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燕　陈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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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语境下影视改编的困境与出路——以张艺谋的电影为例

　　■王小燕陈国恩

　　近年来，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成为社会津津乐道的话题，如火如荼的形势带动多个行业的争相合作，也引起影视界IP（文学作品改编版权）的争夺战。然而，在这个大众文化肆意蔓延的世俗语境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该如何平衡“忠实”与“创造”的关系，迎合世俗审美的“创造”是大势所趋还是误入歧途，文学经典真的难以东山再起吗？这些急需回答的疑问，让文学本身的纯粹不再单纯。它不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从“忠于原著”到“彰显自我”：影视改编观念的演进

纵观中国电影史，优秀小说被搬上荧屏不胜枚举，历届获“金鸡奖”的影片，绝大多数改编自文学作品。但是，电影和文学这两种艺术形式，容易陷入“忠实”与“创造”的两难，这也是最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由于文学原著深入人心，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加上某种程度上文学蕴含的精英意识与研究者的身份相契合，导致几乎每一部影视作品问世，都会被拿来与原作比较，而结果基本上毫无悬念，观众对原作的青睐远远大于影视作品，到头来演变成一场“像不像”与“似不似”的比较之争。其实，影视改编，尤其是改编于经典作品，既要传承原著的核心精神，又要融入编剧的独特理念和自主意识，也要结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认可度，可以说是“戴着脚铐跳舞”，如电影界老前辈夏衍说的:“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劳动。”

　　伴随着影视的发展，影视改编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同步而行，影视界的编剧和导演对改编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一个大体的趋势，就是从“忠实于原著”到“彰显自我”。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处洋溢着政治的热情，影片的立场和思想观念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作者的政治身份成为考虑的重点，因而影视改编大多局限于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比如鲁迅的《祝福》、老舍《我这一辈子》都被搬上荧屏。而在改编的实践中，改编者往往适应时代的要求，对原著进行舍取、删减、浓缩，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时代色彩。

　　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文学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电影也顺应文学的发展，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凸显了精英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个性的表达更成为改编的时尚。就改编的对象而言，1990年以后的电影更多地倾向当代文学的作品。1990年至2011年的22年间，据现代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仅7部，而据当代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有91部之多。

　　新时期初的电影改编特别强调“忠实于原著”。夏衍说：“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谢晋、水华等导演将这个理念贯彻于电影改编的实践，拍出了《原野》、《伤逝》、《骆驼祥子》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佳作。但是完全忠实原著，既不可能，也不一定成功。水华导演的《伤逝》，从思想内容到情节设置充分尊重原著，却忽略了电影和文学的本质区别，没能充分发挥电影独有的表达优势。因而，电影《伤逝》成了文学的另类翻译，失去了电影应有的魅力。

　　到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市场经济、消费意识逐渐渗透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大众文化应运而生，“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这种市民文化本质上与精英文化、主旋律文化不同，它以商品性、娱乐性和通俗性消解掉精英文化里的凝重和崇高。这一时期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也就明显打上了大众文化的烙印。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第六代导演，与前辈的改编理念不同，充分彰显了他们个人的导演风格，高度发挥了自主的创造性。他们拍出来的电影往往与原作大相径庭，在开创电影新纪元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争议较大的，就有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由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改编而成。影片只选取了原著的一两个元素，战争在影片中只是一种背景，八名罪犯从原著的配角地位上升到影片中的主角位置，着力刻画他们的心灵撞击和关系演变。还有陈凯歌的《黄土地》，由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回忆采录(兰花花)民歌时的一个插曲》改编而成，原著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悲剧，但是影片中爱情只是作为线索，对民族历史的思考才是导演要表达的主题。

　　21世纪迎来了一个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势不可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里，严肃文学被边缘化，通俗文化大行其道，使电影可以借以改编的作品成为稀缺资源。张艺谋就曾坦言，现在好的剧本越来越少，经典作品越来越青黄不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导演转向当代小说中有市场潜力的作品。这些小说充斥猎奇、窥视、暴力、性等一切娱乐元素，其中网络作品的改编更如火如荼。他们在改编的观念上，更加迎合大众需求，以观众喜好来增删情节，因而各种“戏说”“仿说”的现象大量产生。总的看，文学和电影走在一个良莠不齐的大众文化环境里，机遇和危机并存。

二、“提取一点”和“大众化的抒情表达”：张艺谋的改编理念

在这种复杂的世俗文化语境中，改编自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欲突破重围，重拾往昔的光彩，就需要电影人的加倍努力。其中，张艺谋，“第五代”导演，一位注重视觉符号而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在文学改编这条路上孜孜不倦，用自己的成就向社会提供了文学改编的重要经验。张艺谋的几乎每部电影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而借助电影语言营造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让原著重放光彩。

　　

　　《活着》

　　张艺谋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纵览张艺谋的电影，大多从现当代小说寻找创造的灵感。1987年，《红高粱》根据莫言中篇小说改编。1989年，《古今大战秦俑情》改编自李碧华的小说《秦俑》。1990年，《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1994年，《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改编自曹禺的话剧《雷雨》。2011年，《金陵十三钗》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

　　在平衡“忠实”和“创造”的关系上，张艺谋是“提取一点，凸显自我”的典型代表。这里“提取一点”可以是情节的提取，选取代表性的场景或情节大力发挥，从而彰显主题。例如在他的电影《红高粱》中，观众念念不忘的那一片红高粱，是张艺谋千辛万苦地让人特意种下的，但是仅仅这样一个普通场景，折射着主人公豪气万丈、有血有肉的真实人性。然而，原著作者莫言看了剧本后，曾质疑张艺谋的改编，说他只选取了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怎么可能完成两个小时的电影？后来影片红遍大江南北，他终于明白原来电影并不需要那么多元素，仅仅红高粱里“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但电影里就表现了五分钟。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场景充分的表达，已经蕴含了导演要传达的主题和情怀。

　　

　　《陆犯焉识》

　　“提取一点”不仅是情节的取舍，同样可以是主题的提取。例如他的另一部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改编自曹禺的话剧《雷雨》，影片中的时代背景影射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这部影片华丽精美、气势恢宏，错综复杂的宫廷争斗，跨越性的时空关系，很难一下子想到是来自话剧《雷雨》的改编。大众对这部影片褒贬不一，有不少人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雷雨》复杂多重性的悲剧意味，人物形象在影片中只成了一个传递符号；也有人不满浓厚的商业意味，让影片变得低俗。但是这部影片在国际上大获好评，被美国影评人高度评价为“史诗之作”、“宏大的正剧奇观”，也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06年全球十大最佳电影之一。更有《纽约时报》认为：“《黄金甲》的问世，是张艺谋朝着经典迈出的重要一步。”纵使毁誉参半，不可否认的是，张艺谋用自己的电影语言将这部文学经典再度诠释在大众眼前，把王室家族病态的挣扎同20年代两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实现了时空的对话，重新包装，提取新意，使得经典再度绽放光彩，让国际了解中国的文学经典。

　　但是导演的个性化表达并不一定得到观众的青睐，口碑与批评往往双剑齐飞。第六代导演“彰显自我”的理念，容易被认为是曲解了原著、蹂躏了经典。比如张艺谋的另一部作品《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电影舍弃了原著的大部分情节，只选取了主人公潜回家乡的桥段加以发挥。最有争议的是导演刻意抽离历史背景，用小情小爱来消解社会伤痛。

　　如果说“提取一点”是张艺谋在叙事的主线、情节的变动上的匠心独运，那么在沟通原著与观众这座桥梁上，他选择了大众化的审美作为沟通方式，将原著的精神内涵通过大众化的视觉传达出来，将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和观赏性结合起来，做到以情动人，所谓“大众化抒情表达”，则是张艺谋电影一个典型的特征。

　　张艺谋曾表示，“鉴于电影是一次过的观赏性艺术,我们的《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人看一遍的电影。一般人用不着两遍三遍地来回琢磨。它没想负载很深的哲理，只希望寻求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生命的快乐与活力,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任何层次的人都可以感悟到的。”张艺谋充分依赖文学，依赖文学的深刻内涵所启发的灵感，但是他也依赖观众，依赖观众可以理解他传递的情怀。例如改编自鲍十的小说《纪念》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最初并不受欢迎，一些同行认为它题材单薄，不适合改编，但是张艺谋力排众议，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在改编中，他没有过多地关注乡村教育这个社会主题，而是强调故事中爱情的“感觉”。他相信这种“人类共通”的主题，娓娓道来的爱情故事同样可以打动观众。于是他选取了现实与回忆不断交错的手法，用特写镜头表现年轻女主人公奔跑在金黄田野间勇敢地追逐爱情的动人场景。果然，电影大受欢迎，被誉为一部歌颂爱情的散文诗之作。同样的抒情手法在张艺谋的电影中随处可见，例如影片《山楂树之恋》《归来》《金陵十三钗》等等。

　　然而，迎合大众审美也难免遭到诟病。一方面这是导演平衡“忠实”与“创造”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世俗语境下妥协的产物。张艺谋早期以执导传统文化的文艺电影著称，后来也逐渐加入商业电影的大潮。在他的商业电影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业的标签。有不少人批评他走向“堕落”，张艺谋也曾感慨：“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南京大屠杀的时代背景下数名风尘女子牺牲小我、英勇救女学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和悲痛的时代记忆。但是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妓女诱惑的性感画面、与男主人公的情爱“床戏”，留下了情色救国、恶意消遣国殇的诟病。他的另一部作品《三枪拍案传奇》更是典型案例，喜闹剧式的插科打诨，文化价值的缺乏，是商业裹挟的产物，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张艺谋曾表示，时代变化其实对作家的创作影响不大，但电影、电视受环境的影响巨大。由于作品的生产流程、传播方式等限制性因素，影视必须参与商业大潮，导演本身也很为难，他们也想有像作家一样更纯粹，更个性化的表达，但很难。这番话充分表明了影视与时代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现如今所有影视制作的生存处境。从小说到电影，不仅仅只是将文字转化为影像，而是协调对原著文学价值的展现、适应电影的表现手法以及如何吸引观众诸方面的复杂过程。一方面这种商业化的取向适应了世俗语境下观众的需求，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以牺牲文学本身内涵为代价，偏离文学本身，加大了文学的误读。

　　虽然张艺谋的电影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这既有个人原因，也有大环境的时代原因，但是，张艺谋在电影的探索之路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不断尝试让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更直接地推向了世界。而且，他坚守文学不可动摇的地位，坚持从文学本身寻找灵感，这为后来的电影改编之路提供了一个典范。不仅如此，他从不拘泥于传统的改编方法，大胆创新，提取一点，彰显个性化的人文情怀，并用观众能听懂看懂的方式讲述故事，沟通人类共同的情感，使得电影的观赏性大大增加，将观赏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这些尝试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忠实”基础上的“创新”：影视改编的出路

电影的发展，文学是母体。只有文学的繁荣，才能源源不断地为电影提供能量和养分，才能将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传承下来，才能将民族文化和价值发扬光大。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数的电影人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影视改编的探索，在平衡“忠实”和“创造”的关系上提供了各有千秋的理论和实践，在不同的时代里各领风骚。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并不是定格在某个时代，而是随着时间累积彰显它的生命力，不断绽放光彩。那么在不同的时代里，同一部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同的解读，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改编方法。所以，我们应该要转变一些观念，认识到“忠实”和“创新”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根据时代背景，对作品做出合理的阐释，融入时代特色加以改造，在“忠实”的基础上“创新”，这是影视改编的出路。

　　对于编剧和导演而言，文学的影视改编不意味着将作品曾经的年代和情节完全再现，深陷在原著的桎梏中束手束脚，塑造完全“忠实”的模式来拉开与观众的距离，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同时，文学的改编也并不意味着“创造”是肆意妄为或颠覆消解，借原作的空壳而丢掉灵魂，一味迎合大众而空洞浮躁。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他们深刻了解文学，在此基础上同原著作者进行反复的沟通探讨，确立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情节。这样既不偏离原著，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了提取与创造，这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出有根有据的解读，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阐释，赋予文学新的生命力。

　　对于读者和观众而言，甚至对于作家本身，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抱有宽容的姿态接受文学的改编，接受电影和文学的本质不同。很多作家和读者，往往并不太愿意作品被导演大肆改编，而要求充分尊重原著的完整性。然而，张艺谋的黄金搭档——莫言不这么认为，他曾调侃：“如果大家觉得这部电影很好，那是因为我的小说写得好；如果大家觉得电影差强人意，那是张艺谋拍的不好，所以作家跟着沾光不吃亏。”虽然这是一番调侃，却表明莫言对文学改编抱有海纳百川的态度，他曾表示：“小说改编电影，作家就应该宽容，放手，让导演尽情的发挥艺术主动性，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因为电影受时间限制，运用的东西也很有限，对比而言，作家却可以无限的写下去，所以对导演来说，提取精华才是最重要的。”莫言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提取精华，吸取原作的核心或内涵，在此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创作。

　　学术界的不少学者一提到“大众文化”，可能就会嗤之以鼻，批判它的低俗与肤浅。但是任何事都不可以一概而论，尤其在这个世俗文化语境下，谁都不可逃避潮流的裹挟。文学和电影，在世俗文化语境下，不一定每况日下，而是可以相互依存，特别是影视，可以从文学中吸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找适者生存的契机，这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新和生存必要手段。例如，张艺谋不仅仅是一个追求自我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充分站在普通人角度的观众。他的电影观赏性非常强，大量的抒情渲染，传达出浓浓的人间感情，带来心灵震撼和生活启迪，所以往往能够获得欢迎。2015年3月，张艺谋筹备拍摄的3D奇幻动作片《长城》，好莱坞制作班底，国际国内热门演员主演，采取与观众微博、热门话题互动参与的形式，获得世俗的瞩目和期待，但这样一个国际范和高科技联合的故事，讲述的却是关于中国长城上生死决战的传统故事。

　　张艺谋也曾指出，“在媚俗与崇高之间，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完美平衡。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有人说艺术电影晦涩，无论拍哪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才是导演追求的终极目标。”2014年的新作《归来》，张艺谋坦诚是“回归”之作，从早期视听风格强烈的艺术片到商业片之后的创作初心的回归，更是回归到拍摄《红高粱》的初心，从形式到内容上极力追求作品的文化内涵、价值和承载的情怀，还有对未来社会的思考。

　　从文学到影视，从文字到影像，看似一步之遥，却是漫长而复杂的路程。张艺谋的作品也只是时代的一个印记，彰显了电影领军人在文学改编的漫漫长路上所做出的创新和实践。他不断地引领中国电影步入新的阶梯，更把中国电影带向了世界。虽然他的影片在“忠实”与“创造”的沟通上依旧面临着争议，但是对于文学走出困境的实践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我们在看到改编自现当代文学的电影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这个世俗文化语境下，电影和文学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我们应该如何转变观念、如何应对。文学不是影视的附庸，影视也不是文学的拷贝，影视改编应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尊重艺术规律大胆创作。只有在既独立又合作、既促进又补充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文学和影视的两全其美，才能促进文学和影视的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