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艳

　　文学书写与地域关系密切，文人在地域流动中常将所历山水民情及自身体验融入文学中，如中国古代大量的山水诗、贬谪诗等。越南北使使臣是中越宗藩制度下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是越南汉文文学创作的佼佼者，也是中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媒介。在出使中国的地域流动中，越南使臣以题诗的方式记录出使路线中沿途所见地理景观，通过“异域之眼”对中国地理风物、民俗世情等各方面进行细致观察。他们还借以题诗的形式与中国文人有广泛的文学交游。题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文学样式，因其创作独特、传播方式特别历来受研究者重视，如题壁诗、题画诗就成为近年青年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题诗还对小说、戏曲、绘画、书法等其他文学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如许中荣提到明清小说中众多的题诗现象，杨光影、李旭婷提到题画诗中的诗画关系，谭亚南则从书法的视角谈论到题壁诗。古代诗歌中的题诗形式也被汉文化圈中的朝、越文人所承继，葛兆光就曾关注到朝鲜使臣的题诗现象，崔雄权也讨论过朝鲜文人的题画诗，但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途中所做的众多题诗却一直没得到应有的注意。近年来，越南使臣文献备受学界瞩目，但目前多集中于文献学、历史学上的应用，文学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拟以题诗为切为点，在文献基础之上重点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学意义与文化内涵。

一、越南使臣北使题诗的题写形态

古代文人在行旅之中常在壁间、山崖、驿站等地留有诗文题刻，还在一些小的物体如扇子、树叶、手绢、器皿等留有题诗。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的地域流动中也留下众多题诗，“使华一路，水路共八千余里，楚粤山川之奇，冀豫关河之壮。固历历见诸记载，周览而赋咏之，自是读书人分。……自不觉发为诗歌赋咏，随所见而描写之”。在出使中国的“八千余里”中，他们既有沿途与中国文人、地方官员往来的题扇诗、题画诗，也有在所历寺观庙宇、山川胜景中留下的题壁诗、题石诗，由此形成体式多样的题诗形态。

（一）题扇诗

扇子不仅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常用之物，在汉文化中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扇面题诗体现了文人雅趣。扇子易于携带传播，又常成为文人之间诗文唱和的工具。

　　扇上题诗成为越南使臣与中国文人之间人情往来的载体。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期间常收到中国文人所赠送的诗扇，如西山朝使臣阮偍有《谢赠扇》、阮朝使臣范芝香有《长送泗城知府刘铭之（大烈）惠赠对联诗扇，走笔答诗二律》及裴文禩有《欧阳石甫侍御赠以团扇并诗欠韵答》等。他们也将诗扇作为礼物回赠中国文人，如黎光定有《题扇赠徐师爷》《题扇赠湘潭陆豫知县》《题扇赠通守长沙府唐景》，阮思僩《题扇赠湘阴李辅耀》等。而从武辉瑨使程回程中所作《写朝鲜扇留赠张伴送》中可知，扇子与扇上题诗也成为朝鲜、越南两国使节之间重要的交流媒介，如吴时任有《侍宴西宛朝鲜书记朴齐家携扇诗就呈即席和赠》、范芝香有《赠朝鲜书状李学士裕元题扇》等题扇诗。

　　以诗扇进行诗文唱和更体现出越南使臣与中国文人交流中的雅趣。诗文唱和不仅增进了文人之间的感情，还能展示他们的才华，在扇面上书写诗歌更增添一份文人的情趣与雅致。越南使臣也常借助这种方式与中国文人互赠唱和，如裴文禩《陈槑喦抚院年兄置酒为饯既题扇送诗五绝依元韵答复》，阮思僩《和答张力臣题扇原韵四首》、《和答长沙黄瑜子寿题扇原韵》，武辉瑨《和答江西戴状元赠扇诗韵》等。在诗扇的酬唱中，他们还在个人诗文集中将中国文人的题扇诗录入其中，如武辉瑨、段阮俊的文集中都附有中国文人戴状元所作的题扇诗。

（二）题画诗

题画诗是观画者根据画面内容进行赋诗，或评论绘画的艺术价值而抒发审美观感，或借题画抒怀而寓家国身世之感，或分析画风而议论画理。这些诗歌可以离开画面独立，但与画作相融合时更是相得益彰，“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相互补充、印证，题画诗进一步提高了画作的品位与格调。

　　越南使臣题画诗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就画中物进行题咏，如潘辉注《题画梅》《题画六绝》中咏松、梅、菊、牡丹、莲；李文馥《为人题兰凤合画》等。在这类诗中他们直接用诗词形象描摹出画中物，潘辉注《题画》“迎凉枕醒垂杨畔，适兴棋敲古树阴。翠草栏杆幽径寂，苍崕屏嶂晚霞沉。”他在诗题下注云：“护送杨抚标送画扇来乞诗，即画中景咏题。”另一类是就画中意境进行赋诗，诗与画相融合，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在这类诗中，他们并没有指明画中景，而是用借代、比喻等手法将拓展画中的境界，如“白玉双环白玉簪，桃花无艳柳无阴。罗浮夜月群岩窈，彭蠡秋江万顷深。十二楼台春寂寂，三千云水书沉沉。寄情止在弦声外，莫向此中求解音。”（潘清简《题美人理筝图》）“微含春闷娇无力，半露秋晴影欲阑”（黎光定的《题美人摇橹图》）。吴时位称：“美人妙在神思而容色次之，故画美人图只能画其容色而不能画其神思。”题画诗赋予可见的画中不可见的时空与意境，从而延展画的内涵，提升画作品格。从越南使臣对画作技法的理解中亦可见他们有很深的艺术修养，一些使臣本身也熟知书法、绘画，如张好合《长送直隶同业县尉陶携一扇来，恳余诗画。余即笔以赠》，可见他不仅会题诗也可以作画。

　　在此类题画诗中，还有较为特殊的一种即题画像，如冯克宽的《题赵侯画像图》为乙未进士赵邦清的画像题诗。题像诗到后期还发展为题照诗，如阮朝使臣郑怀德集中《题护送陆受丰知州幕宾徐体斋小照二首》。在这类题诗中，他们既有直接描绘像中人的神态风度，如郑怀德为徐体斋所写“绰尔美髯公”、“携儿水石间，指点乾坤脉”，在这类题诗中往往突出像中人的品格气质、精神内涵，如冯克宽为赵邦清的题像诗中“第一人当第一官，诸侯景仰共荣观。策名曾是登龙虎，栖□初非稳凤鸾。大播玖名闻帝右，直须风采算朝端。良工盖妙传神妙，忠孝难播方寸间。”

（三）题壁诗

题壁诗即题写在旅店、驿站、寺庙道观等墙壁厅柱之上的诗，这种方式曾风行于唐宋，当时文人普遍有壁上题诗的习惯。在出使路线中，越南使臣也有壁上题诗的习惯，就其题壁类型来看，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继诗题壁，即越南使臣见到他人在壁上的题诗而继题之作。亭台驿站是人员流动性较强的地方，古代文人常在小憩时在此处题诗。墙壁宽广利于题诗也引发后世文人续题的诗兴，因而常出现一处墙壁有众多文人的题诗。越南使臣在出使中也多有续题之作，一部分是继中国文人的题诗，如阮偍《过万年庵步吴荆山壁间元韵》《题宁明州水月庵依舒希忠壁间元韵》、阮述《杨店驿和浙东自怡子题壁之作》等。他们还常将所见壁上题诗抄录下来，如潘辉注北使诗集中《又题庙和壁上韵》后就附壁上所题原诗全文。还有少量的和越南前部使臣的继题，如阮述《颍川书院阅前属使臣裴珠江题壁之作怅然有怀因步其韵》等。在这些诗中，他们往往在驿站、庙宇等建筑的墙壁上发现旧题，再依原诗韵赋作一首题于旁边空白处。而能在壁上所题诗中发现作古亲人之诗更能引发他们的感慨，如潘辉注《寺壁见舅氏旧题肃感》题下注云：“宝塔后之层山寺壁，望见字迹微茫。拾级而登，阅之则我舅氏澧溪侯所题诗章也。前其句字渺漫不可详。惟结句云：‘无边无岸故知量，宝塔崚层峙古今’，落款‘乙巳季夏粤南使者吴辰（时）位题’此二十六字，墨迹尚新。回忆乙巳迨今，二十三年矣。舅氏永归，不可复作，而江山阅历。余两度来此，今日始于山门中认见名迹。对起有致，感念今昨，重觉慨然于怀也。”吴时位曾于1809、1820年两次出使中国，且在最后一次出使归途时病逝中国。他在北使诗集《游湘山寺》题下注云：“余赏玩移时，与正使公各题一律。”潘辉注1831年再次出使，途中游览湘山寺时才见舅舅吴时位旧题，此时其舅已作古人，然山河风景手迹仍在，不觉感慨万千。

　　另一种是即兴题壁，即越南使臣忽发文思并将所作之诗书之于壁。他们或由于特殊时令而发感叹，如阮思僩《湘州逆旅逢人日题壁》“天涯车马游将遍，人日莺花醉不知。忽忆故园春宴罢，竹标风偃几多枝。”在异国他乡，一逢节日更思念家园，题诗于壁书怀；或因偶观书籍而生感叹，如郑怀德《读〈云樵诗笺〉因兴题壁》“百上诗坛争帜手，封关今为让云樵”对诗歌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从他的另一首诗作《病停河南省城公馆，钦命提督全省学政吴芳培以新刻本集〈云樵诗笺〉惠送痊期起行以诗道谢》中可知《云樵诗笺》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吴芳培送给他的个人诗集；或是因观风景而发诗兴，如阮文超《邯郸古观题壁（并序）》、《新乐观题壁》、裴文禩《平乐登印山苍然亭题壁》；或短暂休息时闲暇之作，如黎贵惇《早渡河桥午憩景州东光驿漫题壁间》、段浚《又书壁怀古》等。

　　从这些留存的题壁诗中可见，其所题地点集中于庙宇、驿站、亭台楼阁。这些地方有大片墙垣方便题写，同时也往往留存有众多的文人题诗，因而越南使臣虽短暂逗留，也较容易引发他们的诗兴题诗。

（四）题石诗

题石诗也是古代文人在登临览胜时常见的题诗类型，在唐宋诗歌发达时期，众多文人常有石刻诗留于世。越南使臣的题石诗也集中于沿途所遇的道观寺庙、亭台楼阁及山水石壁中。由于题石诗限于题诗的物体特殊，或为崖间山石，或为石碑，文人往往不能直接题刻而需要借助于石工专门雕刻，如潘辉益在《题飞来寺》题下小序中注云：“要陪臣各赋诗，转呈总督公，即委石工勒诸山壁。”因而相较于其他的题诗样式，越南使臣的题石诗数量相对较少，但留存更为久远。

　　

　　

二、越南使臣北使题诗的内容类别

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的地域流动中在折扇、画作、墙壁、石碑上或题诗句联语，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或诫勉励志，或题赠留念。他们借以题诗的特殊传播方式传达出丰富的内容，正如陶公正永治二年（1677年）给黎熙宗的启文中提道：“有玩风景，有接国客，亦有会同差僚友谈笔，所作诗唱和，取快一时吟咏。”从现存留存越南使臣北使题诗可见，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是赠送留别类。古代交通工具落后，一别动辄数年都不会相见，因而特别重视送行留别。使臣作为域外文人，他们与中国文人离别几乎此生不会重逢。虽然他们出使行程仓促，如武辉瑨在其《华原随步集》中所记“由广西、湖广、河南、直隶一条而来，昼夜兼程。”与中国文人相处短暂，但还是需要遵循文人别离时惯常的人际交往方式，题诗便成为越南使臣与中国上至官员下至布衣最便捷的交际手段。他们在临别时常在扇面、画上题诗为赠，如吴时任《题扇许长送二爷张忠》、范芝香《赠题短送新宁知州月亭题扇》、裴文禩《题扇赠朱云门道台登屿塘晚泊》等。这些题诗仅仅是交际传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半面莫嫌相识浅，时牵清梦到天涯”（黎光定《题扇赠湘潭陆豫知县》）。

　　二是登临写景类。在越南使臣北使诗中，留存最多的是描写沿途山川风景题咏诗。一方面在于越南使臣以诗消遣，他们出使中国少则近一年，多则几年，正如胡士栋所云“一路往还九千有余里，翰墨之外无以消旅闷者”。另一方面也在感叹于中国山川风物，如裴文禩所云：“平日读书，慕中朝山川人物之美，今征所经，纪之篇什。”写景也成为越南使臣北使题诗中常见的方式，他们在诗中将所登临时所观之景形之笔端，如“泉飞碧浚双条下，石绘丹霞两岸开。象教不随单履去，猿声常自半云来。”（段浚《又应制一首付于石》）“两三野鸟烟波外，六七人家柳岸前。红日落残钩挂月，白云行尽镜磨天。”（佚名《无题》）等语。

　　三是怀古抒情类。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往往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尤其是在寺庙古迹、亭台驿站的墙壁上、山石间读了古人旧留题，令人睹诗思人，产生一种岁月沧桑之感。如湖南浯溪因元结的诗、颜真卿的字而知名，越南文人使程中经过浯溪时总要缅怀这两位已故几百年的文人。由景怀人，诗人多感念曾居住于此的元稹，如“道州心事满江湖，借此岩泉漫自娱。颂有颜书传二绝，亭连溪水记三吾。废兴镜石云光变，醒醉窊尊月影孤。篆壁题诗山欲尽，当年曾识隐忧无。”裴文禩不仅作诗纪念元、颜二人，在看了宋代黄庭坚所书的摩崖碑文之后还次其韵作诗《和湖南短送盛锡吾观察浯溪观摩崖碑次黄山谷韵之作依元韵》。

　　四是羁旅之苦类。越南如清使无论是出使中国时道行几千里，在地域流动中往往异常艰辛，有时甚至常面临生死考验。他们在出使期间还有众多客死中国者，如申珪在阳和丁丑年“奉往北使，死国事”，阮润、郑时济、阮维宏、吴时位等众多使臣都捐躯中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还特别制定外国使臣客死中国的律令：“顺治元年议准，外国贡使或在中途病故，由部具题，令内院撰拟祭文，所在布政使司备祭品，遣官致祭一次，仍修坟茔，立石封识，如同来使人自愿带回骸骨者，听。”吴时位等过关后即感叹：“前途万里，渐离乡国。虽江山无异而风景顿殊，不觉悽然有居行之感。”因而他们的题诗也出现“征人”“孤蓬”“客舟”等意象，如“连朝风雪扑征衣，遥指红云数贡期”（黎贵惇），“江蒲薫风征思远”（潘辉注）、“洋湘千里泛孤蓬”、“烟雨三湘送客舟”（潘辉注《衡州三县堂委人携扇请题，走笔书赠》）等。排解内心的愁苦与思乡之情。如“安南万里朝中国，暂借浯亭一夜眠”（佚名《无题》），展现出使中国几千里地域流动中的行旅中乡国之思与离愁别绪。

　　由于越南奉往出使中国的使臣都要经过严格筛选，对于汉语言水平、年龄等均加以限制，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考虑出使路途的跋涉与艰辛。一些使臣在出使中国的途中还病逝中国，因而越南使臣一生中仅有一两次踏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境内留刻题诗，不仅仅为了展示才华及文人自身登临览胜，更重要的是实现古代文人“立言”的人生追求，他们更希望借题诗展示越南文人的文学水平，以达“不朽”，“我粤文献之国也，自莫挺之、阮忠彦诸公，能以高辩雄文，驰骤于中国者，为我邦骏朔声列，于今赖之，比之一辰，替治制胜之功，盖蔑如也。至于历履山川，遍以见风物，访往古之陈迹，发潜隐之微光，所以抒其胸怀，而壮为词藻者，皆可以不朽矣。”

三、越南使臣北使题诗的艺术特征

越南历代使臣多出身科举，以文学名世，尤其富有“诗才”。如武辉珽“黎朝景兴中名进士也，雄文大笔，领袖词林，尤邃于诗学”，阮有立“以文学受知，其作文自成一家”，阮文超“为人富学，工诗”，裴文禩“为诗天才奔放，数十百韵立就”等，《大南实录》载阮朝明命帝就明确指出选派使臣：“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越南北使跨越几百年，不同时期使臣所作诗歌因人迥异，如一代文豪阮攸的汉诗尊杜，诗风中有沉郁悲凉之气，而黎贵惇、吴时任等文史兼治者，诗风则质朴自然。题诗作为越南使臣笔下诗歌创作方式的一种，虽因使臣个体差异而诗风有别，但从中亦可分析出相似的艺术特征。

　　在形式上，长用律诗，工于对仗。越南使臣题诗诗体多用七言体诗。中国文人题诗多选用绝句，且多五言居多，因绝句体制小巧，易于记诵，利于传播。但越南使臣却极少五言之作，且大部分题诗多为律诗。这缘于越南文人长期以来受唐诗律的影响深远，他们尊奉律诗为圭臬。律诗整齐划一、对仗工整，有雍容典雅之气，符合越南使臣作为“国使”的身份，如“半竿风月严陵濑，一棹烟波范蠡舟。志似淮阴初去楚，心如吕尚未归周。”（佚名《题采石钓鱼图》）“冰逗寒桥车夜度，烟横野痁客晨炊。悠悠今古人中意，渺渺关河马上诗。”（黎贵惇《早渡河桥午憩景州东光驿漫题壁间》）在这些诗中的颈、颔二联严格对仗。一些七言绝句组诗更可见越南使臣对七言诗运用得得心应手，如冯克宽在《时到广东两人各持一扇乞诗，公随次下笔，诗成众人大笑》中一连以“安南客使不知诗”做开头诗，一气呵成作十一首七绝。

　　

　　在用韵上，严格押韵。因他们笔下律诗为多，律诗的特点之一即为讲究声韵。因此他们在题诗中特别注意用韵，在诗歌酬答或壁上题诗时，他们常“依前韵赋诗”，且往往一韵到底。如“城西春暮挈樽瓢，且及行看花柳朝。延客洞开云挂宝，整容岩浴雨流桥。函关雪散遗青犊，榕树风高送紫箾。远价北瞻天子气，恒山深阻热河遥。”（郑怀德《暮春登老君岩和广西赵竹君题壁原韵》），全诗押平声韵。因越南使臣多从科举出身，越南很多文化承继于中国，包括科举也承继中国重诗韵形式。正如金陵徐启岱于道光辛丑（1841年）题《诗韵集要》序中所云“迨至李唐遂以诗取士，是故诗为韵之发端，韵为诗之模范”。越南文人作诗也特别关注如何用韵，郑德昌在《诗韵集要序》中云：“迄今传及南国，而南国之士亦知珍而宝之”。

　　虽然越南使臣的汉文题诗水艺术水平无法媲美于中国诗作中的优秀之作，但作为以本土语并非是汉文的域外文人而言，他们能熟悉掌握诗文的平仄对仗且将汉诗中的艺术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已难能可贵。他们中的一些文人创作与普通的中国文人题诗也难分伯仲，由此可见越南文人题诗的艺术水平在整个汉文化圈中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四、越南使臣北使题诗的社会文化效应

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期间所作的题诗不仅仅出于文人逞才、抒情达志，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因素：一方面他们作为使臣，在出使时要以文学达到“不辱君命”的出使使命，正如西山朝使臣武辉瑨所言：“使岂易言哉？邻邦之敬忽，国体之重轻所系，自非博学重望未足以当此，……无论历涉之多、见闻之广、诗情酒兴之间且美，即所谓专对四方，不辱君命，将所有以拟诸古之睿使者。”“夫古人论奉使，以文学则须博洽多闻，以词命则须婉转得体，然气自不可不善。”；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题诗作为交流方式，以文会友，增进与中国、朝鲜文人之间的感情。而外国使臣这一特殊身份也引发了中国文人的“求异”、“求奇”心理，促进了越南使臣北使题诗的发展。

　　首先，以“题诗”的方式完成记录沿途风物的出使使命。越南使臣出使时，身衔君命，他们在出使期间必须详细记录所行路线及所见风土人情，以备出使后上交朝廷查阅。他们还会因出使记录草率受责，如明命帝便称：“黄文亶、张好合等，身衔王命，责在周询，乃日记访察清国事状，率皆草略，无一可堪入览。已属不职”。因而在出使路线中，他们以“题诗”咏景纪事便成为惯常方式。越南使臣北使途经省份众多，不同时期使臣的出使路线也有差异，但常规出使路线是由镇南关进入中国，依次途经广西、湖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如《大清会典》载雍正二年（1724年）规定：“安南国进贡使臣来时，令广西巡抚填勘合，由广西、湖广、江西、山东等处水路进京。回日，兵部照原勘合换给，由水路归国，永著为例”。为了记录出使路线，他们以题诗的形式将使程沿途景点地名直接放入标题中，如黎贵惇的《经浯溪谒元颜祠留题》、郑怀德的《使停汉阳天都庵留题》、邓文启的《笠山侯祠留题》、范芝香的《留题贾傅祠》、阮述的《留题观音月殿石壁》等。这些题诗中反映出各省不同的风物民情，如浯溪的元结、洞庭湖的岳阳楼、长沙的贾谊庙等。

　　其次，以“题诗”达到“诗赋外交”、以文会友的作用。赋诗不仅是文人言志的文学活动，在西周时期就成为一种独特的外交话语方式。使臣作为一国的代表，在出使期间更是频繁以“诗赋”作为外交手段。题诗便是越南使臣常见的诗赋外交方式。一方面他们以题诗传情，表达文人之间的精神共鸣，或是“微言相谢”之意。如他们送给伴送官的题画诗、题扇诗中云，“知音不隔关山远，浩荡丈澜万里流”（潘辉注）。越南使臣的伴送官有短送、长送两种。短送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而长送的时间就长达一两年之久。在这些题诗中，他们往往借物以传情，表达感谢，如“乍接清风好，来从白鹭洲。披襟指绢素，满座动蛟蚪。未挹东山雅，终惭巴里讴。倐然发征舻，寸心空悠悠。”（潘清简《衡州短送湖南衡永郴桂兵备道张公惠以书扇谢诗》）诗中前四句中“清风好”“绢素”等都是以写扇，而后四句却写使程中与伴送官之间短暂的友谊，以扇子传达谢意。另一方面他们以题诗言志，暗示立场，传达中越“一家亲”的和谐关系。如他们给中国地方官吏赠答题诗中称“北南分土虽千里，今古斯文亦一家”（黎光定《题扇赠湘潭陆豫知县》）。可以说在使程出使路线中，越南使臣这些众多的题诗行为加深了他们与他国文人之间的感情。

　　最后，因“题诗”稀有，形成中国文人追捧“求诗”现象。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期间常有众多中国文人主动前来求诗，如西山朝使臣武辉瑨在《题夏扇求赠》《题秋扇求赠》等诗中提到中国文人“索赠”“求赠”之事，阮朝郑怀德在《题梧下二美人图》中也称：“使部所至，士夫争将古画好扇恳其题咏，或以纸轴求其书写条幅联对，各送酬谢玩好润笔之物，又要落款姓名亦祇以异之意也。”在这些前来索赠的人中，不仅是普通布衣，甚至是一些地方官员、进士也希望得到越南使臣的“墨宝”，如潘辉注有《顺德城晚住，县堂遣子携扇乞诗，即席书赠》、《江夏县堂委价携扇请诗，走笔书赠》等。中国律例中对本国人与外国使臣交往密切监控，如《大清会典》载：“在京在外军民人等与朝贡外国人私通往来，投托拨置害人，因而透漏事情者，俱问发边卫充军，军职调边卫，带俸差操。通事并伴送人等，系军职者，从军职例；系文职者，革职为民”，但从“求诗”现象可见律例并不能阻挡中国文人与越南使臣的私下往来。越南使臣所到之处常引起中国人前来，“索赠”已成为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文人欣赏越南使臣的诗才。越南使臣多出身科举有文名，如冯克宽（1528—1613年）为越南光兴三年（1580年）状元。明朝进士赵邦清见冯克宽的诗赞叹他“学问深远”、“第一才品”，因此出自己画像请之为题“以留家传之珍”。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人好奇求异心理，不惜“委价求诗”。然正如郑怀德所指出，这些中国人前来求题诗无非是慕越南使臣之名以“求异”、以奇为居的心理。从中可见中国文人对“威仪共秉姬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异域使臣的好奇心态。然越南使臣对众多“委价请诗”、携画或扇“索诗”却心存反感，如郑怀德在《题长沙赵知县扇面李翰林画梅》序中言：“汉阳府县二幕宾魏、金二记室各将画扇恳余题咏……余因酒席熏心，援笔塞责。”从“援笔塞责”可见越南使臣面对中国文人求诗时无奈又厌烦的心理。

　　综上所述，越南使臣作为中越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他们在出使中以题扇诗、题画诗与中国文人加深了友谊，又以题壁诗、题石诗的方式在中国山水中留下墨痕，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中珍贵的域外文献。一些留存在中国境内的越南使臣的题刻诗，还成为越南的稀有文献，如越南使臣阮登第、王有光二人在越南未留下任何文集，但在浯溪石刻中却完好保留了他们的出使题诗。此外《浯溪志》还载有遗失的碑诗刻一首，并云：“此诗系活碑，原置石门，不知何年遗失，作者系咸丰间越南使者，名已佚。”然咸丰年间（1851—1861年）越南仅有一次出使，现仅留存潘辉咏、范芝香、武文俊三人的北使文献却并未见有此浯溪石刻诗留存。这些题诗既为了顺利完成出使使命，也在于“诗赋外交”的现实需求，而越南使臣题诗成为中国文人“奇货可居”之物引发的文人心态亦颇值得玩味。从中可见，越南使臣北使题诗的价值所在，有待有志者去更深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