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 党文静

　　《虹》是茅盾东渡日本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29年的4月至7月，但仅第一至第三章发表于1929年《小说月报》第20卷第6号、第7号上后便被叫停。对此，文氓在《国内文坛小消息》中这样解释道：“因谓市党部，因世界书局出版《诗与散文》杂志，里面有茅盾底‘散文，’说茅盾即某某底化名某某为共产党徒，所以茅盾底文章不无宣传共党嫌疑，即一面审查该杂志；一面通令各报及各杂志，说在审查期内，不准登载该杂志底广告。商务印书馆也接一纸命令，发了‘虫极，’便停止发行三部作及停止登载《虹》了。”1930年3月，开明书店出版《虹》的单行本，这是《虹》的初版本。至1952年7月，开明书店共印行24版，计36 500册。之后，因出版《茅盾文集》的需要，茅盾将《虹》校订后收入195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二卷）。这是《虹》的修改本。本文将对《虹》的版次、印数及修改情况做一梳理，以期读者对此有具体的认识。

一、《虹》的版次与印数

据我们统计，《虹》在开明书店一共印行了24版，之后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开明版的版次依次如下：1930年3月，初版；6月，再版；1931年1月，三版；10月，四版；1932年8月，五版；1933年5月，六版；1935年11月，七版；1939年2月，八版；1939年6月，九版；1940年3月，十版；1941年3月，十一版；1943年4月，成都开明书店一版；4月，十三版；1944年6月，内三版；1946年3月，十五版；1946年12月，十六版；1947年8月，十七版；1948年3月，十八版；9月，十九版；1949年1月，二十版；4月，二十一版；1951年5月，二十二版，26 001～31 000册；1952年1月，二十三版，31 001～34 000册；1952年7月，二十四版，34 001～36 500册。之后《虹》未再出版单行本。直至1981年7月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依修订版刊行出版《虹》，即：1981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1～79 500册。198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依修订版刊行《虹》。具体版次如下：1983年1月，北京第1版，湖北第1次印刷，000001～130 000册；1994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00001～11 800册；1998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11 801～16 800册；2000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16 801～21 800册。之后，漓江出版社于1995年9月印行第1版，1996年10月第2次印刷，00001～11 800册。这便是《虹》的版次、印数截至2020年的基本情况。

二、《虹》的修改对照表②特别说明：限于篇幅，本修改对照表只列《虹》第一、二章，第三至第十章略。全书详表参见：陈思广、党文静：《茅盾长篇小说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现将1930年3月开明版《虹》初版本与195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茅盾文集》（第二卷）中《虹》的修改本以一个句节为一个单位，做详细的修改比照并列表如下：

　　

　　《虹》的修改对照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三、《虹》的修改分析

根据我们对《虹》的修改全面分析可知，《虹》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两类：一是主要围绕文学的审美性所做的艺术性修改，占总修改的95.9%；二是围绕语言的大众化所做的文辞性修改，占总修改的4.1%。

（一）审美艺术性的修改

茅盾长篇小说审美艺术性的修改主要指标点符号的改动和字词句的修改等。

　　（1）标点符号的修改。《虹》中标点符号的修改主要有三类：一是改动。如：“娘老子也管不了，你，你打算怎样！”改“娘老子也管不了，你，你打算怎样？”该句前的内容是“照片，是两个土娼；嫖，赌，是我的消遣，”此处是梅女士发现丈夫柳遇春嫖娼的罪证，遂与其发生口角时柳进行的“理直气壮”地反驳。“！”改“？”强调柳对嫖娼一事拒不认错，以质问的口吻强调梅女士无权过问此事。他并不以嫖娼为耻，娘老子来了也不能管他。“？”的使用更符合柳遇春这一市侩商人的鄙俗、无耻形象。又如：“所以要喝令轿夫快走罢？”改为“所以要喝令轿夫快走罢！”“？”修改为“！”柳遇春因先梅女士一步看清坐轿之人正是韦玉，很怕二人相遇，故喝令轿夫赶快走，问号显然无法传递出人物的急不可耐，改为感叹号更能表达出柳遇春的急迫、担忧之感。再如：“把灰色的腻烦的事推给别人去干：”改为“把灰色的腻烦的事推给别人去干。”将“：”改“。”是合适正确的。因此句后并无“干”的具体内容或相关解释说明性的文字，该句后接的是“这样的感想也在梅女士意识中浮出来”，表明这一感念是梅女士近来对黄因明隐秘活动却不告知她具体细节所产生的对黄的动机的怀疑与猜忌。二是添加。如：“离开已经快要五个月只在今晚上的寒风里，”改“离开已经快要五个月，只在今晚上的寒风里，”在“五个月”后加“，”是逗号的正确用法，强调梅女士离家之久，表现她“出走”之决心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做好了与旧日生活来一长久对抗的。又如：“南京路浙江路口是目的地。”改“南京路、浙江路口是目的地。加“、”符合顿号的使用规范，避免了在文本理解上的歧义。三是规范使用。如：“又杂乱地夸耀自己办过多少‘大事。’”改为“又杂乱地夸耀自己办过多少‘大事’。”“因此，‘卫生新论，’‘棒球新法，’”改为“因此，‘卫生新论’，‘棒球新法’，”将句号、逗号移至引号外更合乎使用规范。“迟疑地说？”改“迟疑地说：”此处“说”后跟“：”才是正确的用法。毫无疑问，茅盾对《虹》的标点符号的改动既有助于提升文本的审美艺术性，也有助于加强语言的规范化。

　　（2）字词句的删改。这也分为两类。一是用词的精确化，如：“一丛翠绿的柏树略斜地亘布在半山，像一根腰带”改为“一丛翠绿的柏树略斜地亘布在半山，像一根壁带”。“壁带”，指壁中横木露出的部分，形状像带，所以称作壁带，这当然比初版“腰带”一词在表达上更具有文学的美感。又如：“她的理智与情热的矛盾，是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改成：“她的理智与情欲的矛盾，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情热”，指感情深厚、热烈。“情欲”，指男女情爱之欲（见《国语辞典》2957页），偏重生理层面。在这里使用“情欲”更加贴合梅女士内心的矛盾。理智上她想要摆脱丈夫“柳条笼”的种种束缚，但肉体欲望又使她无所逃遁。再如：“然而她也不是毫无焦扰。”改成：“然而她也不是毫无焦灼。”此处梅女士因得惠师长的青睐夜夜笙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放浪的行为方式给她遭来许多流言蜚语，她感觉自己处在圆锥形的尖顶，内心是焦虑不安的。“焦扰”有焦虑、打扰之意，用在这里有歧义，“焦灼”指心中焦急（见《国语辞典》2563页），故“焦灼”更贴切。其他如：“到底命令是神圣的！”改为：“到底纪律是神圣的！”“命令”，是上级对下级的号令，具有强制性、服从性。“纪律”，则是为维护集体利益而必须遵守的法度、秩序，所以是神圣的；“很像是些浪漫的图案。”改为：“很像是古拙的图案。”该句前有“斑驳的弱光落在暗黄色的板壁上”，这里选用“古拙”一词更符合所描写的情境。灯光是斑驳的、柔弱的，板壁是暗黄的，古旧氛围之下的图案应带有质朴典雅的“古拙”之感。“浪漫”是指富有诗意，用在此处显然和语境不符。二是词语的规范化。1955年汉语规范化会议的召开与讨论推动了语言、文字使用的标准化、规范化。对此，《虹》中类似语词的改动很能体现这一原则。如：“力疾声嘶”改“力竭声嘶”；“跑逃”改“逃跑”；“坌集着”改“纷纷地”；“交臂失之”改“失之交臂”；“忙匆”改“匆忙”；“心相印”改“心心相印”；“情热”改“热情”；“不可免避”改“不可避免”；“狗肉朋友”改“酒肉朋友”；“歇斯底列”改“歇斯底里”；“运命”改“命运”；“伺窥”改“窥伺”；“声嘶力疾”改“声嘶力竭”；“躇踌”改“踌躇”；“挣气”改“争气”；“暗弄”改“暗巷”；“改朝换国”改“改朝换代”，等等。此类修改顺应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时代大潮，为现代汉语的使用树立了典范。

（二）大众化的修改

文学艺术的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战时动员的时代诉求密切相关。1938年2月14日，为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茅盾在汉口量才图书馆的讲演中表示：“在这抗战期间，我们要使我们的作品大众化，就必须从文字的不欧化以及表现方式的通俗化。我们为了抗战的利益，应该把大众能不能接受作为第一义，而把艺术形式之是否‘高雅’作为第二义。我们应当不怕自己的作品形式的通俗化！我们所应当引以为戒的，是太‘高雅’了，只有少数知识份子能读，能懂。”这是文艺界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应时代所做出的积极呼应。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谈及 “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问题时也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而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是以政策、纲领的形式将文学艺术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普及与提高等议题往纵深推进。如：“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言语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受《讲话》的感召与启发，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由“亭子间”转向“民间”，深入大后方、了解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学习工农兵大众的语言，力图弥合知识分子群体与人民大众在文化水平上的差异性、异质性和不平衡性，为创作出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读得懂的文学作品而刻苦钻研与实践。1949年以后的文学作品中，题材上主要选取工农兵，作家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工农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是文学作品中歌颂的主旋律。他们由过去愚昧麻木、急需被唤醒的落后群体转变为英勇无畏、信仰坚定、实现抗战建国伟大理想的先进群体。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背后体现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变化。正因如此，1953年9月，茅盾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了题为《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提到：“‘语汇’贫乏，句法缺少变化，就会使得作品呆板枯燥，没有吸引力。反之，堆砌浮词，无原则地造作古怪的句法，就会使得作品拖沓、芜杂、生硬，使人不能卒读。”还就如何丰富我们的“语汇”时援引了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原话：“毛主席早已指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当然，“我们要丰富我们的‘语汇’，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我们祖国语文的纯洁。”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语言层面自然就是指文学词语的大众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融入他们的话语系统。文学作品的语言须是老百姓能懂的、好理解的。在具体实践层面上要求作家避免“文绉绉”的行文风格、尽量不使用太过复杂的句式结构，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词语替换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词语，保持文本的流畅与连贯。除了理论上予以积极支持外，茅盾还在评判具体作品技巧时对大众化的作品予以积极倡导。如评价《关于〈吕梁英雄传〉》时他说，“书中对白的纯方言”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作者是顾到当地广大读者的水准，故文字力求简易通俗”。他称赞《李有才板话》是“大众化的作品”，“书中人物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口语，人物的动作也是农民型的”，“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简洁、有力、而多风趣”。他称赞赵树理的另一部作品《李家庄的变迁》“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很值得称道的成功。”而赵树理作品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是生活在人民中，工作在人民中，而且是向人民学习，善于吸收人民的生动素朴而富于形象化的语言之精华”。1949年10月以后，《讲话》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尤其是对文学艺术领域内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文艺界的高层领导，茅盾在践行文艺政策、提倡文艺的大众化上更是义不容辞。《虹》中的改动即是如此。如：“他嘴角边的肌肉也起了拘痉。”改为：“他嘴角边的肌肉也起了抽搐。”“拘痉”，指筋肉上的抽搐、痉挛，原句中已经有了肌肉，为避免语义重复，改为“抽搐”更合乎词语规范。更重要的是，“拘痉”一词读起来显得有些拗口，“抽搐”则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又如：“这才仓皇离开四川完成了今天的素志！”改为：“这才仓皇离开四川完成了多年的宿愿！”此处“今天”改“多年”更能凸显梅女士愿望的不易达成。素志，表示向来怀有的志愿。宿愿，指平日的心愿。“多年的宿愿”在语义搭配上更合适。另外“素志”属于较为“古旧”的用法，随着语言自身的“进化”与发展，被其他更为通行化的词语所代替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一些颜色词的改动也表明了这种大众化的倾向。如：“她看着绀紫的江水，”改为：“她看着紫色的江水，”；“将这一带的山峦都染成了绛赤。”改为：“将这一带的山峦都染成了橙色。”“现在苍黄的冥色已经偷进了这间小屋。”改“现在苍黄的暮色已经偷进了这间小屋。”不过，这类改动或许并不算成功，初版的“绀紫的江水”表明水是蓝紫色，比“紫色的江水”在颜色上要丰富许多。“绛赤的山峦”是火红色的，比橙色在程度上要浓重一些。“冥色”，指浅黑色，也比黄昏的“暮色”在色度上更强一点。原来的词汇较为典雅、别致，修改后的词汇虽符合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需求，却失去了文学之美，有损原作的审美艺术性，较为可惜。

结 语

通过对《虹》版本流变、版次关系、印刷册数和修改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虹》自1930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至今，主要有两个版系：一是1930年3月至1952年7月的开明书店版系，二是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系。开明版《虹》一共印行了24版，人文版《虹》连续印刷4次，其余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版1印、漓江出版社1版2印。《虹》的总印数为308 200册，总共改动556处。《虹》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为提升作品文学审美性所做的艺术性修改和为使语言的大众化所做的文辞性修改。其中，文学审美性修改占总修改比重的95.9%，语言大众化修改占总修改比重的4.1%。文学审美性修改自有作家个人的艺术考量，有得有失；语言大众化修改虽受时代、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改动后有损原作的文学之美，故失大于得，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