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川

　　

　　毛泽东同志钟爱传统诗词对联，而且身体力行进行创作。 专就对联而言，他一生究竟创作了多少副作品已经无法确切知晓了。 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大致可确定有传世作品五十副。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对联创作，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求学时期，约从一九零二年到一九二一年，有十四副作品传世；

　　二为参与和领导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有十副作品传世；

　　三为抗战时期，从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五年夺得抗战胜利止，有十七副作品传世；

　　四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有九副作品传世。

　　毛泽东的对联创作是在抗日战争这个时期达到高峰的。首先从数量来看，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创作了十七副对联。 这八年时间的对联创作，数量占到了其传世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多。 其次，从作品篇幅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中长联，尤其是长联集中涌现。毛泽东一生创作的三副五十字以上的对联有两副出现在这个时期，特别是为悼念彭雪枫同志而作的七十字联，不但达到了毛泽东对联创作篇幅的极限，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也几乎难寻可与其相提并论者。 再次，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作品的社会影响来看，毛泽东抗战时期的对联创作也是最为可观的。 如果与同期的诗词创作对比，则更可见抗战时期毛泽东对联创作的重要性，因为据现存文献来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在抗战时期仅有一首挽戴安澜将军的五言律诗。下面，我们先对毛泽东同志对联创作这个高峰期的作品进行一番梳理。

一、毛泽东抗战时期对联的数量和特点

现在传世的毛泽东抗战时期的十七副对联作品中，题赠联有五副，其中赠送联一副，即赠周小舟联。 题词联四副，分别为题延安新市场联、题财经工作联、题孙中山先生忌辰联和题刘志丹同志墓碑联。 哀挽联为十二副。按照所挽对象不同，可分为四类： 一、 挽党内同志，包括挽杨裕民烈士、 挽彭雪枫同志和挽平江惨案烈士（二副），共四副； 二、挽同志的父母，共三副，分别为挽朱德同志之母、挽蔡和森、蔡畅之母和挽郭沫若同志之父； 三、挽党外友人，共四副，分别为挽王铭章将军、挽蔡元培先生、挽徐谦先生和挽张冲先生； 四、挽国际友人一副，即挽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

二、毛泽东同志抗战时期对联创作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从宏观上看，他一生的对联创作是其改天换地的博大胸襟和革命实践的生动体现。 整体上呈现出雄浑、豪迈的风格特点。但如果具体一点分析，则不难看出，在其对联创作的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是各有侧重的。其中第一个阶段，即求学时期和第三个阶段即抗战时期作品最多，分量最重，风格也最为鲜明。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过渡期，第四阶段作品最少，除了两副抗战胜利不久后创作的中长联外，其余皆为篇幅短小的题词联和谐趣联。 不妨将这个阶段视为第三阶段的延伸。 因此，笔者拟将最重要的两个阶段，即求学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创作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来把握毛泽东对联创作的发展脉络和风格转变及其原因。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对联创作确实是与此前的阶段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特征的。

　　首先是创作者身份和口吻的公众化。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创作的对联，除了赠周小舟的一副谐趣联是纯个人身份创作，其余的十六副都可以看作是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来写的。 即便是本来有较密切的私人关系的人物和事件，在创作处理时，毛泽东也常常更多地从代表党中央的公众身份来立意构思。 例如，一九四三年三月，七十八岁的革命老人葛健豪病逝。 从私人关系来看，葛太夫人不但是毛泽东同窗好友蔡和森的母亲，更是毛泽东早期进行革命工作的热情的支持者。 但毛泽东在为其创作挽联时，摒弃了个人感恩的色彩，而是借创作挽联，对其进行了评价：

　　老妇人，新妇道；

　　儿英烈，女英雄。

　　如果从私人口吻来看，这副挽联对自己有恩情的老前辈似乎是不礼貌的。 但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来说，则毋宁说是一种至高的礼赞。 又如挽朱德同志的母亲钟太夫人联：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

　　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该联对钟太夫人给予了崇高评价，而所用的身份和口吻也是公众化的。 毛泽东在其求学时期撰写过两副挽母联，不妨引以对比：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笑容何处寻。

　　此二联是纯以儿子的身份来立意构思的。 再看其在一九二零年挽其恩师杨昌济先生联：

　　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从上联的『齐努力』三字来看，此联也包含着部分公众化表达，但主体上仍是以学生身份来写的。 再看其一九三九年挽郭沫若同志父亲郭朝沛的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砺来兹。

　　从『共驱日寇』来看，其公众化身份无疑是更加明显的。

　　其次是视野的宏观式和视角的俯瞰式。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军事实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发起了全面进攻。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但担负起号召全国人民形成最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而且从战略高度对于战争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毛泽东抗战时期的对联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如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之际，延安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毛泽东亲自为大会撰写了三副对联悬挂会场。 其中有一联传世：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 孙先生云： 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 国人皆曰： 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此联借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契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作品以设问开头，引人思索当时形势下最关键的两个问题，然后用最精粹的语句进行回答。 上联由孙先生二十年代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加以生发，下联则放眼全国，揭示出抗战必然胜利的根本原因。在撰写此联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演讲，对于抗战的形势和发展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其中的基本思想则无疑在这副提前亮相的对联中用最精粹的语言表述出来了。 同样是会场联，一九二七年为遂川县工农政府公审大会所题之作则是：

　　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加利；到如今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该联气势逼人，表达了翻身群众暴力革命的意愿。 但明显缺乏上述二十年后作品的理性光辉。 这种理性光辉的形成，与毛泽东视野的不断开拓和站在时代至高点俯瞰历史发展的独特视角是分不开的。

　　又如挽王铭章将军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挽彭雪枫同志联：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前者以『为中华民族增光』作结，后者以『为中华民族悼英雄』作结，都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战略高度来评价烈士的功勋，这样的视野和视角是千余年对联创作史上所没有过的。

　　第三是作品内容的政治斗争化。 抗战时期包含着多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但毛泽东同志始终抓住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斗争。为此，毛泽东拿起了对联这个武器，对于侵略者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题延安新市场联：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上下联的前面三个分句，合起来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扬》中的三大政治口号。 毛泽东将其镶嵌在楹联中，悬挂于闹市，既是激动人心的抗战宣言，也是声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动势力的檄文。 同样是以宣传为目的的悬于大庭广众之前的对联，前一阶段一九三零年撰写的为宁都小布军民歼敌誓师大会联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此联在论述军事策略方面自然是十分高妙的，但对比前面的题延安新市场联可知，其着眼点主要在军事方面，这固然和当时宣传指向的对象多为部队成员分不开，但也可透露出作者由于身份不同、 认识不同而产生的作品所强调的重心的差异。 应该说，正是抗战这个阶段，使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特质不断显现出来了，也使其对联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又如一九三九年挽平江惨案遇难烈士联：

　　日寇凭凌，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该联题为挽遇难战士，虽字里行间饱含悲愤之情，但重心却在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精神。先以八个字概括当时的国家的危急形式，进而义正辞严地提出『枪口应当对外』的原则，下联则明确表达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主战』的立场，进而号召军民集中意志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全联从民族大义出发，坚决捍卫抗日统一战线，可谓斩钉截铁，力重千钧！

　　毛泽东抗战时期对联创作特点形成的原因。 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对联创作形成上述特点，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就最基本因素来看，大致不离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领袖身份的确立。 根据相关文献可知，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逐步确立的。但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才正式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书记（对外称主席）。 这个时间，与抗战全面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前后仅距一个来月时间。 毛泽东的对联创作之所以在这个阶段往往以公众口吻——代表中国共产党呈现出来，其原因即在此。

　　第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成熟。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就在陕北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此后，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乃至《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都在这个阶段产生。 战略思想的不断成熟使得毛泽东在思考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总是能够站在时代发展的至高点来俯瞰历史发展。 体现在对联创作中，就是总能将某些个别事件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使得其对联创作达到了空前的思想高度。

　　第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贯彻。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在抗战时期逐渐形成的。 其最系统的成果即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 第二是『如何服』。《讲话》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回务答： 一、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 二、文艺工作者应该针对当前劳动人民的文化层次和接受特点，辩证地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创造出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毛泽东的对联创作就始终贯彻了其提出的这个原则。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其阅读范围相对较小的求学时代，其创作的对联反而显得更加古雅。 如其在求学时期的一九一六年有一副挽吴竹圃同学的作品：

　　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阏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

　　其中，贾长沙指曾任长沙王太傅但英年早逝的贾谊，以之类比二十岁逝世的学友吴竹圃，虽对死者不无抬举，却也可算贴切。 而上联的『夭阏』，典出《庄子·逍遥游》，意指受阻折而中断，亦指早死。像这样用较为生僻典故和生僻文字的作品，同期还有一些。 如祭母联『疾革尚呼儿』中『疾革』典出《礼记· 檀弓下》，挽易咏畦联中『腥秽待湔』化用元代王恽诗《平原行》： 『滔天腥秽思一扫，誓与此羯不两存。 』而同为挽联，其抗战时期则无一副用到了僻典和僻字。 这无疑是作者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对联语言尽量平易化，从而贯彻自己提出的文艺以普及为首要任务的原则。

三、毛泽东抗战时期对联创作的启发意义

毛泽东抗战时期创作的对联是中国对联史上的瑰宝，从这些作品中不但能让读者跟着作者的笔触，感受那个时代火热的斗争，缅怀那个时代涌现的英雄人物，领略到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战斗豪情、 作为思想家的战略智慧和作为文学家的壮伟才情，更为当代楹联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把握时代脉搏，提升认识水平，是实现对联创作高品质的前提。 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在其代表性著作《原诗》中将诗人应具备的素质概括为才、 胆、识、力四个方面，并将识列为最重要之一项。 这是很有见地的。 从前文叙述可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对联之所以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是与其对整个时代和历史进程的超越群伦的深刻认识分不开的。

　　第二，研究受众，尊重读者，有的放矢，是充分发挥对联功能的基础。 澳大利亚学者庞尼· 麦克杜尔曾在《中外文学研究参考》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上撰文指出，毛泽东是第一个把读者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代表的一系列抗战时期发表的演讲正是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 而其在抗战时期身体力行进行的对联创作，正是在充分尊重受众、认真研究读者的认知能力和阅读兴趣而进行的最成功的文学创作实践。 今天，党中央对于对联文学给予了更大的期待，中宣部发起了『将楹联写在党旗上』的号召。 我们今天要进一步繁荣对联创作，充分发挥对联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也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对于广大读者的接受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否则，对联文学就不能获得更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对联创作的真正繁荣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第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是推进对联创作不断前进的保证。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对联创作形成了其平易中见深刻、激情中含哲思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是极具标识性的，也是极具创造性的。可以说，毛泽东创造的这种对联风格在一千余年的对联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但这种独创性的风格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对于历代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白话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论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思考和实践而形成的。 今天，可资继承和借鉴的资源更加丰富，现代新媒体的发展使人们的视野不断拓展。 当代的对联创作者们，如果能像毛泽东同志一样将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是完全有可能将对联创作推向一座前所未有的高峰的。

　　参考文献：

　　1、张培源《毛泽东对联讲解》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

　　2、吴直雄《跟毛泽东学楹联》西苑出版社2009年9月

　　3、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5 月

　　（本课题为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