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逊

　　清末至1945年，日本学者撰写了许多汉语语法学著作，如果一定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可以从学术与非学术的角度进行观察，如此，就可以将它们分为学术性汉语语法学与政治性汉语语法学两类。学术性汉语语法学著作自不待言，学术游离于政治之外，以客观的科学态度研究汉语语法，比如儿岛献吉郎《汉文典》（1903）、广池千九郎《中国文典》（1905）、信原继雄《清语文典》（1905）、宫岛吉敏《中国语语法》（1921）、松下大三郎《标准汉文法》（1927）、仓石武四郎《中国语语法篇》（1938）等就是如此。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还有一些汉语语法学著作与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战略相呼应，将汉语语法学研究与教学引入狂热的战争泥淖，建构所谓的“大东亚殖民汉语语法学”理论体系，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服务的。他们是在配合政府穷兵黩武战略，而不遗余力地为战争鼓劲儿。比如何盛三《满洲国语文法》（1936）、宗内鸿（与中国人陈清金合编）《中国语满洲语讲义录：文法篇》（1939）、牛漥爱之进（与萧鸿麟合作）《中国语自在》（1942）“语法部分”、上奥留辅《日满会话：日满协和先从语言开始》（1933年6月）、吉野美弥雄《满洲语基础》1935）的语法部分等，对真正的汉语语法学研究伤害不小，是一种畸形的汉语语法学研究。这其中，何盛三《满洲国语文法》最为典型。李无未《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中的《〈北京官话文法〉（1928）：日本汉语语法学史上的另类体系构建》有详尽论述。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将《满洲国语文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何盛三该书及其相关“系列”书的修订与重写变化，去认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而建立所谓“大东亚殖民汉语语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实质，以史为鉴，希望引起人们对日本汉语语法学史中存在“畸形”的汉语语法学形态过往的注意。

一、《满洲国语文法》：体例的“畸变”

《满洲国语文法》，全名是《满洲国语文法——现代中国语：北京官话》，东京：东学社，1936年9月出版。署名啊幺徒著。啊幺徒是何盛三（1885—1951）的笔名。日本著名中国语教育家安藤彦太郎在其所著《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中设立了“中国语教育的流派”一章，有意识地突出在日本中国语教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特别设专节讲述一位语法学者，他就是何盛三。

　　何盛三在当时为何出名？就是因为他写出了日本汉语语法学史著作——《北京官话文法》和最重要的汉语语音研究著作《支那语发音研究》等，但也不乏《满洲国语文法》这样的为日本军国主义语法学“摇旗呐喊”的“畸形儿”。

　　李无未已经提到，安藤彦太郎曾记述，何盛三的生平情况是：何盛三，1885年出生于东京神田。生父赤松大三郎曾和榎本武扬等人一起留学荷兰，学造舰学，后为海军军人，提升为佐世保、横须贺的镇守府长官。何盛三于战后1951年在青森县八户市去世，享年67岁。

　　安藤彦太郎还说，据其长子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大新闻研究所原所长何初彦先生说，其父何盛三，1911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经济学科，在学期间受过河上肇的影响，毕业后，就职于住友矿山，五六年后退职，进入社会生活中，成为职业社会活动家。后来，与伪满洲国的协会有密切关系，战后，于1947年从哈尔滨遣返回国。

　　何盛三多次去中国，曾在中国推广过世界语。除《北京官话文法》等著作外，他还写有《支那語発音の研究》（1933）等，其成就在同行中十分突出。

　　（一）《满洲国语文法》的“雏形”应该算是《中国语文法》。《中国语文法》，原名《支那语文法》，1919年由东京文求堂刊行。后来，何盛三经过修订，于1928年又在东京太平洋书房出版社印行，更名为《北京官话文法》。1936年，何盛三对《北京官话文法》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再以《满洲国语文法》的名称出版。由此，就构成了何氏汉语语法学修订历史片段，这给我们研究何盛三汉语语法学理论观念的“畸变”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国语文法》（1919）体例是：大连商业学校校长山崎正矩“序”、自序、目录、附录：中国字音表。正文122页

　　（三）《北京官话文法》（1928）体例则是：卷头：题辞、自序、例言、参考书；内容：前提、总说。前编，词法；后编，说话法。还有“插话”。

　　（四）《满洲国语文法——现代中国语：北京官话》（简称《满洲国语文法》）体例：自序、目录、正文、附说。在本书中，何盛三汉语语法学意识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所以，其体例安排就相应“畸变”，距离正常的汉语语法学著作只能是越来越遥远。

二、伪满殖民语法学理论建立“前提”

比较何盛三的三本汉语语法学书理论意识，可以看出，其体例安排“畸变”不是偶然的，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一）《中国语文法》山崎正矩“序”很简单，只是称赞何盛三不畏困难，钻研“斯学”精神。何盛三“自序”，叙述说，自己担任大连商业学校中国语教学工作，此书是在自己的教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至于文法的体系，也有所“师承”。他说，编者相信支那语的文法规则构成，即所谓语法是系统的。一个人研究斯学，并接受从中国传来的章句法，依从近来施行的日本语文法、英语文法的形式，相信会获得整齐划一，比较正确的知识。所以，本书本之于所谓品词法，加上中国章句法味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何盛三《北京官话文法》删去了《中国语文法》中的山崎正矩“序”，直接用的是自己的“序言”。在《北京官话文法》“自序”中，何盛三开始大谈“唇齿辅车”“同文同种”“日支亲善”问题，但也感叹日本缺乏“知华”人才，究其原因，还是熟识现代中国语口语的人太少。这一点做得就不如英国（1～2页）。可见，何盛三的意识发生了悄然变化，具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亚”意识。但还没有将这种意识明显渗透进语法内容中。

　　（三）何盛三写作《满洲国语文法》的写作动机。何盛三在《满洲国语文法》“例言”中说，本书尝试有序说明满洲语组织结构。所谓满洲语，在中国称为北京官话（北平官话）。日本中国语教授法依赖于“暗诵”通读之法，学生如彷徨在云雾中一样。鉴于自己经历了此中真苦，希望弥补缺憾，由此成为写作此书的动机。但作者又说，山海关以外，“满洲独立”是历史的必然，政治的需要，著者二十年来所期待的。“今次满洲建国，必然定立其文化基础‘要件’的标准国语，是著者多年关心的一件大事。有关中国语标准，存在着各种‘混沌’说法，由此，参与解决共通语化问题。”可见，何盛三在政治上，与当时许多日本人一样，有着明确的“殖民语言观”。这个语言政治学观念是非常清楚的。

　　（四）“伪满洲语”内涵与“伪满洲国国语”文法。在“序论”的“前提”一节中，何盛三论及了当时日本语言学者关注的“伪满洲国殖民语言教育”理论问题。他就“满洲国政治文化独立与国语统一”“满洲国国民教育和标准国语”“满洲国国语国字”“满洲国公用语”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语言政治学观点。这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当时盛行一时的“伪满殖民语言学理论”的实际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十分难得。

　　（五）“伪满洲语”殖民语言学理论的语言政治学基础。在“序论”中，何盛三论及“满洲国政治文化独立与国语统一”问题。何盛三认为，“满洲国”新建，面临着语言难以统一的问题，应该引以为借鉴。

　　在“序论”中，何盛三论及“满洲国国民教育和标准国语”。说道，由近代国家发达史所见，一般国家都是在政治统一的前后就马上设立标准国语。北京官话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作为“满洲国”的标准国语。

　　在“序论”中，何盛三论及“满洲国国语国字”问题。认为确定了新的国语教育方针，计划普及标准国语的话，就应该按照其标准的发音法、语汇、说话（书面语），贯彻一定的方针而编写教案，此事牵涉及各类初等教育机构，努力加以普及，其效果如何，应该有所期待。

　　在“序论”中，何盛三论及“满洲国公用语”问题。认为有关满洲国公用语，日本人提出了若干提案，主张有二：使用国际辅助语世界语（エスペラント），或用日语。何盛三详细论证（29～33页）后认定，这两种主张都不切合实际，不能采纳。

　　由上可见，与《中国语文法》《北京官话文法》不同的是，何盛三《满洲国语文法》在建构伪满殖民语言学理论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学者受军国主义影响而拥有的一种语言政治态度，非常有代表性，是个值得注意的语言政治学现象，对我们研究伪满殖民语言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发音法：伪满“国语”语音学理论

何盛三《满洲国语文法》增加了不少的语音研究内容，与此前两本书相比，政治意识更为突出，可以把它看作是伪满“国语”语音学理论建构的基本存在形态。

　　（一）《中国语文法》讲语音只是在“音韵”一节很简单地介绍了汉语元音、辅音、缀音、四声、腔调内容。标记语音主要用注音字母和罗马字字母。在“发音”小节中，有意区别送气与不送气、宽音、窄音、卷舌音、舌尖音、开口音、合口音、撮口音、喉头音基本概念。叙述四声历史，并引用《康熙字典》四声歌文献说明。腔调讲轻重音，举出“特定重念（轻重音）”实例。而“音韵变化”则只是说了长短音、四声的变化。

　　（二）《北京官话文法》似乎不大重视语音学内容，只是在“国音国语问题和注音字母”（25～26页）有所涉及。还可以在穿插片段形式“插话”中找到一些信息。比如“插话二，北京音四声的音谱”；“插话四，注音字母和四声点法”；“插话五，按安南语的罗马字化”等。

　　（三）《满洲国语文法》语音内容大不一样，用心去构筑所谓伪满“国语”“国音”理论体系，内容大为不同。

　　1.伪满“国语”“国音”及正确的学习方法。何盛三对伪满“国语”“国音”内涵进行了说明，即认识到满洲国语（白话、现代中国语、北平官话，即口语体）对应于日常谈话，发音极其正确，这固然应该，但解读现代中国语文件白话文（口语文），依据满洲国语音，精读而习熟，更为重要。解读汉文之际，舍弃过去惯用的训点方式，体会白话特有的韵味。由此，增强其自身解读能力。

　　2.中国语四种“记音法”与何盛三标记伪满“国音”的选择。长期以来，学习中国语应用四种“记音法”：反切法、注音字母记音法、假名文字标记法、罗马字标记法。关于反切法，何盛三认为，它十分奇妙，毕竟，用文字给汉字记音，把它当作了表音文字，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关于注音字母记音法，最初的目的是用注音方式达到统一读音的目的，由四十字组成。关于假名文字记法，何盛三认为，使用假名记录中国语音，本来是日本人学习中国语音的一种手段，甚为不便，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假名文字记法也不是理想的伪满“国语”“国音”（北京官话语音）的记音法。

　　关于罗马字记音法，何盛三认为，罗马字记音法本来就是西洋人用来记录中国语音的一种手段。他回顾了西洋人在中国使用这种手段的历史。何盛三为了说明如何制定伪满“国音”标准，根据自己的观察，对四种记音法有所检讨。他认为罗马字记音法毕竟是按照欧洲语的标准来制定的，标记“国音”时，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所以，应该对现有的罗马字记音法做一些改进。

　　何盛三标记伪满“国音”，选择了威妥玛式罗字记音法，与其语言政治意识直接相关，弃置中国学者惯用的反切法与争议颇大的注音字母记音法，是为了与中国标记法有所区别；而不用假名文字标记法，还是出于实施伪满教育与文化战略考虑而已。认定威妥玛式罗字记音法是最佳方案，凸显的是其语音研究的“个性特征”，隐含着比较明确的语言殖民政治意识。

　　3.伪满“国语”语音学基本理论。何盛三从“国音”构成、元音发音、辅音发音、音节构成与其发音机制、伪满“国语”语音缀（音节配合）表（甲）、威妥玛音节表及与其不同点等几个方面论述伪满“国语”语音学音节理论。

　　4.伪满“国语”语音学“四声”理论。何盛三认为，标明中国语音性质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声调（他又用调子术语）。中国语各地方言声调大不一样，因此，也是外国人学习的难点之一。这里的“四声”主要体现在语句中，无视这种情况，谈话就是不成立的。何盛三作《“国语”四声音谱》来表示四声调值变化。

　　5.伪满“国语”语音学“腔调”理论。何盛三说，由若干汉字字音构成的汉语“说话”连续的语音声调自然抑扬变化情况。腔调发音与汉字各自特有的字音声调不同，彼此混同。强调其“重念（轻重音）”实态。何盛三分为词的腔调、句的腔调两类。

　　6.伪满“国语”语音学“音声调”变化理论。“国语音”（汉字）具有各自音节、声调。汇集成词成句，进而说话，生成出自然的正规的调子（抑扬）。但就其说话的实际而言，又由于种种关系，“音声调”发生重要变化。何盛三分为语音变化、声调变化两个方面去谈。比如语音变化，谈指示代词“这”；名词复音语，“老头儿”；音尾iuiou以及uiuei的变化。声调变化，主要是连读变调，比如“五百两”，变为阳平+阴平+上声模式。还有腔调的变化等。

　　7.注音字母和中国民国国音。与《中国语文法》《北京官话文法》不同的是，何盛三《满洲国语文法》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注音字母记音法，但在“注音字母概评”（108～110页）中，不但认定注音字母形成没落之势，还具体谈了问题之所在。但要注意，何盛三的着眼点不是反思之后提出如何改进问题，而想的是，如何将这种批判落实到以之为借鉴而建立伪满“国语”语音标准体系上来。

四、词类：伪满“国语词法”学理论

伪满“国语”语法学是何盛三构筑伪满“国语”语言学理论的核心支柱，所以，他的研究就更为精心，也别出心裁。

　　（一）《中国语文法》词类理论。其第二章，“品词”，基本上体现了何盛三词类观念。从其目录上可以看出《中国语文法》谈词类，并不讲其分类的理论依据，只是将类别分析清楚就可以了。但在具体的分析中，也注意各个类别词的显性特点。比如名词，分为有形无形（21～24页），涉及复数、性、格内容。其格，分为主格、持格、目的格三类。其动词，在用法上，讲了命令形、疑问形。把“时”作为一个重点去论述，讲现在、现在完了、过去、过去完了、未来。总之比较简单。

　　（二）《满洲国语文法》词类理论。

　　1.伪满“国语”词法。（1）中国语的性质。何盛三说，过去许多学者在探讨此问题，其中，有的学者就认为：“其书面语与说话结构，是由孤立的词，即单音节语组合成的。”但何盛三认为，这里把书面语与说话（口语句）区别开来，就是对中国语性质的考察陷入深深的误解之中。书面语（文章）书写，一字一字表现其义，确为具有一字一语之实。有的人据此说，汉语是单音节语。但有些地名、翻译语、人名等表达复杂概念的词，不能用一个字表示，用两个或者以上的字表示的很多。这类词就不是单音语，而是复音语。还有，可以由书面语的构造见其性质。比如，各个词没有语尾的变化为主，不过，词语如何依存配合却显示了语法上的关系。世事迁移，随之而来的是，助词越来越多，非常发达，随处可见黏着语的形态。就说话而言，区别同音异义与异音同义，以及一词数音，诉诸听觉，与书面语诉诸视觉不一样。书面语用单音语比较多，而说话则用复音语表达更多。从说话构造上看，其助词发达，而书面语则频繁度大为减少。

　　2.伪满“国语”词及其分类。（1）“国语”的词。词表达一个个概念，由词构成了说话（口语句）。“国语”的词有单音节语与复音节语之分。（2）“国语”词的分类。把所有的“国语”词分为十类：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陪伴词、前置词、副词、接续词、间投词。

　　将《满洲国语文法》与《北京官话文法》比较起来，可以看到，二者之间体系基本一致，只不过是，《满洲国语文法》论述词法时更为简洁，有的地方论述增加了一些伪满洲国政治性内容。还有一些的地方名称改为“国语”。很显然，适应的是建立伪满洲国语词法体系的基本政治需要。

五、说话法（口语句法）：伪满“国语文法”学理论

《满洲国语文法》突破前两种书的语法理论意识束缚，在扩充说话法（口语句法）研究内容上下了功夫，由此，使得何盛三伪满“国语”文法学理论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一）《中国语文法》句法理论

　　不讲说话法（口语句法），偶尔在词类内容是有所涉及，但很少。

　　（二）《北京官话文法》句法理论

　　这里，我们还是引用李无未的论述，以便进行比较。基本情况是：

　　1.说话之主要成分。何盛三说，词与词组合构成了句表达一个思想，一句如果和数句相关联，就表达数个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思想，就是所谓的“说话”。说话的构成中最为重要的是“主成分”，即“主言”和“客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语和”“谓语”部分。

　　2.说话的副成分。由主成分构成的说话不过是表达简单的思想，而稍微复杂的需要由其他的词来铺排扩展，这种供铺排扩展之用的词就叫作说话的副成分。比如“他写”可以扩展为“他写给他的母亲一封很长的信”；“我要去”可以扩展为“带着他今天我要上府上去”。说话的副成分分为附加言、补足言、状况言三类。

　　3.说话的种类。北京官话句子分类。甲，由说话构造而分：单说话、复说话。犹如今天学者按照句子的简单和复杂形式分为单句和复句一样。乙，依据叙述形式而分：叙述说话、疑问说话、命令说话、希望说话、感叹说话。犹如今天学者按照句子语气分类，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样。

　　4.单说话。何盛三解释说，由一个主成分而构成说话。分为“单纯单说话”、“敷衍单说话”两类。（1）单纯单说话。由主成分主言客言构成。比如：“贵处是哪儿？”（2）敷衍单说话。主成分一个，数个副成分。比如：“有个孩子在一个野地里看见了一个两头儿蛇。”

　　5.复说话。由两个以上单说话连缀构成的说话则称之为复说话。分为对结说话、附解说话两类。由两个以上同资格单说话对立连接的称为对结说话。分为并列、反对、原因三类。由主说话和从说话构成。分为主言、客言、附加、补足、状况五种。是对汉语复句形式类别的归纳和总结。

　　（三）《满洲国语文法》句法理论

　　1.伪满“国语”说话（口语句）的主成分。说话（口语句）的主成分。何盛三认为，构成说话法的最为重要的成分，有所谓主言和客言。主言，是由说话而引起的说话成分。何盛三重点谈了主言的省略问题。客言，则是主言涉及的动作、状态、性质、种属等情况。

　　2.伪满“国语”说话（口语句）的副成分。何盛三分为附加言、补足言、状况言三类。其中，状况言分为四种情况：场所、时、方法、原因。

　　3.伪满“国语”说话的种类：何盛三认为，可以分为单说话与复说话两类。

　　4.伪满“国语”单说话。分为单纯单说话、敷衍单说话两类。还讲了单纯单说话的语法构成形式与敷衍单说话的语法构成形式。

　　5.伪满“国语”复说话。复说话分为对结说话和附结说话两类。复说话语法构成形式。复说话短缩与复说话省略问题。

　　与《北京官话文法》句法理论相比，《满洲国语文法》句法理论没有多少变化，只不过增加了一些论述及例证，以及名义上的伪满“国语”字样，内容与分类基本一致。

六、何盛三伪满“国语”语法理论意识实质

在许多学者致力于将东北官话作为与北京官话相抗衡的所谓“满洲国语”的时候，何盛三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北京官话。在《满洲国语文法》第二篇“词法”中，仍然沿用《北京官话文法》旧有词类分类观念。其第三编“说话法”，是他的句法观念，也与《北京官话文法》没有太大的差别。似乎表明，他的汉语语法理论体系无论第一版，还是第二、第三版，都具有相当的一贯性特征。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一系列情况，尤其是其语法著述的修订过程来看，何盛三“时变制宜”语言政治学观念十分突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对比《中国语文法》（1919）、《北京官话文法》（1928）与《满洲国语文法》（1936）前后意识、“体例”与语法思想的变化，就会发现，他的伪满“国语”语言学理论的实用性特点是比较突出的。他走过了一个由汉语语法学学术转向了汉语语法学政治，其语言学的“畸变”意识变化是特别大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由一个纯粹的、游离于政治之外的语言学者，变为一个追逐伪满政治，贴身伪满政治，将语法学研究政治化，其历史运行“轨迹”的“畸变转向”是十分明显的。

　　比起《北京官话文法》来，《满洲国语文法》（1936）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肯定都与伪满“大东亚共荣圈”政治联系十分紧密。何盛三摇身一变而成为构筑“伪满国语语言学”的先锋了。其“语言政治学”观念显露无遗。

　　用古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即何盛三伪满“国语”语言学理论具有了“时变制宜”的语言政治学观念。“时变制宜”出自《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与《淮南子·泛论训》文献。《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言：“世俗岁殊，时变日化，遭事制宜，因时而移，旧之非者，何可放焉！”《淮南子·氾论训》说：“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时变制宜”，放在何盛三身上，就意味着失去自我，更失去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变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殖民语言政策的“代言人”。

七、余论

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近些年来，在中国一直有学者予以关注。比如雷大川《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构建》；邹华《论政治语言学的根基与研究路向》等。试图把政治语言研究纳入一个学术范畴轨道上来，称之为“政治语言学”。也有学者介绍国外学术动态，尤其是俄罗斯政治语言研究的情况，这也与“政治语言学”理论相关，比如卢婷婷《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构建——〈政治语言学〉述介》与《俄罗斯政治语言学的主要论题及其特点》；杨可《俄罗斯现代政治语言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等。可以看到，俄罗斯语言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治语言学”学术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延展到国际政治语言学领域，比如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就是如此。但我们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还没有离开政治学范畴，实际上，是运用语言学的手段研究政治学问题。与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还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说的是，语言学所反映的政治问题，即用政治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语言问题，所以，还是归结在一个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为了区别“政治语言学”，称之为“语言政治学”。语言在前，政治在后，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位置互换问题，而是一个学术领域的何者理论为主导的问题。简言之，“语言政治学”，就具有语言学的政治学视角的内涵。归根结底研究的是语言学的问题。

　　我们研究《满洲国语文法》，运用的是语言学的政治学视角方法，所以，探讨的就应该是“语言政治学”问题。何盛三伪满“国语”语言学理论所具有的“时变制宜”的语言政治学观念，就是他在语言研究中渗透了“大东亚共荣圈”政治学的“侵略”意识。

　　在1930—1940年代的东亚，《满洲国语文法》不是孤立存在的，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有意识地贯彻着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思想。比如寺川喜四男《大东亚诸语言和日本语——以发音为中心》（1945）。寺川喜四男在“はしがき”也说，他希望自己从大的方面对“二语并用地”的日本语方言问题再行检讨。由此可见，他的语言政治理念是很清楚的，带有明显的“殖民语言学”意识。他说，日本语，作为大东亚诸民族“共通语”，负有重大使命，这是不可更改的。为了实现这个使命，不仅仅单纯从语汇、文法方面入手，而且一定要从发音方面入手，“急速”地普及正确而又优美的日本语。这是为什么？相异的诸民族接触之际，加深相互正确的理解，就要拥有统一的发音系统，而依据大家共通说的语言，则是最佳的捷径。此事，不论古今时代，还是东西方民族，在历史上存在，却是明确的事实。基于此种理由，本书，把二语并用地的日本语发音进行解剖。著者实地调查，是以台湾地区方言实例为中心的，希图归纳出原则和法则，因此，是有意义的。本书几乎不关涉语汇和文法，只专注于发音。他还说，过去，这种研究一味追随欧美学界，现在，如果他不从自主的立场建立“大东亚比较音声学”的话，会留下遗憾的。这也是他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

　　寺川喜四男的语言政治学理想与何盛三伪满殖民语言学理论一脉相承，是那个时代语言学研究偏离学术航向，随意向“狂热”政治靠拢的典型，更是日本侵略中国进行“语言殖民”的铁证，我们在研究日本汉语语言学史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这一段“畸变”语言研究与教学的历史，这是至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