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平

　　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

　　刘伟平

　　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始终处于被遮蔽与隐藏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观其作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又是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象征性，其背后隐藏着作家不自觉的女性观。本文试以分析余华小说中的几类女性形象，从其特质中探讨余华小说女性形象创作的得失。

　　女性形象 遮蔽与隐藏 创作得失

　　余华小说不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其女性形象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究其原因，余华曾坦言自己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困难之一是“刻画女性”，主要原因是觉得把握不好女性的心理。但是其小说中仍旧塑造出一批具有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女性形象群，背后隐藏着作家本人也许未曾意识到的女性观。因此，本文将其小说中的女性分为三类，即：母亲、妻子与女儿。探究女性形象塑造的背后隐藏的作家思想，最终得出余华小说中女性形象创作得失的几点思考。

一、温情受难的母亲

自古以来，“母亲”这一形象作为贤良淑德，隐忍与宽容的代表。余华小说中的母亲同样具备这样传统美德。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活着》中的家珍。虽然《活着》的主题是温情的受难，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主人公福贵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却往往忽略了作为女人的家珍所要承受的更为悲痛的磨难：丈夫的不务正业、儿子的意外死亡、独自支撑丈夫离去的家庭、女儿因病失声、因贫困将女儿送人以及最后凤霞的死亡。可以说，家珍经历了一个女人一生最为痛苦的种种经历，而对待这一切家珍所表现的是母性的坚韧与善良。而《在细雨中呼喊》里的母亲，则是更加悲苦与受难的形象代表。她不仅悄悄忍受丈夫的背叛，还一直承受着侮辱与苦痛走完自己的人生。还有《第七天》中李月珍形象的塑造也是这一类母亲形象的代表。

　　表面上看来，这些贤良淑德的“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在歌颂母性的宽仁与无私，而这些母亲最后却都因生活的艰辛或是悲苦的命运难逃死亡的结局。余华有意设置了“母亲”们的悲苦命运，并赋予她们符合男权文化“温柔敦厚的女性期待”的贤良品格，因而也有意无意采用了男权文化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视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的生存矛盾与真实状态展现出来。

二、人性复杂的妻子

首先，其笔下大多数的妻子往往以“恶妻”的身份出现，如《一九八六年》中的妻子、《现实一种》中山岗与山峰的妻子、《难逃劫数》中东山的妻子露珠。余华对于这些“恶妻”的态度是批判的。《一九八六年》中的妻子作为大众的一员，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集体遗忘的本质。而从另一侧面来讲，作为文革受难者的家属，她往往要承受的是更多的心理伤害，背负更为沉痛的心理负担。《现实一种》中的两妻子，在山岗、山峰两兄弟的紧张对峙中，妻子二人并没有起到任何缓和局势的作用，相反成为暴力的怂恿者与实践者，参与无情的连环屠杀。《难逃劫数》中的露珠，为了守护自己的幸福而毁掉丈夫的脸，其行为更是残忍到令人发指。纵观以上四位妻子的形象，她们显然具有一定的共性，她们大多没有名字，或只是符号化的人物，没有社会职业，活动半径仅限于家庭，无以为生，依赖丈夫。甚至可以说，她们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只有通过家庭和丈夫才能得到体现。“恶妻”身上所体现的善于逃避现实、对于金钱、情欲甚至是暴力的迷醉也是人性复杂而真实的展现。

　　其次，另一类不同于“恶妻”的“妻子”形象在余华后来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被塑造。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和《兄弟》中的林红两人就十分具有可比性。她们都是由少女成长为妻子，少女时漂亮单纯，做妻子时勤俭持家，家庭困窘时表现出忍耐与宽容。当许玉兰在遇到生活的苦难时，虽只能以眼泪表现自己的无奈，但是对于许三观以及整个家庭却一如既往的付出。而《兄弟》中的却由此变为一个现实且风情万种的发廊老板，当然林红的这种转向与《兄弟》下部描绘一个荒诞、欲望世界的主题是相符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女性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的沦为时代的悲剧。

三、难逃劫数的少女

“少女”形象在余华众多形象中占有一部分笔墨，最为明显的当属《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但通篇却以一个男性的视角表现对于女性的期待。在其众多“少女”形象的塑造中，少女的命运都可称之为“难逃劫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古典爱情》，小姐惠家道中落后也无法逃脱“菜人”下场，《世事如烟》中的花季少女4，最后也死于父亲和他人之手。余华残忍地将本该属于少女们的美好剥夺，将其命运设置的如此悲惨，最终所要表现的就是美好的毁灭，冰冷的人生生存状态。

　　综上所述，虽然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被忽略，但是在其为数不多的几类女性形象中仍旧可以挖掘到形象背后的深意，并且透露出余华女性形象创作的几点缺失。其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可以算是个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在其看似强势的外表下，她的家庭仍旧突破不了“女弱男强”的特点，面对苦难，只能流泪，疏于对其内心的描绘。其二，对于女性人物心理描写流于表面。最为典型的代表即为《兄弟》中林红这一形象，尤其在其性格转换的过程中，作家忽略了其内心所经历的变化，使这一人物性情的突变有些突兀。最后，对于女性命运与生存状态的关注不够深刻。这一点在其前期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显然，在余华先锋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作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情节发展所设立，突出表现其先锋小说暴力、血腥、死亡的主题或是更注重于表现人性本质，也正是因为这一主观侧重，往往忽略了女性作为独立群体，在生理与精神上均不同于男性这一特点，对于其命运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则不够深刻。总而言之，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探索是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与实际意义的，其创作得失在后来作家的创作中都值得借鉴与思考。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