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楹联文体的形成
格律诗在唐代已臻成熟，大大刺激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发展，同时也为楹联文体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完善提供了极丰富的营养。
把汉字的音调平上去入归为平仄两类，在齐梁时代已有认识，但比较朦胧，缺乏自觉。这是由于当时四声刚发现不久，沈约、刘勰也讲得比较模糊。经过齐梁以后陈、隋之间的演进，至唐初把四声定为二元化，分成平仄两类，把四声颠倒相配进展到平仄相配，为律诗和楹联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平仄相对的自觉运用，在声音上产生明显的对偶感。经五言诗之后，七言诗已经形成，对和粘的规则也已确立，这样“诗至唐代而格备”（胡应麟《诗薮》）。
五言诗和七言诗都由八句四联组成，一般要求在二、三联（颔联、颈联）词性、句式、平仄等方面严格对仗。如：
首联：
空山新雨后，
- - - | |
天气晚来秋。
- | | - -
颔联：
明月松间照，
- | - - |
清泉石上流。（对仗句）
- - ||-
颈联：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对仗句）
— ||- -
尾联：
随意春芳歇，
- |- - |
王孙自可留。
- - ||-
（王维《山居秋暝》）
七律是五律的扩展，在五律的每句前头，再加上两个平仄相反的字，即成为七律诗。如刘禹锡《再授连册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诗：
首联：
去国十年同赴召，
|||- - ||
渡湖千里又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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颔联：
重临事异黄丞相，
- - ||- - |
三黜名惭柳士师。（对仗句）
颈联：
归目并随回雁尽，
愁肠正遇断猿时。（对仗句）
- - |||- -
尾联：
桂江东过连山下，
相望长吟有所思。
||- - ||-
以上两首诗中，中间两联的对仗形式与楹联的要求大体一致。即楹联的对仗和律诗的对仗，所遵循的总规则是相同的，主要是字数相等、词性相近、结构相似、平仄相反，语意相关等。但对仗作为体裁要素，其比重在两种文体中是不同的。律诗需要两联对仗，一般格式是中间两联对仗，而楹联的对仗是整体的，即上下联之间都处于完全对仗的状态；律联上下联之间的对仗在一定位置上是有要求的，即上下联应当处于平仄相对之中，这与律诗的对仗要求是一致的。上下联自身结构像律诗的（如纯五言或七言）称律联。律联是按照声律节奏定音步的，以两个字为节奏构成声律单位，节奏点（音步点）在每一节第二字。按照语意节奏达到平仄相谐，对仗工整的楹联称非律联。非律联的上下联也必须始终处于对仗状态，尤其是音步上的平仄必须相反。
律诗的用韵有固定的规定，除首句可入韵也可不入韵外，所有偶句都必须押韵，而楹联只有上下两句，一个偶句（下联）无须与谁押韵。在平仄的匹配上，律联可以按照律诗的要求调整平仄。楹联没有字数的限制，长短参差不齐，不可能也没必要句句按律句安排。楹联的语言要比律诗灵活丰富，它可以是诗的语言，词的语言，散文的语言，还可以用白话、俗语、谚语、成语、口头语等，其平仄的安排自由松动，灵活多变。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楹联与律诗的异同和内在联系，以及律诗给予楹联的深刻影响。
律诗在唐代进入了体式的成熟期，出现百花吐艳的景象，成为唐代文学的主体。但楹联并未很快发展起来，流传至今而又脍炙人口的唐联并不多见，现在所知道的唐代楹联不过几十副，且大都是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原因大抵是楹联文体的价值当时尚未被人们所认识，人们所关注的是诗歌的大海，楹联的“细流似乎被淹没在诗海的波涛中”。
《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的编纂历经十年，于2002年出版。编者广泛搜集资料，发掘的唐代楹联达十副之多。其中有李道宗（600-653）撰写的十七字联。
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
远树苍凉，云起鹤翔藏妙理，惟偕骚客搜奇。
《湖北卷》主编陈东成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此联比楹联界公认为最早的五代后蜀主孟昶的春联还要早300多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更是楹联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被封为江夏王。此联刊载于江夏《灵泉志》，据《江夏·（武昌）县志》记载宋朝张舜民著有《灵泉志》一书，明熊廷弼在《灵泉志序》一文中称“《灵泉志》灵泉才子之书也”。李道宗曾在江夏灵泉山建有“紫萼园”，并在此“隐居数年”。现今“昭园”东侧尚有其墓。现存《灵泉志》为清抄孤本，珍藏在湖北图书馆内。联家涂怀珵教授在《对联》上撰文——《试论“李道宗联”》认为，从形式上看“李道宗联”其体合其时，从内容上看，“李道宗联”如其人。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其诗其联，在体制上都合其时，乃是无疑的。”“李道宗卒于公元653年，活了五十三岁，他的经历（包括当隐士数年）以及他的学养、社会地位、思想意识，都印证了其联的内容如其人，也是无疑的。”如果是这样，李道宗联则是目前发现的唐代最早的楹联。
唐代的楹联开始盛行于文人、士大夫间，逐步向民间传播，尤其是反映民俗的春联（当时称桃符）已经广泛用于民间了。吴小如教授在《中国的楹联》一文中推断，“悬挂对联的起源，上限可以提早到盛唐以后，至少也在晚唐之前。”白化文教授在他的《学习写对联》中说“春联最晚在晚唐时已经产生，还可能上溯到盛唐。”他们不约而同地从莫高窟敦煌遗书中找到了佐证。《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曾发表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撰写的《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推论出楹联产生于晚唐之前。这一推论就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现存英国的《敦煌遗书》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内容得出的。据原卷所录联文是：
岁日：
三阳始布，
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
寿禄延长。
又：
三阳囗始，
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
庆寿无疆。
立春日：
铜浑初庆垫，
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
万古囗（殓）百殃。
宝鸡能避恶，
瑞燕解呈祥。
——立春囗（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
三阳始布，
四猛（孟）初开。
囗囗故往，
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
月月无灾。
鸡囗辟恶，
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
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谭女史文中说：“把上述文句确定为楹联的依据有三。”即：第一，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上写祈福禳灾之辞的时候；第二，文句对偶；第三，敦煌联句最后明确指出：“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偶句而写于门之左右者，当为楹联无疑。联句写在斯0610卷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为《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此尾题为楹联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时为公元723年，较孟昶的题辞早240年。因此，作者谭氏作了如下结论：“可以说敦煌联句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楹联。”
刘丘子其人，谭文未作考证，但从遗文语体风格、尾题文气，以及年月日字体的不一致几个方面分析，大致可以推测为生活在民间的下层文人。我们从《敦煌遗书》中可得到这样的启示：楹联这种文字形式，在唐代，尤其在唐玄宗年代就已出现，并且在民间广泛应用，人们在“岁日”、“立春日”书写楹联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祈福禳灾”，以求“吾傥康哉”。这种民俗及习俗心理促进了楹联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反过来也大大丰富中国民俗文化的内容。
《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还载入新挖掘的唐代部分古联：
唐·李邕题太平公主南庄联：
流风入座飘歌扇；
瀑水浸阶溅舞衣。
李邕（698-747）（此联原载于清同治五年《咸宁县志》）。
唐·李恒赐陈师孟联：
麒麟阁上精神爽；
虎豹关前胆气豪。
此联原载1937年编修的黄梅县《陈氏宗谱》。李恒（785-824）即唐穆宗，年号长庆，为明皇第三子。即位于灵武，在位七年，聪明强记，属词典丽。陈师孟，仕穆宗朝有功，封楚国公，故有此赐。
唐·李白题蕲州三角山会龙池联：
山高猛虎啸；
潭静老龙吟。
李白（701-762）蜀昌明人，生于青莲乡，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曾隐居安陆，游过蕲州三角山。据山寺老僧相传，李白游此山并有题联。此据1993年4月《黄冈日报》报导。
唐孟郊（751-814）浙江人，曾游京山源山题联刻于石上：
岩枯石茎瘦；
水清鱼影寒。
据清代《汉阳府志》载，唐诗人杜牧（803-853）曾题联于汉阳渡口：
残灯明市井；
晓色辨楼台。
《黄梅分卷》、《咸宁分卷》及大冶等地据《陈氏宗谱》发掘，唐僖宗李儇（822-888）御赐陈氏义门联：
九重天上旌书贵；
千古人间义字香。
湖北《钟祥文史资料》载，唐郑谷曾游钟祥，题联于钟祥莫愁湖水阁：
一片湖光比西子；
千秋乐府唱南朝。
相传唐代三角寺住持名僧慈应禅师曾为蕲州三角寺题联：
三角山前三角寺；
九龙桥上九龙庵。
《福鼎县志》载，林嵩未第时，曾结草堂于礼岙灵山，乾符年间（874-879），林在其居室悬一堂联：
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
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唐乾符年间的陈蓬，曾题联于居室。事见《霞浦县志》。联云：
竹篱疏见浦；
茅屋漏通星。
石头磊落高低结；
竹户玲珑左右开。
《八闽通志》载，唐末徐寅曾题联于莆田延寿万卷藏书楼：
壶公山下千钟粟；
延寿溪头万卷书。
以上诸联对仗工稳，声律和谐，立意独特，多用修辞手法。风格恰多如五、七言律诗的截断，意境却比南北朝时有了极大的提升，由体式的遵循逐步升华到神味的创造。李道宗联、林嵩联，其句式中出现了散文化的特征，这是唐代楹联句式的新突破。楹联的创作者几乎包括上至帝王官吏，下至文人、僧俗各个阶层。其创作体裁，有题赠联、居室联、春联、山水联等，其内容反映了唐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侧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广泛的实用性，这标志着楹联作为独立的文体已经形成。
在唐代，楹联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楹联并不是律诗的截取，它对词语和节奏的要求比诗律要宽。唐代的文人楹联创作活动，民间的口头对句活动应该是活跃的，但史料的记载看到的却很少，也许是受律诗“压迫”，使之发展缓慢。唐末，温庭筠（812-870）善属对。《北梦琐言》载：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温庭筠即以“玉条脱”续之，宣宗赏焉。
又据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载，有药名“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药名）”对之。
《全唐诗话》又载，温庭筠与李义山（商隐）属对，李商隐曰：“近得一联句：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庭筠对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因其文才敏捷，对仗工整，平仄讲究，合情合理，所以有史载而流传下来。
从以上所述及唐代楹联的概况，我们不难看出，唐代律诗的成熟，受到全社会的宠爱，而已经形成独立文体的楹联却受到压抑和冷落，唐初期中期，楹联的发展很缓慢，到了晚唐，才呈现长足进步的趋势。这时，中国的楹联也已传到海外。
日本人林海洞用汉语写的《史馆茗话》中有这样的记载：
嵯峨天皇巧词藻，常与野篁为文字戏。一日幸河阳馆，题一联曰：
闭门唯闻朝暮鼓；
登楼遥望往来船。
示篁，篁曰：“圣作恰好，但（可）改‘遥’为‘空’乎？”天皇骇然曰：“此句汝知之乎？”对曰：“不知。”天皇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遥’字换之耳。抑足下与白居易异域同情乎？可叹，可叹！”篁莞尔而退。
公元786-842年间是日本嵯峨天皇的统治时期，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到唐宣宗七位皇帝在位的时间。这样看来，楹联最迟应在842年之前即晚唐时期传至日本。
五代（907-960）经历50年的乱世，楹联文体盛行一时，记载下来的楹联作品也不算少。后蜀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为联界所瞩目。在此前已有楹联行世，北宋马令的《南唐书诗话类编》记载，南唐保大（943年）初，李璟方即位，每日游宴玩乐，其伶人王感化题有怪石联：
草中误认将军虎；
山上曾为道士羊。
上下联巧用典故和神话。《韩诗外传》中有楚将熊渠子夜行，将草中石误认为虎而弯弓张射的典故，《列仙传》中有黄初平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而叱石成羊的神话故事。
范质（911-964）为五代后唐长兴进士，性急，以廉介自恃，所得禄赐，多给孤遗。据宋代和尚文莹《玉壶清话》载，范质遁迹民间时，一日坐街上，忽见一形貌怪异的人作揖道：“相公，相公；无虑，无虑。”当时正值盛暑，范质手持一把素扇，在扇上题出一联：
大暑去酷吏；
清风来故人。
那怪异人夺扇而去。此联语用双关，借时景讽时事：大的官职可以除掉酷虐的小吏（暑谐署）；为官清正才有老朋友来会。表明范质自诩个人清廉的官风。
《宋代楹联辑要》载，后蜀主孟昶的御花园名百花潭（在今成都南郊），兵部尚书王瑶曾为百花潭题联：
十字水中分岛屿；
数重花外见楼台。
此联对仗工整，用意贴切，描写百花潭胜景，突出“水”与“花”的景象，极切合“百花潭”之名。
杭州西子湖畔有碧波亭，“钱氏大阅兵于碧波亭。亭临水面，阔数丈”（见《五代史》），契盈为碧波亭撰有楹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北宋陶岳《五代史补》载：“僧契盈，闽中人。……广顺初（公元951年），游戏钱塘，一旦，陪吴王（钱俶）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一条水”指钱塘江，因它距当时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三千余里，故云。“十二时”指一昼夜十二时辰。“三千里外”、“十二时中”分别写“地”和“时”，形成“时”、“地”对偶；“一条水”、“两度潮”从静态写到动态，显得“动”、“静”映衬，曲尽其妙。从此联足见五代时楹联的水平锤炼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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