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四百年间，辞赋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潮，根据《汉书·诗赋略》的记载，西汉有记录的辞赋，便有千篇的规模。刘勰也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加上东汉时的辞赋作者和篇目，整个两汉的辞赋实际创作数量，肯定是远过千篇的。可以说，在汉代，写诗的人少，而作赋的人很多，尤其是散体大赋，或称骋辞大赋，在汉代尤为盛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将辞赋作为汉朝的“一代之文学”是并不为过的。

　　汉赋有多种体式，整体上以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为主。如果说先秦辞赋以抒情为主的话，那么汉赋则是以体物为主，是繁采而寡情的。在体物写貌方面，多描写帝王宫廷生活或者游猎场景、帝都面貌，铺张扬厉，以气势取胜，但多夸饰成分和堆砌辞藻的现象。所以，也有人觉得汉赋读起来更像类书或志书，至少它们都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袁枚就说：“尝谓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历代赋话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善为大赋者，往往需要博览群书，乃至四处搜罗采访，这也是“赋兼才学”的一个原因。谢榛便说道：“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四溟诗话》）此外，汉赋还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模拟之风的盛行，另一个就是美与刺的功用，即谲谏与赞美。

　　汉赋的繁荣及其特色，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帝王对辞赋的提倡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汉高祖刘邦比较轻视儒生，但是他和一帮开国功臣不少都是楚人，客观上为楚地文学走向全国做了铺垫。汉初休养生息，尚黄老之学，文、景二帝皆不好辞赋，这个时期赋家更多在藩国活动。到汉武帝时，他很喜欢辞赋，并且自己也是作赋高手，他的《悼李夫人赋》就写得情真意切。武帝曾安车蒲轮征枚乘，枚乘虽死于进京途中，但是其庶子枚皋却因此入宫为郎。另一个大赋家司马相如写了《子虚赋》，被武帝偶然读到，大为赞赏，然后被狗监杨得意推荐，自此平步青云，深得武帝喜欢。有意思的是，武帝身边这两位赋家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枚皋写得快，受诏辄成，但是欠工，司马相如精雕细琢，虽无捷才，但是质量更高，“马工枚速”即是形容此二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帝王的大力提倡和功名利禄的引诱下，一时朝廷上下，作赋、献赋蔚然成风。武、宣、元、成之际，堪称汉赋的鼎盛时期。

　　汉大赋虽然读起来气势磅礴，并且目的多是反对帝王骄奢淫逸的，但其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这种讽谏性不强的行文方式，使得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究其原因，一方面，大一统造就的大国气象客观上需要有相应的文艺作品来歌颂，它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题材和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帝王对辞赋的提倡，更多是出于润色鸿业的现实需要，赋家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类似俳优，说到底，对帝王而言，辞赋更多是消遣娱乐的工具。《汉书》里说到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又说“朔、皋不根持论，上（汉武帝）颇俳优畜之”。相比之下，汉宣帝倒是更看重些，他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但拿辞赋和倡优一较高下，本身就说明赋家整体身份高不到哪里去。在帝国大一统的集权统治下，伴君如伴虎，想要身份卑微的赋家去披逆鳞，在文章中表达太多露骨的直谏诤言，也是不现实的。除此之外，汉朝的文学，受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的影响颇深，加之汉代定儒术于一尊，儒家思想也客观上要求辞赋创作为它的政治伦理服务，这也是造就汉赋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经过研究就认为，那时的儒家多半皆赋家，而赋家中但凡有诸子著作的，都是儒家。

　　虽然在具体划分的时间点上有所出入，但不少学者都主张汉赋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按照李曰刚的分法：汉初从高祖到景帝这一时期是形成期，代表赋家有陆贾、贾谊、枚乘等；从武帝到元帝，属于全盛期，这一时期赋作最多，代表赋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从西汉成帝到东汉章帝，是模拟期，主要是这一时期创作模拟之风盛行，赋家以扬雄、班固为代表；东汉和帝到献帝亡国这个阶段，是转变期，产生了很多批判现实、抨击黑暗的作品，赋家代表有张衡、王延寿、赵壹、蔡邕、祢衡等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汉赋的发展过程也有过相关的阐述：“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

　　在这些赋家中，贾谊写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等骚赋名篇，前者借吊屈原表达了贤人不得志的愤慨和“远浊世而自藏”的想法，后者受道家影响颇深，深刻体现了其被贬后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以及自我宽慰、强求解脱的心理。枚乘的《七发》属于问答体，肇端了汉代的散体大赋以及赋体“七体”，后世模拟七体者众，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刘广世《七兴》、张衡《七辩》、崔瑗《七厉》和王粲《七释》等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一篇骚体赋，表达了贤士生不逢时的感慨，颇有学者风范，后继者如司马迁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十分难得。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皆是文赋，极力铺陈，程廷祚曾赞言道：“《子虚》《上林》，总众类而不厌其繁，会群采而不流于靡，高文绝艳，其宋玉之流亚乎！”（《骚赋论》）东方朔的《答客难》为设问体，后来颇多仿者，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达旨》等。王褒的《洞箫赋》则开了音乐赋的先河，汉宣帝时，王褒等人还通过诵读奇文和自己的得意之作，治愈了太子的疾病，传为美谈。扬雄以思想见长，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其赋作多有模拟之作，虽少而好赋，晚年却十分后悔，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之技，壮夫不为。班固的《两都赋》是都邑赋的杰出代表。张衡的《二京赋》拟班固的《两都》，号称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同样是汉大赋的代表作，体量上有7000多字，创了长篇的极轨。此外，他的《归田赋》也开了魏晋骈赋的先声。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一篇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佳作，其中“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两句尤精辟。赵壹学识超群，又是个美男子，但个性刚直不阿，故为人所忌，他的《穷鸟赋》系感激友人救其于危难而作，可谓有情而知恩，风骨亦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