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山西河津市龙门村
●会长点题开场
蒋有泉中国楹联学会会长
运城楹联学会喊出“河东流派”，这个做法为我们楹联界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楹联需要流派，楹联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必须有流派，流派是一种文种，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的必然产物。有没有流派也可以判别这个文种是不是真正的文体。目前楹联界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流派，但是已经有了像模像样的符合流派多个必要条件的河东流派。而且也已经出现了多个或以风格为中心，或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领军人物为中心的各个流派的苗头。这次论坛主要针对流派，具备了流派的多个必要条件的，那也就是河东流派，而且还有不少流派正在形成。所以，我希望这些苗头尽快的发展成长，向河东流派学习，共同的成为我们楹联界历史上真正名副其实的流派。孟繁锦会长生前曾经说过：“伟大的时代催生河东流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楹联文化必将得到大发展，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坚信楹联的作用，坚信楹联的基础文化作用，坚信楹联文化的全民文化的概念，继续在楹联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上做出我们更大更新的贡献。
孙满仓
山西楹联艺术家协会主席
河东流派在岳会长以及河东楹联人的推动下这几年有声有色地发展，但是在全国各地还有些不同的声音。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任何流派的出现都是文学繁荣的一种标志，它代表着我们每一个楹联艺术家作为个体逐步变成了群体，个人的创作的风格逐步形成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它是我们中国楹联艺术发展大繁荣的一种标配，虽说它尚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但是我相信这个流派会越来越强，他所代表的发展的趋向会越来越明显。
●会场精彩发言
杨振生（运城）山西运城市楹联学会会长
一、伟大时代催生河东流派
河东流派的率先崛起，乃至全国楹联流派的相继涌现，奏响了我国当代楹联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主旋律，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当代楹联河东流派的形成，绝对不是偶然的，她是当代楹联繁荣昌盛的结晶，她是楹联文化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结果。也诚如中联会前任会长孟繁锦先生所说：“伟大时代催生河东流派！流派群起，楹联之未来！”
河东流派仅只是作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宠儿”，呱呱坠地。而她为什么偏偏降生在河东？这与河东独具的“三大基因”息息相关。一是河东是三皇五帝尧舜禹的故乡，深厚的根祖文化积淀，以及王通、王绩、王勃、柳宗元、王之焕、司空图、司马光、乔应甲等古代文化名人的群星灿烂，为其奠定了不可复制的人文基础；二是雄浑大气的地域性格，为其培育了自然天成的人文特质；三是勇立潮头的“运城现象”，为其提供了展现风采的广阔平台。此三者，缺一都不可能使其产生河东流派。
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河东流派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更需完善的问题，但是她仍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联坛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她的“豪放、凝重、新奇、时尚”的鲜明风格特点，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更加出彩！因此而诱发的湖湘派、江南派、三秦派、京城派、桐梓派等南流北派，蜂拥而起，竞相争妍！
二、自觉自信的河东流派
文学流派的形成，从古到今就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同时也有“当代”命名与后代”研发之分。河东流派的成熟毋庸置疑！其一，楹联流派以地域“河东”命名，正是因她承载了底蕴深厚的河东文化和豪放凝重的河东风格的结果。其二，河东已形成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作家群以及影响全国的大批楹联力作，以“河东流派”命名，实至名归！其三，至于“盟主”也好，“代表人”也好，“领军人”也好，河东流派万事俱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河东流派的自我审视
她的形成没有外力可借，没有先例可循。据查，即使在楹联曾发达一时的清代也没有出现流派。所以说河东流派首开了一个楹联发展史的流派先河。
她的风格：豪放、凝重、新奇、时尚。简言之：大气、新潮，一句话：楹联界的“现代豪放派”。她的“长板”：是最易发挥中国楹联的时代性、大众性、实用性和文学性。她的“短板”是容易失之空泛，须知真放在精微，不废婉约，兼收并蓄。
2、河东流派的茁壮成长
“文化自觉”不只表现在河东流派的形成之初，而且贯穿于河东流派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在“当代楹联河东流派创作风格发展论坛”上，确定了“三大体系”和“一项工程”的战略目标，三个体系是：河东流派理论支撑体系；河东流派语言风格体系；河东流派梯队传承体系。一项工程是“乔应甲楹联学术研究工程”。这三大体系和一项工程的研发已作为“河东流派”的战略目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她的每一步成长，都进一步体现了“文化自觉”的精神。
三、河东流派的使命感
流派是风格，流派是团队。流派是一个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相近的艺术风格的文学团队。河东流派是伟大时代的骄子，是运城现象的产物。在伟大时代中，若中国楹联没有繁荣，那将是咄咄怪事，在如火如荼的“运城现象”中，如果河东流派没有产生发展，那也将是不可思议的！不要把时代、事业、创作、风格、流派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不要把楹联搞成“束之高阁”的“象牙塔”，不要把楹联搞成“单打独斗”的“个体户”！笔墨当随时代变，什么山水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时代出什么样的文！全国联坛，全国联人，只要你关注运城，只要你关注楹联，就会发现那轰轰烈烈的不是“形式”，而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内容”。
运城现象，河东流派，不是“空名头”！她的发生和发展，全源于运城联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产生靠自觉，发展靠自信！
王庆新（北京）
中国楹联学会顾问、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长
（一）河东流派是地域历史文化渊源的遗脉流绪。
晋南大地处在中原文化领域，黄河文化的洗礼,上古三皇五帝的启迪最早唤醒了华夏民族的文明。舜帝的《南风歌》唱响了中华诗词的先曲，《诗经·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名篇亦产生于此。历史名人王维、王勃、柳宗元、王之涣、司马光、薛瑄等都是河东骄子。根祖文化的影响广泛，更有以《半九亭集》对联作者，被誉为楹联巨匠的明代乔应甲，为家乡留下了不朽的楹联遗产。河东楹联界于此诞生和发展，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为“河东流派”的形成，并以豪放、凝重、新奇时尚的风格破土而出。同时，孕育出数以万计的楹联队伍，造就了“运城联坛十杰”、“河东一百单八将”的联坛精英，挺立起象岳民立、杨振生等领军人物。综上所述，潜移默化的地域历史文化渊源是“河东流派”产生的基础。
(二)楹联事业的广泛社会实践是“河东流派”产生的载体。
纵观运城楹联事业18年来的全方位实践，获取了许多办会经验，并积累了一系列理性财富。如把楹联由书斋走向社会的构想：“联人、联家、联官三结合”的办会创意；倡导由学会行为提升为政府行为，由一般联事活动提升为社会文化系列工程，由楹联圈内热提升为社会大众热的“三个提升”的实施；提出楹联知识普及化、楹联创作精品化、楹联文化产业化、楹联功能社会化的“四化”引导等等举措，都极大地促进了楹联人的境界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全市历次征联活动，各种研讨会的召开，巅峰对决的高手引领等等，都对“河东流派”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多次征联的评审、全国各地赛事的参与、楹联艺术的探研，《联律通则》的学习贯彻，一系列学术活动更对河东流派内涵的滋养、风格的培育、体系的不断完善起到直接的催生作用。
（三）领军人物是“河东流派”形成的坚强支柱。
运城楹联事业的发展，从最初只有河津楹联学会一花独秀，到如今四级楹联网的遍地开花；从楹联活动与政府工作融为一体的结合，到全市多领域、多行业的重联之风兴起等等，都充分证明了领军人物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运城现象”和“河东流派”的横空出世，无不映现出运城领军人物岳民立、薛启珠、杨振生所具备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体现出他们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果敢的决策能力，表现出他们不凡的业务能量和切合实际的筹划谋略，以及对事业的必胜信念和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
（四）优秀楹联群体是河东流派生生不息的后盾。
对于运城的楹联事业，曾一度有人产生了“活动多、经验多、联家少”的偏见，事实上并非如此。我熟悉这个响当当的楹联创作群体，他们在全国及本地征联活动中，每每有石破天惊的楹联作品问世，凸现出数十人的获奖专业户；在对联艺术研究上，更不乏清新别致、深刻务实的见解。万人的楹联队伍中，百里挑一选出了“河东一百单八将”，更精选出杨振生、廉宗颇、朱天运、扆军宣、何沁学、张登洲、邵运德、杨柯、张丹薇、王彦平“运城联坛十秀”人物。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从艺主张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河东流派的特征。
河东流派的提出，只能是命题的开端，真正达到体系的形成，风格的精准树立，并得以全国楹联界的认可与共识，仍需进行不懈的努力。
周永红（湖南）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仅有作家群和作品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公众评价体系，即必须取得普世公认，是一种约定俗成。就楹联流派来说，某一流派的形成与否，应得到楹联界的普遍认可。作为楹联流派，可以是有组织有纲领的集体结社，也可以是不自觉无意识的松散自然组合。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取得大众的认可和整个楹联界的集体肯定。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其形成发展必须遵循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当时社会风尚、价值取向等等共同作用下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选择而形成的一种标志性文学现象。有组织性的流派发起之初多表现为自我标榜，自我评价；不自觉产生的文学流派则多源自社会公认。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流派一般都归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流派”一词通常用于过去时态或过去完成时态。换言之，文学流派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后人对某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学潮流和派别的历史性评价。某文学流派一经提出，就意味着已经进入成熟状态，意即只有在其作品共同风格已经成熟，其派别特点渐次得到社会公认时才可以称之为流派。
自清代至民国而至当代，我国楹联创作质量正呈每况愈下的态势，虽然间或有精品之作，整体上只是强弩之末。清代楹联大家云集，尚且没有形成楹联流派之历史公论，我们今天推举当代楹联流派，实在是有些揠之过高，操之过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代楹联大家多为高官硕儒，而今活跃在创作一线的联家则多属普罗大众。当代“联官”与“联家”的分野，或许正昭示着楹联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危机。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流派的领袖人物或者引领学术风气的先声，或者占据社会地位的高层，或者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社会的精英，是文学的旗手。当今楹联界有关于河东流派”和“湖湘流派”的提法（湖湘本土无此说法），笔者认为二者离楹联流派的文学评判标准差距甚远，究其性质实为当地楹联协会倡导发起的一种类似于文学沙龙的楹联创作团队，其实质仍属于一般文学社团。反之，绝无仅有的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活跃于中国楹联论坛等对联网络上的一批以模仿清联写作风格的青年联家则已初具楹联流派之基本特征。该群体每年有作品结集出版，有共同之风格，倡导复古和率性表达。其作品世人称之曰性情联”，但并未冠以流派之称谓。是否真正流派，同样有待历史的检验。
当前楹联流派的提出和探讨，正是对楹联的组织发展和创作水平提出的更高标准要求，是广大楹联作家对楹联的传统文学属性的自觉回归，也是楹联界对于恢复和提高楹联文学地位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激励。促进楹联流派的产生，可以作为楹联组织工作的一个长远目标和具体途径，其过程务须遵循楹联流派自身发展规律，不可一蹴而就。
巩行远（安徽）
作家
我谈谈运城市楹联文化现象的辐射与影响。
1999年3月，运城市楹联学会成立。名誉会长岳民立原在官场供职，离休后为首联界，把楹联学会工作当作大任担，把楹联文化建设当作大事干。三任会长王秀清、薛起珠、杨振生既接力，又携手。杨振生先生原系当地一国有企业领导成员，创作楹联堪称高手（“河东流派”领军人物），担起会长重任敢推前浪，善携后来。其他各位副会长以及理事们同布一棋，合力为营。可喜的是全市万余名楹联家与楹联爱好者人人均为运城联坛的“角色”，个个皆是“河东流派”的“接力手”。在运城，楹联队伍是最为活跃的一支文化生力军、一群楹联“播火者”——运城市庞大而激情火热的楹联人正在连心联手共同书写运城名片，共同擦亮运城面貌，共同叫响运城声名。
可以说“运城现象”是当今中国联坛的一个“形象焦点”，一个繁荣与创新的“晴雨表”或者说“显示屏”。
杨旭（河南）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所谓的流派，指多个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作品艺术呈现上或有相同、相近的艺术概念，或相近的审美取向，或相近语言特点，或相近的表达意向，或相近的政治立场等，在大的、宏观的某种表达手法上形成相近或统一的风格，可称之为创作流派。
正是一方人性情相似的特点，同地域的文学艺术家在创作艺术手法上就容易有相近性，就形成了文学流派的潜在因素。
一、“运城楹联现象”是“河东流派”产生的前奏
二、“河东流派”概念要从“地域属性”向“学术风格属性”转移
打造“联都运城”是一个大手笔的文化工程，就需要在运城楹联事业高度上再一次飞跃。就面临着如何把“河东流派”走出地域范畴，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影响、辐射空间，走向全国。“河东流派”就需要从“地域属性”向“学术属性”转变。学术性的“河东流派”，是“河东流派”的第二种境界。在流派的地域性中，因地理环境、历史积淀、风土人情及师承授教关系等因素，更多体现在创作者在创作风格取向的不自觉性，没有太多刻意，自然而然，就潜移默化形成了。三、拉长“河东流派”寿命阶段性的空间长度
运城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已入手流派传承人的培养工作，并做出了显著成绩，三年来培育的“河东流派”“十二秀”、“二十佳”、“一百单八将”、“一百五十七个楹联传承人”，特别是今年7月10日当代楹联“河东流派”领军人杨振生梯队传承仪式的举办，16位高学历的年轻楹联创作者成为“河东流派”第一梯队传承人，紧接着还有第二、第三梯队传承人，总人数要达到200人以上，这些楹联新秀必将成为明日“河东流派”的中坚力量。第一梯队16位传承人中3人来自河南、海南和福建地区，此举已拉开了“河东流派”从地域性向学术性转移的序幕，在第二、第三梯队传承人名额中要加大外地域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扩宽“河东流派”寿命周期和提升艺术创作水平高度。四、“河东流派”最终要上升到影响全国楹联事业的一种“文化大现象”
所谓的“文化大现象”是个楹联文化概念，是个宏观性综合性且极具包容性渗透性的文化呈现现象。就是以“河东流派”作品艺术风格、楹联作家群为主体，融合运城楹联组织创建过程产生的新型理论的开拓与实践经验、楹联普及教育、宣传推动、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市县经验、楹联活动开展、楹联刊物创办出版、楹联产业开拓，以及“河东流派”学术理论体系、语言体系、审美体系、传承体系的研究等能够凸显运城楹联事业和“河东流派”的成功先进经验和理论，都可融入其内成为一种概念性楹联文化现象，让“河东流派”成为运城楹联文化现象的一种代名词。王文荣（天津）
天津楹联学会副会长
一、河东流派的文化自觉
中国楹联界首届梁章钜奖获得者岳民立先生以一种文化强国的坚定信念，创造性地提出“服务政治、参与经济、荟萃精品、抓好普及”的16字方针，规划了一幅河东楹联文化繁荣发展的远景蓝图。二、河东流派的文化自信
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河东流派的重大课题。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运城是尧舜禹的故乡，是古代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这里蕴含着华夏民族的血脉和文化基因。河东流派沿承炎黄血脉的风骨和本色，蓄根祖文化之底蕴、萃黄河之豪迈、融民族之魂魄，逐步形成“豪放、凝重、新奇、时尚”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创作风格。其豪放与凝重，源于博大精深的根祖文化基因；其新奇与时尚，源于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思想理念。尧舜禹的遗风，楹联巨擘的滋养，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发展河东楹联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气息。河东流派积极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坚守传承并发扬光大，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从此确定了“立足传统，与时俱进”的主导思想，充分表现了文化自信。
三、河东流派的文化担当
探究河东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蓦然悟得一个真谛，行伍出身的岳民立老先生，当致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时，依然保持着军人本色，创建运城楹联文化城市的过程中，运用的是军事战略战术。他以河东联军统帅的气魄和胆略，在推举河东联坛“五老”和“十佳”后，又选好河东流派领军人杨振生。一百单八将、十杰、十二秀、五虎上将作为精锐部队，建成了河东联军的第一梯队。在此基础上，又确定了157位楹联传承人。今年，在运城举行了河东流派领军人杨振生梯队传承仪式，16位传承人中，有百分之八十是30至40岁的后起之秀，笫二梯队阵容强大。杨振生先生词赋联墨学养深厚，为楹联文化持久发展，拓路扶新，正在精心打造第三梯队。实施梯队传承机制，是繁荣发展楹联文化的战略之举，为河东楹联注入生机和活力，保障楹联事业后继有人，源正流长。严海燕(陕西)
文学教授
我谈三方面意见。第一点，可用八个字概括：感念山西，抱愧山西。对联作为一种文体，大体可分为对联创作和对联研究。我个人偏重于后者，即对于对联理论与批评用力稍多。990年代，我主要写一些随笔式的对联文字，并发表在《中国楹联报》。此后所写，则为超过3000字的学术论文，几乎全部改发在有CN刊号的《对联》杂志上。据我所知，研究现代文学史且成绩突出的几位高校名师都翻阅过1949年前的期刊，都在极力了解当时杂志对同时代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新作以及文学思潮的看法。也许我们的对联见解比较幼稚，但我们是以自己原创的“产品”在“铺路”。我的三篇主要论文《对联，入史之后的沉思》为什么要在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既可以理解也需要讨论——也谈“对联流派”》均发表于《对联》杂志。这些对联论文曾经给我带来苦恼和不安，也带来了影响和荣誉。为此，我很感念杂志社领导和编辑。他们胸襟开阔，一视同仁，坚持学术品格，顾全学术大局，从而使得我的一点浅见，得以及时向外展示并与同道交流。
第二个要谈的方面，关于河东流派的争论。我的《也谈当下“对流流派”》一文的出现便难免不合时宜，即可能给大家陡增尴尬，平添麻烦。（本刊2016年7月刊发）尽管我对“河东流派”的看法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尽管我对岳民立名誉会长、杨振生会长等老先生的雄心和努力一直满怀敬意，对运城同道们的楹联创作实绩也在文中做过肯定，然而我的这篇论文毕竟属于商榷性文字。“流派”是一个双音词，一个统称术语。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之“桐城派”、小说之“海派”、新诗之“撒娇派”，都只称“派”而不带“流”的。但这是细枝末节。关于“河东流派”，我之前是坐在书斋里看其作品、看其主张。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岳老、杨会长以及张丹薇、何沁学等当地联友倍感亲切。至于自己喊出“河东流派”是否合适，也已经不重要了。问题的关键依旧在于，这个对联群体能否称得上“派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联是文体，楹联是民俗。对于对联或楹联，我们既可以说她是一种文体、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民俗、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拙文侧重于前者，即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运城现象”。至于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运城现象”，则有待于本人今后的观察与思考。这次受邀参加论坛，听到岳老他们的事迹，看到满世界都是对联的氛围，我深受感动。今后我将尽力深入实际，变换角度，做进一步的思考。
第三、因为对“河东流派”的研究没有更新的结论，所以我给此次论坛提交的论文是陕西对联作家研究。
罗陆艺（广西）
广西楹联学会副会长
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凡是取得较大成就的文豪、诗人、联家，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一种群体现象，换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他们总形成了流派。
清代楹联发展到中晚期，也形成了流派。如湘乡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群体、浙江以俞樾为代表的群体。曾国藩之影响甚至影响及湘军、淮军的首领，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有佳联流传。王家安先生把三秦楹联流派形成的时间起点定格在清中期，自清晚期到民国时日渐辉煌。这其中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联家，如孙髯、吴镇、王杰、安维峻、白遇道、李则广、成大猷、慕寿祺、于右任、吴宓、黄文中、 胡聚五、幸邦隆、安文钦、冯国瑞，一直到霍松林、张过、张举鹏等。这些足可以证明，楹联这一传统文化，毫无例外，也有群体现象（流派）。它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而是从古便有，至今不衰。楹联河东流派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
●会外延伸互动
张小华（江西）
文学博士
一般认为，一群作家如果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理论见解和艺术审美追求，并形成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风格，那么这群作家就是一个文学流派了。虽然在文学史上以风格命名的流派并不多见，而大多以其他特征命名，但大家都把流派风格当成形成流派的标准，如果一个流派没有主导风格，人们不会承认，学者也会因此而推出流派不能成立的结论。“河东楹联”后面能不能加“流派”二字，或者说，加“流派”之后能不能被文学史、楹联史所承认、书写，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从文学史之流派命名这个角度谈谈我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流派命名方式主要有九种：以代表作家命名（元白诗派、韩孟诗派）、以地域命名（,如南唐词派、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以总集命名（花间词派、西昆派、江湖诗派）、以社团命名（前七子、后七子）、以产生时代命名（如永明体、元和体、同光体）、以社会阶层命名（台阁体、山林体）、以题材命名（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以风格命名（豪放派、婉约派、清逸醇雅派）、以理论主张命名（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肌理派）。不同命名方式所侧重的理论蕴含不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流派常常具有某种地域性特征，这里需要指出两点：其一，地域并不必然形成流派。有些作家虽然生活在同一地域之内,但就人际关系而言并不密切,而后人依然兴致勃勃地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如明后期的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钱谦益《四先生集原叙》在论述嘉定四先生的作品时以流派视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强加的流派，是后人为叙述、或研究、或概述的便利，或者是一种追赠而已，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流派。其二，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往往能传承一种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地域性的文学社团,无论是流派还是准流派,在维系和发展某种地域性的文学风尚方面,其作用是持续而稳定的。或者换种说法，一个地域性文学流派，是因为他们传承了地域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才成为流派，地域文化特征在先，流派在后，地域文化是原因，流派是结果。因此，我认为，今天，河东楹联欲称“流派”，应当观照以此种命名方式的文学流派，同时思考，河东楹联能否维系和发展河东地域的文学风尚？能否传承河东这一有着深厚底蕴的地域文化？
景长春（四川）
四川楹联学会副会长
流派，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了某一针对性目标、宗旨、行动纲领、指导思想，从而集聚起来的文学见解和风格相近的作家群体。
对联由于从始至今，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不被文学界重视，因而在历史上从未出现有目标、宗旨、指导思想、行动纲领的潮流，长期以来处于孤芳自赏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对联界内互相有什么问题应该提倡，什么问题应该反对的情况。我们现在提流派，有反对的目标吗？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联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学形式。对祝寿贺喜、乔迁开业、题咏名胜、哀挽致悼，以及春联、格言联等等，任何人都可以作，写出的内涵没有多少差异，仅有表面文字不同，时代性的反映不同而已。
如果以地域而论流派，旧时的湖南，从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李篁仙、王闿运，到吴熙、吴恭亨、李澄宇等，他们形成了流派吗？他们曾经提出了什么主张吗？再如南通旧时的顾曾烜、范当世、周彦升、张謇、徐鋆、张凤年、曹文麟等，他们仅是一个地方的人，数量这么多，我看过他们的对联全部作品，都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自的调，也没见到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又如温州地区，民国前有好作联者二十多人，绝大部分人终生生活在此地，又结盟了诗社，在对联方面也没有提出共同的目标。还有江苏、浙江、福建旧时的联家不计其数，他们又倡导什么流派吗？
我们现在提河东流派，他们有自己的纲领、目标等等吗?有针对性吗？他们所作的全部对联，都是全国对联界所有人都可写的主题，他们叫河东派，那其他地方岂不也可叫广东派、湖北派等等了吗？我们不能把历史上的聚群与流派划等号，如竹林七贤、竹溪六逸等，文学史书并没有说他们是一种流派，只是有共同的情调而相聚。
总之，愚见认为，对联流派的提法不太科学，过于草率，应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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