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创作知名的老舍，同时也创作戏剧、戏曲、旧体诗和新诗等。其中新诗不仅散见于1921—1965年多家报纸杂志，而且在1942年出版了长诗《剑北篇》。以往对老舍的小说研究众多，对其诗歌尤其是新诗研究相对较少。搜索近年来的老舍研究综述和述评，找到9篇论文，除最早一篇宋永毅《进入多维视野的老舍——近年来老舍研究述评》提到“曾广灿的《读老舍新诗札记》等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外，中间7篇都未谈及老舍新诗研究的成果，最新一篇魏韶华、李雅坤《2006—2016年老舍研究述评》在创作及作品研究提到杨剑龙的《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这些新诗的创作情感丰富、通俗易懂，饱含着作者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戏剧与抗战文学研究再次提及杨文“就老舍新诗的倾向、形式与追求等问题展开论述，也提及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另外提及了刘东方的《老舍〈丈夫去当兵〉与抗战歌诗》。事实上，除此两篇，目前已有十几篇关于老舍新诗创作的论文。
一、相关研究文献
梳理1982—2020年研究文献，除书籍序言、专著评论和报纸文章外，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一篇硕士论文和十五篇期刊论文侧重论述老舍新诗，论及老舍80%的新诗创作。一篇序言是臧克家《老舍先生的新诗》——序《老舍新诗选》，一部专著的评论是王本朝《老舍的新诗创作》在《老舍研究》第六章第一节，一篇报纸文章是舒乙《〈剑北篇〉的足迹》，一篇硕士论文是王本朝的学生杨天雪《抗战时期老舍诗歌研究》同时论及古体诗和新诗。期刊论文中，综论全部新诗的有四篇：曾广灿《葬歌·战歌·颂歌——读老舍新诗札记》，张宇宏两篇《老舍与新诗》，王俊虎、邱跃强《泰纳实证主义批评方法论视域中的老舍新诗》；专论泉城一段诗歌创作的是袁忠岳《老舍在泉城勃发的诗情——谈老舍30年代创作的两类诗作》；专论抗战时期新诗创作的两篇：杨剑龙《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朱力《论老舍新诗的叙事性嬗变——作为抗战诗人、讽刺诗人的老舍》；撰写抗战时期长诗《剑北篇》的两篇：李庆国《抗战时期老舍创作的一个侧面——读老舍诗集〈剑北篇〉》，王栋《试论抗战史诗〈剑北篇〉》；以一首诗写一个时代一类诗的刘东方《老舍〈丈夫去当兵〉与抗战歌诗》。
专写老舍诗论两篇：谢昭新《论老舍诗学的“现代性”审美品格》，陈友康《诗以民族最美的语言表现真理——论老舍的诗歌理论》；兼论诗歌与诗论的是李启仁《老舍的诗歌主张及新诗创作》；包含戏、曲、新诗创作的是王栋《老舍抗战时期戏、曲、新诗创作述评》；专论新诗绘画美的是郑平《老舍新诗的绘画美》。
二、相关研究诗目
老舍是一位创作种类丰富的作家，创作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四大类。在分行创作方面，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还进行曲艺创作（鼓词、相声、快板、太平歌词、山东快书、单弦牌子曲、唱本唱词）。一个问题是：非曲艺的韵文作品属于不属于新诗？《打》是游击队歌，《胜利之年》是歌，《铁甲虫打日本兵》《青年突击队员》是歌曲，《保我河山》《抗战民歌》《军民联欢歌》是歌词，《松树王》《虎头帽》《拉大锯》《小燕子》《小刀子儿》是儿歌、童谣，《大家的诗》《祝贺儿童节》是快板，《大家忙歌》《出钱出力歌》是民歌，《从军乐》是小调。老舍尝试如此众多的语言形式肯定有多种原因，不过一个重要原因当是每一种形式都能恰当表达某一种内容。曾艳在《一人两面：现代新文学家的新诗、旧体诗比较》里曾论述“当时的新诗提倡的是一种‘力’的美，注重的是诗的宣传功能，诗要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唯有这样才能激励起人们的抗战情绪。新诗在当时同样属于‘以笔为枪’的一部分。”“老舍如果用新诗形式写‘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的内容，显然不合适：新诗是‘新’的，内容是‘新’的，气势上也应该是欣欣向荣的。‘哀怨’这类个人的感伤情调显然与抗战时期的新诗不相符合；”而且，旧体诗押文言韵，“新诗的韵跟口语是完全一致的”，“旧体诗有两大功能是新诗不具备的：唱和与题画”。老舍1950年在《鼓词与新诗》里则这样阐释：“最自由的新诗，因为没有比较有规律的形式，就忽略了字句的音节之美，韵律之美等等，而脱离了大众，”“新诗是要以最精炼的言语传达最好的思想与最崇高的感情，所以它不能受形式的拘束。没有形式的拘束，它才能真诚的有一句说一句，有两句说两句。”“新诗可以自由用字”，“新诗可以运用语言的自然音节”，“新诗可以完全自由的以崭新的语言写出崭新的事物”，“新诗可以按照口语的语气，自由的用虚字”，“新诗可以有韵，可以没韵。”“盼望新诗因求接近人民，因注意音节韵律，而能负起写大歌剧，诗剧与史诗的责任；即使写小诗也能高读朗诵，为人民所喜”。不过老舍本人创作的新诗几乎全部押韵，《剑北篇》更是每部分一韵到底，体现老舍的古体诗修养和对音乐性的追求。
按出版时间，老舍新诗最早结集是1934年时代图书公司“论语丛书”之一《老舍幽默诗文集》9首：《救国难歌》《恋歌》《教授》《长期抵抗》《空城计》《致富神咒》《希望》《痰迷新格》《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1936年上海万象书屋《老舍选集》收《希望》《教授》《长期抵抗》《恋歌》，1942年出版长诗《剑北篇》，198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老舍新诗选》收47首，1988年人民文学《老舍文集》第13卷新体诗收47首，2013年人民文学《老舍全集》（修订版）第13卷收新诗65首。参考郝长海、刘慧志《老舍著译年表（1899—1949）》，甘海岚《老舍年谱》和张桂兴《老舍年谱》（下），统计出老舍新诗88首，抗战前22首，抗战期38首，抗战后28首，诗篇数量最多为这三年：1939年19首，1938年10首，1941年2首加长诗《剑北篇》。
除三篇诗论外，十六篇论文论及老舍新诗篇目。按被论次数：《剑北篇》八次，《新青年》七次，《长期抵抗》《空城计》《鬼曲》和《丈夫去当兵》六次，《日本兵撤了》《音乐的生活》《国葬》《慈母》《教授》《打刀曲》《痰迷新格》《流离》《蒙古青年进行曲》五次，《微笑》《红叶》《致富神咒》《国难中的重阳（千佛山）》《雪中行军》《保我河山》《怒》四次。
在1949年前的63首新诗中，14首未被论及：《日月蚀之歌》《希望》《新画片唱词》《一九三九年元旦》《贺新年》《抗战民歌》《中国军人好》《战时儿歌》《铁甲虫打日本兵》《胜利之年》《少女舞曲》《蜀江船歌》《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离国前》。
在1949年后的26首诗中，只有四首被论及：《青年突击队员》《青春之歌》《扎兰屯的夏天》《歌唱伟大的党》，其余22首基本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综上可知，现有论文研究重点一是1949年之前，二是主题为讽刺和抗战。被详细引文论述最多的诗目是：《鬼曲》《雪中行军》《丈夫去当兵》《成渝路上》《怒》和《剑北篇》。
三、已有研究内容
1982年曾广灿《葬歌·战歌·颂歌——读老舍新诗札记》分五部分。一引述老舍诗论关于作诗先做人，诗人必须抓住时代，注意语言学习和锤炼，向古今中外学习，向民间学习，注意音乐性等内容，但雅俗共赏的理论和实践未获广泛承认；二评论诗歌探索时期的痕迹，包括新旧体并用而旧诗写得更好，新诗多种试验而没能抱定一种较稳定的形式；三讽刺大于幽默，幽默也带嘲讽；四抗战前后三阶段分别为葬歌、战歌、颂歌；五《剑北篇》是游记性质叙事长诗，形式独到。不过行行用韵又很少换韵显得呆板，也显得急迫没有喘息机会，韵脚太死损伤内容，借用旧的词汇，写景静止过细，减弱了力量和锐气。1983年臧克家《老舍先生的新诗》——序《老舍新诗选》从老舍新诗的抗战轴心、老舍的人格、多样艺术表现形式、《剑北篇》、多样内容等方面进行赞扬性评述，在结尾指出1949年后新诗在质和量方面都比抗战时期薄弱了一点，也许因为精力多用于小说戏剧，更主要的还是悲痛易好，欢愉难工。
1986年李庆国《抗战时期老舍创作的一个侧面——读老舍诗集〈剑北篇〉》写《剑北篇》的创作来历，重点引述和评论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描写，雄伟壮丽、光明希望、生机勃勃、预言成真，鼓舞和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
1986年王栋《老舍抗战时期戏、曲、新诗创作述评》分三部分。一是戏、曲创作及其渊源；二是《剑北篇》“半成品”“劳而无功”的缘由——不能自由抒写，被迫舍弃珍贵史料和独特感受；三是抗战前后思想的重大变化，自觉致力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艺术风格变为高亢悲壮昂扬，逐步成熟健康稳定。抗战时期创作虽无突破性成就，但在心灵历程、思想修养和艺术才能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988年李启仁《老舍的诗歌主张及新诗创作》分两方面。一是老舍的诗歌主张四点：诗是诗人人格的表现，诗是创造的，主张诗的律动说，诗歌语言精美富表现力；二是老舍新诗鸟瞰三点：爱国诗人的心声，幽默与讽刺，《剑北篇》的风采为新诗中的杰作。
1990年王栋《试论抗战史诗〈剑北篇〉》分两方面。一是其深挖其创作目的，不是“有诗为证”的游记而是严肃神圣崇高的使命，不是“怕落个没有恒心毅力”而是不懈写了一年之久，不是描绘旅游名胜而是抒怀依托，明知其难而不改初衷，目的是创作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的史诗；二是如何评价，老舍自述毛病有三，“写景多于写事”因年代、见闻、形式、环境所限影响思想内蕴，“未能完全通俗”是作者苛求而过分迁就口语损害诗意，“韵用得太多”是致命伤，句句押韵又一韵到底极不明智。但即使缺陷明显，仍不失为杰出诗作。
1996年郑平《老舍新诗的绘画美》从三点描绘老舍新诗的绘画美：一是通过画面创造民族斗争前列的英雄和各色各式的人物的觉醒，二是真实描绘战争年代或国难声中的社会风景画，三是描绘英雄人物和河山的壮观。单纯又丰富，片面又完整的画面自成一家。
1997年张宇宏基本相同的两文《老舍与新诗》分三部分。一是新诗凝聚老舍的心血，人生哲学，人格，重友情、讲义气、谦逊坦诚、大公无私的品质。二是题材广阔，揭露黑暗、表现抗战、自然风光、人生理解、追求光明、歌颂新事，还有自由体、半格律体、格律体、民歌、歌谣体散文诗等多样艺术形式。三是提出诗歌理论主张，包括先做好人、最要紧的是诗的本质要有崇高的、前进的、阐明真理的思想，要有高伟深厚丰富的感情，要有本领用最美妙最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关于诗的形式，要随时变动，适合内容，改变自由；一丝不苟；继承借鉴大胆创新；研究西洋诗；形式技巧语言都须大胆创造；试一试民歌山歌。
1998年袁忠岳《老舍在泉城勃发的诗情——谈老舍30年代创作的两类诗作》专门评论老舍在济南写作的两类新诗：幽默写实风格不同于政治抒情诗和其他现实主义诗歌；浪漫抒情风格不同于吟唱一己悲欢的感伤主义诗歌。文章分析多首实例，尤其是《鬼曲》的未完成。更惋惜老舍未能延续幽默的写实和浪漫的哲思继续走下去并生发出更多的表现手法。
2005年谢昭新《论老舍诗学的“现代性”审美品格》指出老舍在中外文论、诗论的融合中，创造了“心灵表现”的诗学观；又从形式出发确立了“诗是创造的表现”的诗学观，“诗是学陆放翁和吴梅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报国雪耻情怀。同时讲究意境美和音乐美，尤其是《剑北篇》讲究韵律和形式之美。老舍的诗论和诗作始终“表现心灵”，重灵感、情感与想象、创造，讲究音乐美，诗学观是在浪漫与古典之间选择、创造了情感美与艺术美。
2005年朱力《论老舍新诗的叙事性嬗变——作为抗战诗人、讽刺诗人的老舍》分三部分。一老舍新诗分前后两期，前期是重叙事的幽默、含蓄、有力的“舍予式”，后期是重抒情的爽直、明快、轻扬的“老舍式”；二叙事也是一种“舍予式”抒情，《剑北篇》是叙事性抵达极致的标志；三短悍有力的“老舍式”抒情成为现实的需要，但是主题愈来愈鲜明硬朗，艺术表现愈来愈单薄浅显。这是老舍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2010年陈友康《诗以民族最美的语言表现真理——论老舍的诗歌理论》分三部分：一是诗要解释生命与自然，给宇宙增添新生命。包含诗是生命与自然的解释者，诗表现人类最高真理，诗用民族最美的语言，老舍彰显了诗歌的精神品质。二是诗人必求阐明真理至善，揭示美丽幸福。要有崇高的人格，有特立独行的气质，老舍揭示了真正诗人的基本构成元素。三是新诗与旧诗要求同存异，彼此竞赛。包括判断诗的好坏要超越语言之争，新诗和旧诗写作要存异求同，新诗和旧诗要相互竞争，老舍对此充满睿智和勇气。七篇诗论文字深刻揭示诗歌根本，体现其敏锐的感悟能力和超群的思想睿智。
2012年刘东方《老舍〈丈夫去当兵〉与抗战歌诗》从老舍借鉴大鼓词创作重新认识抗战诗歌并引申能配乐演唱的“抗战歌诗”。分三部分：一是从听觉艺术出发写作，表现责任、担当和悲壮，具有木兰辞般悲壮雄美的诗风和朗朗上口的经典音律，于通俗中见识深刻，于平易中感受震撼；二是具有明显的诗歌美学特质：语言凝练、排列匀称、讲究音韵、旋律优美、节奏鲜明，浅白通顺、清楚明白还有深刻之美；三是适合听觉和快速传播的朗诵诗。抗战歌诗对抗战诗歌起了重要的补充和提升作用，“诗性”与“歌性”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2012年舒乙《〈剑北篇〉的足迹》详细介绍老舍本人和诗篇的足迹，提出《剑北篇》创下了几个新诗的第一：一韵到底、借用历史和典故最多、涉及城镇地名数量最多、描写祖国大地景色最细最美、句句都紧扣现实因而主题最鲜明。
2013年王本朝《老舍的新诗创作》从两方面评论老舍的新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是极力批评、抨击和讽刺黑暗丑恶的现实，二是用生动鲜明的语言表达其人生哲学，对人生价值的理解，重友情、讲义气、谦逊坦诚、大公无私的品质和爱国报国的热情，三是沸腾爱国抗战热情的战歌，四是爱祖国人民颂扬新生活赞美新社会的诗；在艺术特色上，一是善用夸张、反讽等手法表现“讽刺的幽默”的风格，二是喜欢用口语入诗，形式活泼自由。
2014年杨剑龙《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写三方面。一是诗人的怒火，民族的抗战。号召人民奋起抗日保家卫国；描绘民众奔赴前线战士英勇杀敌，揭露讽刺消极抗战借机发财。二是去慰问抗敌的兵将。《剑北篇》展现出全民抗战所见所闻：民众与战士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壮观景象，日寇对中华国土的蹂躏摧残，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民众奋起，抗日志士奔赴前线殊死抗战，老舍对抗日战士的慰问，成为抗战历史的鲜明生动的记录和写照。三是艺术在血中找到它的正道。老舍指出有思想、有感情是诗歌的本质，诗歌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强调诗歌形式的变动，表现内容的形式，改变形式的自由，创作呈现丰富性和形式上的尝试与探索；主张俗化的风格，不仅形式通俗，更在于用事、用语的通俗化；《剑北篇》成为描写根据地生活不可多得的作品。不足是在俗化的追求中缺少隽永深邃诗意的缺憾，新诗显然是老舍的弱项。
2014年杨天雪《抗战时期老舍诗歌研究》的硕士论文，考察1937—1949年老舍的诗歌创作，深度挖掘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情感态度和精神思想，诗歌创作在整个老舍研究以及现代新诗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论题一是将老舍的诗歌创作纳入整个老舍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体系，完善老舍研究体系，弥补老舍研究空缺，具有文学史意义；二是突破仅从抗战前线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大后方“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将研究拓展到日常生活和文学体验美学的理论高度，老舍整个文学创作实为一部中国现代日常生活史，诗歌文体体现作家日常生活的典型，日常生活与诗歌创作之间也是一种双向互动；三是抗战爆发是老舍尝试各种文体写作的契机，对比其诗歌与曲艺及其杂文之间的文体互渗，深度挖掘老舍贯穿其创作始终的内在品格，开掘其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丰富性。论文突出特点是同时涵盖老舍新诗和旧诗创作。
2017年王俊虎、邱跃强的《泰纳实证主义批评方法论视域中的老舍新诗》分四部分。一是种族与老舍的新诗，从中华民族到集体家族到个人种族；二是环境与老舍的新诗，从地理自然环境到社会环境到国家政策和文艺政策；三是时代与老舍的新诗，从全民族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崭新时代；四是结语，种族、环境、时代影响着老舍的新诗创作，了解其创作的缘由、风貌、目的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老舍的作品和时代意义。老舍的新诗是结合环境、时代去探索的新的领域的诗坛新的风景。
四、简要评价综述
上述十九篇（实为十八篇）文章论及老舍80%的新诗创作。在内容上，有的综论全部新诗，有的论述泉城一段或抗战时期新诗创作，有的专写老舍诗论，有的同时论及诗歌与诗论，有的兼顾古体诗和新诗，有的包含戏、曲、新诗创作，有的专论新诗的绘画美。在论述方式上，有的侧重时代环境分析，有的专注文本分析，有的结合生平经历，有的使用其他批评方法如泰纳实证主义，还有的以老舍一首诗为例延展至评论同时代同类型诗歌。可以说呈现了老舍新诗研究的方方面面，取得了相当的研究实绩。尤其是最近七篇相关论文说明对老舍新诗的研究更加重视，同时也开辟了新的视角。不过，三十九年仅有十九篇老舍新诗研究论文确实为数过少，已有研究对其创作的近90首新诗包括两部长篇《鬼曲》《成渝路上》和一部三千多行巨制《剑北篇》来说仍显不足，至少有几点尚待开拓：一是对老舍散落新诗的挖掘仍有可能，尤其是抗战时期资料保存不完善，一定还有尚未被发现的新诗作品；二是在内容评论方面，已有研究对老舍新诗的内容论述丰富，其爱国爱人民、反对黑暗落后、讴歌抗战勇士，寄望一代青年等，但对其较长的《成渝路上》仅有两篇论述尚待挖掘；对《鬼曲》的论述较多但雷同，尚需深入，对《剑北篇》的论述也需继续拓展；三是在艺术评论方面，已有研究对老舍新诗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夸张讽刺、幽默写实、浪漫抒情、语言精美等方面，而对老舍作为文体全能作家，何时何地为何运用新诗这种形式来进行表达，从文类学的角度论述尚不充分。
寄望于不久的将来，随着文献数字化的进一步完善，我们能发现更丰富的老舍新诗作品，并在其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细致和高屋建瓴的研究，让老舍新诗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加入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到 ‘民族人类话语’的建构……面向世界和未来，进行不断的探索、创新、发展，以期在世界学术话语的对话中，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中国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
附：老舍新诗诗目（1921—1979）——1921年《海外新声》；1931年《日本撤兵了》《日月蚀之歌》；1932年《音乐的生活》《国葬》《微笑》《红叶》《恋歌》《救国难歌》；1933年《慈母》《教授》《长期抵抗》《空城计》《致富神咒》《谜》《打刀曲》《希望》《痰迷新格》《青年》；1934《国难中的重阳（千佛山）》《鬼曲》；1935年《礼物》；1938年《一二八》《雪中行军》《为小朋友们作歌》《丈夫去当兵》《流离》《新画片唱词》《新青年》《保民杀寇》《保我河山》《抗战民歌二首（大家忙歌、出钱出力歌）》；1939年《一九三九年元旦》《贺新年（散文诗）》《为和平而战》《军民联欢歌》《爱护难民歌》《从军乐（小调）》《成渝路上》《二期抗战》《怒》《壁报诗》《她记得！》《童谣二则》《打（游击队歌）》《好消息》《歌声（散文诗）》《抗战民歌》《战》《抗战诗歌》《中国军人好》；1940年《蒙古青年进行曲》《新恋歌》《颂洛阳》《战时儿歌（五首）》《铁甲虫打日本兵》；1941年《元旦铭》《胜利之年（歌二首）》；1942年《剑北篇》；1944《轻舞曲》《石林》；1946年《蜀江船歌》《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离国前》；1950年《清明》；1951年《十月革命颂赞》；1955年《青年突击队员》《山高挡不住太阳》；1956年《贺新年》《作个先进工作者》；1958年《大家的诗（快板）》《祝贺儿童节（快板）》《听王少堂老人评讲〈武松打虎〉有感》《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欢迎曲》《衷心的祝贺》《欢迎金日成首相》《百万民歌内蒙来》《心热冬天花也开》；1959年《祝贺北京解放10年》《巨笔“二人抬”》《春暖花开》《英雄赞》《满堂红歌》；1960年《新春之歌》《总统开嗙》；1961年《札兰屯的夏天》；1963《歌唱伟大的党》；1965年《向第二届全运会献歌诗》；1979年发表组诗《向毛主席唱出我们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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