》《去图书馆约会》等四部。曾获第二届“湖北文艺论文奖”，多篇作品被转载，有作品集被翻译成英文、韩文。

　　当我们谈论曹军庆时，我们还能说点什么呢？

　　曹军庆是湖北近年新崛起的一位实力派高产作家，与吕志青、晓苏被评论界并称为“荆楚三杰”。他的长中短篇小说接踵而出，而且频频被转载、获奖，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阅读他的小说，经常会为他的想象力和叙事才华所吸引，也会由他笔下的故事生发诸多思考。无论你激赏也罢挑剔也罢，这些年来，他就像舞台上一个忘我投入的指挥家，指挥着纸上乐队演奏着一个美丽、悠远而繁复的交响乐章。这个乐章中既有深沉悠扬的奏鸣曲，也有柔曼抒情的慢板，既有轻快幽默的小步舞曲，也有激越昂扬的快板，共同建构出一个奇异的审美空间，散发着特有的艺术魅力。

　　关于他的“烟灯村”，关于他的“县城叙事”，关于他正在创作的“东湖故事”，似乎都有可以展开的话题——对人性的幽微洞察，对现代性问题的敏锐反思，还有对先锋叙事技巧的巧妙转化，这些当然足以构成我们继续谈论一个作家的理由。何况，曹军庆一直喜欢在叙事中给读者留下某些便于识别的标志，譬如特定地域、类型人物、陡转情节模式等等，这使他看上去颇像一个容易被贴标签的作家……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希望以化繁为简、去芜存菁的方式，对作家进行精当的描述和简略的归纳，但是事实上，曹军庆就像一个淘气的少年，一会儿向你频频颔首，似乎表示应和，一会儿又左顾右盼，摇曳生姿，向着阳光照耀下的群山之巅兀自逶迤而去。这让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那么狡黠多变而又活力四射，总能巧妙地逃避被归纳和被驯化。当我们振振有词、自以为是地谈论他时，他可能正躲在深夜的那个安静角落里莞尔一笑——你们谈论的是我吗？当然，在台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他的行动也会显得暧昧、混沌，甚至当他试图向黑暗更深处跃进时，步履甚至显得摇摆和轻飘……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持续阅读曹军庆。面对他日益庞杂斑驳的小说世界，我始终保持着沉默，因为透过喧嚣的表面，我依稀看到一种新的叙事力量在萌动，这让我怀有一丝隐秘的希望……终于，他的《云端之上》《落雁岛》和《向影子射击》相继发表了，而且获得广泛好评。可以这么说，这三部作品的诞生，宣告了曹军庆的小说在新的向度上有了更宽更深的拓展，也将他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装置”：时间的空间化

将《云端之上》《落雁岛》和《向影子射击》放在一起阅读，很容易发现它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作家在文本中描绘一个“世界”的同时，又建构起另一个异质而神奇的“新世界”。在文本内部，这两个世界有时以平行的方式存在着，互为影射；有时以嵌入的方式存在着，着力凸现“新世界”。

　　这样的表现方式，有点类似于当代艺术中的“装置”艺术。所谓装置艺术，是指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实体进行艺术性的组合，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既陌生又熟悉，既真实又虚幻。在这个空间中，采用的虽然还是“现实素材”，但由于采用了夸张、变形、隐喻等手法，所以呈现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极端情境。读者进入这个新奇的情境之后，通过自己的理解进行再创造，将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意义内涵和更加新鲜的审美感受。譬如，《云端之上》就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平行的云上之城——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人公上班下班，同时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遭遇着结婚生子等等凡俗人生中可能经历的种种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主人公完全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落雁岛》描绘了都市边缘一个似真似幻的岛上，昔日的大学同学每年举行聚会，并选出一个岛主进行领导，俨然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大家举办化妆舞会狂欢，并为竞争岛主勾心斗角。《向影子射击》讲述的是一个哺乳期的底层妇女为了巨额报酬而放弃哺育自己的孩子，来到一个神秘院落里当奶妈，她在这里享受着锦衣玉食，每天给“先生”供应新鲜人奶，最终因为迷恋这种“美好生活”而发疯。构成这些故事的人物、场景及活动等“道具”，全部源自现实生活，但经过精心设计后“装置”到文本的新空间中，建构出一个充满隐喻性的“新世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形成强烈对照，并构成有力批判。

　　其实，在曹军庆过去的一些小说中，也隐约可见类似的局部“装置”艺术。譬如《和平之夜》中的“江湖”，《家谱》中的“爱情传奇”，《我们的来历》中的“家族历史”，《影子大厦》中的“大厦”，都是在文本的现实时空中另外建构出一个“新世界”，无不具有隐喻性。

　　这样的“装置”手法，从表面看是一种小说构思方式和叙事技巧，从深层次看则是一种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我们知道，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传统小说与物理世界相对应，基本采用的是线性时间叙事，而现代小说引入了心理时间的概念，通过对时间的延展、压缩、扭曲、并置、断裂等方式，不仅对小说叙事本身进行了一场革命，而且赋予了时间以丰富的哲学涵义。“装置”则是基于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理解，对时间进行空间化处理的一种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的商品化把人降低到了次要地位，时间最终成了衡量劳动的尺度；时间就是一切，人只不过是时间的一种体现。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性质，而转化成由可以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一个一个的空间，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卢卡奇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其直接后果就是普遍的物化。不仅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物化的命运，而且整个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逃物化的命运，包括精神领域。一方面，人的属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性相联系，而只是表现为人占有或出卖的一些“物”；另一方面，现代媒介进一步把人异化为物化的人，当下那些看似自由的个体其实都是孤立的人，在本质上丧失了主体性。曹军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症候，截取构成时间之流的某些“空间”加以凸现，从而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处理，在对芸芸众生、人情世态的陌生化描摹中切近了这个时代的本质。譬如在《云端之上》中，在城市上空拥有绝对自由的主人公焦之也正是现代媒介——网络异化的产物，《向影子开枪》中的奶妈云嫂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活着的“物”，而《落雁岛》中让人恐惧的权力正是源自异化的制度，而化妆舞会的狂欢正是对“物化”世界的消极反抗。曹军庆巧妙地选择了具有突出的“物”的属性的“空间”，并由此深入到现实的肌理之中，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对现代性之恶展开了较为深刻的批判。

　　小说的“装置”其实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艺术，它不仅为作家释放想象力搭建了平台，也对小说的审美空间实现了拓展。

“乌托邦”、“敌托邦”与恐惧

从表面上看，《云端之上》讲述了一个现代宅男的悲剧。主人公焦之叶大学毕业后，因为对现实世界充满恐惧，不愿意上班，把自己幽闭在家，沉溺于网络世界。他在网络空间中拥有另一种生活，比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安全感：“还是网上好，网上安全。在网上不会吃到可疑食品，都是绿色食物，空气也不会污染。”“这间屋子于是成为焦之叶坚守的一座岛屿，只有回到这里才安心。”他从现实生活中完全逃离出来，全身心进入了“新世界”——在网络世界里，他是一个成功人士，拥有智慧和财富，无所不能，过着理想生活，也获得了幸福和自由。“这间屋子（指他上网的房间）有可能是一叶扁舟，能渡他到彼岸。”显然，曹军庆为焦之叶建构的网上之城，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座“乌托邦”。

　　“乌托邦”源自古希腊语，最早在马斯·莫尔的长篇小说《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用来命名其虚构的岛国。对这个词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无场所”，也就是“不在场”，即它并不存在于时空之中；另一种则包含“没有的地方”和“好地方”两个词义。莫尔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延伸，呈现的是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平等、民众乐业、道德崇高的岛国社会。后来，像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詹姆斯·哈林顿的《大洋国》、莫理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作品，都描绘过这种近乎完美的社会。人们总是借助空间的发现把梦想带入现实，憧憬着可以在未来把“乌托邦”变成现实。曹军庆在构思《云端之上》时，应该受到过这些作品的启发。只是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需要再借助幻想、航海或穿越的方式进入另一个空间，而只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就可以在现实中迅速建构起一个“新世界”。这个幸福的“新世界”建立在云端之上，与不幸的“现实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成为无力直面残酷现实的现代人的避风港和温柔乡。诚然，“乌托邦”可以提供一种理想之境，慰藉痛苦的心灵，缓解生存的压力，让人类对未来葆有希望；但是，如果像焦之叶一样沉缅其中，而彻底放弃现实生活，那么结局就只能是陷入幻境，走向迷途。

　　曹军庆在这部小说中尖锐地触及到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当人们试图以现代科技来抵抗现代社会带来的恐惧和不安时，非但不能获得安全和拯救，反而会陷入现代性吊诡之中。马克思.韦伯曾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控制的过程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当工具理性获得霸权地位时，它就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即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云端之上》中的网络不正是如此吗？焦之叶进入天空之城时，就注定了难以逃脱被异化和物化的命运。在一个漠视价值理性的时代，基于现代性逻辑而建构的“乌托邦”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和福祉，它反而会彻底暴露现代性之恶，使心怀恐惧、迷惘失落的人类走向万劫不复。

　　正是在这一点上，《落雁岛》与《云端之上》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而且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由物质向文化、制度等意识形态层面深化了。

　　我们知道，“乌托邦”的根本特性在于其“不在场”。在现代社会之前，人类一直追求着“乌托邦”的在场化；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全面渗透，人的异化程度越来越深，“乌托邦”不仅变得更加遥不可及，甚至出现了“敌托邦”（Dystopia）。“敌托邦”即“乌托邦”的反义词，指的是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可怕世界。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等都是描写“敌托邦”的代表性作品，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批判唯科学论和极权主义。落雁岛是武汉东湖中的一个小岛，在曹军庆笔下成了一个象征物。他以亦真亦幻的笔触，在《落雁岛》中创造了一个典型的“敌托邦”世界。

　　这部小说的核心情节是毕业多年的大学同学在落雁岛聚会。“邀请者建议所有人要抛弃现实中的身份”，“到了岛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的身份都没了，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同学”。每年的聚会“就是一场游戏，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一段隔绝的生活。斩断已有的一切，回到过去。”这种美好的理念和岛上现代化的设施、优美的环境，正如第一任岛主“邬有乡”的名字所象征的，似乎营造着一个“乌托邦”世界。但是，岛上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规矩：“进了落雁岛，大家都是岛民，我们都听岛主的。”岛主是落雁岛的核心，将主宰这里的一切。那么，岛主是怎样产生的呢？从班上的同学到岛上的工作人员，没有人知道选举岛主的规则是谁制定的？更不知道岛主的权力是谁赋予的？一切都隐没在黑暗中。看上去，岛上生活井然有序，按照“规则”在运行。由于当上岛主好处多多，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雄心壮志，在建设岛屿上有一番作为，还可以掌握经济大权，能够假公肥私，捞到好处。于是，人人都开始揣摩“规则”，挖空心思去竞争岛主，“岛主成了一种被疯狂抢夺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岛主还拥有无上的制裁权。岛主如果想惩罚谁，偷窃、猥亵员工、携带刀具、告密都可以成为理由。审讯毫无法律依据，制裁的手段更是充满恐怖色彩。令人更加恐惧的是，岛主利用高科技手段掌握了反对者的隐私，并携私要挟，使他们不得不表示臣服。公布出来的制裁理由永远与真相相去甚远。就像小说中的人物所言，这里的一切都是隐秘幽暗曲折的，“我们可以公开谈论的过错都是入口，就像落雁岛一样，只有从入口进去之后，你才能看到别的东西。”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况呢？当社会在不透明的机制中运行时，一旦权力主体缺位和监督机制丧失，权力必然泛滥，腐败必然滋生，恐惧也就无所不在了。在这个“敌托邦”中，社会秩序看上去井井有条，人们的生活似乎和谐快乐，但是事实上，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规则——的操控下，道德沦丧、欲望泛滥、民主丧失、极权滋生，每个社会成员都耽于金钱和权力，人心完全为物所奴役，不仅同学聚会失去了情感交流、享受温情的本意，而且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精神极度压抑，内心变得冰冷而阴暗。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则”也是工具理性的一种象征。在落雁岛上，它成为无所不在的强大神秘力量，操纵人的同时也被人所操纵，最终使人走向更深的异化。岛上的现实并不美好，那么，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是美好的吗？在一般性的理解中，“过去”的校园生活等同于青春、单纯、美好和诗意，但是，“人流告密事件”将这个美梦彻底击碎了。处在“敌托邦”里的人们，连记忆都浸染着恐惧。而岛外的“现实”生活也是荒诞不堪的，陈永斌“情景再现”式的死亡方式就是典型象征。曹军庆以阴冷而凌厉的笔触，斩断了人可以获得救赎的一切希望，人们除了像诗人秋风一样发疯，再也无法获得自由——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类，早已失去了伊甸园。

　　

　　《长江文艺》2015年11期《云端之上》

　　曹军庆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核心意象——恐惧。所谓恐惧，是指人在面临某种危险情境，企图摆脱而又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担惊受怕的一种强烈压抑情绪体验。在他的小说中，恐惧不仅是一种心理体验，更是一种文化体验。那么，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从根本而言，乃是因为人意识到了在现代性结构之下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更深的物化和奴役。曹军庆敏锐地发现了当代人的这种特殊存在方式，就像萨特发现“恶心”、米兰.昆德拉发现“庸俗”、库切发现“耻辱”一样，直抵时代的幽深之处。他以一种富有想像力的方式建构起新的叙事空间——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敌托邦”，都深切地表达出一个怀有怜悯之心的作家对于人类遭遇物化和奴役的深切痛惜以及对于现代性的尖锐批判。

多余人、新奴隶和时代典型

曹军庆的小说在追求可读性和意义深度的同时，也比较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纵观他过去的作品，固然也有一些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人物，但《云端之上》和《向影子射击》中的主要人物给人的震撼性更为强烈，时代内涵也更加丰富。

　　先说《云端之上》中的焦之叶。他逃避现实，沉溺网络，几乎与世隔绝。“他不能走出这道门，危险的东西太多了。”哪怕是与女人约会，也坚决放弃。幽闭后他唯一的一次露面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只待了33分钟就躲回屋里；母亲死后他不闻不问，每天只叫外卖维持生活。“他缩在一个人的城堡里，形同坟墓”。从医学角度来看，焦之叶是一个深度网瘾症患者，最终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是这个时代的“多余人”。

　　“多余人”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特指俄罗斯文学中类似奥涅金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受启蒙思想影响，善于独立思考，但是无法摆脱阶层的局限，总是耽于幻想而缺乏行动，而且无一例外染上典型的时代病——忧郁症。根据赫尔岑的说法，他们在其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是“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少“多余人”形象，譬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家》中的觉新和《二月》中的肖涧秋等等。他们都处在新旧社会激烈冲突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求新的一面，但又对旧制度抱有幻想，常常遭遇挫折就转而退守，最终都游离于大时代之外，内心充满苦闷和彷徨。俄罗斯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之所以深刻，在于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生存状态，深刻揭示了美好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作家只不过反映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罢了”。焦之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多余人”。他没有归宿感和安全感，对这个世界始终怀有深深的恐惧，“对武汉来说他永远是个异乡人，对他来说即使他身在武汉——武汉仍然是某一处异地。焦之叶对这世界的恐惧恰恰源于对武汉的恐惧，他所有的恐惧殊途同归。”“武汉”作为一个大都市，在小说中显然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是它何以成为焦之叶恐惧的根源呢？曹军庆进行了聚焦似剖析，从“网瘾”——反思工具理性的弊端角度对现代社会中物对人的奴役进行了尖锐批判，而对造成这一病态现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没有太深触及，因而这个人物是悬浮在现实中的，缺乏应有的历史感。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将人物置于这些复杂的关系之中来考量，方有可能提炼、塑造出时代的典型。因此，焦之叶固然是一个具有时代符号性特征的“多余人”形象，但因其历史深度的欠缺，还难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这是殊为遗憾的。

　　在我看来，《向影子射击》中的云嫂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内涵。她让人联想起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因为生活所迫，春宝娘忍痛撇下5岁的儿子春宝，被丈夫典到邻村一个地主家当生儿子的工具。三年之后，她和地主的儿子秋宝出生了，她又被迫与秋宝分开。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间破屋时，儿子春宝已经不认识她了……在小说中，春宝娘成了商品和工具，被剥夺了做合法妻子和母亲的权力，成为一种特殊的奴隶。作者借“为奴隶的母亲”，向吃人的旧社会提出血泪控诉，发人深省。而在《向影子射击》中，曹军庆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云嫂为了一笔巨款，扔下刚出生的孩子，到一座戒备森严的小院里当奶妈，每天给一个叫“先生”的巨贾提供安全而新鲜的奶水。同春宝娘一样，云嫂也是被物化的商品和工具，她出卖的是奶水。作为母亲和妻子是一个女人的自然权利，可是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仍然遭到剥夺，其根源依然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富人可以用金钱购买一切，而穷人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和人格、尊严。就这个层面而言，《向影子射击》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社会批判性。

　　更加可贵的是，曹军庆还向人性的更深处掘进，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云嫂的精神创伤，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市场化时代的新奴隶形象。通过严格筛选，云嫂被留在小院里，她拿到一笔巨款，解决了生活的困顿；为了保证奶水质量，她在小院里过着悠闲、快乐的生活，身心都充满了幸福感；更为重要的是，当她知道“先生果真是大人物”时，“眼眶发热”，从精神上完全被征服。有一次，“先生”吸奶时困倦得睡着了，“云嫂心里便有了温暖，也有些酸楚。”尤其是“先生”和她说到童年孤独，只能玩用手朝自己的影子开枪的游戏，更是激发了她潜在的母性。对地位和金钱的膜拜，加上本能的母性，让云嫂产生了强烈的幻觉，自以为和“先生”有了默契，从而失去了对自己身份和处境的正确认知。解聘之后回到家，她已经无法适应过去的生活，不仅厌恶家里的环境，还拒绝和自己的老公同房，只想重回小院，继续“那一种活法”。为了能有机会再给“先生”喂奶，她不惜以各种方式催奶，以致摧残了身体。她一次又一次去小院，可是每次都被保安当疯子扔掉，“先生”从她旁边驱车经过，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鸿沟触目惊心，天上人间的巨大反差让人难以保持心理平衡。富人的冷漠与残酷，穷人的幻想和渴望，在小说中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云嫂之所以成了“疯子”，乃是因为自我独立意志遭到剥夺而陷入深重的奴役之中，其根源正是资本、金钱和身份营造的幻觉对她的洗脑。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思考，云嫂的形象不仅是社会底层人的象征，也是当代人的象征。在当下社会生活中，我们是否也都因深深浸淫在由资本主导的意识形态幻觉中而不能自拔呢？是否也正遭遇着来自与现代性如影相随的物的奴役而毫不自知呢？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曹军庆将切肤的痛感蕴含在真切的生活描写中，以冷峻的笔触成功塑造了云嫂这个物欲时代丧失了自我而又沉浸在幻觉中不能警醒的新奴隶形象，将自己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二十多年的写作磨砺，曹军庆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在文坛上显示出这样的形象：他始终在努力摆脱对他人和对自我的复制，始终让自己向着生活、向着时代敞开，并且孜孜不倦地往更深处掘进着。

　　所以，他仍然值得我们为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