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晋羲

一、社会背景：儒、释、道的哲学对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大分裂时期，前后长达三百年之久。东汉末年，皇权『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察举制被九品中正制取代，士族遂随之兴起，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皇家士族把酒当歌，政权溃散，整个社会风气颓靡。独尊儒术的礼教模式也随之崩溃，传统权威的哲学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侧面激发了庄禅思想的发展与流行。

　　两晋时期佛教与道教极为兴盛，魏晋士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意味着社会迫切需要新的住世观念的支撑，才能够将回归自然和与家国政事无关的活动合理化。由此，儒、释、道老庄玄学盛行，并且推动了美学的自我挖掘，魏晋时期可谓是中国哲学历史的重要时期。

　　纵观中国历史，从魏晋时期起，人们开始重新检讨自我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有了『人生几何』的感慨，他们『恣情任性』『我行我素』，人性的光辉被充分发挥出来，率性旷达的言行、寄情山水的情操被发展到极致。在艺术方面，魏晋风度也孕育出了『悟对通神』『含道映物』『六法论』等绘画理论思想，以及『正书之祖』『二王』等书法大家，追寻着『神飞扬』『思浩荡』的人生境界。也许魏晋风度大放异彩的背后是世人对痛苦的升华，身处乱世，精神的自由也是对自我的解脱。

二、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词在鲁迅先生发表的演讲中首次被提出，他把『魏晋风度』四个字作为概括魏晋时期人文风尚和社会发展状态的核心词。魏晋人士的不羁和雅量穿越千年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反思当下并追慕前行。站在今天的角度，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看，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魏晋风度的雅量和放旷成就了那一时期独特的艺术风格。秦汉时期的艺术多是政治和神话的化身，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开始摆脱社会附庸这一身份的限制，更多地遵从创作者内心的表达，使艺术审美意识和精神内涵上升到艺术表达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魏晋人士被认为缺少政治抱负和家国天下的胸怀，他们身上缺少一些与其社会地位相符的责任感，而这也许是在国家分裂、社会黑暗动乱的时代背景下的生存方式，士人用自我麻痹和蔑视一切的态度进行精神救赎和心灵逃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的多样性实际上是基于魏晋风度的存在而产生的，即产生于魏晋人士对于艺术和人生的不同理解。『魏晋风度』是不同宗教、哲学流派与艺术完美融合的渊源。

　　『魏晋风度』体现在绘画理论家宗炳的『含道映物，澄怀味像』上，是『道法自然，万物皆空』排除心中杂念后，参悟出的能够看透世间万物的真谛，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魏晋风度』体现在书法家王徽之的『雪夜访戴中』，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雅量；『魏晋风度』还体现在嵇康临刑索琴而弹、夏侯玄在雷电中书写如常、顾雍得到丧子的消息仍然专注棋盘、谢安得到淝水胜利的战报面不改色等中。『魏晋风度』是放达雅量的风情，也是澄明虚静的胸怀。

三、魏晋绘画艺术：功能性向艺术性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以前，绘画处于萌芽发展阶段，较为重视的是造型艺术，并将雕塑和建筑视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工具。绘画的功能虽然不是单一的，但是其核心依然是宣传礼教、显示王权威严。例如，西汉后期的墓室壁画《二桃杀三士》，旨在揭示恃勇寡谋与舍身取义的精神内涵。当时的绘画是向观者传递故事情节，标榜忠、孝、义、节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图解内容』的形式存在。

　　魏晋以来，绘画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士族的行为和思想大大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在思想意识上，玄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逻辑思辨的发展和理论探索的自由；在佛教方面，求法僧人的西行和佛教的东渐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开阔了世人的眼界。这一时期，绘画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人们注意到绘画艺术可以使『万趣容其神思』，能够达到『畅神』，并作为卧游之用。绘画艺术不再简单地作为政治的附庸，画家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以审美的角度出发，肯定了艺术是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绘画的目的是供人欣赏的，这表明了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开始了从功能性向艺术性的转变。

　　从创作题材上看，『绿林扬风，白水激涧』，足为士大夫『拂觞鸣琴，披图幽对』。顾恺之《匡庐图》、戴逵《吴中溪山邑居图》、刘瑱《吴中行舟图》以及如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表现出的『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都足以说明魏晋山水画体系的空前发展。根据记载，这一时期的花鸟画作品也较为丰富，如顾恺之《凫雁水鸟图》、陆探微《?鶒图》、丁光《蝉雀》以及梁元帝萧绎《鹿图》等。这一时期的花鸟画相比早期的山水画来说更具有装饰意味和古拙风味。与此同时，人物肖像画得到重视，并且提出了『悟对通神，览之若面』的要求，在表现人物面貌上，被张怀瓘评价为『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在形象上也有『秀骨清相』和『曹衣出水』的分别，道释人物画和有关佛教艺术的创作也在此时兴起了高潮。

四、哲学背景下对绘画理论的探索

魏晋时期的哲学背景对绘画理论的搭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哲学思想对于艺术的影响不仅通过外在的题材和形式表达出来，而且更深刻地影响了艺术观念的本质，绘画创作不再流于表面，而是表现作者的心流。顾恺之、谢赫和宗炳是这一时期绘画理论著作的代表人物，重气韵、重表现人物的传神写照，重表现作者内心世界是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的精髓。绘画理论是在魏晋特有的哲学背景和社会风度下应运而生的，它是魏晋时代的特定产物，同时对整个封建社会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恺之率性风流博学多才，可他的为人，说是『痴黠各半』『好谐谑』『好矜夸』，却又是『率直通脱』。他的这种作风，正是魏晋士人思想的典型表现。宗炳的家风是崇尚隐逸，对于佛理深有研究，提出『无形而神存』，而他关于《序》的立论，正是揉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于一家言。庄禅思想是其精髓，儒家思想是其躯干，从绘画创作的角度而言，他即是要求画必顾『道』，而『道』也就是儒家的道释观。

　　至今保存下来的顾恺之的理论著作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及《画云山台记》，也是我国较早成篇的画论著作，是绘画史上一份重要的遗产。顾恺之秉持朴素的美学观点，他在作品中提到『迁想妙得』和『以形写神』，强调画家须有『人心之达』，认为『空其实对』就会产生『大失』的错误，给谢赫的六法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谢赫的六法论是中国画学上较早、较系统的绘画要旨。魏晋时期的绘画理论提到了对绘画技法的要求和作品品评，同时杂糅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对于哲学的态度，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指南，更是帮助我们回归自然、找到心灵层面的缺失的重要举措。通过魏晋时期画论中的美学指引，去找寻『天人合一』，空性与自然的精神境界。

五、结论

所谓『魏晋风度』，的确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主流现象，但更客观地说，『魏晋风度』中包含着另一种力量，有对家国的担当和对百姓的关怀。这种力量是超乎生死而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是明知不可为而奋力为之的风骨，成就了魏晋时期的艺术作品，也成就了魏晋士人的『艺术人生』。当代绘画的发展如何在兼容并蓄中不忘初心，回归至纯至真，也许在魏晋时期的绘画作品中能够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