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姚苏丹老先生在二〇二〇年第四期《对联》上发表了《大观楼长联文字辨析》一文,笔者随后在第八期发表《大观楼长联文字再辨析》对姚之观点提出商榷意见,继而姚在第十一期上发表《大观楼长联文字再探讨》一文(以下简称『姚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和姚先生一样,对长联非常喜爱,所以在争鸣中都是很高兴的,同时还收获了一些新知识。现在,笔者想对大观楼长联的原貌作进一步的论述。
姚文开头指出赞同笔者说的『陆树堂所书之联之内容无疑最接近孙氏联作之原貌。因此研究长联,必须看到陆书之联』这个观点,只是姚认为《楹联续话》里转录阮元录的髯翁联句就是陆树堂书写的。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昆明大观楼及长联的历史。大观楼始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孙氏创作长联后,由昆明陆树堂书写并悬挂。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即阮元在云南执政期间,按察使翟觐光把大观楼增建为三层,阮元的改联也可能就是在大观楼增为三层时挂上去的。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云南回民起义反清,大观楼及长联皆毁于战火。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马如龙重修大观楼时,重刻了陆树堂所书长联。惜好景不长,《光绪志》记载在光绪二年(一八七六)近华浦『大水,两廊皆圮,楼亦倾斜,光绪九年(一八八三),总督岑毓英重修』。因为发大水对大观楼造成了一些破坏,故而岑毓英重修。几年后,即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岑毓英又请赵藩补书长联。岑毓英曾邀请赵藩入其幕府任职,赵藩也是岑毓英三公子岑春煊的启蒙老师。现在悬挂的长联,即是赵补书之联,也是大家熟知的面貌。
现在有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光绪年间新挂上了赵书之联,乾隆年间陆书长联已在咸丰年间毁于兵火,而同治年间马如龙重刻的陆书之联的木制件到哪去了?是被后来的光绪九年那场大水冲走了吗?或是水灾后被重修大观楼的工人遗弃了?不,这副楹联有幸得以一直保存,现在悬挂于大观楼二楼,游人参观时都可以看得到。这可是历史上货真价实的楹联实物,当然也是文物。登临二楼,我们可以看到陆树堂一百八十字行草书联。另外,联题跋云:
滇南大观楼楹联,乾隆中孙髯撰,陆树堂书,排奡纵横,大气包举,海内传诵久矣。咸丰丁巳,楼毁于兵燹,联亦无存。今云峰军门捐廉重建兹楼,并购得楹联旧拓本重付手民,一方胜迹,顿还旧观,甚盛举也。适予初莅行省,乐观厥成,为识其缘起,俾后来者有所考焉。时同治丙寅春,善化劳崇光识。
这段文字对我们研究长联历史很重要。首先提醒大家注意,目前网上没有一篇文章是将这段文字引述完整了的。如网上所见的《昆明大观楼的两副长联》及《大观楼楹联在历史上的辉煌》两文,将『兹楼』写为『斯楼』,『并购得楹联旧拓本重付手民』中的『楹联』和『重』三字漏掉。我们研读可知,大观楼重建后,马如龙将原陆树堂行草书的孙髯翁长联以拓片重刻,并由当时的云贵总督劳崇光作了题跋刻于上下联末。这副同治年间产生的楹联其实包括两部分,重刻的陆书联和新的劳崇光题跋。另外,现存马如龙撰的《重建大观楼记》《重建大观楼再记》、舒藻撰的《创建重建大观楼碑记》等对当时重修之事也作了记载。
诚然,笔者在《大观楼长联文字再辨析》中只谈到一楼现在悬挂的纸质件长联,未对二楼的楹联作详细分析,造成一些联友对错论述的理解有误。现在我们就得正视姚文所说陆联真实性问题。这里清楚讲到『购得旧拓本付手民』。拓本,凡摹拓金石、碑碣、印章之本,皆称为拓本,即用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刷品。手民,指雕板排字工人。从拓本到雕刻之联,应该就和最初陆书之联毫无二致。再说,从字形上讲,『心』与『气』、『高』与『骚』、『清霜』与『沧桑』等相差很大,在翻刻时不会出现这么多谬误。实在要说可能出错的字,仅为『沙』和『莎』。
姚文在谈到岑毓英重立长联时说:『岑毓英主持的赵书件和陆书摹刻件则是故意篡改,不可信。』『楼可以重建,联也可以重刻。既有拓文,为什么不重刻陆书而要另由赵书呢?(拓本仍在,楼重建,联也重刻岂不又省事又好?)岑毓英就是要利用这次重新建楼刻联的机会进行篡改。』姚先生的看法过于大胆。从这里也可推断,姚先生不了解马如龙、岑毓英重立长联的详细过程,不知道二楼有木制楹联实物,也没有读过劳崇光作的题跋。事实就是岑毓英之前(请注意是岑之前),同治年间一件长联拓本尚在,马如龙按拓本重立之陆联也保存至今,拓本可能后来佚失了。到了光绪年间,岑毓英重新刻联也并未篡改,而且将马如龙重立之联继续保存。赵藩遵命所书之联只是抄写这副陆联的。比较两联,仅有『辜』与『孤』不同,赵还在上联末加上『昆明孙髯翁先生旧句』一句话。
姚文说:『我们在甄别真伪时不能只看持论人数多少,更要看抄录时间早晚,要看抄录者是什么样的人。』的确应当如此!现在可以据此谈两个新问题:首先是拓本时间问题。肯定没有人会怀疑市场上出售的拓本是伪作。拓本为何时产生的已不可考,但它无论是当初直接从陆书之联拓下来的,还是拓本的拓本,内容肯定就和乾隆年间悬挂的长联一致。姚文认为《楹联续话》里梁章钜转录阮元录的髯翁原作才是陆树堂书写的。拓本既然源自乾隆年间的楹联,肯定就比道光年间成书的《楹联丛话》《楹联续话》《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的字词在准确性方面要高得多。除阮元曾在滇任职外,《楹联丛话》等书的作者均非滇籍人士,也未有资料表明他们亲自到过大观楼欣赏长联。这些书在编纂、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字词变异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楹联续话》等名著的记载其实没有马如龙曾经所见的拓本权威!
此外是抄录人的问题。刚才已指出岑毓英和赵藩未篡改长联,梁章钜等人可能也未亲自看过长联,那之前的马如龙和劳崇光两位当事人有没有篡改长联,会不会将市场上买来的拓本作些字词改动,而后让人雕刻呢?笔者的回答是根本不可能。劳崇光的跋末还讲到重立长联之原因:『为识其缘起,俾后来者有所考焉。』两人都是光明正大的政府官员,既然愿意重修名胜古迹,当然也应该将孙氏长联按原貌复制,不会行苟且改动之事。阮元、程含章两位官员从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角度,改动过长联,也是『公开行动』。另外,马如龙先前曾率回民反清,赵藩后来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这种人可能不会轻易维护封建正统思想。试想,倘若某位官员改联,当时会不会有资料记载,且出现类似『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这种讥讽阮元的诗句?大观楼及长联能『生存』到今天,我们应该感谢回族官员马如龙、汉族官员劳崇光、壮族官员岑毓英、白族学者赵藩等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另外,阮元虽有一时改联的低劣行为,也未降低他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的身份,甚至这种行为『变相』使长联名气更大。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不能证明马如龙根据拓本,重立的长联对孙氏原联有何改动,就必须承认马如龙重立的陆书长联最接近孙氏作品面貌,也得承认陆书之联与赵书之联仅一字不同。当然笔者不否定,用『气力』比『心力』好,用『晴莎』比『晴沙』好,用『骚人』『沧桑』也有些道理,但尊重原本,事实就是如此。姚先生主要是立足于文献考证,笔者则主要是立足于楹联实物(文物)考证。就是在考古学领域,当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反映的信息相矛盾时,一般都依后者。
除从马如龙重立之联论证外,笔者还想从《昆明县志》角度论证。姚先生在最初发表的《大观楼长联文字辨析》一文中,提到道光年间所修的《昆明县志》中记载长联中为『晴莎』,非『晴沙』。据此笔者进一步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道光年间,『五华五子』中之戴絅孙在编纂的《昆明县志》卷八录入长联全文,仅有『晴莎』一处与陆联不符。县志作者本为昆明人,书中五次记载孙髯翁事迹,足见作者对髯翁及长联相当熟悉。志书本来就比文人的笔记小说更具历史真实性,本书也是较早刊登长联全文的书籍之一。戴之记载,无疑比同为清道光年间的非滇籍人士阮元、梁章钜要权威。既如此,该书除对姚先生『晴莎』观点能作支撑外,对其他观点恰好可以作直接的否定,同时再次证明后来的马如龙、岑毓英没有篡改长联。
陆联最接近孙氏联原貌,陆联与赵联仅一字之别的看法,非本人独创。长期以来,不少学者皆持此观点。尽管姚文最后说『后来的书法作品是不足为凭的』,但长联除了被赵藩书写过外,还被清末民初陈荣昌、吴锡忠等抄录过,他们都是滇中学者,所写的文字版本均依陆联或赵联,并未提出异议。如今大观楼中陈列着不同时期人士书写的长联,联友们到此可以好好欣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徐家瑞为毛泽东注解过长联,徐的文章先后被《云南日报》《人民日报》刊登。当代著名昆明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石玉顺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大观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第一版)中也说:『岑联除将﹁辜﹂改为﹁孤﹂之外,其余均系髯翁旧句。』
二
当前对联界流传着『滇人善联』的说法,特别是有关资料在谈到大观楼长联时爱引用此语。笔者想借此机会谈谈有关问题。关于此说出处,其中一说是明代云南人杨一清中进士后,宪宗皇帝得知杨一清素以『神童』驰誉乡里,有意试探其才华,即兴出一联:『一间茅屋两先生,聚六七童子,教《百家》《千字》。』杨一清不假思索而答:『九重金銮一天子,会十八学士,读《四书》《五经》。』皇帝称赞:『滇人善联。』此亦为传说也。清代张廷玉等著的《明史》(卷一九八)只说杨一清『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年十四举乡试,登成化八年进士』,并无任何对联记载。就是专门记载民间对联故事的《奇联摭萃》《金声巧联》《评释巧对》等也无杨一清获『滇人善联』美誉之说。
昆明孙髯翁所撰的大观楼长联,大理赵藩所撰的成都武侯祠『攻心』联,曲靖窦垿所撰的湖南岳阳楼楹联,通海陈宝裕所撰的武汉黄鹤楼楹联,皆内含丰富、语言铿锵、匠心独运。对联在明代开始繁荣,清代中期臻于鼎盛。客观地讲,云南作为边疆地区,文化肯定要落后一点,但孙髯翁一扫俗唱,写下长联。也许,大观楼长联出现使『滇人善联』之说开始萌芽。之后又有赵藩等不少在省外工作或游历的滇籍人士,包括少数民族人士撰写了一些具有很高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使人们逐渐形成了『滇人善联』的共识。问题在于,『滇人善联』四字固定下来作为赞语起于何时?是清代?是民国?是现代?甘肃有位联友就对笔者说他怀疑此语为当代人所创造。现在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有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
另外,云南省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李正平先生曾写有《『我家云南』走出的中华四大楹联》一文,在『联都』『中国对联网』网站发表。文中介绍滇人善联也善书,并引述纪晓岚的话:『滇人善书,中土贤士大夫无以过也』。笔者查阅了若干资料,发现没有哪部书记载纪氏说了此话,不知李先生从何处引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在介绍丽江木公(一四九五—一五五三)时云:『性好读书赋诗,于玉龙雪山南十里,为田园十亩,枕经籍书,哦松咏月,中土贤士大夫无以过也』,只有这里面有句『中土贤士大夫无以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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