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当代全球学术界的思考热点，对它的研究几乎涉及了人文社科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身体哲学、身体美学、身体社会学、身体文化学等等不一而足，最具身体敏感性的文艺领域也自然难免受到“身体热潮”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尽管对文学身体批评的关注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已蔚为大观。新世纪“身体写作”的兴起、“身体美学”的引介，更是为文学身体批评提供了丰沃的发展土壤，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了文艺学、美学的“身体转向”。然而，新时期以来表面繁荣的“身体叙事”与“身体批评”因缺乏了对“身体”本身的深切追问，缺失了“文学身体批评”理论的系统性建构，而显得颇为零散和零乱。因此，很有必要在系统梳理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的基本向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学身体批评进行学科性思考。
一、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的实践向度
如从宏观来讲，中国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主要集中在“肉身—欲望”“身体—权力”两个方面。但如若细致研判，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则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身体欲望批评、身体权力批评、身体伦理批评、身体性别批评、身体消费批评。1.身体欲望批评。发现“身体”不可避免地首先遭遇“肉身”，与肉身个体的种种欲望短兵相接，这从西方世界对尼采身体观的接受过程便可见一斑。严格意义上讲，文学中的“身体主体性”直至五四时期才在国内得以真正的萌芽和显现，但短暂的“身体觉醒”很快便被“革命伦理”的宏大叙事所淹没。所以，新时期最早明显地把文学中的身体书写作为批评对象的黄子平也不得不以“革命”与“性”的纠葛为探讨主题，在《革命·性·长篇小说》一文中，黄子平通过对晚清以来文学身体欲望与革命伦理之关系的线性梳理，探究出了欲望与革命之间悖论交织的复杂纠葛：身体欲望对革命热血的点缀——革命和性交织成一幅有机的广阔社会图景——革命的成功又或以“无性”的身体作为代价。黄子平最重要的贡献应是看出了近代以来所谓的“身体欲望”不过是“‘革命’所要解放或压抑或牺牲的能量”，不过是文学革命叙事的工具和手段，挣脱“革命叙事”的身体表述在不久的未来或可期许。
南帆对肉身欲望的关注也比较早，在《爱欲、禁忌和话语》一文中，南帆通过对尤凤伟小说的解读，考察了身体“爱欲”与历史“禁忌”的隐秘关系。而在《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中则以历史回溯的方式企图解码躯体修辞的符码，并首次通过征引张贤亮、莫言、残雪、陈染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宏观描述了新时期身体叙事的线性进程。其发表于2000年的《文学、革命与性》则揭示了文学“身体欲望”在展现自我时可能遭遇到的众多命题——政治与审美、纵欲与禁欲、公共与私人、依附与独立等；透析了肉身欲望的挣扎以及挣扎的原因，肉身叙事的可能以及可能的途径。南帆难能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将对“身体”的思考推向了更广阔的哲学和文化视阈中，并借此反观文学中身体欲望的存在样态。
与南帆从“文学到文化”的理路不同，陶东风对身体欲望的关注则从一开始便偏重于文化意味，正如他自己所说：“身体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热’这个具体的现象，来探讨身体热的复杂的社会政治与历史原因，层层解读，挖掘征候的征候。”陶东风通过《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身体叙事：前先锋、先锋、后先锋》等文章表达了对身体欲望叙事的隐忧：“个人化和消费化的身体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构社会历史宏大叙事对于身体的规约，但是又使得身体的内涵变得越来越空虚。”
2.身体权力批评。自尼采摧毁了西方意识、理性的宰制地位而将身体凸显出来以后，福柯又不无悲观地为尼采所发现的“身体”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和着力点——权力，并不遗余力地构建权力对身体规训和改造的历史谱系学，其身体—权力理论在新时期的文学身体批评中有众多的追随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葛红兵、朱崇科、刘传霞等。
葛红兵实际上最早是从“身体伦理”角度切入到新时期晚生代小说的，至其与宋耕合著的《身体政治》一书中，他还希冀构建一种奠基于身体之上的“身体伦理学”。但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葛红兵所提倡之“身体伦理”带有强烈的政治权力关怀，他甚至通过对当代文学中典型文本的研究，得出了“性是身体政治的重要内容”的结论。在葛红兵看来，当代文学中的“身体一方面受到性别政治的左右，一方面又受社会政治的规划，性别政治和社会政治构成了身体的两种驱力，这使得它常常摇摆于‘躯体’和‘身份’之间，在性别政治的驱力下，它更多地是在躯体意义上活动，它是性欲望、虐感、快感等躯体政治的虚践和实践者；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又更多地是在‘身份’意义上的活动，它是国家、民族、阶级等身份政治驱力规划、培育、训诫的结果。”文学中的身体描写，应该努力在这两者之中找到某种平衡，不应以宏大的身体身份压制躯体欲望，亦不能只简单地展现躯体欲望本身。葛红兵在《身体政治》一书中对上述理念进行了彻底贯彻，他通过对“身体—权力”历史的中西回溯，着重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中的“阶级”“饥饿”“性欲”“疾病”等现象的文化政治意味，似乎在努力建构一种福柯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身体—权力”历史系谱学。
朱崇科对文学身体叙事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较为多元的，这从他的代表性作品《身体意识形态》便可见一斑，尽管此书以“论汉语长篇（1990—）中的力比多实践及再现”为副标题，实际上所关心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力比多”的范畴，也包括“种族政治、贵族/统治阶层权力（阶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后殖民论述），强暴论述（包含同志之间），等等。”故而，朱崇科的研究看起来是以“力比多”为理论起点的，但更多探讨的是身体的政治话语与权力身份问题，且在探讨的过程中还为新时期的文学身体—权力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典型性文本。
3.身体伦理批评。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应被视为国内身体伦理批评的扛鼎之作，这本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集子”迄今为止已经是第六版了，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晚近的读者似乎已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原来还有一个副标题——现代性伦理叙事纬语，也即是将“伦理叙事”放置在“现代性”视阈中去观照身体。实际上，刘小枫在这本看似松散的“集子”中先后探讨了“身体伦理与革命”“身体伦理与启蒙”“身体伦理与现代性”，甚至于“身体伦理与后现代”，而贯穿于其中的红线便是“身体宏大叙事”与“身体个体叙事”的辩证关系。革命与启蒙下的身体并未见得不快乐，因其压力而逼仄出了各种欲望尝试的方式，而反叛现代道德的身体尽管取得了短暂的狂欢，但很快便被消费欲望等窃取了革命果实。所以，现代的文学应当从“个体偶在的喃喃叙事”出发，真正关切现代人的伤痛与欢娱，并借此尽量弥合“宏大”与“个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刘小枫的这种思考在葛红兵那里表达得更加及物和丰富。
关于文学身体伦理叙事，葛红兵提出了一个“自体”概念，企图解决“身体宏大叙事”与“身体个体叙事”之间的悖论。所谓“自体性”，指的是“坚持在道德的方面依靠自己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依靠外在的超越主体的权威，灵、魂、神、上帝只是人的身体的不同名称，是身体的部分，人从来就是有身体的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身体，由此我们可以确立人的身体作为唯一的道德承担者地位。”身体的伦理书写，应当从单纯的躯体性书写引升到自体性书写，以躯体感觉为最可靠基础延宕到“非我”、“他者”。他甚至希冀建构一种以个体“身体”为逻辑起点的纯粹伦理学，抵抗传统伦理学以神意、圣意或者权力对个体自体的遗忘，“坚持身体的人作为唯一道德主体的地位，坚信善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性存在之中”。这样的伦理表述是否准确我们暂且不论，但就其伦理追求来讲确实包含不少合理内容，尤其是为新时期身体书写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伦理支撑。
如果说刘小枫、葛红兵对待文学身体伦理叙事的批评比较宏观的话，谢有顺关于此问题的思考则相对微观。他细致地发现文学中的身体不是被政治所规训，便是被伦理所宰制，最终又被文化所阉割。文学表达从蔑视身体到身体觉醒用时极短，很快便滑落到消费欲望的肉身崇拜。“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所以，“肉身必须拉住灵魂的衣角，才能完成文学性的诗学转换。”换句话说，“生理性的身体必须和语言性的身体、精神性的身体统一在一起，身体的伦理才会是健全的。”
4.身体性别批评。新时期文学身体性别批评其实应该算是文学身体权力批评谱系的一部分，但因身体性别批评在中国新时期主要是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导引，因此有必要做一专门的论述。相较于新时期其他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步较早、影响最大、研究最广，其研究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朱虹、张京媛、王逢振、林树明、戴锦华、李银河、罗岗、乔以钢等等。总括而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经历了“女权—女性—女人”三个大的阶段，而深层次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从以“女性权利”确认身份（1980中期—1990中期），到以“女性身体”确认身份（1990中期—新世纪），再到单纯地展现“女性身体”（2000年以后）。所以，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掀起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高潮，但真正将“性别意识”和“身体”联系起来进行批评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迅速升温，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
关于身体性别写作（主要是女性性别写作），批评界所持态度比较多元，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一方面，很多批评家肯定了“身体”作为女性争取身份确认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其在性别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担心“身体”会被过度利用，造成不可弥补的男女文化对抗鸿沟；同时，还在隐忧“身体”会被消费文化过度消费，重新滑向“被看”的境地。在时间维度上，2000年是身体性别批评的分水岭：“‘女性身体’在文学批评中的印象从20世纪90年代反抗男权文化的重要力量逐渐演变为消费文化‘暴露隐私、精神空虚’的代名词，日益不见容于文学的道德评判。”应该说，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中，身体性别批评是争议最多、讨论最广，也是最为复杂的向度。
5.身体消费批评。以“消费”作为身体批评一个重要理论向度，在新时期有以下三种契机：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商品经济的极大丰富，逐渐形成了消费文化语境。其次，伴随社会转型，文学身体叙事出现了以“色情”“暴力”“炫富”“装饰”等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个人化书写”“私密书写”。再有新世纪前后鲍德里亚等人“消费理论”的译介。实际上，借重于西方译界而来的“消费理论”，上文所述的各种身体批评向度的主要代表人物均看到了“消费”对新世纪身体叙事的巨大影响，包括南帆、葛红兵、陶东风、林树明等人，其中陶东风在身体消费批评方面用力最勤。正如上文所讲，陶东风对身体问题的关注从一开始便聚焦到了消费文化语境，他不仅细致分析了消费文化语境中身体研究、身体叙事兴起的原因，而且详细展现了“身体”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种种变化，他还邀约国内知名学者共同探讨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之间的关系。
同时，因为文学身体消费批评兴起的契机之一是新世纪前后“身体写作”现象的出现，所以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也参与了这个向度的讨论。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认为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有再度“物化”“商品化”“浅薄化”的危险，也有少部分批评家认为“恰好是女性在消费文化中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代特征。女性的身体/生命活动正成为一种更具主体性的审美活动。”究竟如何看待女性身体叙事在消费语境的产生的文学及文化效应，似乎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综上所论，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呈现出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态势，“身体”已然成了继“革命”“启蒙”之后的又一重要文学研究话语。不过，“身体”的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走向彻底的自由，新时期文学身体还要面对“欲望”的诱惑、“权力”的规约、“伦理”的考验、“消费”的洗礼、“历史”的检视。然而，或许正是上述重重的障碍，遮蔽了一些本该首要澄清的文学身体批评的核心问题，导致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二、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的理论反思
任何范式的文学批评均端赖于文学文本的存在，批评源于文本又不囿于文本，批评与文本不能脱节，但新时期的文学身体批评与身体叙写文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衍生了下列问题。1.外在多于内在。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将身体划分为“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两大类。所谓“生理身体”是指基建于肉体之上的生物学、医学层面的“为我”的身体；所谓“交往身体”则是指基建于文化符号之中的社会的、历史的“化我”的身体。照此划分，我们亦可以大致将文学身体批评划分为“文学身体内部批评”与“文学身体外部批评”。所谓“文学身体内部批评”主是指对文学中身体叙写的肉身主体之感知、情欲、思绪等内容的探究；所谓“文学身体外部批评”主要是指对文学中身体叙写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等内容的外部考察。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身体批评发展来看，“权力”“性别”“消费”“伦理”均应属于“文学身体外部批评”，亦即是，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对文学身体叙写现象的把握还多半停留在“身体本身”之外，对于文学身体叙写中那些细腻的肉体本身的感觉、知觉、情欲、思绪、疾病、想象等则挖掘较少。
西方的“身体”理论其实也一直更多关心的是“身体的外部”，不论是福柯“权力”的身体，还是马克思“劳动”的身体，抑或是鲍德里亚“消费”的身体，都是在思考“身体”如何被文化、被政治、被消费所异化的外部问题，鲜有深入“身体”本身的思考。不过，梅洛·庞蒂终于发现了这种问题，他通过身体现象学的大量研究断定，“身体”（或曰肉身）是人类外向观察的起点，是人对世界感知的起点，正是身体的视觉、触觉、味觉以及其他知觉，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意向性。正是梅洛·庞蒂的研究，将淹没于社会历史轰鸣之中的身体拉回到了“身体”本身。但或许是其研究太过晦涩难懂，新时期文学批评家鲜能接受其理论，葛红兵的一段论述倒似是对其思想的回响：“‘自体’是因果和历史本身得以实现的依据，因果的因果，历史的历史——‘自体’通过来到世界使世界成为世界，一切‘世界’只有在自体的参与中才成其为世界，自体赋予世界意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身体具有为世界奠基的价值论基础。”如此看来，文学身体批评的起点似乎应当返回到“身体内部”，扎根基本的身体问题。
2.肉身多于整身。如果说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完全没有关注到“身体内在感性”恐怕也不客观，像上文所提到的程文超对身体“欲望”叙事的探究、南帆等人对新时期文学所出现的“性”描写的研究，均应属于“文学身体内部批评”。但问题的关键是，新时期的文学身体内部批评似乎只停留在了“肉身欲望”的层面，而“为我”性质的肉身构成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国内有的学者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是欲望的、工具的和智慧的三种话语的游戏活动。”可见，身体的构成层面远不止是欲望诉求那么简单，它还有身体器官、身体感知、身体疾病，甚至于身体理智等多重层面。照此理路，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对“身体内部”的批评还远远不够。就以莫言为例，尽管在毕飞宇看来：“莫言的小说是真正的和发挥到极致的‘身体写作’，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身体的解放’是从莫言开始的——‘不仅是写身体，而且是用身体去写’。”或许，莫言作品伟大的秘诀部分在于对这种身体综合审美感知的复魅。
另外，“身体”进入文学视阈需经过想象与审美的桥梁，而身体的审美化大致可以划分为“感觉的身体”“被感觉的身体”“作为感性活动的身体”三个层面。可见，能够进入文学身体批评的“身体”样态是十分丰富的，并不独以“肉身欲望”为要。诚然，正如现代身体哲学所发现的那样，身体并不截然区分为外部与内部，就连“身体内部”的种种样态也必然会被社会历史进行话语重构。文学的身体批评也应从文学中所描述的原初生命本能、原发生存感知、原本生活渴求为基本起点，进而探究文学“身体”的多重话语维度。
3.批判多于建构。国内学者杨守森将文学批评的境界概括为四个层面——复述归纳、体悟阐释、分析评判、提升创造，并认为最高境界的文学批评应是“提升创造式批评”。所谓“提升创造式批评”是指“批评家已不再是从既有的理论观念出发，关注的重心，也已不再仅仅是作家作品本身，而是注重于提升某些理念与规则，或于作品中发现某些隐含的新的理论思想，因此，这样的批评成果，也已不再仅具文学批评意义，而是具有了文艺思想乃至文化思想的开拓意义。”这也即是说，不论何样的文学批评应当有一种“从现象到规律”、“从文本解读到理论总结”的理论自觉。
然而，新时期文学身体批评的实际却并非如此。正如上文所讲，“身体”都似乎成为了继“革命”“启蒙”之后的又一重大文学话语，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身体批评”范式。但新时期的文学身体批评更多仍然只是停留在文本解读、文学现象解析中，尚未有理论的反思与总结，一些重要的文学身体批评核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身体”何为？文学应当如何面对“身体”？面对何样的“身体”？文学批评又应当如何面对“身体叙写”？文学身体批评又有哪些基本对象？等等。凡此种种，恐怕要通过尝试构建“文学身体批评学”进行解决。
余论：“文学身体批评学”构建臆想
按照通行标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新的理论范式至少要有完善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方法，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规范的研究维度与理论品格。当然，批评范式的建立、学科理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探寻。所以，接下来的提法充其量算是抛砖引玉的臆想。1.原则与方法。文学身体批评应坚持自体性、审美性、整身性三大原则：所谓自体性原则即指文学身体批评要坚持从现象学身心一体的“个体体验”出发，而不先在地以神性、物性、权性等遮蔽文学身体审美的身体意向性；所谓审美性原则即指“身体”进入文学视阈需经过审美与想象的桥梁，坚持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文学性与审美性原则；所谓整身性原则即指在坚持文学身体批评自体性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文学身体书写的符号性与话语性。
“身体”本身的多形态性又决定了文学身体批评方法的多元性，比如权力的、符号的、性别的、社会的等均可以作为切入文学身体叙写的批评角度。基建于身体现象学基础上之“整身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提请文学批评者在文学身体批评过程中努力克服“身心二分”“灵肉分离”的弊病。
2.对象与任务。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将文学活动分为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四个方面，如按此划分，文学身体批评的对象和任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作品身体呈现分析、作家身体书写探究、读者身体接受概括、世界身体现象归纳，亦可概括为文学身体批评作品本质论、文学身体批评作家创作论、文学身体批评读者接受论、文学身体批评世界反映论。当然，文学身体书写尽管是新时期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但中西文学史上也并不乏有对身体的描述，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批评家们专以“身体”为基点进行文艺批评。所以，挖掘文学身体书写历史、呈现文学身体书写的嬗变，也应是文学身体批评学的重要内容。
3.维度与品格。“身体”进入文学视阈需经过想象与审美的桥梁，身体的审美化主要集中在“被感觉的身体”（容貌、形体、身份等）、“感觉的身体”（知觉感觉、身体需求等）、“作为感性活动的身体”（饮食、交往、身体表演等）三个方面，而这些便构成了文学身体批评理论的三个基本维度。
同时，因为“身体”自身的复杂性，文学身体批评应当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审美性的理论品格。“身体”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重新认知和描述，所以文学身体批评学应当紧跟文学文本的时代、文学语境的时代；“身体”本身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所以，文学身体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把握文学文本的身体实践性；同时“身体”要以审美和想象作为中介方能进入文本，文学身体批评学更应具备审美性的品格。
综上所论，“身体”话语已经是，未来很长时间里也将是世界性热点话题，它本身的复杂性、交叉性、辽阔性也决定了文学身体叙写的复杂与困难，更决定了文学身体批评的驳杂与烦冗，努力建构一种明晰的“文学身体批评学”，进而解决文学身体叙写与批评的诸多问题，尽管困难重重但却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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