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族群的大规模迁移，使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及在异地生活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与纠缠，成为这个时代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身份认同的话语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前沿话题。语言与文学在身份认同话语的建构性实践与研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语言将对象在意识中具体化从而构建出种种象征与符号，象征与符号通过组合排列串联起来就构成了日常的言语交流。而文学则将象征与符号所构成的言语模式通过想象加以润色，或给予其新的排列模式，或赋予符号更多的所指对象以此形成的产物。当文学现象在一定的群体间传播开来，久而久之就能构建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凝聚起群体之间的共同意识，产生出“族群”的概念，这也是认同意识产生的基础。
马来西亚华人同样经历着上述过程。“母语”的保护一直是华人维持其族群意识最重要的话语模式，更是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极力建立起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核心理念。而马华文学作为一种认同的表征，代表华人在马来西亚成功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因此，马来西亚本土的文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赋予了马华文学一项使命，即承担起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认同转变以及文化认同传承的重任，马华文学这一由外来语言所主导、身处边缘的文学领域，拥有了在本土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象征物之一，马华文学也体现出华人坚守文化认同的一种态度。这一态度在此后的发展中，成为限制马华文学开拓创作思路与研究视角的主因，使得马华文学无从改变其边缘处境。但是，其所承载的认同意识还是能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是海外学术界研究马华文学重要的切入点。本文将目光集中于马华文学的“认同研究”，将其分为本土意识的建设之责、文化认同的分歧、文化认同的本土化特质三个层面进行论述。最后，以华人的本土意识建设之路为线索，从中发掘华人文化认同困局产生的缘由。
一、本土意识的建设之责
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构建源于二战后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心理：由此前期盼有朝一日能回归祖国的“落叶归根”心理，转变为“落地生根”的本土认同感。马华文艺界也顺应了这一局势发展，给予了马华文学这一项使命，即在创作上必须反映本土现实、南洋的风土人情，由此建构起华人的本土意识。由马华文学践行此一使命，更多的因素还在于文学是最早萌发本土意识种子的园地。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马华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描绘具有地域特色的南洋风土民情，最初或许是为了在写作中尝试一点新意，试图抛离民族启蒙大叙事创作。但是，在往后的发展中，由于华人在马来亚生活的时日已久，对于此地的生活体验逐渐加深，也具备了深厚的感情，一些作家、文艺刊物的主编逐渐希望在创作中摆脱中国视野的限制，发展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南洋书写模式，并以此提出“创造南洋文化”的理念。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马华文艺界为了响应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起了马来亚的抗战文学。其理念强调文学必须反映抗战现实，并由此发起一系列文学运动，如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反侵略运动，借此让马华文学能够普及化，广泛影响一般民众的抗战意识。“文学反映现实”是马华文学界在往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观，这一观念也是此后马华文艺界赋予了马华文学建构本土意识重任的因素之一。马华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开启国家认同的转变、本土家国意识的建设之路，始于1947—1948年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争论之中。在经历了二战时期抗日卫马的行动，以及战后民族主义的滋长与独立运动情绪的高涨，华人集体的本土意识也由此确立。因此，马华文学的发展定位需要重新进行审视，马华文艺界在1947年新加坡的后觉公学所举行的写作人座谈会上提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讨论，其目的在于探讨马华文学是否应当保持其“侨民文艺”的身份。这场讨论虽然引发了诸多的争论，不过最终还是确立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发展方向，开启了马华文学本土化的进程。“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理念，注重对于“此时此地”的描写，创作必须反映马来亚社会的现实，紧密关注马来亚当地的民族、社会、政治等问题。虽然站在“侨民文艺”立场的作家们表示文学反映现实的理念具有其普遍性，不应局限于国界之分，并且对“马华文艺独特性”或“侨民文艺”这两个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不过鉴于当时的局势，本土意识高涨的作家更关注创作题材的“地方性”问题，“侨民”作家的质疑无法得到很好的反馈。马华文学由此开始摆脱中国文学附属的定位，走向了自主发展之路。
方修作为马华文学史编撰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为马华文学的定位给予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发掘出马华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华人移民的苦难史，虽然历经种种的压迫却仍然能将自身的文化给传承下来，极具反抗精神。方修极为看重具备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也以此为其选材依据，期望马华文学能将华人先辈的这种反抗精神作为教育下一代的精神财富。方修也就此提出马华文学史即是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史这一观点，同时开启了理论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视角。其次，他提出马华文学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特质，这一观点除了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外，也鉴于马来西亚当时处于反英殖民的情绪之中，许多作品都呈现出反对殖民统治与追求国家独立的内容。这些反映当时社会与政治局势的作品不但符合方修“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并且也能很好地体现华人本土意识觉醒的过程，使得方修视之为马华文学该有的特质。虽然方修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鉴于他为马华文学所做出的贡献，“现实主义传统”这一观点在一段时间内主导了马华文学研究的定位。
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建设时期，不论其创作理念还是理论研究视角都集中在“现实主义”上。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提倡华人移民史、建国史、苦难史的描绘，围绕着家国意识的建设来展开，蕴含着对于时代背景的现实关怀。当时的华人移民需要马华文学这一片园地，表达他们在面临家国意识的选择时心中那份矛盾感。同时也需要借助马华文学建立起本土认同的种种象征，坚定扎根本土的信念。因此，马华文学走上了“现实主义传统”之路是时代之必然。其他的创作思路、表现手法并非不存在于当时的马华文学界，只是不受主流的视角所关注。不过，视角过于集中反而会限制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华学术界过度提倡描写“此时此地”的创作理念，只着重于国家认同的本土化进程，却忽略了文化认同也需要同步进行的工作。这源于华人的文化认同意识始终拥有强烈的维护传统文化之心，也迫使其一直停留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层面上。这份决心成功地激励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建立起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华人文化的群体社会，却也与国家独立后的文化政策产生冲突。文化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不同步，使得华人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分裂的现象，也造成此后新生代华人的认同困惑。同时，认同意识的分裂也使得马华文学在未来的发展中陷入了困局当中，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多场的学术论争。
二、文化认同的分歧
“马华文艺独特性”之路走至20世纪90年代，遭到一批旅台学者的质疑与反思。旅台学者基本上属于在马来西亚出生及成长的第二、第三代华人，在马来西亚接受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熏陶，对文化母国有着原乡想象与“文化回归”的期盼，也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前往台湾地区留学的机会，并最终留在台湾发展。他们最初怀着文化母国对于自身的认同期望，却在实际的接触中感受到了国家认同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所造成的鸿沟，最终将目光回望南洋这片土地，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尽一份力。旅台学者由于拥有了国外的留学经历，接触了较多的学术视角，因而逐步发现马华文学的发展已步入了一种困局之中，如缺乏具备影响力的经典作品、缺乏读者市场、陷入政治斗争意识等现象。因此他们决定思考这些困局的成因，并设法将之改善。这批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黄锦树，正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一次又一次地刺激了马来西亚本土的学术界。黄锦树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学者，他不单从文学的层面探讨马华文学的困境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华人固守文化传承意识的批判，为文化认同本土化建设的意识种下了萌芽的种子。（一）黄锦树从马华文学发展之定位入手，探讨本土学术界长期给予的标准是否合理。其《“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重新思考“马华文学”这一名称所存在的局限性。马华文学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简称，指代在马华人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不过黄锦树认为此项含义无法涵盖华人使用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导致其无法展现华人多元文化的复杂性。此外，在马华文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持续使用华语创作必然无法避免关联着中国的文化背景、以及与中国文学的渊源，也就难以真正融入本土化文学，无从谈起改变中国文学支流的命运。因此，黄锦树建议将“马华文学”全称改称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以此涵盖华人用马来文与英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只有打破了语言的界限，认可华人多元文化的族群特征，并与其他族群文学之间相互交流，才能真正立足于本土定义马华文学。
（二）黄锦树试着分析马华文学发展之困局的成因。其《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以马华文学现实主义流派的“典型人物”——方北方的作品为例，解析马华现实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预设和实践上的难题。第一，方北方承接自方修的“现代主义”传统论，以现实主义作为马华文学的唯一道路，黄锦树认为将文学创作局限在如此的历史条件之中，使得其对文学的理解失去了“思想性”。第二，方北方曾表示“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与国家意识脱离不了关系，国家意识于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黄锦树则认为当现实主义与爱国意识关联起来时，文学的思想性已沦为了错误意识与虚假意识，文学成为了只有宣传意义的产物。第三，方北方的“马来亚三部曲”，作为在“马华文学的独特性”这一话题的启发下所创作的叙述华人从海外侨民转变为本地公民的历史演变的作品，更多地呈现为历史事件的简单陈述，缺乏文学叙事的技巧。因此，“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发展至今，不但仍未能和中国意识划清界限，而且具备政治宣传色彩，又缺乏了文学性，由此产生出了一批粗糙的“非—文学”作品。
（三）黄锦树进一步从文化的层面挖掘马华文学发展困境的深层因素。其《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认为，华人的文化传承行为已经沦为一种“表演文化”。由于华人的文化传承行为与国家文化政策有所冲突而遭受到打压，因此华人社会强化“民族传统文化”概念的重要性，以“文化是民族认同之根”为口号，表达“失去民族文化即为失去自我认同”理念，构建出“文化救亡意识”，以此与国家文化政策进行抗争。而这种对抗意识逐渐地演变成通过节日活动表演与文化项目竞赛的形式。华人社会期望透过密集的文化外在形式的展现，确认传统文化的存在感，以此形成一种文化保卫行动。而这一种行动在黄锦树看来是一种表面化的传播以及情绪宣泄的方式。这种“文化救亡意识”也进一步加固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忽略了探索马华文化的“独特性”的意义，影响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持续发展，甚至于有“倒退”的迹象。
既然“中华文化认同”对于马华文学而言是一种发展上的“负担”，那么是否应当试图跳脱出此意识呢？于是黄锦树在1997年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断奶”的主张，以“去中国性”、“断传统中华文化之奶”寻求“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突破之路。其目标，或许是希望借此打开一条文化认同的本土化之路。黄锦树的这一系列言论，引发了马华文学界多场的争论。部分旅台学者较为认同黄锦树的立场，对马华文学的“中国性”、整体定位、文学史论述都进行了反思；而本土学者更多地质疑黄锦树的用心，批评其缺乏道义、不尊重前辈作家，并表示中华文化作为源头，其与马华文学的渊源关系是无从断绝的。此类简洁观点却并未立足于文学的层面进行反驳，较为可惜。这一系列论争也展现出一种有趣的现象，身在海外的旅台学者，其视角立足于本土，思考建立本土文化认同的可能，以及寻找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而身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学者，其心却固守于已属“外来文化”的中华文化认同，反而限制了马华文学拓展其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两种视角的差异，使得这些争论最终并未在实质上改善马华文学的困境。不过黄锦树这些言论也还是逐渐打破了从方修建立“现实主义”的传统以来马华文学批评思路固化的现状。
总体而言，以黄锦树为代表的马来西亚旅台学者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华人的文化认同意识还未经历本土化过程，导致马华文化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无法完整地呈现出来。一个连身份认同内部都处于分裂状态的族群，也就难以构建出稳定的文学场域，其发展更是困难重重。因此，马来西亚旅台学者期望透过与传统文化断交的话语模式，提醒学术界应当先立足于建构起马华文化的基础。然而“文化救亡意识”的根深蒂固，是一道难以突破的高墙。旅台学者的意见也无法得到本土学界的认同。马华文化的建设之路，只得留到下个世纪，由国外的学术界或下一代的本土学者来协助思索其出路。
三、文化认同的本土化特质
进入21世纪，虽然马华文学界的学者仍然处在身份认同分裂的处境，不过马华文学作品紧贴着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独特性”这一特质，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也因此，研究成果多数都立足于华人的认同意识来展开论述。学界具备理论深度的研究视角，不但能丰富马华文学的研究领域，还能更为深入地挖掘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意识中种种本土化的特质。而这一份成果，确实地提供了建设马华文化的路径。（一）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中国学界。中国学界早于20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关注马华文学。最初中国学界对待马华文学的态度更多偏向于寻求一种“求同”的意识，以中国现代作家为切入点，寻找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考察中国现代作家们对于马华文学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马华文学一些有别于中国文化特质的异质性研究，并在21世纪初形成了一套“本土性”研究的理论模式。马华文学“本土性”的研究成果最为全面的学者是朱崇科，其著作《“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收录了大部分相关论文，其中《本土性的纠葛——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梳理出马华文学史的编纂史，从中总结出“本土性”这一贯穿马华文学史发展的主线。朱崇科将“本土性”的定义界定为具有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这三种层面的意识，落实到马华文学，则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视角与意识从“侨民”过渡到“国民”的过程。以此为基础，再从本土色彩、本土话语和本土视维三个层面进行展开。本土色彩，即马华文学开始描写马来西亚本土的自然风情与生活场景；本土话语，在马来西亚历史背景之下，不同文化交融对中文的再造与发展，形成独特的华语特色，而这也是马华文化凝结的载体；本土视维，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本土色彩与语言后，从中逐渐散发出的本土精神与意识。此外，马华文学本土化的发展进程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朱崇科将之概括为“纠葛”。马华文学的“纠葛”根源于多民族环境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在这些沟通之中带出种种的交融与冲突的现象。其中，交融的部分产生了独特又多元的本土华人文化；而冲突的部分则造成了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割裂。这种交融又割裂的现象，也造成了马华文学在寻找其自身定位时的不确定性。
（二）近十年来，美国学界也开始有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到了马华文学上，以华语语系的概念或后殖民理论为研究方法，开启了马华文学研究全新的视角。华语语系文学是史书美与王德威推广的一个概念，期望建立一个不同国度的华文文学之间能相互交流的平台。在汉语学术界，王德威是此概念的有力推动者，他立足于“从文学看历史”的理念，发掘华文文学作品中海外华人文化认同心态的转变历程，并以此提出其“三民主义”与“后遗民”论。王德威对于马华文学的研究，同样是以华人的移民心态之转变来进行研究的，其相关论文《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除了以“三民主义”与“后遗民”论为基础之外，还认为据此仍然不足以说明马华文学的丰富性，因此追加了“后移民”、“后夷民”概念，试图建立起其马华文学研究的“后三民主义”论述。“遗民”者，虽已历经新国度的文化洗礼，却仍割舍不下传统文化之“根”，因此选择替代父辈们实施落叶归根之途。然而当“遗民”者回归“祖国”之后，由于其文化经验的差异，无法真正地融入传统文化的故国当中，自身反而在此成了移民者，形成了一种移民者再移民、企图“归根”却是再离散的现象。这既是马来西亚旅台学者的内在心理，也是王德威提出“后移民”论想要探索的现象；而“后夷民”则以华人的文明优越性为出发点，虽然人在异国，仍以“华夷之分”界定自身与其他民族的身份地位。然而对于异国的在地民族而言，华人自身也已沦为他们眼中的异族。此外，华人久居他国，身份历经转变，也成为文化故土人们眼中的他者。“华夷之分”，对海外华人而言，已不再明晰。华人以“根”为核心的文化理念，使得海外华人因其文化认同的固执而陷入一种双重边缘的处境，马华文学也因此长期局限于国族论述的纠缠之中。（三）除了华语语系视角外，海外马华文学研究还有后殖民理论视角。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贝纳士（Brian Bernards）在其论文“Beyond diaspora and multiculturalism：recuperating creolization in postcolonial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中，以马华文学著作中关于作家的本土化、文化混杂经验，来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在后殖民理论中的特殊性。如其提出华人最初移民至马来西亚以方言、宗族分区，不同方言群体之间较为分散，直到英殖民政府为了利于管理，以一个种族群体的民族话语对华人规范管理，才逐渐引起华人的民族主义理念的觉醒。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施恩式”侨教政策的带动下，一批马来西亚华人以“文化回归”的心态留学台湾，甚至留在台湾生活。不过由于生活经验的差异以及台湾20世纪80年代“本土意识”的崛起，使得马来西亚旅台人士对“文化回归”产生失望之情，并开始思考属于自身的本土意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陈荣强（E.K.Tan）出版的著作Rethinking Chineseness: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同样以后殖民视角来探讨华人的本土化身份建构问题，不过本书更偏向于从马华文学著作中的语言现象探索华人的文化混杂现象的发展脉络。例如其表示张贵兴《群象》这部作品中融合了包括汉语、英语、马来语、达雅语、粤语、客家语、闽南语、泰米尔语和荷兰语等多种语言的表达，或可视为一种超越地理固定性的语言符号，当家乡并不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时，那就可四处为家，不论身在何处都可保持“在家”的精神状态，以语言的流动性构建其身份认同的归属感。上述三种研究思路，分别从华人的“本土”意识、“后移民”意识以及本土社会经验三种层面剖析华人的文化认同之复杂性。后殖民理论研究从现象出发，分析出华人社会多元文化混杂的后殖民意识；朱崇科的“本土性”研究则以理论给予总结，构建出华人本土化的意识结构。王德威的“后移民”研究则立足于华人的传统文化认同意识，探索其面临国家认同意识转变时的心路历程。这三种研究方法，已然涉及华人的两种文化认同意识，并给予分析与总结，或许能启发马华学术界，以此开启华人文化认同的本土化建设之路。
结 语
马华文学的“认同研究”可谓探索华人认同意识的分裂以及思索如何将之整合的过程。大体上可将之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认同”的转向，这一阶段由马来西亚本土学界所主导，为了响应当时的国家独立运动与高涨的民族情绪，紧随着华人国家认同意识的改变而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创作理念，以宣扬与塑造本土意识。然而文化认同意识却由于文化传承的强烈信念而并未同步进行本土化的工作，使得“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此后形成分裂的局面。第二阶段为“文化认同”的分裂，此阶段由一批留学与旅居台湾地区的马来西亚学者所主导，其时他们发现由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同步，使得马华文学的本土化进程只停留于表象的描绘，其内核仍然脱离不开原乡故土的文化内涵，“独特性”理念名不副实，这也造成马华文学的定位模糊、发展遭遇瓶颈等现象。为了解决马华文学发展的诸多困境，旅台学者提出建设“马华文化”的诸多意见，期望能促使文化认同也步入本土化的进程，却也引起了“中华文化认同”与“马华文化认同”两种立场的争论。第三阶段则是关于“文化认同”本土特质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由海外学界所占据，不同学界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可谓多方位地探索与总结华人文化本土化的特质。同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给予旅台学术界所提出的马华文化主体性一种建构思路。因此，马华文学“认同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大体能以文化认同意识的分裂与重合为线索所串联，也由此呈现出文化认同困局的缘由脉络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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