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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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再发现：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

　　赵丽辉

　　【摘 要】黑格尔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道德哲学问题重新回到古典的自然法传统中去，让其由独立出来的领域重新嵌入到人类共同体的整体之中。他让个人决策、个人的动机与热情及其相互关系内嵌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总体背景中，并从中对它们进行新的考察和构建。

　　【关键词】康德 黑格尔 道德哲学 社会

一、前言

现代道德哲学经历启蒙之后认为外在于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构成对人之自由的某种奴役，所以它试图建立一种摆脱政治、社会和经济内容，而单纯以个体的自治或自由为判准的新哲学——康德就是18到19世纪德国乃至世界上建立这种新哲学的最杰出的思想者。但随后的黑格尔立即意识到，康德德道德哲学使得对社会结构的批判性反思具有了免疫力——道德哲学开始将实践行动还原为关于道德原则的客观性、普遍性的效验问题，以及关于这些原则运用于孤立的个别事件的适当性问题。

二、康德的“绝对命令”与“自治个体”及其问题

随着康德让个体自治成为一种哲学的道德判准，个体作为生活于一社会真空和一绝对自由世界（绝对命令）中的纯粹抽象的自我意识，会试图将他或她自己的实践理性强加于他者头上。这样的个体会否认字我和他者、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区别从而凌驾于世界之上，这将导致一种“对摧毁的迷狂——摧毁潜在的整个社会秩序”。[1]另外康德的绝对命令必须假定某种关于现实存在的本质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它宣称自身是一种纯粹义务的状态从而摆脱开现实。人要在世界中行动，意识必须成为现实的；但康德道德观点的本质要求一种对所哟现实的纯粹抽象。由此，道德行动瓦解了道德真实可能性；这构成了康德式矛盾的根本所在，黑格尔把康德的“绝对命令”哲学称之为一种“道德错位”的哲学。[2]

　　纯粹理性的假设伴随着其所建筑起来“自治王国”，带来了一系列认识论上的矛盾——在道德和道德的对象，义务和真实的道德行为世界之间出现了一条没有桥梁的鸿沟或一种毫不相干。并且从现实看，随着政治上、文化上和道德上的个人主义的出现，现代型发展的真实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社会真空，而这一真空从另一个角度看无非是进一步加大了的文化与道德、道德与自然之间的裂隙的表现。正是这种裂隙构成了我们现代性的危机。

　　在这一危机中，偶然性、功利主义倾向、外在的社会原因、自然必然性和无意识的后果在不断污染着现实世界——它们妨碍着几乎所有纯粹理性之独立道德规范的应用。道德准则和规律的选择如果受到这些外在境遇的影响，个体的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选择就会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不再能按照纯粹的、先天的理性的命令来行动。[3]由此，在个人自由的追求与纯粹理性的运用之间出现了一个不能被克服的张力。正如法国大革命那样，它把道德的社会起源错误地安置在纯粹个人头上，结果让大革命过程中的混乱和恐怖瓦解了社会的道德联系。康德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克服启蒙的异化和主体在普遍文化价值中的疏理，康德式道德试图去重新统一特殊和普遍、道德主体性遇道德客体性，他试图通过综合现代集中关注的个人道德选择与古典自然法传统中的普遍法则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康德认定解决的方案蕴含在纯粹理性当中时，他也就选择了把其要维护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尊严和道德自治放到一个摆脱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个体自由真空”中。

三、黑格尔应对康德问题的方法与路径：“社会”的发现和回归

黑格尔拒斥了康德道德哲学空洞的形式主义、个体主义和理性。他意识到，康德道德哲学的发展从未真正实现甚至都没有考虑让个体从其预设的自治道德领域中走出来进入到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中这样的问题。为了在这样一种知识语境下克服康德道德哲学内部的张力，黑格尔和他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诗人和哲学家一样重新回头观赏那“希腊遥远的天空”。他要在希腊这一人类政治、审美的典范中，寻找解决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药方。

　　黑格尔和其同时代的人一样沉醉于对古希腊知性生涯和社会伦理进程的探讨。他在其《早期神学著作》中队希伯来、希腊和德国古典传统曾展开过深刻地剖析、审视和反思。在古希腊，人作为“政治的动物”在共同体的包围中享受着个体的自由。黑格尔意识到，那时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是紧密融合而不是彼此疏离和割裂的。这让黑格尔有了这样的理念：“道德只能从政治学中，从我们必须推进并维护的社会构想中获得某种具体内容。”[4]同时古希腊让他看到人自身的实现——自我意识的法扎以及成为他者——只能在与市民社会相反的政治共同体内完成。此共同体是人之本体论结构的视线，使其存在的实现。在此认识基础上，黑格尔找到了一个能够融合个体道德与理性法则的人的空间，他称其为“国家”。他说“一个完全理性的国家将是一个在其制度和实践中表现出最重要的理念和规范的国家，这些理念和规范是其公民所承认的，并且由此他们得以定位自己的身份。因为国家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理念，生活于其中的理性的人会将这些理念看作是一切事物背后的必然公式，而这套公式设计出来是为了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因此，理性国家将恢复（道德）伦理生活，某种最高规范将具体展现于不断进行着的公共生活之中。”[5]至此，古希腊特别是亚历十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到的“共同体”被黑格尔重新发现并引入自己的理论中来，以克服康德道德哲学中一方面强调纯粹理性下的个体自由，另一方面却因为纯粹理性和现实的脱离而让个体自由成为空中楼阁的逻辑吊诡。

　　黑格尔认为，国家或道德共同体作为法律、民德、习俗和制度的整体应该被看作是人之存在的本质。在此他又一次对现代启蒙和康德思想提出了批判：共同体不能被理解成是一个促进个人利益的人为约定或社会构造，或者是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相反，它被看作是人之自我实现、自我意识和社会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实际上，黑格尔对现代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不认为国家是从社会契约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承认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原则是个体意志创造出来的。他坚持古希腊的观点，它们“本来就已经存在于宇宙中的……国家要做的市区发现理性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蕴藏于事物的本质之中的。因此，国家是自然的，就像社会生活也是自然的；只有孤立的个体菜是不自然的、不合逻辑的。这一根本概念是黑格尔所由衷认同的。”[6]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个人主义和抽象主义是对原子论的一个反映，原子论是启蒙哲学的特征，它进一步导致了理性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和理性与工具性之间的二元论。个体变得同时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中异化出来；现代政治科学和经济学正将其纸牌屋建立在这一异化之上。与此相反的是，古希腊的古典世界则为人提供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人真实自我的一种外在化和现实化。然而随着帝国的战争、物质财富的获取以及由此导致的城邦中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希腊体系的道德完整性和合理性开始发生变化——在公共领域中公民的概念被化月成了一些在政治舞台上谋取私人利益的个体，从而让构成共同体之根基的崇高社会理想不复存在。

　　黑格尔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道德哲学问题重新回到古典的自然法传统中去，让其由独立出来的领域重新嵌入到人类共同体的整体之中。他让个人决策、个人的动机与热情及其相互关系内嵌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总体背景中，并从中对它们进行新的考察和构建。正所谓“个体所具有和能够具有何种热情与何种目的，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