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她以丰富的语言，美妙的修辞，严谨的格律，简短的两行文字，咏物状景，叙事抒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她与时俱进，灵活运用，怀古颂今，凝情达志，极富深邃的思想性；她与书法互为载体，或经过书写，展挂于庭堂，或在书写的基础上加以雕刻彩绘悬挂于皇宫王府、亭台楼阁、署衙会馆、民居庭院等处的门楹上，表现出优美的艺术性；她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家家户户春节贴春联，到吉庆联、婚育联、寿诞联、挽逝联等等，无不显示出广泛的实用性。所以，楹联是广大群众最热爱的文学艺术之一，其作用和力量是其它文艺门类不可替代的。

　　一

　　关于楹联的起源和发展说法很多。但多家之说，仍以春联的起始为据，把时间认定在五代时期。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往今来，不同节日、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五代之前，春节有在门上挂“门神”的习俗。《山海经》、《淮南子》中曾提到，古时传说，常有鬼魅作歹，这个鬼怪就是“年”。阴度山上的“神荼”和“郁垒”二仙能降魔捉鬼。每到过年时，人们为祈祷吉祥平安,便把二仙之像贴于桃木（传说可以避邪）板上分挂门旁，谓之贴“桃符”，以起驱鬼避邪的作用。此风俗延至五代时期。据《宋史·蜀世家》和《蜀梼杌》载：后蜀皇帝孟昶在归宋前的广政二十六（公元九六三）年命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于寝门。辛题句呈孟昶后，孟“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自古以来，专家多以此为据，作为春联的始名。清代学者纪晓岚就坚持此说。他的弟子梁章矩在其专著《楹联丛话》中写道“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确实，作为楹联的核心——春联，发端于五代后蜀孟昶“余庆”、“长春”，兴于宋代，历经明清，至今兴盛不衰。据说孟昶就出生于我们山西太原。如此看来，春联的起源与山西有着极大的关联。据专家研究，对联的起源，还有“古籍说”、“唐代说”、“律诗说”等等。这几种说法也都与山西有着直接的关系。舜帝的“南风歌”可以说是对联的雏形；《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对偶句就是一副对联，作者王勃就是山西龙门（今万荣）人；唐诗人王之焕（太原人）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就是两副工整的五言联，“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鹳雀楼就在山西永济。诸说都与山西息息相关。这就可以说明，作为黄河文化发祥地的山西，也是中华楹联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历代山西联家辈出。除王勃、王之焕和孟昶外，明代的乔应甲就是突出的一位。乔应甲是临猗县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御史大夫，民间尊称“乔阁老”。他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以楹联著称。他的名著《半九亭集》共八卷，明天启年间已经出版。八卷中一至六卷为对联专著，收入其联作四〇二〇副。一些学者认为，乔应甲的楹联至少有“三个第一”：即《半九亭集》为我国最早的个人楹联专著第一；四千多副为个人创作楹联数量第一；联作内容之丰、涉及方面之多、实用性之广亦为第一。《半九亭集》是乔应甲联作的集大成。他的联作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明代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横行为人民所深恶痛绝。乔应甲的联作站在人民立场上，以前朝恶政影射现实，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残酷倾轧、祸国殃民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他提倡法制，提倡为官者严格自律。以联文褒扬廉吏，鞭挞腐败，关注民生，为民呐喊，许多内容至今仍有深邃的思想性和炽热的感染力，能够教育人激励人和启迪人。乔应甲的联作富有独创性，善于运用比喻法、比拟法、自对法、顶真法、夸张法、设问法、叠字法、对比法等多种艺术技巧，以比喻而深化主题，以比拟而倾吐情感，以自对而纵横捭阖，以顶真而引人入胜，以夸张而强化效果，以设问而启人深思。他充分运用多元化对偶艺术技巧，使作品构思意境独具匠心，词语对仗，声律协调，产生了艺术思维造化的效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乔应甲以联写史，以联论政，以联叙事，以联说理，以联警世，以联明志，以联言情，以此多面的内容借联文表现出来，就已经把对联摆在了文学的正位，推向前无古人后傲来者的高峰。二〇〇八年乔应甲《半九亭集》被临猗楹联学会和运城市楹联学会发掘出来后，在全国联界引起轰动，受到联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为了及时地对乔应甲楹联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进行界定，对乔应甲楹联进行深入研究，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楹联学会、山西省楹联艺术家协会、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中共临猗县委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乔应甲楹联艺术全国论坛”。六十多位联家学者围绕乔应甲《半九亭集》的文学地位与史料价值、乔应甲楹联的思想性及艺术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讨，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性、权威性的《记要》：“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乔应甲《半九亭集》的发现是研究明末文学，尤其是楹联文化的一件大事。《半九亭集》是多种文体形成于一编的文学巨著。作者运用极其丰富的文学修饰手法，直面人生，反映现实，针砭时弊，抒发性灵，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乔应甲《半九亭集》所蕴含的楹联艺术，不仅为中国楹联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而翔实的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提高楹联创作艺术技巧和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乔应甲不愧是明末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楹联艺术巨匠。乔应甲楹联艺术的成熟，不仅是临猗、运城、山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乔应甲被推为“楹联艺术巨匠”是名副其实的。二〇一一年，山西省楹联艺术家协会设立了“山西楹联乔应甲奖”，帮助临猗县委县政府策划出版了明版《半九亭集》的宣纸影印本，为进一步研究和弘扬乔应甲楹联艺术创造了条件。

　　楹联巨匠乔应甲的楹联艺术研究是一篇大文章，本志单独列为一章予以详细介绍。

　　不少专家研究提出，清代楹联是中国文学的第四大艺术丰碑，其它三大丰碑当是唐诗、宋词、元曲。清联可以说是清代文学的主流文体。在清代，对联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联家如云，佳作众多，理论研究异常活跃，对联的载体——书法也达到了新的高峰。从帝王贵胄、文人雅士，到农工商贾、市井百姓，都是对联的创作者、欣赏者和传播者。清代的十二位皇帝，人人撰联写联，出自他们手的联墨，集中刻挂在故宫、北海、中南海和颐和园。达官贵人雅士的联墨更遍布各处，构成独特的风景线。

　　清代的山西人，联墨高手亦非常活跃，代表人物当数全才傅山和“三代帝师”祁寯藻。

　　明末清初的傅山，是山西太原人。他是一位奇人、全才，过目成诵，精通经史诸子，兼工诗文书画及医学，尤于诸子之学有深湛研究，开清代子学研究之先河。他有很强的民族气节。清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曾被举荐，坚辞不赴，被强制抬于京垣，但见皇帝不跪。然其对书法诸体皆精，继往开来，为一代宗师。尤工行草，被誉为“国朝第一”、“能品上”。他长期隐居晋祠陶云洞，辗转于太原、晋中和忻州一带，每到一处均留有大量诗联墨迹，其中楹联甚多，往往刻挂于庙宇、山洞、祠堂等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晋祠就有多副。这些楹联由傅山先生自撰自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其联文联墨都为上乘，至今在全国影响巨大，成为“联墨双馨”的楷模。联家书家争相学习、仿效，推动着清以后楹联书法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傅山的人越来越多，先后召开了傅山学术研讨会，成立了傅山研究会，建造了傅山碑林，出版了《傅山全集》和《傅山书法集》，使傅山联墨纷纷与读者见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楹联创作空前繁荣、楹联广泛实用的清代，联家风起云涌。李渔、纪昀、曹雪芹、梁章钜、曾国藩、何绍基、郑燮（板桥）、孙髯等等。而祁寯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是我省寿阳县人。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进士，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著有《勤学斋主笔记》等。他是“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不仅官居高位，且于文艺建树颇丰，尤以楷体书法享誉宫廷内外，名冠当时，所撰所书楹联令人翘首。他现存楹联书法近三百副，有名胜联、题赠联、格言联、寿诞联和挽逝联多种。其联作忧国民、重意境、富哲理、多情趣；其书法出以颜柳，参以山谷、结体严谨，功力遒健，自成一格。与许乃普、赵光、陈孚恩被誉为清代四小书家。他的楹联书法影响深远，中国、日本不少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均多有收藏。近年，祁寯藻研究会成立，出版了《祁寯藻全集》和《祁寯藻书法集萃》。其存世书法中以书写的自撰联和格言修养联居多，极大地影响着世人。

　　另外，蒲州的吴雯，晋阳的杨二酋，浮山的张道渥，阳城的张穆，乡宁的杨笃，介休的薛凤治，襄汾的贾鸣梧，临汾的陈凤标，太谷的赵昌燮等，都是联墨高手，留有不少宝贵联墨。直到清末民初，创作势头不减，大量联墨集中于多个风景名胜点上，成为名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一代流传至今。

　　二

　　至于流传和收藏在民间的古联更难计其数。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经中央人民政府审定，目前在山西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一百一十九个，名列全国第一。现存辽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占全国古建筑的百分之七十三，号称地上博物馆。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古建筑；哪里有古建筑，哪里就有楹联。楹联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而卓越的文化特质在积聚、表达、传播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具有其它艺术所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山西不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更多，据省文物局提供的数字，大约有六千六百六十余处。所有这些文物单位和风景名胜，从古到今都以大量精美的楹联来装点，可以说，无一处没有楹联。这些楹联概括起来有四个特点：

　　（一）类型多。按类型来分，大体有十多类，细分有几十类。如，寺庙联、楼阁联、殿宇联、亭榭联园林联、署衙联、仙洞联、泉流联、宗教联、戏台联民宅联、廊柱联，等等。像晋祠这样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种类和数量之多，在全国亦属罕见。

　　（二）历史长。国保和省保古建筑上的联相当多的是明清时期的，一些是民国时期和当代的。不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楹联也出自明清。如，恒山北岳庙联：

　　恒岳万古障中原，唯我圣朝，归马放牛，教化已隆三百载；

　　文昌六星联北斗，是真人才，雕龙绣虎，光芒雄射九重天。（清）

　　平陆县县署大堂联：

　　小民无知，得情当怀矜恤念；

　　苍天不灵，茫事须有对越心。（明）

　　乡宁县县署大堂联：

　　地界西秦，黄流南下昆仑水；

　　疆分北屈，紫气东来姑射山。（清）

　　平定县移穰村西戏台联：

　　高悬金镜，大千世界全包，看眼前离合悲欢，都是现身说法；

　　黄粱倏梦，百万因缘尽历，听台上笙歌丝竹，如同静夜闻钟。（清）

　　从山西所存古联中，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清代楹联创作和应用的繁荣景象。

　　（三）名联多。这些名联编撰得好，书写得好，雕刻得好，出自名家高手。如祁寯藻为晋祠圣母殿编撰并书写的楹联：

　　悬瓮山高，碧玉一湾分晋水；

　　剪桐泽远，慈云千古荫唐村。

　　这副联，切景切情，上联写晋祠的悬瓮山和难老泉的水，巧妙运用了唐代诗人李白的“晋祠流水如碧玉”诗句，贴切、高雅；下联写晋祠的事，通过“剪桐封唐”的典故，点明晋祠的历史和佳话，生动、引人。这是晋祠一副标志性的对联，联文、书法以及制作工艺都给游人以知识、以联想，以启迪。

　　（四）多数保存完好。现存省级以上文物单位和风景名胜处大约有一千多副。这些联墨双馨楹联的作者，除一些著名人物之外，还有很多无名氏，他们没有青史留名，但作品永存。这些引人入胜的楹联，是一批宝贵的财富，不仅有鲜明的思想性，优美的艺术性，更有极具价值的史料性。公元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的审议时，在谈到改善民生问题时，当场吟诵了他曾在晋祠看到的一副对联：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

　　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随后他说：“我对‘乐事还同万众心’印象特别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副楹联是写晋祠同乐厅的楹联。同乐厅位居晋祠胜瀛楼西南，最初叫养蒙精舍，为道家所居。清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晋祠乡贤杨二酉进士倡议捐修，遂合原有的药王祠、仓王祠，又增龙王祠，为“三王”祠合祀，庭除宏敞，自成院落。杨氏所作《同乐亭记》中，把此亭比作兰亭和醉翁亭。同乐亭本来是奉祀“三王”，以“卫民生，储民食，养民田”的，然而因环境优美，清爽幽静，很快就成了富人宴饮之所。“青山半落于席前，碧水环鸣于枕侧。清流映带，觞饮娱情，乐斯亭者可以追昔贤，虽各乐其乐，人殊而事异，而乐以亭则同。”这就是同乐亭得名之由。同乐亭楹联是太原人刘大鹏丙午年（一九〇六）所撰。刘大鹏是晋祠附近的赤桥村人，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举人。联语以“同乐”嵌名为鹤顶格。上联中有三个“同”字，一个“乐”字，下联有三个“乐”字，一个“同”字。上下“同”、“乐”相对，涵义隽永，耐人寻味。联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语出《周易·乾卦》，是指志趣、意向、见解相同的人会和谐相处。而“乐不可极”则语出《礼记·曲礼上》。“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反映了中华的传统观念。民国《晋祠志》卷三《亭榭》一节中有这样的记叙：刘大鹏在创作这副联时曾指出“夫乐贵乎同，而不贵乎独。孟子见齐宣王，屡言与民同乐，则民聚；不与民同乐，则民散。上官往来旅宿斯亭，顾名思义，亦当做与民同乐之想矣。”自是独乐不若众乐。这副“同乐”楹联由李克强总理引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马剑东撰文予以诠释，在《太原日报》等报刊发表后，使更多的人对其联的意义有了深刻了解。

　　古联的作用和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临汾市蒲县东岳庙宫门明柱上的一副古联便耐人深思。

　　伐吾山林吾勿语；

　　伤汝性命汝难逃。

　　东岳大庙位于一座土丘上，绿树成荫，但树木常被人偷偷砍伐，屡禁不止。据说，一天晚上，东岳大帝把此两句分别口授给冀姓、曹姓两位不识字的人于梦中。他们惊喜万分，次日赶忙禀告给县知事石映棂。知事听后喜出望外，反复思索此两句的份量，灵机一动，把两句合为一联，并亲手写好刻制出来，悬挂于明柱上。从此后，再没有人来偷砍这里的树木。此联至今还保存完好，悬挂原处。东岳庙四周土丘小冈上，古树参天，花草宜人。虽游人如织，但无一人折枝摘花，连小偷也不光顾。从联律来讲，此两句既不对仗，又不合平仄。但以楹联形式书写雕刻悬挂出来，警示世人，其作用和力量就不可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