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贝贝

　　自古以来，河洛地区因『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深受历代统治者青睐。早在夏商周时期，洛阳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京都遴选佳地。洛阳逐渐由地域概念被赋予感情色彩，成为文人名士追逐权力的舞台、名利的渊薮。而永嘉之乱爆发后，洛阳遭到异族铁骑的践踏，终东晋也未能收复。直至南朝，人们对洛阳的感情并未因时代久远消散，反而愈加深厚，人们对这座繁华都市所产生的种种联想形成了南朝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洛阳情结』。

一、南朝诗歌中的洛阳书写

（一）洛水

早在魏晋时期，洛水两岸就成为文人名士聚会的重要场所。西晋时期上巳佳节也在洛水边举办，『泛彼龙舟，溯游洪源』『龙舟浮鹢首，羽旗垂藻葩』都是对该节日的描写，平民也积极参与此活动，『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至南浮桥边禊』。直至南朝，诗人们无论是否到过洛水边，其在前人文学作品的描绘下，早已对洛水产生了特殊感情，并将情感寄托于诗歌中。

　　何逊《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夜梦还洛汭，洛汭何悠悠。』刘孝绰《报王永兴观田》：『睠彼忘言客，闲居伊洛滨。』鲍照《拟古诗八首》：『日夕登城隅，周回视洛川。』由此可见，在南朝诗人心中，洛水是夜晚梦回之处，是心灵的栖息地，是宴游聚会的佳地。

　　自永嘉南渡之后，文人都渴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洛阳，回到那个象征繁华与强盛的时代，每每思之，南朝诗人对洛水的感情便愈发强烈，『洛神』『宓妃』『洛笙』等一系列象征美好的意象频繁出现在南朝诗歌中。

　　谢惠连《秋胡行》：『汉女攸忽，洛神飘荡。』萧纲《赠丽人诗》：『判自无相比，还来有洛神。』萧衍《戏作诗》：『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刘孝绰《酬陆长史倕诗》：『风传凰台琯，云渡洛宾笙。』由此可见，南朝诗人虽身处江南，但心却在京洛，『洛神』『宓妃』『洛笙』等象征美好却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是诗人主观想象的产物，融入了南朝诗人对洛阳的无限情思，这正是南朝诗人『洛阳情结』的体现。

（二）洛人

除洛水外，南朝诗歌中还有很多关于洛阳少年、美女、能工巧匠的描写。

　　袁叔《效曹子建白马篇》：『荆魏多壮士，宛洛富少年。』沈约《相逢狭路间》：『大子万户侯，中子飞而食。小子始从官，朝夕温省直。三子俱入门，赫奕多羽翼。若若青组纡，烟烟金珰色。』张正见《轻薄篇》：『洛阳美少年，朝日正开霞。』在诗人的笔下，洛阳少年富有、俊朗、有权势且朝气蓬勃，这无疑是京都赋予他们的独特气质，当然也是南朝诗人对京洛少年在形象上的美化，使其呈现出符合京都气韵的一面。

　　与洛阳男子形象相似，洛阳女子则端庄、聪慧、美丽。鲍照《代北风凉行》：『京洛女儿多庄严，遥艳帏中自悲伤。』萧纲《采菊篇》：『月精丽草散秋株，洛阳少妇绝妍姝。』萧衍《洛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值得一提的是，南朝诗人还赋予了洛阳女子胆大开放的形象。众多诗中表现出女子主动追求心仪男子，如庾肩吾《洛阳道》：『潘生时未返，遥心徒眷然。』徐陵《洛阳道》：『闻珂知马蹀，傍幰见甍开。相看不得语，密意眼中来。』在封建礼教下，女子的开放作风无疑会遭到批判，而在南朝诗人心中，洛阳少女不仅是庄严、美丽且聪慧的，更是灵动、鲜活且多彩的，而这些被抨击的女子形象或许恰好是南朝诗人给予洛阳女子的想象空间。

　　在南朝诗人心中，洛阳汇聚着俊男靓女，也有名工巧匠。如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断复万缕。』吴均《行路难五首》：『洛阳名工见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

（三）洛阳城

自晋室南渡，士大夫被迫离开象征着中原文化正统的京都洛阳，虽已在江南经过两百多年的基础建设，但他们依旧对曾经辉煌的洛阳城充满向往。

　　萧绎《洛阳道》：『洛阳开大道，城北达城西。』刘峻《自江州还入石头诗》：『洛城何郁郁，杳与云霄半。』王僧儒《赠顾仓曹诗》：『洛阳十二门，楼阙似西昆。』他们对洛阳的印象大多来自文献典籍，如《古诗十九首》中『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因此南朝诗歌中的洛阳表现出大、多且宏伟等特点，如『大道』『十二门』等描写，这种『大』不仅是指洛阳的面积大，还蕴藏着洛阳宏伟的气势。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无论是洛水、洛人还是洛阳城，南朝文人都赋予其最美好的词汇。洛水是关于『洛神』和『宓妃』的美丽传说；洛阳城少年英俊多才，少女美丽勤劳，工匠技艺高超；洛阳城市街道宽敞，宫殿宏伟。在南朝文人心中，京都洛阳的繁华是永恒的，他们期待渴望前往洛阳一睹神都风采，诗歌中对洛阳尽是称赞，这是他们『洛阳情结』的主要体现。

二、南朝诗歌中洛阳情结产生的原因

南朝诗歌中之所以涌现如此多的洛阳描写，主要与洛阳曾经的地位具有密切关系。东周时期洛阳成为王朝都城，因周王朝以德治国，而具有周王朝象征的洛阳成为德治的集中表现之一。东汉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周王朝的治国理念，文人在大赋撰写中充分肯定周文化，从而构建仁义之都的形象。洛阳以仁义之名感化四夷，一时间『四夷间奏，德广所及』。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之后，洛阳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东晋南迁失去的不仅是中原这片沃土，也失去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象征的文化和政治地位。除此之外，南朝诗歌中的洛阳书写是政治家争夺权力资源的一种手段，该政治手段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比如庾亮庾翼兄弟、桓温等人利用北伐获得声望，刘裕篡位成功也和他北伐取得暂时性胜利有密切关系，南朝政治家和文人继承了该手段，他们通过对洛阳的描写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以此获得名望。

三、南朝诗歌中洛阳情结的意义

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洛阳是王朝的象征，直至南朝，王朝日益衰微，洛阳这座曾经繁华的都市带给文人另一种情感体验：『繁华绮丽的都市风情是文人对大汉朝雄伟的心理投射，是对中原故地难以忘情的证据。』失去中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南朝诗歌中的『洛阳情结』是他们对京都洛阳沦陷空虚感的表达。

　　文人对京都洛阳的描写也是强调南方政权正统身份的体现，如周一良先生所言：『南朝士大夫对于皇室禅代无动于衷，而对南方政权据守江南，与北方胡族政权相对峙，即保存汉族之正朔一事，则极为重视。』因此，直至南朝时期，虽距离晋室南迁已有一百多年，但其诗歌中依旧不断出现『京洛』二字，如『束甲辞京洛，负戈事乌孙』『谁知京洛念，仿佛昆仑侧』『三川穷名利，京洛富妖研』等。

　　洛阳形象在南朝前多表现为王者气度、德治典范，而南朝诗人在诗歌中对洛阳经过审美加工，为洛阳注入生活气息，如『花障荡舟笑，日映下山逢』『台上经相识，城下屡逢迎。踟蹰还借问，只重未知名』，东周、东汉所塑造的庄严肃穆的京都形象被活泼和鲜活取代。后世文人在描写洛阳时，以再现京都洛阳城市热闹的氛围为主，丰富了城市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