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童

　　枚乘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淮阴（今江苏淮安）人，生年不详。至于卒年，历来的学者多根据《汉书·贾邹枚路传》中的一句『（武帝）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便断定枚乘死于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一四〇）。事实上，这是不严谨的说法，很值得商榷，因为史书中『及即位』三个字，只是说汉武帝即位之后，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即位后的当年马上就征召了，也可能是即位若干年后。东汉奉旨编书的荀悦在《汉纪》中写建元三年（前一三八）的相关事件时，倒是明确写了一句『是时，上以安车蒲轮迎枚乘，乘年老，道死』，如果『是时』无误，那么，枚乘的卒年应该在建元三年才对。

　　枚乘曾做过诸侯王吴王的郎中，吴王刘濞是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而枚乘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便是先后给吴王上了两封谏书。第一封写在吴王举事之前，以『忠臣不避重诛』的直谏，对吴王晓以大义，希望他三思，放弃谋逆的念头。吴王没有理会，枚乘怕祸及其身，于是转投梁孝王去了。第二封写于七国举兵后、汉景帝诛杀晁错以谢诸侯之际，试图劝吴王见好就收，息事宁人。结果吴王太嘚瑟，又没听，最后被灭了。而枚乘也因此名声大振。汉景帝请他做弘农郡的都尉，但枚乘做惯了上宾，放不下架子，不喜欢这种地方俗务，于是称病辞官回到了梁国，梁孝王死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淮阴。汉武帝在当太子时便听过枚乘的大名，等到他即位后，派车征召，彼时的枚乘已经年老，死在了去京的路上。后来他的庶子枚皋几经周折，毛遂自荐，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成为了文学侍从。父子二人皆擅长辞赋，只是风格迥异，枚乘有深厚的儒道学养和政治远见，作品文采飞扬，恢弘大气，而枚皋虽有捷才，但因不通经术，以肤浅调笑的作品为主，类于俳倡。虎父而得犬子，未免唏嘘！

　　《七发》是枚乘的辞赋名篇，文字体量颇大，采用主客问答式，层层递进，历来被认为开了汉大赋体制的先声。其创作年代已很难确考，创作意图也是众说纷纭。因为枚乘在吴、梁两大诸侯国都待过，且有过直谏的经历，于是乎，一些偏好探赜索隐、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研究者们，都将这篇文章想象得讳莫如深的样子，乃至牵强附会，有认为是隐谏吴王的，也有认为是隐谏梁王的，但都只是主观臆测，并无确凿证据。而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则相对更客观些，他认为只是用来劝戒官二代等膏粱子弟的。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枚乘的两封谏吴王书中，不难看出他耿直敢言的个性，对于一个有这样行事风格的人而言，有话大可直说，有什么必要过于遮遮掩掩隐晦含蓄的呢？

　　通览全文，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一出游子与宅男的对话，更是一例妙手回春的经典医案！文章开篇即讲到，楚国太子生病了，吴国的客人去问候之际，顺便为他做了一个诊断。太子年纪轻轻，患的到底是什么病？看吴客的谈吐，颇像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脱口而出就是什么『蹶痿之机』『寒热之媒』『伐性之斧』『腐肠之药』的，一堆专业术语，其实说白了，无非就是太子深处宫中，养尊处优，饫甘餍肥，又纵欲过度，最终导致气血亏损，阴阳两虚，百病丛生而萎靡不振。吴客认为这种病，光靠药石针灸未必见效，可能还是先从心里上疏导好得更快一些。于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他依次通过铺陈渲染音乐、饮食、车马、游观、校猎、观涛和要言妙道等七大事项，让太子的阳气从近乎绝迹的状态得以逐步回升，最终一身大汗出后，病居然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大步骤，是一个不断调整校正治疗方案的过程，基本上遵循了中医阴阳平秘的原则，正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吴客口中的音乐，是『天下之至悲』的，对治于太子之前所听的淫佚绵软的靡靡之音；饮食是荤素合理搭配，融合了多种山珍野味的人间美食，对治于太子之前『温淳甘膬，脭醲肥厚』的不健康饮食结构；车马是纵横驰骋的『天下之至骏』，它需要的是强健的体魄，正好对治于太子这种因严重缺乏锻炼而身体素质极差、处于懒癌晚期的肥宅和废柴；游观则毫无疑问能够开拓视野和胸襟，对治于太子因久处宫墙之内而造成的孤陋寡闻和见短识浅；校猎是在转移太子的兴趣，激发他建功立业的志向，让他从纸醉金迷的温柔乡中拔身出来，为继承王业打好扎实的基础；观涛则是刺激他产生奋发图强的意志和豪气，对治于他当下精神的颓废；最后的要言妙道，虽然言之不详，但是从所列出的老、庄、孔、孟、杨、墨等几人的名字不难看出，是希望太子能够在学问道德与治国之术方面有大的提升，对治于他当下的不学无术。这七大步骤，从佛家的角度而言，已经囊括了眼、耳、鼻、舌、身、意等完整的方方面面内容，本身也是一个由静而动、由外而内，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递进过程。反观太子这个病号的态度，从一开始有气无力的『仆病未能也』，整个一副『臣妾做不到』的蔫样儿，到逐渐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再到最后『据几而起』『霍然病已』，疗效不可谓不显著。

　　有人说，《七发》的篇名就是通过这七个说法、七个步骤来启发太子，祛除疾病的意思。诚然不错，但这还只是最表浅的一面。事实上，『七』这个数字本就非常神奇而富有内涵，且不说上帝创世有七日之说，释迦牟尼出生时有七步莲花，瑜伽有三脉七轮，《入胎经》讲胚胎的形成与发育以七天为一个变化周期，中国自古即知天有七政七星，人有七窍七情，《易·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将七作为阴阳消长的一个变化周期，而《黄帝内经》中亦以七年为女子的一个生理成长周期。自来医易相通，况乎《七发》本来就是在讲诊断医治的事情，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七』之深意不言自明。太子的病况从阴邪至盛到阳气生发、霍然病已，不正是阴消阳长、七日来复的一个完整的阴阳和生理变化周期么？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不叫三发、五发、八发、十发，而只称『七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有一种观点甚至根据《素问·移精变气论》中黄帝所言『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进而认为『七发』本身就是『祝由术』的治病过程，因为吴客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使用的并不是药石针灸，而是精神导引术，不就是『移精变气』吗？这和古代的巫祝、巫医所为又多么相似！

　　虽然历史上更早以『七』来命篇的作品，还有《管子》中的《七法》《七主七臣》等篇，但枚乘无疑开创了『七体』辞赋流派。刘勰说道：『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文心雕龙》）其实若要算到明清以后，历代『七』体作品远不止十余家，根据《历代辞赋总汇》中的篇目来算，总计有一百三十一篇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笔者年少时所写的一篇《七愆》。

　　枚乘和他的作品毫无疑问受到了楚文化（包括楚辞）的影响。而在学问思想方面，从《七发》最后所列举的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孔子、老子和孟子等九人来看，枚乘可算是一个博采先秦诸派，熔铸众家所长的人了。至于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吴客通过陈述七事治好楚太子之病的事情，大可不必太较真。这毕竟只是文学作品，而非信史，有没有病，能不能治好，还不是全凭作者一支笔。最重要的是，枚乘通过这篇文章，将其养生、修道和治国等方面的主张巧妙地表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