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明

　　楹联， 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发轫到成熟始终与其母体——大中华文化体系一脉相承。 特别是这种颇具儒家文化色彩的对称文学样式， 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本民族的人文理念。 尽管其发萌阶段只是具有驱鬼避邪、 祈祥纳福功能的两块桃板(桃符)而已，但它为楹联样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前期基础。 从有文明记载发端，桃符由习俗过渡到楹联形制，时间跨度相当漫长， 因而当其演化为一种公众文化时，便显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回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它文学样式都有或冷或热、或长或短的起伏期或停滞期，唯独楹联这种艺术形态与华夏文明始终相亲相伴，就像川流不息的大江大河绵延不断。如果用辩证思维来解读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更能认清它的价值所在和繁荣发展的合理性。 纵观千百年来兴衰成败、 朝代更迭， 一些流传千古的妙联佳构大多已成为时代或历史的警言谶语。 其间， 或凭吊怀古、鉴往知今，或指点江山、寄情托物，都不同程度上成为后人考评历史的佐证和引经据典的重要依据。所以，当楹联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并与时代节拍相契合的时候， 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 有如『运城现象』的出现就像一颗火种，迅速引燃了天津、山东、恩施等地方楹联的星星之火。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现象， 才助推了全国楹联文化现象的最终形成。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远不是激动和自豪那么简单，也不是此消彼长『个体』行为的短暂亮相， 而是此间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历史、社会等诸多至关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楹联文化现象的出现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人不揣浅陋，仅就个人一些浅显看法聊发议论，权作抛砖引玉， 以期引起广大楹联爱好者们的共鸣。

　　一、 楹联是专属于中华民族的国之血脉和文化精粹

　　当我们谈到楹联的专属性时， 并非刻意强调两行文字在传统文化领域一枝独秀， 只是就其独有的本土面目和民族性而言。 它不像书画、诗歌那样，其它民族也都有相近似的文学样式， 尽管在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有所不同， 但尚有可相互融合、借鉴之处。 而楹联则不然，因其受汉字结构、词性、字义、平仄、对称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很难被嫁接和移植。 笔者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几位从事不同语种翻译的老专家约请本人，一同探讨怎样才能『原汁原味』地将楹联经典之作翻译出来， 像其它传统文化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 当涉及到平仄、对称等关键环节时，大家都感到楹联不同于诗歌、散文等，仅凭演绎和解读的方式来『切换』是远远不够的，其中很多『游戏规则』根本无法进行技术上的处理。 因而，这件事也就随之作罢了。由此不禁联想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 即联界有关宽律和严律的争论。 我们暂且不谈宽与严的界定标准和尺度， 但两种意见的背后折射出千百年来为什么它的基本形态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我想，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它的胎痕决定了其基本形态的不可更改性； 二是汉语言的独特句式结构难以嫁接； 三是汉字的声律无法转换。 上述制约条件看似苛刻， 却恰是构成楹联这种对称文学样式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这样讲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基于其字句对等、词性对品、结构对应、节律对拍、平仄对立、形对意联(今人归纳的)的特殊属性。如果大家都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的专属性， 那么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 楹联是当之无愧的。

　　二、 楹联是从属于大中华文化体系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

　　尽管学术界对楹联的发端和形成有着不同的声音和见解，但本人始终认为，楹联绝不是从其它文学样式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或附庸。 只要人们静下心来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楹联的前身——桃符，与象形文字和摩崖石刻等早期华夏文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无不经历了漫长的渐变过程。毫无例外，楹联从先民们用作驱鬼避邪、祈祥纳福的桃板脱胎， 后又经符咒和文字的附丽升华， 慢慢演变为今天人们看到的楹联形态。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先有桃符还是先有文字的话题， 而是通过这样的类比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即任何文学样式的出现都不会一蹴而就、 更不是孤立的， 多是经由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长期相互渗透、 相互作用形成并逐渐剥离开来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文字的出现将桃符习俗提升到文化层面， 而且为其注入了更多的文化蕴含。作为对称文学，楹联从发萌之日起就已不自觉地将这种遗传基因潜意识地输入到民族的血脉之中了， 我们姑且称之为『楹联自觉期』。 正是先民们这种最原始的文化自觉， 始终与绵亘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共同孕育出绚丽多姿的楹联文化。由此及彼，两行文字所闪现出的智慧光芒又恰恰与讲求平衡的儒家思想——中庸之道异曲同工(仅代表个人观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楹联虽然也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姊妹艺术的养分， 但其自身的对称性却始终没有改变， 这也是形成其基本艺术特质的关键所在。追远溯长，从民间公认的后蜀主孟昶的第一副春联：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甚或经学术界考证后的东晋陆云与荀隐的通名联：

　　日下荀鸣鹤；

　　云间陆士龙。

　　都不过是在强调楹联这种文学样式形成的时间早晚， 而绝不是我们所讲的发端期。因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远不像今天的人们可以凭借快捷的传播手段，『日新月异』、花样翻新般地鼓捣出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学样式』。相反， 凡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经受住考验并留下清晰坐标的传统文化， 几乎都有着相类的孕育、发端、雏形、蜕变、完善、成熟等经历。所以，这些民族文化精粹都同样在后世的传承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其间， 楹联所展现出的代表性显得尤为卓荦不群， 因为自它脱胎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地烙上了挥之不去的民族印记， 为其以后发展成一种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提供了先决条件。 如今天的人们在春节期间看到家家户户悬挂的虽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桃板， 取而代之的是左右对称的两行联墨艺术，但它的本质特征依然故我，仍是人们对未来美好愿景表达诉求的最佳载体。

　　三、不分对象、老少咸宜的特质成就了楹联文化的普众性

　　楹联是一种由俗而雅、 由雅而俗的大众文学。它所具有的化繁为简、能雅能俗的变通能力，充分表现在不分对象、老少咸宜的艺术特质上。在传统文化领域，没有哪一种文学艺术像楹联这样既能登堂入室、宣示重大的主题，又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表达普众的心理诉求。这些看似极为寻常，却深刻地反映出两行文字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或某个领域， 它是从属于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公众文化。翻拣历史，人们会发现一道奇特的景象：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文人墨客， 在面对楹联时不再是相互间的冷嘲热讽，都表现出少有的趣味相投，即使是尊贵无比的『天王老子』也概莫能外。如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庄园内的殿宇亭廊， 名联佳构无处不在。 这个特殊的阶层用两行文字尽情地抒发政治怀抱和闲情逸致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标榜着自己的好恶和价值取向。 但它同时又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举凡民间的婚丧嫁娶、五行八作无不与之有着密切的交集。 如马上、枕上、厕上的『三上』之说，都表明楹联的触角遍及各个领域，不受时空和对象的任何局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人的『传统楹联』远不像现如今有太多的『清规戒律』束缚，要求也宽泛了许多， 尤其是民间的春联表现得更为突出。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文学样式在学术层面与现实生活不同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弹性和张力， 亦可视为『宽严相济』、『取舍有度』了。 因而，我们有理由说，楹联才是真正属于不同阶层、 不同人群最为相融的一个共享平台。从分类上看，楹联的支脉十分庞杂，甚至可以细化到某一个行业。前面我们谈到楹联文化是从先民桃符习俗演化而来的， 因而它自始至终都保有鲜明的本土面目和群体色彩， 这对其最终成为一种最接地气的民族大众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形之下，其它姊妹艺术则难以望其项背，大多已随着时代潮流的过滤、沉淀逐渐分解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有的甚至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 面对今天一浪高过一浪的楹联文化大潮时， 人们切不可认为它的出现具有偶然性， 而是一个国家在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过程中， 民族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

　　四、 两行文字简约而不简单是楹联文化最基本的特性

　　楹联样式看似简约明了， 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表达深远意境和重大主题。 诚如孟繁锦先生为中国楹联博物馆所撰：

　　一馆承天地；

　　两行纳古今。

　　此联凸显的恰恰是楹联这种文学样式的凝练和厚重。 尽管其它传统文化同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但仅就这一点而言，又都难与楹联相提并论。 可以说将汉字艺术发挥到极致，只有楹联这种形式能够做到。因为它无需借助过度的渲染来进行铺排挥洒，而是注重汉字内在潜质的挖掘和萃取，直接了当地运用字、 词自身的个性特征排列组合。 如不久前香港新闻出版社社长古广祥先生所著《中药趣联》一书，用千余味中草药名镶珠嵌玉般地辍缀成近两百种别具特色的佳联妙构。显然，作者是在掌握了楹联基本创作规律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自己的

　　所长并施以妙手， 从而将了无趣味的一味味中草药编排得活灵活现、 呼之欲出。如：

　　田鸡叫出冬，大狗响铃鹅抱蛋；

　　铁树飞来凤，金蝉脱壳地通花。

　　此联最具典型意义。 历史上亦不乏名垂青史的各种集字联。 此类联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原本枯燥无味的字、 词一经联家们匠心独运、巧妙粘连，会变得生趣盎然、意境全出了。 面对一副好联，人们常用意蕴隽永、美轮美奂来形容，这里除了对两行文字所营造出来的韵律美、 意境美的高度肯定之外， 还有对这种最具民族韵味文学样式的由衷喜爱和自然亲近感。 楹联简约而不简单的自身优势，不仅充分彰显出以汉字为底蕴的中华文化沉稳、内敛、含蓄、思辨和包容的个性特征，而其承载的人情世故更可谓襟怀博大、海纳百川。 如林则徐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鲁迅先生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此类经典联句， 既体现出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又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催人向上的正能量。这种以短见长、用小搏大的艺术表现形式， 无论是反映社情民意还是藉以宣泄个人情感等诸多方面，都显得那么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但需要提醒每一个楹联研究者和爱好者，切不可将其『作践』成一种文字游戏和炫技手段。 那将会使其迷失方向，甚或惨遭灭顶之灾。

　　五、『联墨双修』为楹联现象的形成推波助澜

　　楹联现象之所以能够亮丽呈现，『联墨双修』的推广普及可谓功不可没。楹联和书法作为两大艺术门类， 千百年来各领风骚的同时，又因缘际会般地渐渐融为一体。楹联以极富人文底蕴的情感表达为书法艺术增加了厚重感， 而书法作为一种行为艺术也为楹联的形式美平添了无尽光彩。 正是二者的完美结合， 才构建出一种妙不可言的传统文化形式——联墨艺术。『联墨混搭』并非拉郎配式的牵强附会，而是基于各自需求才慢慢地走到一起的。 书法作为美化汉字的基本表现形态， 它在满足人们欣赏需求的同时， 更需要丰富的文化蕴含作依托，进而为人们鉴赏、品咂拓展出更为深远的意境空间； 楹联则不然， 它从胎里就开始背负着太多的情感寄托， 内容上尽管厚重有余而形式上却略显不足。 可以说是书法为楹联弥补了这一先天的缺憾， 同时也为两大艺术门类最终走到一起创造了契机。 人们时常用联墨不分家来形容二者之

　　间的关系， 不是单纯地在强调两大艺术门类的互补性， 而是通过相互依存关系生发出一种新的艺术形态。试想，如果将联墨艺术拆解开来， 书法势必显得苍白乏味了许多， 无异于出自匠人之手的不同线条变化组合体； 而楹联失去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同样会大大地弱化了它的外在美和延展力。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门类，通过『混搭』之后所构建出的一种全新境界，充分印证了民族姊妹艺术同根同源、 血脉相连的大一统性。在喧嚣浮华的当今社会，书家也好、联家也罢，在强调各自艺术重要的同时切不可忽略掉了『另一半』。 由此而将两大艺术门类彻底割裂开来， 必然导致联家只会撰联、书家只会书写的尴尬局面。其结果不仅使联墨艺术成为一纸空谈。 这种判断，绝非危言耸听的无妄之语。 今天，我们尽管谈的重点是楹联文化现象， 但还是十分有必要对书法之于楹联的积极作用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要知道，历史上许多名联佳构往往是通过书法艺术留传下来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用专门的话题来探讨有关『联墨双修』的初衷。众所周知，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因此提示所有热爱这对姊妹艺术的人们， 在实践过程中时刻注重内外兼修，以对历史、对民族高度负责任的态度，谨防避重就轻、舍本求末的功利思想泛滥。 已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艺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只有始终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一颗敬畏之心， 才能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六、 民族意识的觉醒引燃楹联文化的燎原之势

　　每当我们谈到楹联文化现象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民族意识的话题。 特别是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 因传统文化的渐行渐远， 国人莫名其妙地患上了带有普遍性的『空虚症』，人们不知不觉中仿佛精神上一下子少了些什么。为此，自己常扪心探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现今的人们生活富足了之后， 却没有了往昔的那种归属感和方向感了呢？ 当我们不断回放和反思社会上一幕幕奇闻怪象之后才猛然醒悟：是自己曾经的短视行为把民族和传统的东西丢弃得太久了，以至整个民族家国意识、道德伦理等传统理念都被弄得模糊不清。当时代再次呼唤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回归的关键历史时刻， 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 以罕有的历史担当和面对现实的勇气， 将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从而引发一波又一波传统文化的回暖潮，这无宁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所以说， 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形成都不是孤立的，更不会异想天开、横空出世的。 没有历史的呼唤、时代的依托，任何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都是难以想见的，同样，楹联也毫无例外。 作为传统文化领域的一匹『黑马』， 楹联能够在当下领跑其它姊妹艺术，除自身得天独厚的广泛群众基础和独有的民族专属性之外， 应感谢时代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契机。 我们从以下几组数字中就可窥见一斑： 中国楹联学会从创建之初到眼下不过二十多年的功夫，而会员已发展到一万一千余人，省、市、县不同层级的会员更是多达上百万众。 如此庞大的楹联爱好者群体， 加之各地几百种楹联专业报刊的推波助澜， 楹联人终于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凭风好借力般地以如椽巨笔饱蘸时代彩墨， 用自己的热血和激情挥就出一幅气吞山河的中国楹联壮丽画卷。固然，民族意识的回归有政治上的需求和考量， 亦不乏人们在精神和情感层面迷失了太久之后对『家园』的一种急切渴望。但不可否认， 没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就不会有从众性的传统文化回归， 也不会有楹联文化今天的繁荣发展。同理可证，当人们已然意识到民族文化正不断经受其它民族文化的挑战时，是盲目跟进、趋同臣服？ 还是客观理性、 吸收兼容呢？ 这是摆在所有国人面前不容小觑的重大社会课题。

　　七、《联律通则》日益成为楹联人爱不释手的『公共法则』

　　《联律通则》的颁布实施，使楹联文化从无序到有序。尽管清代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结束了楹联没有自己理论专著的历史，但就『游戏规则』而言，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联律技术上的统一规范问题。因而，楹联创作仍始终处于『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的自由状态。诚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强调的不仅仅是联律的约束力， 而是作品内容和意境之外的技术规范。 客观地讲，《联律通则》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研究者和爱好者在研创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杂症』，特别是对作品的评判和赛事的规则有了可遵循的标准和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包治『百病』，如是则对其显失公平和过于苛刻了。 对于像楹联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 人们根本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让其完全做到削足适履，来满足今人的创作和欣赏习惯。 因此，面对联律方面的长期『制度缺失』，『通则』就显得难以承担起如此沉重的历史欠账了。所以，在其试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声音， 甚至时常遭到一些持不同意见者的讥讽和诟病。而无论是褒还是贬，人们都不应一味地捧杀或棒杀， 应更多地看到它对近年来楹联文化迅猛发展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 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对待一项『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们该秉持怎样的心态？ 本人以为， 凡事总要讲求前因后果、 多问几个为什么？ 尤其是像楹联这种民族独有文化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打磨，时至今日才有了相对明确统一的规则，并不证明今人就比古人高明了哪去， 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因为过去的人们在沟通交流方面受到很多的时空限制， 远没有我们今天网络时代来得这样便捷， 更没有现如今频繁的全国性楹联赛事。所以，『通则』的推出，是楹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绝非制定者自作多情的无用功和多余之举。 从目前全国接连不断的各级楹联赛事来看，人们已逐渐适应了『通则』的条条框框，并在推广和普及过程中慢慢地接受它了。 当然，我们在肯定的同时也不能轻下结论、盲目地夸大它的作用。换言之，从楹联文化的发展大计出发， 所有热爱楹联的人们都应是『通则』不断完善的参与者和践行者，而不是坐观其变、空发议论的看客。 因之，我们由衷地期望所有楹联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实践过程中，多一份理性和包容，用大家的智慧来妥善解决好联律方面的存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联律通则》真正成为楹联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公共法则』。

　　八、 楹联现象的出现成为楹联高峰早日到来的重要因素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借助楹联(春联)这种形式， 向世人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即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更是全体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其弦外之音，无外乎是在标明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那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在色彩纷呈的传统文化领域偏偏对楹联情有独钟呢？ 我们可以试着做出这样的解读： 楹联的普众性和雅俗共赏的基本特质， 无疑使其成为顶层设计者关注民情民意的最佳切入点。 如癸巳春节前夕总书记赴甘肃贫困山区考察时， 就是借助春联形式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百姓家中。这种以民俗入手、细微之处见精神的亲民近民动作， 通过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楹联，春风化雨般地把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变为零距离， 彰显出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再如总书记到山东考察座谈时， 引用的是清代内乡县衙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用此联来教育当地干部。 面对全党惩治腐败如此重大的政治命题，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却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楹联形式，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劝勉和告诫，让广大人民群众再次见证了执政者心忧天下、怀揣百姓的良苦用心。因而，收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震撼效果。 值得欣慰的是，由此而引发出的全民性热议， 恰与当前联界有关楹联高峰的讨论不期而遇、 遥相呼应， 此番景象极大地鼓舞了传统文化工作者的坚守意志。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其实不然， 只要客观冷静地回顾一下近些年来中国楹联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所有诘疑都随之云消雾散了。因为，无论是哪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背后均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过程。 从『运城现象』发端，到全国性楹联现象的形成，『路漫漫其修远兮』，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它是一代又一代楹联人前仆后继、矢志传承的结果，是用无数爱心和情感孕育出生命之花的凄美绽放。至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楹联文化现象的出现，尽管显得有些苍凉和悲壮，但它无疑是助推楹联高峰早日到来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 楹联文化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除其自身不断完善、壮大之外，更要感谢盛世为这一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自清以来，楹联也曾经历

　　了几次高潮期， 但无论是受众面还是作品数量都远不能与当前的楹联大势同日而语。每当品读历史的时候，从中我们总能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启迪和感动， 但同时也反复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即无论是哪一种文学高峰的到来， 都离不开宏大的时代背景烘托。 唐诗也好、宋词也罢，均形成于其所处历史时期的鼎盛阶段。同样，楹联经历了漫长的徘徊等待之后， 终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登峰时代。今天我们不吝赞美，用厚积薄发来形容楹联文化现象的出现， 是因为所有热爱它的人们对这一刻的到来都期盼得太久了。诚然，眼下『以天当年』的众多作品数量，让我们瞠目结舌的同时，不得不感喟楹联文化大潮竟然来得如此迅猛。 它为众多的楹联拥趸们提供了劈波斩浪、 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当儿， 也时刻在提醒着人们谨防因泥沙俱下而损毁了这一民族的伟大艺术。因为，真正标志着楹联高峰到来的临界点，不是取决于人数的众寡和作品的少多，而是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良好创作氛围和纯净的学术风气。惟其如此，才能使楹联现象早日转化为楹联文化高峰的精彩呈现。 我们拭目以待！

　　(300070 天津市和平区吴家窑二号路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