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得义 王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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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地区佛教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

　　包得义 王树平

　　【摘 要】河北地区佛教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影响深远，在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掘河北地区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友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河北佛教 文化传承 民族认同

一、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大力培育自身本土文化的同时，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不断接纳、吸收外来思想，形成了融合儒、释、道等思想的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和文化，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最终实现佛教中国化，从而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伴的是，佛教也逐渐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进而影响到了人民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而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历代出现了无数知名的僧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在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探究河北地区佛教文化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河北地区佛教历史文化传承

佛教具体什么时候传入河北地区，史无明文，但从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在东汉中后期河北地区就已受佛教影响。［1］9在其后的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河北地区汉传佛教先后经历了六朝时期不断发展壮大、至唐宋时期禅宗盛极一时、至元明清时期又日渐衰微、现当代社会又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的总体动态过程。同时，我们可看到河北地区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呈现出历史悠久、高僧辈出、成绩显著、影响深远等特点，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晋代著名的西域僧人竺佛图澄，依靠自己的神异赢得了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兄弟的信任，进而在燕赵大地推广佛教，吸引了众多僧人前来学法，也影响了一大批民众奉佛造寺，堪称燕赵地区佛教的奠基人［1］309；东晋著名高僧道安早年时曾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十有四年，精研佛教大小乘典籍，深通佛法义理，旁及老庄玄学，为其后来在襄阳和长安领袖佛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齐著名的禅师僧稠以禅法名世，深得北齐文宣帝高洋和废帝高殷的崇信，大弘禅学，影响很大；唐代纪国寺上座释慧净精通三藏，曾奉诏翻译《大庄严论》，词旨深妙，并制有多种经疏，远近传诵，被时人誉为“东方菩萨”；唐代的从谂禅师，应赵州当地僧众之情，以80高龄驻锡于赵州观音院（今柏林禅寺），此后弘法四十余载，道化大行，弟子遍布天下，形成天下闻名的自然活泼的“赵州禅风”；而义玄禅师开法于镇州（今正定县）临济院，创造了以棒喝著称、禅风峻烈的“临济宗”，成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徒侣遍天下，盛极一时。此外，唐代禅宗的实际开创者慧能大师、唐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一行禅师、伟大的翻译家义净律师、宋代知名的精通工程建筑的怀丙法师等，他们的籍贯都在今天的河北地区，他们也为河北地区的佛教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到元明清时期，随着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尤其是清代康熙、乾隆为巩固边防、加强民族团结，自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先后于承德避暑山庄东北外围陆续建成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等12皇家寺庙建筑群，用以供养藏传佛教的领袖，从而使藏传佛教的传承在河北地区迎来一个兴盛期。当时，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直属理藩院的庙宇，京城三十二座，承德八座，又因承德地处长城古北口以外，故俗称“口外八庙”，简称为外八庙。外八庙中最先建造的是溥仁寺和溥善寺（已毁），这两座寺院均建于康熙五十二年，是蒙古诸部王公为庆祝康熙六十寿辰上书请建。这也是康熙在承德仅建的两座寺庙，其余的10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御宇时期。其中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1755）年，是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胜利而建造。二十五年，为纪念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增建普佑寺。二十九（1764）年为新疆达什达瓦部二千余众迁居热河后提供参拜之所而建安远庙，建筑模仿新疆固尔扎庙。三十一年为满足土尔扈特、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等民族前来承德朝觐瞻仰而建普乐寺。三十二年三月至三十六年八月建成普陀宗乘之庙，作为庆祝乾隆六十寿辰时蒙古、青海、厄鲁特等少数民族上层首领进贡朝贺之所，因模仿布达拉宫而建，俗称“小布达拉宫”，之后达赖喇嘛到热河觐见时多居此处。三十七年建广安寺（已毁），既为皇太后祝寿，又为蒙古王公瞻礼。三十九年建殊像寺，从名称到寺的布局，全仿五台山殊像寺。同年又仿浙江海宁安国寺的形制建罗汉堂（已毁）。最后为接待西藏六世班禅到承德祝贺乾隆七十寿辰，四十五年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行宫以示优渥。外八庙以及北京城中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在河北地区的传播。

　　还有，河北邯郸、保定、涿州等地有佛教石刻、摩崖造像等众多佛教遗迹保留至今，邺城等地不断发现新的佛教造像，都表明了河北地区佛教之盛况。总之，考查河北地区佛教传承历史，具有如下重要特点：第一，佛教传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僧辈出，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第二，河北地区佛教兼具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系统，显密二宗皆有，佛教文化形态和佛教发展更加全面；第三，古代佛教僧侣创造了无数辉煌灿烂的文明，在创宗立派、推动佛教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三、河北地区佛教文化与民族文化认同

（一）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方面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虽然常言僧人为出世之人，但并不表示僧人就完全能够脱离现实生活。历史上有不少僧人，在出世的同时，又利用自身的佛教影响力，积极地引导者社会风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勒、石虎先后拜佛图澄为国师，全面参与军国大事。在佛图澄的教导下，二石减少了对异族人民的屠杀，缓和了当时突出的民族矛盾，还解除了禁止汉人出家的规定，从此胡汉之人可以同寺梵修，为民族之间增进交流、融合创造了良好环境。［2］李四龙研究佛教与民族融合时曾言：“佛教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我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3］

　　清初，康熙皇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绥抚蒙古，巩固边防，对蒙、藏少数民族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俗习为治”的民族宗教政策，摒弃了修建长城、分兵驻守的军事防御政策，代之以怀柔政策，加强与蒙古族的联系，同时十分重视利用佛教的力量，此后推崇和利用喇嘛教是清王朝一贯推行的政策。［1］139乾隆在《安远庙瞻礼书事》中明确道出推崇喇嘛教的原因：“然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缓靖荒服，柔怀远人，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云。”乾隆在《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中总说修建外八庙的原因：“山庄城外北山一带，崇建寺庙。如普宁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卫拉特来觐，仿西藏三摩耶庙式，建此以纪武成。安远庙，则二十四年，因降人达什达瓦部落还居于此，仿伊犁固尔扎庙式为之。普乐寺，则三十一年所建，以备诸藩瞻觐。至布达拉庙，成于三十五年，仿西藏大昭式，敬建以祝慈厘。扎什伦布庙，乃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来热河，为予祝七旬万寿时，仿后藏班禅所居创建者。其他如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黄教，用构兹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巨丽之观也。”此外，普宁寺中《普宁寺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三块石碑，记载了清王朝为平定西北边陲，巩固国家统一而做的努力，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须弥福寿之庙是西藏与中原政府联合的结果，清王朝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团结的丰碑。以外八庙为代表的怀柔政策的成功，既是清朝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成功，又是佛教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积极价值。

　　（二）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民俗信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精致高深的哲理思辨吸引了知识精英的关注，其浅显粗俗的信仰心态则收获了普通民众的信奉，进而对中国的民间风俗产生不少的影响，导致我国众多民族就增添了很多新的习俗，如：烧香拜佛、转经祈福、水陆法会、荐亡度灵等活动。其中，既有愚昧落后的东西，也有一些丰富民众生活、调节个人心理的有益习俗。

　　佛教影响下出现的风俗习惯，诸如浴佛会、盂兰盆会、修七七斋功德等，已经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风俗。

　　佛诞节是大乘佛教纪念和庆祝佛教创始人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又称“浴佛节”、“灌佛会”、“华严会”等。历史上，由于各地历法的转换，依据不同佛经以及流传到不同地域形成的传统，佛诞日的确定在公历日期上差距甚大。一般而言，中国佛教界认为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日。东汉末期就有这种风俗了，在这一天，各寺庙都要举行“浴佛法会”，在大殿内用“香汤”为“太子像”洗浴。

　　盂兰盆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解倒悬。”盂兰盆会原是佛教徒为了追荐亡灵而设的一种宗教仪式，传说在七月十五供养佛法僧三宝，可以仗三宝之功德，解救倒悬之苦。而中国古代的传说中认为盂兰盆与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就又跟传统的孝道文化发生了联系。

　　在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下，国人一般对死者后事的处理比较慎重而复杂。一般人死后，家人常请僧人念经，以超度亡灵。有的甚至举办水陆法会，为一切水陆生物供养斋食，诵念经文，以忏悔所造成的罪孽。又受佛教“中阴”思想的影响，国人往往在人死后四十九日间，亲属每七日为其营斋作法。这原本是个体家庭的做法，现在也逐渐成为社会、政府遵守的方式。比如每当国内出现严重地震、重大安全事故时，政府往往会在事件发生的第七天进行大规模公开悼念活动。这种做法，对于追寄哀思、祝福逝者和安慰生者具有重大的意义，也能够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正如学者所言，“民族共同体中的约定俗成的风俗传统，体现着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是民族共同体生活与行为的模式和标准，为个体成员提供行为的预期和价值的定向，对他们自然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规约作用。依附于规定的习俗和传统民族文化的自然养成甚至可以保留几个世纪。”这些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习俗的存在，维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心理诉求，体现着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

　　（三）佛教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具有普世价值，在现代社会仍有意义

　　佛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戒恶劝善、万物和谐的思想以及吉祥美好的寓意，具有普世价值，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打破了印度婆罗门教宣扬的种姓制度，提倡众生平等的主张，且言人人皆有成佛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思想，也是吸引普罗大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和解的重要理论。直到现在，国际社会提倡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之间互相平等，中国国内提倡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

　　在藏传佛教寺庙和藏族人民家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一棵尼拘卢树，枝叶茂盛、果实丰硕，树旁边站着一头驮有猴子的大象，猴子手捧一枚果子，肩负一只兔子，兔子头上蹲有一只鹧鸪鸟，四只动物相亲相爱，团结和睦的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这就是藏族著名的吉祥图案“和睦四瑞图”。此图中所蕴含的团结友爱、和谐相处和尊老爱幼的思想，不只是藏族同胞的理念，更是完美契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总之，如《和睦四瑞图》表达的团结和睦以及佛经中宣扬的戒恶劝善的思想，是教导人心、引人向善的有利资源，也是加强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心灵桥梁。而这也是和睦四瑞吉祥图案成为藏族最尊崇、最喜爱的吉祥图案，而频

　　频出现在民间各个角落的真正原因。

四、结论

历史上的河北佛教，在创宗立派、推动佛教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以外八庙为代表的寺庙，加强了满、蒙、藏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也维系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增强了国家认同感。时至今日，西藏、青海、内蒙的佛教徒还经常来承德寺庙膜拜，外八庙仍然起着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

　　构造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重建，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首先要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而“文化符号系统涉及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这包括文化符号、典礼仪式、传统节日等。”佛教文化影响的各种节日、风俗以及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万物和谐、慈悲为怀的思想以及佛教壁画、造像中所蕴含的吉祥美好的寓意，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掘河北地区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友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冯金忠．燕赵佛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袁志明．北朝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J］．青海民族研究，2001（3）．

　　［3］李四龙．中国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N］．中国民族报，2009-4-28（6）．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民委项目“河北地区佛教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4HSZ004）成果。

　　作者简介：包得义（1984-），男，甘肃永登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民俗研究；王树平（1983-），女，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