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李

　　●主持人语

　　当我们谈论IP剧时，我们谈些什么

　　■叶 李

　　没有盛夏的果实，只有四十度高温的夏天的下午，朋友发来知乎上对于热播IP大剧《幻城》的评论——看穿真相的吃瓜群众正在社交媒体上以高涨的热情、惊人的语言能力对《幻城》展开极尽能事的揶揄讽刺，声称其“真真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象级神作”，真正体现了“学贯中西博采众长，对外来作品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的宝贵品质”，图文并茂的形式和夸张的表达将对电视剧《幻城》五毛钱特效、做作的表演、低劣的美工的吐槽演绎成了“欢乐颂”。不出意外的是与口水一起飙飞的这部“现象级神剧”的收视率和关注度。没有康师傅牛肉面，只卖统一酸菜面的小区杂货店里，女老板拿着手机看着视频露出甜笑、微笑、会心一笑以及各种迷之表情，像一个不逊于傅园慧的“行走的表情包”，趁着付钱的当口我瞥上一眼，原来《翻译官》里刘恺威正跟杨幂“剪不断了，理还乱”地上演一场摧心肝的爱情传奇。打开没有《光明日报》只投送了《楚天都市报》的报箱，翻开报纸娱乐版，赫然入目的新闻标题是《电视剧越来越精美，也许只是为了卖游戏》。这些全是散落在闷热的季节里我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细节，仿佛蓬飞的几片鸡毛，散漫、琐碎，你非要伸手把它们笼在一起，也能发现共同的指向——那就是IP剧。IP剧我们当然有“土产”，IP本身却是洋词，全称乃“Intellectual Property”,对这个概念做泛化的理解，则各种智力创造都可算IP，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动漫游戏、图像、商标、某个经典形象、歌名等等，但落到IP剧或IP影视上，IP则多指文学作品、原创文学文本乃至游戏、动漫，IP剧实际是以影视制作的方式对IP尤其是知名IP进行二次开发——依据现下粉丝群庞大、吸睛无数又吸金无数的流行文学作品以及部分游戏、动漫改编的影视作品，就是“小时代”里的IP大剧。今天，如我前面的描述，在最日常的生活世景里，IP剧的存在显示了一种顽固的姿态——无论你喜不喜欢，在不在意，高不高兴，唱衰或赞和，它就在那里，就算你排斥或拒绝，可是猝不及防，你就会在最具体的生活细节里与它相遇——它的出现、存在、繁荣是这个时代里我们无法回避而只能直面的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大众娱乐产业的消费者、大众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对IP剧的接受或排斥完全可以是出自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作为一个置身于当代文化生态系统之中，依凭知识和经验意识到当下最热的文化现象也未必是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良性部分而应被审视和质疑的专业研究者，以专业的姿态对当代文化建构有所承担的责任则使人没有理由仅以研究对象高雅低俗的价值判断为准绳就对火遍中国的IP剧热潮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将其彻底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于是，我们坐下来，聚在一起，认真地讨论IP剧乃至IP电影。这里的“我们”是我，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的王庆老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李炜、杨晓帆老师和这几所学校人文社科专业的研究生同学——正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湖北省第十届第二期高校青年学术沙龙为我们提供了相聚共论IP剧的机会。

　　当我们谈论IP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大众讨论的是IP剧里的大长腿、高颜值、“霸道总裁爱上我”——IP剧实在是“”微微一笑很倾城”，令人欲罢不能；跨媒体产业链上的生产者、销售者、制作方讨论的是在文化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得IP者得天下，机遇与风险并存，站在风口浪尖借IP与资本神话的媾和造就黄金世界。对于研究者，生产机制、产业模式、粉丝经济、IP改编与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文学性因素，产业意识与创作意识、IP剧利用社交媒体所采取的新型传播模式，等等，是讨论IP剧的聚焦点。互联网+、新媒体、新型产业链、新经济模式，新生代粉丝，当IP剧几乎与上述词语作为固定组合而被讨论时，这样的事实就提示了我们，IP剧作为兴盛红火的文化现象恰恰是以其“新”为研究者和讨论者所辨识，并提供了理所当然的进入问题的方式——新现象当然需要在新的视野下用新思路、新方法、新理论来解读或者说来讨论。然而所谓新者，就必是以文化断裂的方式而产生的突变吗？无前源可溯，无来路可寻，无旧迹可追？阳光底下无新事，IP剧到底不是天外飞仙。在“以新谈新”的路子外，在就现在谈现在的方式外，视距拉远，眼光放长，把问题纳入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看，我们会看到什么，又能谈论什么？在我看来，今天IP剧甚至IP影视的强势勃兴，热潮滚滚不息，并非突如其来的“文化大爆炸”，感叹文学IP的影视改编往往沦为“借壳生蛋”，文学在影视改编中地位降格，处境边缘，退出二次创作的中心，“产业意识压倒创作意识”，还应关联着一个更远阔的背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媒介秩序的改变，文学与影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相比文学尤其是以纸媒为载体的文学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世俗化、平民化甚至不断向大众娱乐消费贴近的影视创作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既然谈到了文学与影视权力关系的变化，当然意味着影视与文学相较而取得强势地位并非从来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文学作为影视最重要的叙事资源而存在并在影视改编的二次创作中被高度重视，是否符合原著成为判断影视改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文学的动向与潮流更迭对影视创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指明了风要向哪个方向吹，我们想想第五代导演的成功对具有相当品质的当代文学文本的依赖便不难想象这种影响的意义——《中国第五代导演：因为文学，所以经典》这样的标题可算是一种生动的总结。然而以前如此并非永远如此，文学与影视的权力关系到底发生了逆转——这些不是新发现，学界已有专论。拉开时间上的距离，勾连历史前源，牵连更广的文化背景，或许能够让我们理解，今天IP剧的大行其道实乃非断裂式的发展，文学IP在影视改编的二次创作与传播中，“文学”退隐而IP作为文化资本的象征符号不断增值的现实恐怕正是文学与影视权力关系的变化在今天的延续，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甚至在加剧。“过去”作为进入当下的一种方式，不应该被忽视，一个大的坐标系的建立有助于将问题越谈越明，但它未必是唯一合适的方式，也绝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还需要介入对象的新的可能性——李炜老师从“融合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诠释。今天IP剧的流行跟早期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热潮并不分享完全相同的语境与背景，它的崛起依靠着全媒化时代的到来，或者说它的存在与衍生产品也将全媒化时代作为现实的一种文化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IP剧所牵涉的跨媒介转换远非局限于影视领域，卡牌、舞台剧、漫画、声优剧等多样的衍生文化产品显示了跨媒介的广度和多样性。“IP剧及其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更多地体现出了的‘融合文化’特质”，“某种叙事通过多种媒介平台传播，源于媒介变革之后文化资源融合的需求”。在“融合文化”的视角下去讨论IP剧的改编或者跨媒介叙事，就很容易排除那种把忠于原文本或高度复原原文本作为评判IP剧改编是否成功的首要准则的观念，因为在原文本提供素材的基础上，如何既受新媒介属性的制约又充分利用其特性，提供给观众新的叙事体验，才是IP剧应该关注的重点和取得成功的关键。还是谈IP剧的改编，杨晓帆老师以改编自小说《余罪》的同名网剧的得失说明“如何讲好故事”、“我们需要什么故事”这样的老问题仍然是IP剧生产中的命门。在IP改编的跨媒介转换中，对于故事的讲述与对“故事”的意义的理解需要警惕或者说反思这样一种倾向——在强调“用户思维”的同时，又缺乏对用户需求的细致分析，流入“思考上的懒惰与商业利益刺激下的盲目”，于是，高度类型化的故事经高度类型化的“叙事”而批量生产出来，“不断在表象真实的层面上重复某种情绪与俗套”。从缺失“支撑这类故事需求的现实感的细致分析”到“故事对现实的逃避”造成了IP剧改编中令人遗憾的现实，然而，“即使IP热的市场根基是消费、娱乐，现实感的获得与更新也仍然是故事成功的关键”。王小燕对IP热与网络文学曾有过长篇专论，她在这里以一种持守学理立场的姿态集中讨论了IP热背景下网络文学的产业化问题。王成晨认为“IP改编影视剧从影视艺术诞生时就存在，以后也不会消失”，但当下的现状难以令人满意——“现在的流行IP改编影视作品缺乏艺术生命力和大众口碑，其长远发展并不被看好”，不过西方严肃文学IP改编的成功经验与示范可以令我们对本土IP改编的未来抱有期待——“随着影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IP改编会越来越如鱼得水，我们可以期待影视和文学的结合在未来获得真正的双赢”。IP成为热词，IP高烧不退，在简单地表达褒贬的立场并迅速站队的选择之外，何丹的方式是把厘清“何谓IP热”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点。刘良伟的讨论显示了一种颇为积极的态度——他不就IP文化本身的得失成败去对现状展开批评或对其未来进行展望，而是由此而及彼，讨论IP文化的成功对精英文化的启示。

　　大家参加沙龙活动时，坐而论之，气氛热烈，思维的碰撞擦出闪亮的火花，照亮新的言说空间，言既未尽，探讨便从沙龙延伸到书斋，思而述之，文而辨之，结成数篇文章，有了这则专辑——我们相信对于正在进行时的文艺现象做出解读、评价、阐释，以“在场”的姿态发声，凭学理探究竟，由一斑而力图洞见我们在这个时代真实的文化处境乃至遭遇的挑战，心怀警醒或有所期待而展开评估或预测，并以此启发我们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和选择，无疑具有意义。哪怕冒着一点风险——待热潮过后，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在沙滩上对着那遗留物逐一清点，细数尽道，当然稳当全面；身处浪潮之中，逐波排浪，难免会有“只在此山中”的局限。可是，有什么关系，恰如傅雷先生所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我们愿意以这则专辑发声，以这则专辑“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