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的诗篇》是诗歌艺术与电影艺术的结合，还包含工人诗歌这一特殊概念，本文通过《我的诗篇》探讨诗歌艺术与电影艺术的融合，引申到“我的诗篇”系列诗歌活动，进而探讨中国当代工人诗歌的产生及其现状。诗歌的内容加之电影的表达方式，使得其文本化的内容有了影像化的表达，而影像化的表达也没有丧失其诗歌为主体的诗化意境。诗歌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在表达上各有优长，但当两者碰撞时，也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一、关于“我的诗篇”及工人诗歌界定

“我的诗篇”是一场包含纪录片、微纪录片、图书出版、线上众筹、线下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综合文化实践计划，其中影响力较为广泛的是一部同名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以及由吴晓波总策划，秦晓宇、吴飞跃共同执导，蔡庆增制片，上海易腾影视文化公司、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非虚构电影《我的诗篇》。这一计划自2014年3月开展，先后经历了电影众筹、许立志个人诗集《新的一天》出版众筹以及多场线下读诗交流会，不仅创造了全球首部工人诗歌纪录电影并最终于2017年1月13日在中国公映。

　　目前对于工人诗歌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工人诗歌”这一形式本身是否能够推动诗歌的发展，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等。本文将从诗歌与电影艺术结合这一形式以及诗歌本身内容出发，探讨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是否能够一定程度上对于诗歌艺术产生促进作用。

　　《我的诗篇》中涉及的诗歌作者均是中国当代工人，其创作的诗歌是中国当代工人诗歌。这里涉及两个概念，“当代”和“工人”。与文学史叙述保持一致，这里的“当代”指共和国建立至今。“工人”是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在电影《我的诗篇》中涉及到的六位工人诗人分别是：八零后工人乌鸟鸟、羽绒服厂的彝族填毛工吉克阿优、服装厂女工邬霞、旷工老井、爆破工陈年喜、富士康员工许立志。电影里所体现的工人群体能够对应“工人”概念。虽然目前对于“工人诗歌”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工人阶层的艺术生产在当代社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①李龙飞：《艺术的自我生产与符号抵抗——以中国当代工人诗歌《我的诗篇》为例》，《艺术广角》，2017（04）：23-31.工人诗歌结合了社会最底层的声音和人类最本质的语言，海德格尔曾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指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我们现在的语言实质上是一种诗语言的退化，口语化、日常化，使我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诗意，也就丧失了一个民族的原语言，这是现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出现的原因，也是社会底层群众失语状态出现的根源。工人诗歌的出现是诗意的回归，是代表中国当代诗歌对社会的一次呐喊，试图在唤醒我们逝去的诗意，由“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改变着中国工人和底层劳动人民的失语状态，同时也将诗歌拉下神坛，使诗歌的创作不再是文人的特权。所以工人诗歌以及工人们为创作者身份的发声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电影与诗歌的融合

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是一部具有特殊性的作品，其特殊性之一在于诗歌与电影的强烈碰撞，诗歌和纪录电影这两种艺术样式都属于较为小众的，虽然电影艺术目前发展势态较好，但是纪录电影仍然是电影类型中较为小众的一种类型。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想象。而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性艺术，也是一门在具象基础上进行抽象创作的艺术，在观看电影时首先会有画面限制观众的想象空间，所以当诗歌这种想象空间极为丰富的艺术形式与电影这种以具象画面为基础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时，难免会对于两种艺术形式都产生损耗。但是《我的诗篇》却令人眼前一亮，首先导演将这部电影定位为纪录电影，纪录片的最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真实性，我们在这里不对纪录片真实性的纯粹问题做过多探讨，只是纪录片这一形式很好的保留了大家对于诗歌原本文字的想象空间。例如在影片中引用诗歌时，用文字形式将诗歌呈现在荧幕上，文字之外更多的加入空境和自然风光的镜头，使观众对于诗歌的理解不受画面干扰，保持了诗歌的原汁原味并且用背景音乐和画面烘托出适合诗歌的氛围。

　　第二，这部作品在保持诗歌原有内涵的基础上加入了艺术创作的成分。例如电影开篇时曾引用这样一首诗歌：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如果只解读诗歌文本，首先会有些疑问，无法直接理解诗歌真正的内涵和背后的深意，但是导演在拍摄时，将这首诗歌作为背景音效，对于文字之中提到的画面进行拍摄并用蒙太奇镜头语言进行艺术升华，画面先是工厂内的工人整装待发，站成一个巨大的方阵，一声响铃后，运用同景别切换的手法，将画面切换至秦朝兵马俑，画面中的兵马俑就像刚才工人们站成的矩阵一样，整整齐齐但是形态各异。通过这一画面的切换带给我们的感受，再次回想诗歌内容以产生二次思考。不仅没有影响读者的想象空间反而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引导读者和观众进入到了更深层次的隐喻，那就是整齐排列的工人就像是这些秦朝的兵马俑一样，兵马俑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宏伟艺术但同时其本质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这些工人是整个工业时代、现代化的贡献者，他们都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却很少有人能记得他们。兵马俑的整齐划一象征着秦始皇是权力的中心，兵马俑是没有自我的，只是服从者和被支配者，是为了皇权服务的，对应到工人的处境，工人在工厂中也像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工厂这部大机器的运转。短短的几句诗加上两个画面的切换就将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无缝连接。也表明了在现代化工业系统的运转过程中，个人”、“自我”与“集体”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工人们的存在价值表面上是为了周而复始的为工厂服务，但是通过他们的创作可以看的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意识，他们也许在形式上能与兵马俑进行同景别切换，但是从思想上和精神上，他们对于社会的付出与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也是通过这一形式，让这些原本不被人所注意的群体真实的展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诗歌的另一特点在于其是社会生活的最集中的反应，对身体和心理痛感的抒发是工人诗歌集中表现的主题。①高媛媛：《诗歌 工人 纪录片》，《中国艺术报》，2015-12-16（004）.所以很多诗歌背后不仅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还包含着诗人本身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但是在我们单纯读诗歌本身时，我们很难能够了解到诗人真正的生活境遇，因此就很难能够理解诗人在创作诗歌时的心境。

　　例如在影片中的爆破工陈年喜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选择爆力，劈山救母。”（陈年喜《宿命》）

　　从诗的前两句来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年喜的工作，爆破工。再联系到他曾经写过的一首关于劳动的诗：“劳动让人活的有劲，劳动也让人死得放心。”再加之陈年喜本身坚韧的性格，我们会自然将这首诗理解为即使身为爆破工，即使工作是相对低微的，但是我们仍然对于社会有贡献，对于人生有抱负，对于未来有理想。劈山救母是指他的爆破工的工作，将大地炸裂，就像沉香劈山救母一样。但是结合影片我们发现，这首诗名字叫《宿命》，结合影片对于陈年喜的生活记录会知道他的母亲食道癌晚期，父亲半身不遂。这种经历才是陈年喜所谓的炸裂，所谓的宿命。“要炸裂但是还不能炸裂，写一点诗歌，传达我们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些想法。”陈年喜自己说道。所以他选择的爆力，选择劈山救母，实际上是通过对于生活的妥协实现对母亲的救赎，通过写一点诗歌完成自己内心世界的炸裂，劈山救母，写诗自救。

三、以诗歌为主体的“诗化”叙述

其特殊性之二在于诗歌艺术与电影艺术的高度结合。《我的诗篇》并不是第一部将诗歌融入电影的作品，在国内外的很多电影中，我们都曾经看过诗歌与电影的结合，例如由彼得威尔执导的励志电影《死亡诗社》，就是一部将诗歌与电影融合的佳作。但是《我的诗篇》其特殊性在于并没有完整的线性时间结构和故事结构，而是用大量的诗歌贯穿作品，一部104分钟的记录电影，引用了10位工人诗人的40首诗歌作品，在整部电影中占据非常大的篇幅。

　　影片中大部分诗歌都是在反应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生命的探索与感悟，大多都是情绪较为低沉的诗篇，但其中也不乏温情的部分，服装厂女工邬霞的诗歌《吊带裙》：“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的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间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着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这首诗歌的情感是非常温暖的，邬霞对待每一件吊带裙就像对待自己心爱的人一样，从肩带开始描写，一直写到群裾，就好像一双手轻轻地为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穿上这件吊带裙一般，因为邬霞自己非常喜爱吊带裙，一直以来的吊带裙情结使她做每一件衣服时都寄托着她对即将穿上吊带裙的那位姑娘的喜爱和温柔。诗中写到她自己在工厂只能够穿着厂服，厂服代表着整齐划一，对于女性来说，厂服意味着没有身材、没有曲线、没有女性的美甚至没有性别，只有编号、岗位、工序、流程。将一个女人所有的性别特点和美感都抹去之后，却又让她生产着自己最爱的衣服，最能够凸显女性魅力的吊带裙，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邬霞的诗歌里并没有表现出悲哀不平的情绪而是温柔的、向往的感情。虽然自己站在流水线上，牺牲了很多美丽的机会，但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希望陌生的姑娘能够感受到。通过腰间那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安抚一种安静的爱情，可以看出邬霞对于爱情也有一种向往，她要通过将一件衣服熨烫的平整使这位陌生的姑娘获得爱情，就算没有，也要让她坐在湖边、坐在草坪上等待大自然的眷顾。这一切似乎都是对于这件吊带裙及穿上它的位陌生姑娘的祝愿，但实质上邬霞希望自己就是那个陌生的姑娘，邬霞虽然自己牺牲了外表的美，牺牲了等待爱情的机会，但是从她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她保留了内心的美和对于这个世界的爱。

　　所以我认为电影《我的诗篇》作为具有诗化叙述风格的作品，《我的诗篇》在影像表达上也极具诗化特征。①戴蔚，曾利：《〈我的诗篇〉：在诗歌与影像中沉淀真实——纪录电影艺术表现与真实记录再思考》，《现代视听》，2018（06）：57-60。具备了诗歌应有的特点，语言口语化、散文化，语言高度凝练、大幅跳跃、富有暗示性。影片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蒙太奇的剪辑手法，碎片化的叙事结构讲述了六位工人身份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及其诗歌背后的故事，一首诗引出一个人物，再从人物的故事引出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作品，完成工人与诗人双重身份的叠加，并且整部影片的感情有起有落，有低回婉转有高亢起伏也有温情与感动，使电影本身就像是一首用镜头语言和诗语言写成的诗篇。

四、中国当代工人诗歌发展现状与困境

纪录片《我的诗篇》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例如彝族工人吉克阿优的诗歌：“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吉克阿优《彝年》）反映了民族文化的消亡，用一种悼念的方式在呼吁人们要重视民族文化，要重视失落的传统。

　　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许立志的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许立志《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反应了中国工人在现代化工业生产之中就像一个螺丝钉，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生存和死亡。这种冷漠的视角注视着人性，看穿了这个社会繁荣的外衣下最冰冷最没有人性关怀的角落。而许立志自己恰恰在这个角落里奋力的生存着，直至死亡。富士康工厂在那一段时间内有十三位工人跳楼自杀，但是富士康工厂的措施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防止工人再进行极端自杀行为，殊不知正是这种愈发趋近于牢笼的工厂和工作才是导致这些工人最终走向死亡的原因。许立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将自己情感寄托在自己的诗中，将灵魂留于人世，将肉体回归自然。影片当中的大多数工人诗人和他们的诗歌都是反映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以及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呼吁，但是其中乌鸟鸟的片段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工人诗人的生存现状，将诗歌与社会相碰撞。乌鸟鸟在面试时主要强调了自己的两项技能：开叉车以及创作诗歌。影片中乌鸟鸟面试了四份工作，分别为四位面试官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但是都没有获得工作机会，几位面试官认为诗歌是一种梦想、自己是赚钱的而不是搞文化的，听不懂诗歌、能不能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有的面试官指出他的诗歌比较黑暗。这些面试官所代表的是工作机会也就是生存，乌鸟鸟屡遭碰壁的境遇其实反应的是现实世界与诗歌世界的矛盾，想要生存就不能靠诗意生存，能不能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可以有梦想但是现实就是现实。诸如此类的观点恰恰道出了中国当代工人诗歌甚至中国当代诗歌困境。中国当代工人诗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个人话语的表现方式，“‘社会个人话语’是在改革开放宏大语境下产生的，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也就没有‘社会个人话语’回归和生成。”①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9（10）：43-60+204-205.这充分展示了社会个人话语如果想得以回归与生成，离不开社会大背景。如何在不丧失诗意的前提下生存，如何实现自我生存和满足自我诗意的同时又能在社会语境下发声，这都是中国当代工人诗人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的诗篇》这一系列活动似乎成为了中国工人诗歌的发声渠道，但其实质上仍然是一次商业运作行为，最终是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并不是真正推广诗歌文化。在电影《我的诗篇》公映后，制作单位曾因院线排片数量不理想而再度发起了“我的诗篇拯救计划”，再一次号召众筹观影，挑战原有排片规则。②景立鹏：《“我的诗篇”：从“文本”到“现象”——中国当代工人诗歌文化矛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3（02）：89-95。一方面的确增加了宣传力度，使工人诗歌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是这一行为实质上是被资本市场和媒体抽空了诗歌本身而进行对于“诗歌”、“工人”等标签的消费和炒作。活动主要策划人之一的秦晓宇本身就是一位诗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我的诗篇”系列活动的初衷是为推广诗歌文化，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加入了众筹、院线等等商业运作的环节使诗歌在传播中的文学性有所减弱，沦为了一个文化事件。综上，中国当代工人诗歌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困境，其本质是源于现代化进程与工业的发展，使“工人”和“人”的意义变得渺小。

结语

本片导演秦晓宇曾在采访中提到：“可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文学史上，是当代的工人诗人，第一次把这个‘劳者歌其事’的虚拟的文学传统变成了大规模的文学实践。”在对于工人诗歌的推动意义层面，对于《我的诗篇》的促进性意义是不可否定的。每一种对于作者的新的身份，都会给诗歌带来新的题材并注入新的活力，所以工人诗人这一身份所书写的工人诗歌，也许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新型的代表性诗歌艺术，但是对于“劳动性”的赞美和阐述以及对于“劳者歌其事”的文化实践是由特殊意义的。每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的诞生都会经历一些必然的阶段和过程，工人诗歌也是如此，其经历的商业化的过程也是让工人诗歌面世的一个必经阶段，工人诗歌所代表的“底层声音”和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双向发生的信息流通是必然的会产生矛盾、产生冲突的。国家集体精神是以具体的社会的‘个人’为前提，国家集体主义也是以每个社会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为最后目的。”①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9（10）：43-60+204-205.所以如果想要面对这一必经过程，如果想要面对这一必经过程，不仅需要从诗歌本身的创作上有所提高，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给予关注，社会不断的发展，使“工人”和“人”本身得到重视，才有可能实现诗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