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事者”概念的引入
在中国传统的作品分析语境中，与作品相关的“人”就只有作为写作者的作者以及作为阅读者的读者。但在西方叙事学理论构架中，与作者—读者相关的概念已经有“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叙述者）”“真实读者”“隐含读者”“受述者”“隐蔽叙述者”“公开叙述者”等等，理论方面的建构也日趋复杂。本文不想过多纠缠于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复杂概念，只选取其中最为关键也是对分析作品最为有效的“叙事者”这一概念。关于叙事者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叙事作品中叙述行为的具体承担者，也就是在作品中向读者交代事件发展过程、描述人物经历、进行或明或暗评论的声音。有时候一篇作品的叙事者非常明显，比如第一人称叙事中的“我”，有时候叙事者又隐藏在作品当中，比如史书叙事，通读全书也好像找不到一个引领读者的实实在在的“人物”。正如美国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德·普林斯所指出：“任何叙事中都至少有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可以明确用‘我’直呼，也可以不那么称呼。”无论现身或隐身，叙事者在每一篇叙事作品中都是存在的，虽然叙事者与作者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与作者并不能等同。一般来讲，越是纪实性、写实性强的作品，叙事者就越接近作者；而越是虚构性的作品，叙事者就越可能远离作者，有时候叙事者甚至会在作品中表达出与作者本义完全相反的意思。学者曾指出：“人们早已发现，果戈理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无比的伟大和崇高，但在实际生活里的他本人却正像他在小说中所嘲笑的那种卑劣、自私和虚伪之人。”直接将作者本人与作品所表达的意思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则会受到蒙蔽，导致对作品理解的偏差。正如赵毅衡所指出：“把某一人物作为作品全部主体意识的占有者，是不妥当的，而把作品的主体意识等同于作者意识，更是危险的。”在对作品进行分析解读时，一定不能简单地将文本自身的意识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意识。
“叙事者”这一理论概念同样适用于中国最早的历史叙事，借助于这两个概念，我们会对早期史书叙事得出一些比较新鲜的认识。
二、《左传》叙事者的特点
《左传》的作者问题虽然经过很多学者长时间多方面地讨论，依然无法得出定论，这是一个依靠现有材料根本无法考证清楚的问题。虽然作者不能确定，但全书展现出来的样貌却是所有同时期史书无法相比的。《左传》结构宏大完整，思想主题前后一贯，叙事手法多样，达到了我国史书叙事的一个高峰。而以上这些叙事成就的取得，其实都可以归因为全书拥有一个空前成熟的叙事者，这位叙事者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尽管学界对于《左传》是否为“依经作传”仍有争议，但从文本的承接角度来看，《左传》的叙事者对《春秋》有相当大的归依感。虽然对于历史事实发挥甚多，补充了相当多《春秋》没有的记录，但整部《左传》中释经语句仍然随处可见，这其中属杜预归纳出来的“五十凡”最为典型。《左传》的叙事者对于《春秋》一定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不然不会总结出如此全面的解释。最典型的例子来自《左传》在很多时候会专门说明为什么某一个事件被《春秋》所忽略。比如《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再如《僖公九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如果只对《春秋》原文进行解释，即使再详细，那么《左传》就仍然还停留在具体文本解读的层面；但是这种对于为何不记载某件事的解读，就需要《左传》叙事者从更加深入的层面去理解《春秋》的意义表达体系。可知《左传》叙事者对于《春秋》的材料使用、意义表达等方面的解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其次，虽然《左传》叙事者花费了大量精力对《春秋》进行解读，但是在思想主题上《左传》的叙事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春秋》的范畴，这集中表现在是否以对礼义规范的遵守作为评价准则方面。遵守礼义规范是《春秋》全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但是到了《左传》，则出现了某些松动。《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主持了这一次中国司法史上的重大改革：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刻在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鼎上，向全国公布。晋国的叔向写信给子产，信中说：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叔向劝说子产的理由，如“闲之以义”、“行之以礼”、“奉之以仁”等，正是《春秋》中信奉的礼义规范，但子产在回信中以“吾以救世也”作为核心观点明确表示了拒绝。能够看出，与子产观点相左的叔向才是《春秋》礼义规范的忠实信奉者，但《左传》叙事者对于大胆改革的子产则倾注了更多的笔墨，而且两次借孔子之口，对子产表达了明确的赞赏。另外，《左传》的叙事者对于开创霸业的晋文公重耳、楚庄王等人物同样偏爱有加，但如果将这些人物置于《春秋》的评价体系中进行考量，就会发现重耳称霸后有使“天王狩于河阳”这样出格的行为，而楚国国君仅从使用“王”这个称号上就已经严重僭越。但《左传》叙事者不仅花费大量笔墨详细地记录这些人物的事迹，而且还颇为夸赞。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而这种赞扬刑罚封赏的态度，正与《春秋》重礼尚义的倾向相左。
再次，《左传》的叙事者开创了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开始大面积、有系统地直接介入叙事，以作者直接现身的方式对读者进行意义指引。这突出表现在频繁出现的“君子曰”一类的叙事评论。据统计，《左传》中“君子曰”式评论共出现65次，另外仅仅是“孔子曰”、“仲尼曰”就有22次。以上这些无论有名有姓的“孔子曰”，还是面目模糊的“君子曰”，其实都可以看成《左传》叙事者直接现身干预叙事的方式。这种叙事者直接现身的方式在之前的叙事文中只有少量出现，比如新近出土的燹公盨铭文的最后“燹公曰：‘民又唯克用兹德，亡诲。’”这一“燹公曰”，不仅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君子曰”，而且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整篇铭文的大意，与“君子曰”的作用也非常类似。《左传》运用这种叙事者直接现身评价的频率远超同时代的史书，大多数学者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认为是《左传》开创了这种史评的先河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史书叙事，后来《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后代史书中的论赞，源头都可以追溯至《左传》的“君子曰”。这种叙事者直接现身的叙事方式最大的作用就是总结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行为的意义，从而对读者进行意义理解的引导，避免出现偏差。
《春秋》的叙事者并无意彰显自己的倾向，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有一种欲说还休式的掩盖，而《左传》则会在叙事过程中对读者进行频繁的意义“辅导”。可以发现，在《左传》之后的史书，绝大部分都继承了《左传》这种注重意义解读的叙事方式，在叙事过程中总会以某种叙事者干预的方式来直接说明特定的历史意义。可以使用隐含读者的思路来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左传》及后来的史书，预期的读者群体较为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一种能够帮助读者理解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能够起到一种规范作用，不至于让读者的理解出现较大的偏差，从而更好地接近作者想要表达的叙事意图。而《春秋》的预期读者则相对专业化，事实上，如果没有《左传》作者这种能够真正理解《春秋》的专业读者，相隔年代一远，后代读者根本无法理解《春秋》的真实含义。总之，从隐含读者的角度来分析，《春秋》更接近于一部在史官群体中使用的“内部文本”，而《左传》则开始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三、具体叙事方式中的“叙事者”表现
《左传》的叙事者对于如何安排事件，特别是复杂事件，开始使用较为复杂多变的叙事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对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使用提示语，从而更好地揭示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比如《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庄公十五年》：“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以上两例中的“始惧楚也”和“齐始霸也”都是对事件意义的说明和标示，这种标示的出现需要《左传》叙事者能够从非常宏观的角度审视长时段的历史才能得出的结论，同时又是一种非常自觉的叙事追求。另外，这同样能够说明《左传》的隐含读者群体范围更广泛，《左传》的作者希望自己的叙事意图能够被读者准确地领会。
第二，《左传》叙事者开始注重探讨事件的成因，而不仅仅停留在叙述事件本身。《左传》叙事重原因的特点非常明显，本文重点讨论其中一种，即开始将人物的某种心理作为某个历史事件的推动力。《隐公十一年》记载：“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这里开始关注人物内心活动，“子都怒”的结果在同一年显现出来：“秋七月，……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子都将个人怨气在战场上发泄出来，竟然为泄私愤而从背后偷袭本国率先登城的将领。显然《左传》的叙事者将这样一出悲剧归结为个人的情绪。《庄公十年》记载了另外一个事件：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蔡国和息国国君娶了两姐妹，但蔡侯对待息侯夫人有所不敬，息侯愤恨之余设计了一个阴谋：请求楚国假意征伐息国，息国向蔡国求救，楚国就有了征伐蔡国的借口，最终楚国俘虏了蔡国国君。将原因归于人物的心理活动，或者说在叙事中认定某一事件的发生来源于某个人物的心理，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解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重点在于这种解释实质上反映了《左传》的叙事者对于“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开始重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种观念对于后来以人物为核心的传记体史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直接将人物的心理状态写进史书，甚至作为历史重要推动力量的写法，在之前的史书中不曾出现过。
第三，《左传》叙事者在具体叙事过程中频繁地使用倒叙、预叙、插叙等方式，在很多时候突破了编年体史书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事件的模式。学界对《左传》中的倒叙、插叙，特别是对于“初”字领起的叙事方式有较多的讨论，本文这里想重点分析《左传》中的预叙。所有非顺序的叙事方式其实都是以打破事件原有时间链的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预叙在打断时间链的叙事方式方面远较倒叙和插叙特别，因为站在作者的角度，实际上所有的预叙都是“站在现在，书写着过去的将来”。对于作者来讲，无论是“过去”还是“过去的将来”都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所以如何调度安排这些事件的顺序，其中大有深意。
《左传》的预叙有些时间上距离很近，比如《桓公元年》记载了一件单独看很奇怪的事件：“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读到这里，读者一定很困惑：为什么《左传》要记载这样一件男人看美女的事件？在普遍关注国家政治活动的《左传》中出现这种记录，单独来看与整体叙事内容非常不协调。这个事件在下一年就得到了回应，《桓公二年》记载：“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宋国发生了国君被大臣弑杀的恶劣事件，这场巨大的政治动荡，直接原因就在于不长时间之前华父督偶遇另一位大臣的妻子，起了垂涎之心。《左传》叙事者通过记录一件看似奇怪的路遇美女事件，暗示了这场政治风暴的发生。而有些预叙的时间间隔非常遥远，最典型的例子来自《庄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成，成子得政。
这里接连写了关于陈厉公之子敬仲（也就是田完）的两次预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敬仲命运很好，但却要靠自己的子孙来实现；敬仲子孙注定昌盛，但却不在陈国，而在一个姜姓大国；敬仲五世孙就列为卿相，八世孙就执掌国政。这两次预言相当于说了一个含有诸多线索的谜语，但这两个预言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要在百年之后才会实现，所以《左传》叙事者对于这两个预言采取了较为特殊的叙事方式——即时揭开了谜底：“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成，成子得政。”这两件事都有确切时间可考，“陈之初亡”指的是陈国第一次被楚庄王伐灭，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98年，这时敬仲的后代陈桓子在齐国依靠“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广收民心，“五世其昌”就是指的他；“其后亡成”指的是陈国第二次亡国，彻底被楚国兼并，发生在公元前478年，此时田成子田常在齐国对于政权的掌控已经到了杀简公立平公这种废立国君的程度，田氏开始牢牢把控着齐国政权。而《左传》叙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所以“成子得政”这一事件的提前介绍并未超出《左传》叙事范围。而最终发生在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敬仲子孙正式成为齐国国君的时间则远在《左传》叙事时间之外了，所以尽管《左传》作者以“代陈有国乎”进行了强烈的暗示，但对于这一事件，并没有明确记载。敬仲的后代由陈入齐并最终取得齐国政权这一事件，在时间上绵延了两百多年。
相比于其他叙事方式，预叙需要作者或者叙事者对于一个大的时间范围内的事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且对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具备非常深刻的理解，还要在具体的叙事安排上做好必要的铺垫、呼应一类的安排。这对于叙事者提出了远远高出简单按照时序进行叙事的要求，预叙在《左传》中的大量出现是《左传》叙事成就的重要标志。
总体上看，《左传》的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充溢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不仅开始频繁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臧否评价，而且敢于突破《春秋》固有的对待某些问题的观念。这种变化从属于战国时期开始的“士人”群体崛起的时代大背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叙事方式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元素，事实上也是由政治环境、科学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途径等多种因素促成，能够体现一个时代整体文化氛围的话语共同体，也是透视人文精神与工具理性的一把钥匙。”《左传》叙事者在运用多种叙事方式方面也非常成熟老到，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叙事方法都出现或成熟在《左传》叙事者手中，比如大量运用“君子曰”进行评论，大量使用“初”这种倒叙方式，开始将历史事件的成因归之于个人的作用甚至是个人的情绪等等。《左传》被认为是中国史书划时代的高峰，以上这些叙事者层面的成熟，是其叙事成就的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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