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文语境中的创伤历史重构
拉美当代作家大都有过创伤书写，尤其关注拉美的粗暴革命和冷峻现实给个体带来的多舛命运，关注压抑的政治氛围、暴力或情爱之殇造成的精神伤痛。纵观略萨的作品，创伤叙事下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这与作者崇尚自由不无关系，“他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自由主义的潜流。”他的入世情怀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然，他以作品的宏大叙事，针砭时弊，借古讽今，充当人民大众的“喉舌”，颂扬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公羊的节日》延续了这一主题。它聚焦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统治时期（1930—1961），由三条叙事线索构成：一条以女主人公的讲述与回忆，沟通过去与现在（1996年）；一条再现了“暗杀小组”行动之日的作为，并由不同成员的回忆，架起连通过去与当下（1961年）的时空隧道；最后一条通过全能视角和元首内心独白的交替叙事，实现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穿梭折返，并以此再现史实，尤其是独裁者生命末日的活动轨迹。这三条叙事主线并非平行推进，而是由多维的时空、深层的关联，在不同章节或交织，或并行，构成盘根错节的网状结构。作品涉及史实庞杂，视角多变，叙事材料众多，权力、暴力、人性、性等主题交错纷呈，构筑起多重语境交织下个体与群体的创伤史。
历史地看，拉美文学的创伤书写缘起于15世纪的征服时期，征服和殖民期间的战争与冲突，奴役与反抗、屈辱与苦难，于世代居住于此的印第安人而言，不仅意味着肉体的伤痛与消亡，更是精神上的创伤与毁灭。殖民者强行推广的宗教和文化是对原住民文明的蔑视与践踏，是对其创造与传承的文明的倾轧，由此导致印第安族群的历史断层与文化割裂，这最终成为一种书写不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创伤。而后，残酷的独立战争，艰辛的建国之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身份认同的“真空”导致独立后的拉美一直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彷徨，各国普遍历经内战、政变、独裁等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动荡的历史成就了创伤书写的延续，而其中，“反独裁小说”独树一帜，成为创伤书写的一大主题。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的《总统先生》（El se?or presidente，1946）、罗亚·巴斯托斯（Roa Bastos）的《我，至高无上者》（Yo'el Supremo，1974）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El oto?o del patriarca，1975）均以此为题材，借助他者视角和内心独白，或具象或泛化地全程聚焦独裁体制，揭示出白色恐怖下的重创及由此造成的人性扭曲与社会异化。在此意义上，《公羊的节日》与上述作品具有主题上的互文性。“不同文本间的互文可重复性地传递信息，提升文字效率和文本张力，浓缩主题，使主题超越文本所囿于的时空而生成划时代的意义。”的确，反独裁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已成为拉美作家竞相选择的实验场，他们以此赋予文学更强的社会属性，并以文字的虚构解读历史、对抗暴政。在主题上的互文性之外，《公羊的节日》与之前的反独裁小说亦有所不同：其一，前者多以符号化的独裁者和若隐若现的影射为叙事主体，如《总统先生》中的暴君，无名无姓，无形貌特征，自始至终是处于阴暗之中的影子，如化为“阴骘的剪影或一个抽象的符号”的幕后操纵者；《公羊的节日》则直面历史人物与真实事件，以文学与历史的互文、互读赋予作品更多的诗性与代入感。其二，较之之前的反独裁小说，《公羊的节日》打破全能视角，更具“全景”与“复调”特性，表现为针对同一史实，发声者众多，以多语境、多立场的复调形式完成故事构建。其三是两者的聚焦点有所差异，之前的反独裁小说，焦点在于揭示独裁体制下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公羊的节日》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命题，即独裁创伤后，身份重塑之路又将如何，作者笔尖之下，铺就的是布满荆棘的险途，其中饱含艰辛与挑战，而与创伤相伴而行则是作者绘就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常态，概因创伤凝聚着历史记忆，定义着民族气质。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层面，首先提出并阐释了创伤理论，之后，这一理论被运用到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成为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流行范式。创伤理论是人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公羊的节日》中的人物莫不如此，致命的心理伤痛导致他们患上身份认同与重塑的障碍，难以实现自我拯救；而国家，经历历史洗涤之后，长期陷入无序状态，难以彰显民族身份。
毋庸置疑，乌拉尼娅与父亲，作为芸芸众生的代表，是作者着力勾画的时代牺牲品。被“失宠”的父亲当成“祭品”呈献元首，经历一夜噩梦之后，乌拉尼娅既定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写。她逃离家乡，客居异国，终日忙碌，试图以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挤压换取填平的记忆。然而，记忆挥之不去，她内心时常阴霾涌动。作为受创主体，在多疑、怨愤、冷漠、恐惧、压抑的表征下，她割舍既有的心灵归宿，将自我封闭于精神真空；她惧怕直面人性的卑微，拒绝正视冷酷的现实。阅尽世间百态，她已无力品味平淡生活的充实。正如她本人所言，“我父亲和元首把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片荒原。”尽管如此，她的生命绝非是荒原之上的游荡，她钻研历史，与史学对话；她专注学业，填补心灵空洞。而后，她蜕变为职业女性，套上独立自强的坚硬外壳，然而，这一身份的内核终究残缺不全，敏感、压抑支撑着她落魄的灵魂。她是一位被过去致残的女性，时常徘徊在执拗与逃避的矛盾之中；她的表征与内在构成的双重自我相互对峙，时而角力，时而疏离，但终未能和解相融。
与女儿的不幸相比，父亲的一生则充满不可逆转的悲剧色彩。对于这一人物的塑造，作品多处留白。他是如何坐上这高不可攀的位置的？他貌美的妻子如何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他呼风唤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内心煎熬？文本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仿佛在邀请读者填白评判。他年轻的妻子，应该因元首的宠幸屈辱致死，而他在时代重压下苟且偷生。他拥有多重身份：作为元首的“智囊”，他思想深邃，人格独立；作为元首的“宠妃”，他惟命是从，道德失范，作为部长，他心狠手辣，是制度的同谋者；作为父亲，对女儿呵护备至。面对元首刻意疏远的试探行为，毫不知情的他，在猜忌、恐惧的多重压力下，理性丧失，为保全地位，他孤注一掷，将至爱推向祭坛，以博回元首的信任。至此，父亲走向沉沦的脉络逐步清晰，长久的心理扭曲导致他人格异化，唯有以如此疯狂之举方能求得片刻安宁。
命运的跌宕和撕裂的伤痕导致他年迈之时，处于失能状态，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意识的缺失，使他任由时间冲刷记忆。缄默，于他而言，是屡经创伤后的逃避；“失魂”之态是对历史的冷漠，成为他拒绝正视自我、抗拒回溯历史的遮羞布。诚然，父亲这一形象绝非故事中的英雄或反英雄，他仅是屡遭创伤压榨的真实生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演绎，勾勒出理性与生命渐行渐远的轨迹。如果说乌拉尼娅被创伤致残，那么父亲则被创伤吞噬而坠入深渊。
至此，戏剧舞台上以父女二人为追光对象，上演了一幕造化弄人的悲剧，他们将如何应对命运沉浮，如何再构精神世界成为创伤叙事未完待续的重头戏。
二、全景视角下的创伤抗争
创伤如同幽灵，如影相随；驱赶幽灵，需要理性的抗争，需要将创伤内化为记忆，成为永恒跳动的历史。历史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正视现实可使受创者摆脱灵魂的困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公羊的节日》由于对多重语境交织下个体与群体的这种创伤史的构筑与呈现，可视为代表性的“全景小说”。略萨本人曾对“全景小说”做出诠释，即全景小说通常构建一个封闭的世界，讲述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完整故事，并多维度地挖掘虚构世界的方方面面，以此折射出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多元性。作品选取乌拉尼娅为个体抗争的代表，暗杀小组的行动则可视为群体对暴政的反抗。伤痛之下，人们以或主动、或无力地挣扎对抗煎熬，消融伤痛。“为了帮助创伤幸存者了解自己的创伤，走出创伤，必须给受创者提供一个将创伤记忆由潜意识上升到意识，由内在记忆转换为外在现实，摆脱可怕记忆，进而得以康复的渠道”。然而，乌拉尼娅疗伤之路表明，重构创伤情境或可得到一时的轻松，却难以真正平复心灵的焦灼，伤痛时常会拨动受创者紧绷的神经。“受创主体若想复原，就必须设法重新获得力量、建立新的外部联系。”在生存的指缝间，她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研读历史，沟通社会，建立起与外部的关联，迈出重拾身份的第一步，这成为她被动疗伤到主动抗争的转折。了解宏大的历史，方能理解在历史激流中随波逐流的个体命运，并为隐形的自我找到精神慰藉。多年的执着使她成为民间历史学家，这一隐性身份为她耕耘出一片乐土，在那里她可暂时忘却伤痛，审视过往。然而，她虽然勇于审读那段大写的历史，却刻意回避微观历史，惧怕拼接封尘已久的记忆碎片。
直至创伤之后的35年，不惑之年的她才再次步入受创空间：回归故乡。这是她重返故里与重拾记忆的再生之旅。面对业已呆滞的父亲，她重构起诸多历史片断，与其说是一种求证，不如说是对那段历史的控诉，更是她希望以此唤醒父亲，捕捉他的情感回应，或激动、或痛苦、或悔恨。这样，她可体会向记忆“宣战”的畅快，拥抱怨恨消解后的轻松愉悦。然而，父亲已浑然不觉，她或激烈或舒缓的言辞转为一种告白，一种喃喃自语，是她化解郁结的奋力一搏。而当她将长久坚守的秘密和盘托出之时，创伤幽灵显现，她终于敢于凝视它，将它叠加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视作淹没于历史永恒中那微不足道的瞬间。
唤起沉睡的记忆，找回久违的归属感，看似使她卸下心灵的负荷，抚平残存的伤痕，然而，小说尾声处，乌拉尼娅对醉鬼谄媚的过激反应再次将她拖回严峻的现实：那受伤的本我仅是短暂休眠，它会随时闪现，扰动她戮力赢取的平和自如。事实上，她破碎的内心与强大的外在早已同生共存，于她而言，伤痛已刻写在生存的记忆之中，即使时光荏苒，伤痕仍清晰可见。她所追求的精神解脱带有些许乌托邦的幻想，而如要真正走出心灵的沼泽地，她必定要倾其一生为之努力。
乌拉尼娅的故事编排并不以新颖见长，近乎一种范式书写。她是暴力与荒诞世界的牺牲品，她历经的命运无常固然令人悲愤不已；然而，她孑然一身，在极度孤独之中的求生与抗争才是令人扼腕唏嘘的重点。
如果说乌拉尼娅的抗争经历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是一种沉沦后的觉醒与救赎；那么暗杀小组的行动则是对强权、对创伤的主动搏击。以独裁者的警卫、亲信构成的暗杀小组的创伤经历虽匪夷所思，却似曾相识，已化作暴力之下的日常。在体制的逼迫下，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肮脏交易，他们有着双面人生，白天以麻痹的灵魂充当制度的同谋者；夜晚，忍受着黑暗的恐怖与良心的拷问。撕裂的人格炙烤着他们的灵魂，刺杀行动则成为他们拯救自我、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开端。他们将以生命洗涤曾经的罪恶，唤醒沉睡的民族。暗杀决定使他们“感到心中有一种长期以来不曾体验到的精神平静。”（《节日》245）平静源自他们笃定的自我否定，源自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惨死于特鲁希略余孽的反扑，未能见证国家走向民主的那一天。但誓死的抗争使他们华丽蜕变，成为民族英雄，由他们书写的历史激荡着民族灵魂，犹如一首挽歌，成为凝聚民族之魂的前奏与基石。
拉丁美洲的文学，自浪漫主义时期起，便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诚如文学批评家艾因萨所言：在拉丁美洲，文学有着挖掘历史、构建民族政治与文化身份的担当。巴尔加斯·略萨正是这一主张的践行者，他极力挖掘的创伤记忆，恰是构筑民族身份所需的史料，而他更以文学虚构中的真实对峙记忆的遗忘、对抗历史敬畏的缺失，抨击“多米尼加人编造和篡改了许多历史”（《节日》66）的不耻行径。同时，英雄故事的再现亦呼应了他为“自由之故，一切可抛”的信念。
三、隐喻关联意义上的创伤困境
创伤之后，个体精神与民族身份能否重构？作者独特的文学透视下，折射出的是背负伤痕、徘徊不前的画面；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均困在创伤笼罩下枝蔓杂生的丛林之中，挣扎换取的只是愈加深重的勒痕。由此可推断，透视创伤后的困境才是作者全景视角下捕捉的重点。文本在铺展出一段父女二人演绎的“次高潮”后，随即以元首遇刺身亡推向叙事高潮，然而，故事并未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多方势力的角逐、国家命运的跌宕更是扣人心弦、高潮迭起。至此，多条线索交织，汇为一条主线，伤痛历史过后的个体命运、国家走向牵动人心。素有“结构主义大师”之称的巴尔加斯·略萨历来注重小说的谋篇布局，善用多元手段强化作品主题，诚如他本人所言，“小说的生命力源于对叙事材料的合理布局、排序以及呈现，……这就是小说的结构。”《绿房子》《城市与狗》《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2003）等，无不以精巧的时空结构、巧妙的意象关联配合主题表达，折射出作者对现实的洞察、讽喻与反思。《绿房子》以看似散落无序的五个故事的钩织，营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秘鲁现实；而篇名“绿房子”既是一所妓院的别称，又用以影射葱郁的亚马孙丛林所代表的原始文明；《城市与狗》以军校的官僚腐败管窥纷扰的现实，以“狗”指向军校学员间的无情撕咬；《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则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平行叙事，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时代先行者追求理想的艰难，而题目蕴涵的文字游戏同样影射主题，揭示出高更与其外祖母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理想遥不可及，如天堂一般，远在另外的街角，而非即刻到来的这一街角。《公羊的节日》也不例外，不仅布局呈网状结构，文本也以频繁出现的蛛网意象，隐喻、暗示人物的困厄状态。“元首醒了，他是被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惊醒的。黑暗中，他一动不动，眨眨眼睛，觉得自己落入蜘蛛网里，就要被一只多毛、长满眼睛的昆虫吃掉。”（《节日》15）“他（行刺者）是一只蜘蛛，正处于他自己吐丝结成的迷宫中央，这些网丝把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物束缚在一起。”（《节日》121）小说的框架，更是以错落交织的线索、穿梭跳跃的时空，呈现出蛛网般的结构。这一时空构图可视为心理创伤的隐喻，折射出封闭、困顿之感。而这正是故事中的个体与群体的普遍境遇：于艰难时世之中挣扎。作品中的人物，上至元首，下至臣民，即使可随时空更迭，往返穿梭于不同的维度，但终因记忆牵绊，其灵魂始终囿于自我一隅。元首受权欲所累，坠入深谷；乌拉尼娅噩梦缠身，精神游离；父亲记忆缺失，彻底沉沦；而民主外衣包裹下的国家，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迟疑踯躅。因此，蛛网困住的绝不止独裁者一人，还有千百万他治下的国民。他们之中，有爬向蛛网边缘，敢于献身的勇士；有伺机而动，功利投机的小人；也有依附于蛛网之上，盲目追随的愚者，无辜牺牲的平民。蛛网是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象征着迷惘与困惑，坎坷与牺牲，是难以挣脱的伤痛，更是拉美各国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之前，需要逾越的重重障碍。
在繁复的结构所传递的隐喻之外，作品中的言语表达与情境绘制也处处契合创伤主题。《公羊的节日》名称中的“节日”（fiesta）一词，传递出创伤之下挣扎的诸多隐喻关联。此处的“节日”远非通常意义上的佳节、庆典，而是像古代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或者希腊神话中的舞蹈一样，带有仪式的意味。可以指特鲁希略与其政要们时常放浪形骸的狂欢；也可以指“公羊”被杀后，对牵连者的报复与献祭；更可理解为对普通民众乃至整个民族创伤史的一种祭奠。而“节日”一词通常传递出的喜庆内涵，与作品主题所渲染的悲剧色彩反差强烈，更加反衬出狂欢之下，充当人牲的灵魂的孤独、无助与绝望。
作品中的情境设置，譬如，独裁者经历的两次“死亡”耐人寻味，隐喻着民众的抗争分别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了他。独裁者的精神坍塌源自他的“祭品”乌拉尼娅，她竟不似荣获宠幸的其他女子那样，受宠若惊、百般迎合。她瘦弱的身躯、惊恐的眼神，成为一种无言的反抗，致使元首丧失了床笫之欢的能力，经历了一次“性”的死亡。这次的无能解构了他的神性，也使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即使身为凡人，他也已近耄耋之年，象征着“男子气概”的绰号“公羊”早已名不符实。为此，他心有不甘，为证实自己依然所向披靡，他踏上了肉体消亡的不归路——在找寻“旧爱”的路途中遇刺身亡。元首，始终困于迷宫中央，最终在权欲的重压下，走向毁灭。
元首身边的权贵们，位居金字塔尖，也不能摆脱蛛网的羁绊，获得人身与精神自由。他们仅是随波逐流的蜉蝣之物，无力在历史洪流中逆流抵抗。位高权重绝非万能的护身符，因独裁者的多疑与冷酷，他们终日如履薄冰。为爬上高位或为自保，他们多遭受过难以启齿的羞辱与伤痛，最终在良知与悔恨之中，沦为一群邀宠的侍妾，一群被异化的怪物。而在独裁者被暗杀之后，他们如久居牢笼的困兽，笼子虽破，却依然被枷锁所缚，迷惘而不知所措。罗曼将军便是其中的代表，本已牵涉到暗杀事件之中，按照约定，见到独裁者的尸首，他便倒戈，一举端掉独裁势力。然而，在制度的重压之下，多年来的唯命是从使他在面对命运召唤之时，惊恐、错愕。他的优柔寡断，不仅导致几乎所有人的牺牲，也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受尽屈辱折磨而丧命。由此可见，虽然特鲁希略政权被推翻，但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肉体的消亡仅意味着作为人的独裁者的离去，作为神的他依然从精神上控制着这个民族。“虽然特鲁希略的尸体就在那里，但他依然活在他们之间，继续控制着他们，从人格上侮辱他们。”
至此，不仅个体捆缚在蛛网之中难以挣脱，国家与民族亦是如此。国家，虽已披上民主的外衣，精神内核依然匮乏，民心涣散，人们“故意制造混乱，这是一种内心需要：自我麻痹，免得思考……从而抵挡那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节日》5）国家的外在，则更加破败凋敝，“街道上坑坑洼洼，仿佛被轰炸过，到处都是水坑和垃圾堆。”（《节日》6）不止如此，随着时间的侵蚀，刺痛逐渐消失，记忆变得模糊，有人开始以现实的丑恶比对历史的美好，缅怀那段岁月。“好像那个时候生活得比现在好，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节日》124）的确，刻骨铭心的创伤反抗并未换来期盼的岁月静好。尽管如此，作为“对拉美社会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一种警示”，巴尔加斯·略萨还是以深邃的洞察、犀利的笔触，坚决地对那段禁锢自由的历史说“不”。然而，警示之后，我们不禁想到，拉美各国应如何对待创伤？如何以史为鉴，突破发展瓶颈，找到适合的发展之路？如何在多民族、多种族的复杂政治语境下，提炼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身份？这些在拉美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是作者邀请你我共同审视的社会现实问题。
结语
巴尔加斯·略萨用文学的棱镜折射出创伤背后的故事，再现了一段鲜活的历史。《公羊的节日》对创伤的再书写，旨在揭示伤疤之下的历史记忆，它是一部历史与虚构的交响曲，是作者的理想、思想与艺术观的体现与融合，也是作者用自己的推论、想象挖掘一切被埋没的历史的笃定与执着。在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往中，我们既窥视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及累累罪恶，也倾听到普通民众的内心独白；既看到“生命之重”下的谎言、虚伪、贪婪等人性丑恶，也见识到苦难之中迸发的勇敢友善的人性光芒。作者以“公羊的节日”为隐喻，从多个视角展开全景式的描绘，构建起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体”，它的每个侧面都映射着历史与现实，催人深思。追求自由之路是血腥的，然而对于拉美而言，从精神上获得独立，建构起真正的民族身份则是更为漫长而艰巨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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