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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台上的春天（外一篇）

植物

卖花的人忽悠，山茶花最好养了，不用浇水半个月都不死。

　　我妈实践了三盆，认为事实胜于雄辩。

　　小学同学有个采花贼，专挖别人家的花，我亲眼见证才明白自己之前爬树偷桑叶都是小打小闹，民间自有高手在。

　　她带领我袭击的目标是鸢尾，名字觉着挺浪漫，但采花贼将蔫不拉唧的法国国花分赃给我时，我咽了下口水本能地想摆手拒绝。

　　回家后随便找了个花盆种了，结果连同它的子孙后代一路疯长了六七年，但从没开过花，大概是温度的原因。后来打听到同学家的那株头一年就死掉了。

　　最喜欢的是吊兰，茎叶垂下来构成不稀不密的一道绿帘。冯骥才写《珍珠鸟》，让我们做阅读，他家的珍珠鸟笼子上方挂的就是吊兰，而吊兰下，他的人和鸟创造了相互信赖的美好境界。养了鹦鹉后我试图效仿，结果吊兰被啄成了筛子。现实和文艺总有无法逾越的鸿沟。

　　茉莉是我妈的最爱，是我那没见过面的曾祖母的最爱，也是鹦鹉的最爱，惨遭摧残后它伸着光溜溜的枝条度过了一个冬天，但在我们都放弃治疗的时候它却奇迹般地长出了一片嫩绿的叶子，这不是回光返照，是起死回生。

　　第二年茉莉开了一朵粉色的花，很淡的粉色，在一枝的白花中格外醒目。我之前以为是色盲了或者光线的缘故，但再三研究我还是相信了眼睛。

　　跟我妈拜访老人的时候讨到一种叫厚脸皮的植物，也有所谓的落地生根本领，格外神奇。随便摘片叶子都能生出新的一株，比“小强”还“小强”。于是我大肆采摘，花盆里种不下了就到处送人。

　　由于它皮厚抗打，是唯一幸免于后来登场的禽兽嘴下的植物，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禽兽

四五年级的时候小阳台迎来了它最灿烂的一段时光。

　　学校边上有家小卖部养了几只会说话的鹦鹉和会滚圈的仓鼠，看着那叫一个羡慕，经常买了面包拿去喂。老板娘笑得花一样灿烂，因为面包销量过于火热。

　　某天上完英语课后路过花鸟市场，最后就带着两只仓鼠和一个硕大无比的笼子回了家。

　　那对不幸的仓鼠还没在我家滚几天圈就遭到了我爸的抵制。僵持再三以物换物我用仓鼠换了一对黄蓝鹦鹉，如果我爸知道后来这一对禽害所作所为一定会去寻找时光机的入口。

　　仓鼠虽然臭了点但是至少不会自己撬开笼门飞来飞去地撒野。

　　鹦鹉们把一切可逗留的地盘当作山头去攻破。鸟屎被它们当作炮弹火力大开，吊灯上，柜子上，晾晒的衣服上，全是鸟粪炮弹炸出的痕迹。不仅如此，阳台上养的植物一夜之间被啃得跟破抹布似的：山茶花很快阵亡，茉莉花一丝不挂，最后连生命力格外顽强的吊兰也蔫了。

　　为了平衡战力，我妈又带回了鸡鸭各一。海陆空齐备，阳台再度沦为战场。

　　鸡鸭组成海陆联盟，对阵空军。但盟军出师不利，陆军大将小黄鸡奋战中不幸落入水盆。我发现时它浑身湿漉漉的在阳台一角瑟瑟发抖。

　　我妈给它灌了儿童肠胃康，用毛巾裹了三层放在电脑主机上烤。

　　那时候假货虽然有，但还没有现在这么恐怖，肠胃康疗效不是骗钱的，电脑主机的热度也没有把它烤熟。那位落汤鸡很快满血复活，第二天就能提枪上阵重返部队了。

　　顺便一提，它不在的那段时间里它的小联军没少被欺负，鸭子本来嘴就扁，不像鸟们锥子嘴鸡们钩子嘴喙若刀戟，它跟北洋水师一样，基本上没什么杀伤力，性格又老实，最后被空军追打得满地找牙。

　　鸭兵整天在地上呱呱呱，盼着它的小伙伴回来解救它。

　　幸运女神也很快眷顾了屡败屡战的海陆联军二禽组，这天蓝鹦鹉的脚丫子给卡在笼缝里了，还刚好是鸡鸭可以够着的高度。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重返战场的小黄鸡精神抖擞，冲过去对着还在扑棱的倒霉蛋狠狠啄攻，蓝鹦鹉不甘示弱地试图回击，无奈它被倒吊着卡在那里，攻击不得，逃也逃不走，只能干挨打。很快绒羽横飞，满地蓝鹦鹉毛。

　　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关键时刻，黄鹦鹉俯冲下来解救战友。小黄鸡立刻改变目标和它厮杀。混战中蓝鹦鹉终于拔出了脚爪子，重新回到天空——不对，是晾衣架的怀抱。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过程中鸭子一直呆在旁边，帮不上忙，也没有趁鸟之危报复——之前欺负它最多的就是这个蓝鹦鹉，黄鹦鹉总有种不屑与凡俗争斗的老大气派，开笼门就是它最先拨弄的，聪明人总喜欢摆谱。

　　阳台没门，我用家里的浴盆加一个小纸箱将阳台口挡住，为它们划定势力范围省得鸟屎鸡鸭大便往餐桌方向蔓延。我不再试图捉鸟回笼，也不再在鸡鸭的纸箱子上放挡板，任它们自由生长。

　　斗殴仍在继续。我醒着睡着在家在外它们都在那一方天地里瞎捣腾，乐此不疲。

　　虽然饱经摧残，但那些植物还是在两方激战中战战兢兢地又开始生长起来，稀稀疏疏的，也是一丛风景。

　　直到夏天结束，小阳台都是生命的代名词。

外公走了

十五分钟前，小姨打来电话，说已经没有心跳了。

　　死亡和出远门没什么区别，都只不过是再也见不到了。

　　早也想过有过心理准备，我们老家对待这种事情一向很坦然。接到第一次电话的时候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祈祷，校服在路上淋了水，脏兮兮地从沙发上浸进去。第二次电话就真的是一锤定音了，爸爸妈妈商量着机票的问题，我就只能傻坐着，什么事都做不了，就像几年前奶奶去世的时候一样，那种思想完全游离在身体外面的感觉又一次降临了。

　　我没有办法回去，因为要考试。

　　只是妈妈的反应才是最叫人难过的，接到电话一面安慰我小姨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然而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却看到她一个人在哭。这时候我想起以前在某本书上看过的一句话：死亡是一把匕首，负伤流血的却是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背负着伤心和遗憾继续活下去，有一天死去，被下一代背负，就这样循环不止，互相慰藉，大概就是人类需要社会需要群居的温暖的缘故吧。

　　老头子生前最喜欢鸡蛋，小姨瞒着他告诉我他有过把鸡蛋藏在柜子里结果放臭腐烂了的黑历史。希望地府天堂的食堂每餐都能吃鸡蛋。

　　最近确实是回忆突然苏醒的一个时间段，很多以为真的一辈子都想不起来的事情，那些细微琐碎到无聊的恶小事情，全部像被水洗透过一次一样慢慢地清晰了，就像八爪鱼，清楚地可以看见它脚上的吸盘。比如他一个人守着鸡笼，专心致志地等待他的宝贝鸡蛋诞生。

　　在北京是零八年还是零九年，这可能是我和他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了。我和我哥戏弄他，他啊啊呀呀地气得说不出话，最后我们全被罚写检讨，他老人家亲自检阅一脸翻身奴把歌唱的样子。在天安门的时候他什么事都没做，仅仅是面朝毛主席的照片站立了许久，许久。我和哥都等得不耐烦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们说这是外公这个老革命多年的夙愿。

　　他喜欢把钢笔插着衣服左边的口袋上，不管是冬天的棉袄还是夏天的衬衫。他管那叫水笔和表袋。没有表袋的衣服他是不穿的，外婆说，最烦他这点，因为水笔老喜欢漏墨水，洗外公的衣服最是麻烦。妈妈说，老干部都是这样。

　　他每天看报，报上总有他用水笔画上的记号，有时候还写有字。看完报，他的那些水笔就用来写信，一封一封地往外寄。我偷看过几封，都是以镇政府的名义写的，介绍自己的家乡，欢迎别人考察。他说他在招商引资，姨妈老劝他已经退休了就不要再操心，现在骗子多，没人相信他。而他老觉得家乡资源那么多，劳动力那么多，如果外面的大老板能来投资办厂多好啊。

　　外婆说镇子上的很多厂都是老头子以前创办的。我跟我哥到农具厂玩过，那是一个破房子，小得很，早就废弃了。旁边是水泥厂，水泥厂对面是炮竹厂，也都是破房子，荒草一片。妈妈说，八十年代，炮竹厂曾经很有名，红火过很多年。后来怎么衰落了，妈妈也不太清楚，那时候她也还只是个小姑娘呢，只记得他每天不是出差，就是下乡，家里的饭桌上总有招待不完的进城老乡。在她的记忆中，家门外总有老乡高声大叫“老周，老周在家吗？”

　　外公除了爱看报，还喜欢听新闻。每天的新闻联播雷打不动。他可不管我们是看大风车还是猫和老鼠，总是要跟我们抢遥控。仗着他人高力气大，抢到了，就把遥控紧紧地攥着，直到天气预报播完。外婆这时如果在旁边忙，也总是骂他，虽然没能看完动画片，但听到外婆骂，我们也解气了，但在他，好像是没听到一样。

　　到北京旅游，没有报纸看了，他起得早，一个人拿着收音机在宾馆的走道里听新闻，声音放得很大。他走到哪儿，总是拎着一个透明的洗漱袋，里面装着家乡的宣传资料。我听到他在天安门广场让两个游客看他的那个资料袋。在天安门城楼前，他要留影，指示妈妈一定要把毛主席像、国旗和城门洞的卫兵一起照进去。

　　返程那天，他不见了。电话也不接，后来外婆说是不是到天安门去找一找。我们住的宾馆在天安门附近，走过去半个小时，果然在天安门的人山人海中把他找到了。

　　八十岁了的人心智却越来越年轻，常常做出一些很幼稚可笑的行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还是不够宽容，我妈说得很对，老人其实只是孩子。

　　只是这些都不会再有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无论多么不甘多么难过多么伤心，大哭也好掀桌捶地也罢，那个出远门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责任编辑：田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