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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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合作社思想的传播与实践研究

　　孙 玲

　　【摘 要】民国时期的合作社思想大致分为合作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而南京国民政府是以三民主义合作社理论来推行合作社事业，运动呈现两头弱中间强的特征，为合作社事业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合作社运动 农村合作社 民国时期

　　近代合作社思想诞生于西方，19世纪中后期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凸显的经济问题而出现。当时中国正处清末民初时期，国力衰弱，世人为求救国之道，积极向西方学习。据学者研究西方合作社思潮正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并有不同传入和表现形式。［1］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是振兴经济的基础，民国时期有85%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业自然成为合作化运动的先导和实践对象。［2］当今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而合作社组织依然存在。当代积极研究合作社自是为解决“三农”问题，承前人智慧，取得各种成果，从合作社思潮的起源、实践等各方面剖析，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范式。［3］在此也仅选择合作社思想传入中国及其实践问题进行简要述说。

一、合作社思想的传播

合作社是一种经济组织，是劳动者为共同利益，按照合作社原则联合起来共同经营的企业或组织。从1844年西方出现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开始，到1920年近代中国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至今有一百多年。组织的诞生必然有时代的背景和思想的指导，基本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经济方面，自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蹙，苛捐杂税致民生凋敝；社会方面，晚清民国时期，国内一直盛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合作社思潮正迎合时人救亡图存的愿望；政治方面，三民主义革命宣传，尤以民生主义主张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问题。［4］在如此背景下，“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合作社思想传入中国。

　　（一）受西方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

　　清朝末年，国势日衰，为挽危局。政府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振兴国家，有识之士也自发去西方学强国方略。有的主张实业救国，有的提出乡村建设思想，实际就是农村合作。从西方传入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留洋到欧美，直接学习合作社思想与方法。如薛仙舟，就曾先到美国，后至合作社运动发源地的德国和英国，经考察研究，他坚信合作制度可救中国。另一途径是到日本，晚清时期，西方学说多由日本传入，到日本留学的日渐增加，如徐沧水、戴季陶等，都考察过日本的合作事业，把日本的合作法制、政策及推行方法引进中国。

　　（二）早期民主革命先驱

　　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曾留驻欧洲、日本等国，进行革命宣传之余，积极考察欧美列强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比较中，根据国情，创立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尤为受到重视，而推行合作社最为重要。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做“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演讲时说“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基础之上”；1924年，孙中山讲国民党奋斗之法时“要工人同农民办一合作”。［4］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就是根据西方兴办合作社的经验，结合中国现状所形成的，对国民党后来发起合作社运动有直接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逐步在中国传播，以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青年，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革命组织和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就努力传播合作思想。如1920年《新青年》刊登的《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就详细介绍苏联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在介绍以苏联为代表的合作运动时，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实情，提出在落后中国，要组织起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发展经济，创办“组织消费协会”等机构发展农业。

　　传播路径的不同，导致在中国形成的合作思想存在差异。根据上述三种途径划分，最终形成三种：（1）合作主义的合作社思想，为一批知识分子主张。他们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如北大消费公社等就是早期的合作社典范，期望国民加入合作社会中，建立合作共和国。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防止共产主义暴力行为，是挽救中国的有效办法。但是，因过于理想，此合作社道路开始就举步维艰，最后成为空想。（2）三民主义的合作社思想，为国民党人倡导。最初由孙中山提出，是三民主义中实现民生主义的重要方式。三民主义合作社思想是国民党政府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理论基础。国民党掌握政权后，在全国推行。（3）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社思想，为共产党人倡导。他们提出要改造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发动群众，而合作社运动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因而要联合工农，创办合作社，成为维护工农利益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但是，三种思想中三民主义合作社理论在民国时期占主导。当然，近代合作社思潮的传入是促进早期中国合作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古代中国的道义、仁爱等治国理念也包含合作思想，在寻求救国方略上，传统的影子同样存在。

二、合作社运动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合作社的发端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全面展开，40年代抗战及战后时期的合作事业。具体分三时期，一是初期合作运动，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运动，三是抗战及战后的合作运动。

　　早期合作运动是北洋政府时期，以宣传合作主义和创办合作社为主要特征。合作主义的传播最早是薛仙舟，后有朱之进等，最早宣传机构是平民周刊社，研究团体是合作同志社，1922年伍玉璋统计合作研究社有六所，宗旨是宣传研究合作，培训人才，促进合作事业发展。薛仙舟是合作主义宣传者，也是最早成功创办合作社的先驱。1919年复旦公学创办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即由其开创。五四运动后，受合作运动思潮影响，当时江苏等地都有合作社成立，而合作主义的影响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生产等方面，还扩及到购买等各环节，合作主义者期望通过合作打通经济运行各方面，振兴国民经济。但是，总体而言，因处于开创期，且政治动乱，合作社数量并不多，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统计处统计，1918年至1924年，合作社仅发展到25个。1925年合作社数量增到近80个，到1926年变成150多个。［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合作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中央秉承三民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推行合作运动。而如薛仙舟等合作主义者也重新投入合作事业中。基于早期合作事业的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合作事业方面阻力较小，且发展势头异常迅速。最早是1927年，江苏省政府响应国民党中央号召，筹办农民银行，促进合作社组织的开办，颁布相关法律以保障合作社组织权益。但是，因30年代前，南京国民政府政权未巩固，合作运动只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实际指导，也未采取大力去推动合作运动的开展。据统计1927年合作社共有584个，1928年为722个，1929年是1612个，到1930年变2463个。［5］合作社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等地，其中江苏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浙江占三分之一，其他地区不到百分之一。合作社性质占比也相差较大，信用合作社最多，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再次是消费合作社，其余如运销等社都较少。可见三十年代以前合作社运动在地域、种类、数量上分布不均。1930年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国名党中央颁布各种合作运动法令，最重要是1934年《合作社法》。它的出台顺应民国合作运动需求，使合作的开展有法可依，［6］推动其在各领域和地区不断发展。据统计，1931年全国合作社2796个，到1932年，增加342.3%，到3978个，1934年是9948个，比1924年增加400倍；分布区域于1927年十省二市扩到二十一省七市，基本遍布全国；数量上，社员总数达373856人，比1927年多26倍。［4］但与人口总数4.5亿，占比不到千分之一，且实业部也发现合作社运动的缺陷，推行较混乱，缺乏统一性；从事的人才不足；整体统筹和计划缺乏系统性等都影响当时合作社事业进一步开展。［7］不过，到1935年数量依然增长，共有14649个，1936年达到37318个，比1934年增加3.75倍。因而，抗战前十年，合作社事业呈现井喷式发展，取得一定成就。

　　抗战时期的合作运动，因国民政府西迁，合作事业重心由东南沿海变成西南地区，原有合作组织数量因沦陷而减少，但是这种现象较短暂。而且，因抗战需要，全国动员支援前线，合作社组织反在西部获得急剧发展。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底，全国合作社数量达46985个，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有172053个，比1936年多4倍；分布区域从1937年十七个省，到1947年三十三个省市区；规模扩大，社员数从1937年每社平均45人到1946年每社122人。［4］同时，国民政府调整合作社制度，采取兼营合作形式，使得合作社性质和业务逐步趋于平衡。但是，政府重视有限，合作社之间的联合组织较少，据统计1939年至1947年，县级联合组织仅从54增加到753，而省级联合组织在1944年仅5个，到1947年有16个，仅占全国33个省一半。［4］这依然是合作社缺乏统一规划的表现，无法推动合作社运动更好发展。不过，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同时，工业合作社也迅速扩大，到1942年，全国十八省共有2300多个；产值在1939年到1942年累积两亿多元，为抗战胜利提供有力支持。

三、结语

从1927年到1949年，在政府和民间推动下，合作社事业不管在数量、性质、分布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在合作主义理论的宣传、研究等思想层面也有较系统的认识，并颁布了有关合作社的法规，有效保障合作事业的进行。这是民国时期合作社运动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合作社组织的成立是由政府主导，带有强制推行的特征，而且有始无终，缺乏一系列的后续指导和统筹，导致有数上的扩张却无质上的提升。同时，国民教育水平有限，人才缺乏，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指导合作社运动的实地开展。南京国民政府虽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地方割据势力依然存在，以及政局动荡，政令不通，因权势影响在合作社的收益问题上也是分配不均。因而，整体来说，民国时期的合作社运动基本表现是两头弱中间强，后期的弱势更多的是质量上体现，物价飞涨，战事不断，合作社运动亦逐步消停。不过，合作社运动的开展依然为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尤其是抗战前十年被称为“黄金十年”，为合作社事业在中国的继续开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德寿．中国合作社经济思想研究［J］．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之研究［J］．农村经济月刊社，1936．

　　［3］潘劲．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与评价［J］．中国农村观察，2002（2）．

　　［4］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J］．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行政院新闻局．中国合作事业［J］．行政院新闻局，1948．

　　［6］蒋慕东，张芳．民国合作社法之演进［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2）．

　　［7］杨德寿．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J］．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