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哲

　　【内容提要】中国音乐文化的模式是通过一定的结构展现出来的。鲁艺精神已经成为这个模式的核心，以此为核心的模式结构中包括了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它是具有现实生活传统意义的文化积淀；也包括对西方先进音乐文化的兼收并蓄，西方先进音乐文化是世界音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更包括当代中国鲁艺文化的特征，即民族性、人文性、实践性、创新性。它们的融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模式。

　　就中国音乐文化而言，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东西，我们想从鲁艺精神下的文化模式角度谈一谈中国音乐文化的结构。“精神是一个抽象的词汇，精神传承需要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吸纳、认同，通过吸纳与认同，将其要义传递。”鲁艺精神是中国音乐文化精神的代名词，它通过传承、吸纳、认同、传递的方式使音乐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其具有鲁艺精神的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音乐文化的模式的结构。所以鲁艺精神贯穿了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它是对传统的继承、对西方先进理念的吸收和当代鲁艺精神下中国文化特征的不断交错与整合的结果，这种结构为中国音乐文化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

鲁艺精神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是历史不断传承与演进的结果，它涉及的是对旧有文化的筛选与甄别，这一过程并不是人为的，而是由参与者参与自然而然的活动的过程，所以文化在带有历史遗迹的过程中融入了当时的人的属性、社会背景和生产发展现实。在讲中国音乐文化时，必然的是千百年的历史和封建社会制度下人的本质的综合体现，它在音乐中以乐器的形态、乐谱的结构和人的歌唱等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它不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而是超越于现实，在超现实的意义上使人的观念和意识得到充分体现。吹鼓手们在吹奏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观念与公众的观念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二者之间要在欣赏与表达之间不断磨合，这一过程不是短时间能够达成的，是需要几代人的不断磨合而形成的。所以有人说，“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是超现实的。要改变历史形成的文化观念——包括社会的公众观念和吹鼓手群体的自我观念，还需要一个过程。”传统是由音乐中的乐曲从形成到在各个时间点的演奏，再到乐者的思想观念的融入的过程，它是在扬弃与吸收的不间断的更新中完成的。对传统的继承就是要在传统中加入此时此刻的新的技艺、方法和思想，使它以新的形式，或者以新的内容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大致脉络。

　　音乐的传统与文化本身息息相关。文化是由人所生活的环境和人本身的特质造成的，“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与各地‘水土’——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密切相关。各地‘水土’又影响到人们的‘声音’，包括语言的声调与民歌的风格特征等。”观念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也是人们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具有创新的特征，把这种创新性与环境和民情相结合就会造成更大更多的风俗和生活环境，所以文化的传统是在创造性中不断完成完善的，它又反过来使“声调”“民歌”具有这种风俗的特征，这种音乐文化传统就以声调和民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一开始就落入到了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说音乐文化，其实它是在整个文化之中的，最传统的文化并没有细分出音乐文化，使音乐文化突出出来的也不是生产生活本身，而是在生产生活基础上抽象的形式化，它会在意识和观念中形成一个纯粹的线条或声音，这时音乐文化也就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和音乐又是同时出现的，只不过音乐文化是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最先形成的音乐文化造就了传统的基石，而它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在特殊性的创造中完成，也就是音乐文化以环境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每个个体都会以自身的观念去理解，演奏者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去演奏乐曲，听者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去欣赏。实际上，他们都是音乐的创造者，同时也是音乐文化的创造者，这种创造是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和抛弃。

　　至于音乐文化形成的过程，特别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形成过程，就要追朔到中国传统的生产劳动之中去。在《中国音乐文化入门》中对我国古代音乐中的“国风”作了如下叙述，“‘国风’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有劳动时唱的后世称为‘号子’、‘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但更多的却是在祭祀田祖或‘褉祓’（去河边用水冲身以求吉利）等场合唱的后世称为‘山歌’或风俗歌一类的抒情性民歌。”音乐在不同的场景下所展现出来的是当时劳动生产的行为特征，喊号子是在劳动中使用的，祭祀的歌曲又会使用另一种形式，它们都是与生产和生活的场景紧密相连。所以从现代音乐文化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不只是思想观念自身的展现，它是传统音乐文化的展现，也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形式。

　　音乐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特别是鲁艺精神之间不可以割断，不可以只坚持现代而使传统无处可寻，也不可以紧守传统而使传统失去应有的活力甚至消亡。

二、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吸收

鲁艺精神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也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音乐起初就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了，它是精神和思想的凝聚，它不单单是演奏和舞蹈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而是与各种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哲学所要做的是对思想的反思，对现实的升华，诗歌和音乐是对已经升华的思想进行再现，所以它会有更多的现实性被加之其中。由此，有人说，“哲学家柏拉图用‘音乐’这个词概括了所有的思想领域和精神文化——歌唱、乐器演奏、舞蹈和讲演，这些活动在宗教节日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古希腊戏剧发展过程中又被集中在一起。”“宗教节日里”不可缺少的就是“歌唱、乐器演奏、舞蹈”，他们用它来表现对神的敬仰和爱戴，同时使音乐成为宗教的一部分。这也充分展示出了音乐的精神层面的重要性，它在被戏剧集中到一起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是古希腊人的精神和智慧，也使宗教融于人们的生活之中。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宗教文化，可以说，伴随宗教文化的发展是音乐文化的不断进步和繁荣。宗教从对自然神的信仰到理性的回归，使宗教由一种不可知到可以通过推理得到证明的存在，但它不可能在脱离精神层面而坠入到物质层面，只能通过歌唱、演奏和舞蹈的形式，以物质形态展现精神的至高无尚，这也使音乐具有了精神替代者的作用，所以西方音乐文化与宗教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西方人对于人的界定是与神严格区分开的，人是生活于神旨下的现实性存在，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方式与生活目的都寄托于对神的敬仰。实际上，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神是代表着人的最纯粹和真实的一面，它会以“真、善、美”的抽象形象表现出来，并把它放置在人之上，人可以通过其它媒介与神进行交流，并把它的旨意带给人，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神与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而音乐是人和诸神之间相互取悦的工具和媒介。所以，他们在节庆及纪念诸神的活动中便广泛使用音乐。音乐一词music的词根便是从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艺术的缪斯女神muse变化而来的，从词义关系可见古希腊人认为音乐同‘真’和‘美’相关。”从词根上看，音乐与女神的名字相近，他们把音乐看作了女神的化身，所以他们的纪念活动、节日会把音乐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它与神有更多的接触，使人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真与美的洗礼。

　　西方音乐文化随着西方宗教改革的到来也发生了变化，启蒙运动已经使人从受宗教压迫下解放出来，人回归到了自己，也就是人不是在宗教的指引下生活，而是在人的精神上有了更纯粹的理性需要，这时候的音乐也在极力地表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启蒙运动强调以个人为中心，遵循功利实用性的价值原则，并利用个人的工具理性来追求自然的共同规则。”这种个人为中心的理性的发展并不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的，它一方面使人的个体性放大，使每一个理性个体都可以在集体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其前提必须是个体得到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另一方面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首的一批哲学家把客观理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集体智慧可以以客观化的形式指导个人实践，这个时候，音乐就是在体现个体情感和社会的精神意义上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它把人性和由人性构成的社会性融于一身，音乐也从宗教和神的精神中分离出来，但是它在纯粹性和精神的代表性方面的属性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它由与神的结合的形式变成了与人的超感性的结合。这种超感性不是由于理性的作用使人自身飞跃到神的层面，而是通过人的超感性的活动，使单个人的感性活动综合于社会性的条件下，获得了超越于感性的人类属性的社会活动，这也是后现代对于理性之外理解社会性的一种方式，这是西方音乐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音乐文化应该借鉴的一个方面。

三、鲁艺精神下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特征

当代中国音乐文化虽然有多样性发展，其中有延安和上海两个发展路径之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代中国音乐文化主流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延安鲁艺精神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以鲁艺精神为蓝本，兼容各家所长的发展之路。

　　民族性的特征。“延安‘鲁艺’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族精神的积淀和升华。延安精神的民族性突出地表现在延安时期培育起来的大批民族英雄和伟大人格和内存灵魂之中，表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进程中面对挑战，自强不息和创新精神之中。”民族性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首要特征，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模式，在血缘、家族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集体关怀，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集合，而是以客观化的集体趋势使所有人都向往集体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所以民族性所体现的精神是，音乐不仅仅要服务当前的个别人，或者只为个别人群服务，而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幸福服务，它吸收了各民族的艺术文化遗产，把它刻上民族性的印迹。民族性的另一特征就是具有传承性，中国当代音乐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形成了反映当今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化形式，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从古至今、中外融合都成为中华民族性的组成部分。

　　人文性的特征。中国音乐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音乐文化的根本问题，封建社会的音乐艺术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它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服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意识文化的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者和创造者。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作为音乐工作者应该把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演奏的根本宗旨。反观近代，由于社会分层的矛盾，使人的对立展现出社会矛盾中人文主义的缺失，人能够成为人的根本标志就是，人在不受人的限制下可以获得一种自由发展的途径，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途径，使音乐都在掌控自由的那些人手中，它所产生的音乐文化也在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中被摒弃了。一旦把自由交给所有人，那么人就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和意识张力，那么中国的音乐文化传统就被一种人文关怀所替代，这种人文性只有在党领导下才能得到彰显。

　　实践性的特征。中国音乐文化是通过实践不断探索得到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实践的意义在于，人的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源泉，生产劳动是通过人与物的结合，使人的创造性与物质基础有机结合并产生出更强大的力量，它通过物质的形式展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所创造的人的关系，人的思维在这里被物质化，但同时也把人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到精神层面。实践性就是在不断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人自身。音乐的实践性也在于此，在生产劳动中音乐产生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在精神上给生产劳动增加无形的动力，反过来它也被生产劳动的进步所推动，音乐文化在这里就形成了。由于中国当代社会性质使中国音乐实践融入社会性生活变得通畅，那么实践性就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所以中国音乐文化的特色就被实践性所主宰，通过实践展现自身，通过实践发展音乐文化，在变化中求更高和永恒。

　　创新性的特征。中国音乐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种音乐形式、数量都呈爆炸式上升。这就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另一个特征决定的。创新性不是独立的事件，它是由于人的解放，使对人的各种束缚被去除，人回归到自身，思想解放使人的创造性思维得到释放，音乐不断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结合，反映各领域的现实性与时代性，不仅仅限制在某一政治社会领域，这就使音乐的创新性得到有效放大。它也使中国音乐文化有了另一个特征。

四、鲁艺精神为核心的中国音乐文化模式的发展方向

中国音乐文化的特征不足以证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也已经是最高阶段了，还要把中国音乐文化的特征与传统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给鲁艺精神增添新的内容。中国音乐文化的四个特征一方面反映了近现代中国音乐在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有所借鉴和保留，另一方面也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可以利用的前提条件，比如，人文性和创新性就是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民族性和实践性是我们文化的根基。没有民族性和实践性就会失去音乐发展应有的基础和基石，而人文性和创新性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都应具备的环节。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没人的参与的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人的参与就是要给人以充分的自由，自由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创造性思维是对未来负责的反思方式，所以这四个特征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模式发展方向的基础。

　　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吸收世界所有先进音乐文化发展的正确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曾说，音乐是直接模仿灵魂的情感或状态的。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模仿某种性格情感的音乐时，他就会受到同样情感的影响，如果他长时间听‘不正确的’音乐，就会成为一个‘不正确’的人；反之，听‘正确’的音乐，就会变成‘正确’的人。”正确的音乐会使人得到正确的启迪，使人的情感归于能够做出正确的表达，而理性也会在此做出合理的解释。音乐在与人的灵魂情感相接触的研究方面，西方比东方早走了一步，他们在人文关怀上更照顾个体的发展，更注重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共识。所以，中国音乐文化应该向西方学习，突出人在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人对人的和谐相处，以自然而然的状态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传统上有所取舍。摒弃传统中糟粕的东西，把精华与西方先进的音乐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既适合中国人特点，又代表先进性的文化方式。

　　中国音乐文化模式的发展是以鲁艺精神为核心通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方式得到伸张的，这种结合并不是你我相加的方式，而是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兼收并续、摒弃吸收的方式。所以中国音乐文化模式将会发展成为以鲁艺精神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的音乐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