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士强

　　尹马的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书写了一对曾经的情侣因家族恩怨而劳燕分飞，分别离开家乡并各自创业，获得事业成功后投资、反哺家乡，两人也终于破镜重圆的故事。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宏大叙事”，同时，小说也写出了在此过程中“人”的变化，体现了个人的成长以及价值操守、社会担当、人格力量，颇具内在性、命运感和感染力。

　　周楚阳与彭玉素的故事是个人故事，同时也具有典型性，是时代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有着贫乏、穷困的早年生活，后来为谋生存与发展而远走他乡，虽然在外地也经历过失败与挫折，甚至面临绝境，但最后都抓住机遇，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回返乡村，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知识、科技、资金、人才等的互动与交流，同时也实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距离的拉近与发展的均衡化，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对于周楚阳与彭玉素之间的恩怨纠葛来说，表面看来是老辈人之间偶然、突发的矛盾冲突所致，深层则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思想观念的拘囿，正如周楚阳后来所说：“说实话，我也恨他们家的人，但我更恨那些年我们所过的穷日子，仅仅是为了一股麻线大小的田水，就伤了人命。”贫困才是杀死周楚阳父亲并造成周楚阳和彭玉素天各一方的原因。因为贫困，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寻找机会，事实上家乡所能提供给他们的机会的确是太少，而到外地后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艰难困苦，但总归是有更多一些的机会与可能。这其中的优秀者往往能够抓住机遇，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实现个人素质的提升，获得事业的成功。周楚阳、彭玉素都是如此，实际上很多的外出打工者也是如此。这里面体现着地域文化、发展阶段、发达程度等的差异，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这种差异应该是逐渐缩小的，在这其中返乡者、回乡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楚阳、彭玉素都在外地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实现了财务自由。从世俗的层面来讲，故乡对于他们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包袱，将之抛却的话在商业上可能步履更为从容稳健，至少，返回故乡时他们已然是衣锦还乡、与旧日不可同日而语的成功人士，而不必承担巨额投资、再次创业时的巨大风险。但是，另一方面，故乡、故土却又是他们所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是出发地，也是精神归宿，不可能弃若敝屣、抛诸脑后。虽然在故乡曾受到过伤害，有过刻骨铭心的创痛，但不管怎样它仍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在内心是深爱着的。故而，当有了一定实力之后，对家乡进行回馈、反哺，使之改变此前贫穷、落后的面目，在他们而言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于长期处于闭塞、超稳定状态之中的故乡来说，这些归乡者无疑构成了刺激性、异质性因素，代表了活力与创造性，与改革开放的大的时代境遇相遇合，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种城、乡之间的位移与变化实际上也构成了近数十年来中国的主导性变化之一。这其中，城市化、现代化显然是主潮，由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这一历史性进程已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且到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就中国的发展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时间的确堪称天翻地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异态并置、发展演变无论是规模还是程度上在整个人类史是都是空前的，有人说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四百年的发展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立的。就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比例而言，据相关统计数据，在新时期之初的上世纪70年代末，城市人口尚不足两成，而到现在，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六成，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口大多已是城里人，这种对比与四十年前已有相当大的、结构性的不同。这一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进程仍将继续下去，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在都市、城镇之中生活，这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非人力所可逆转。而与此同时，农村的面貌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的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工业化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过程中，诸多的时代性主题的确可以凸显出来，比如脱贫攻坚，比如乡村振兴，比如新农村建设，比如美丽中国建设，它们并不是外在的宣言与号召，同时也是发生在广袤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构成了鲜活而丰富的“中国故事”。就这样的角度看来，《回乡时代》所写不仅是历史的总结、现实的写照，同时也是具有预见性与前瞻性、面向未来的。由离乡到回乡，又由回乡到离乡，回还往复，实现的是城市与乡村、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消泯、融合，是一种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在这个意义上，《回乡时代》是具有隐喻性、概括力的，它所写的不只是几个人的故事，也不止是发生在云南“南广县”的故事，它是具有“中国性”的，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故事”。

　　在这样的历史变化过程之中，同样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人，归根结底，是人的变化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变化。变化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对于周楚阳、彭玉素是如此，对于每一位外出打工的人也都是如此。就主角周楚阳而言，他离开家乡之后的经历复杂而曲折，误入传销、创业失败、九死一生，后来终于抓住机遇、敢想敢干，使企业从小到大、快速发展，财富积累越来越多，这其间他的视野、才干、胸襟与早年相比无疑已发生质的变化，个人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而难能可贵的是，周楚阳在此过程中坚持了本心、本色，没有被成功和诱惑所扰乱心神，在情感上对初恋情人彭玉素一往情深、念念不忘，二十年如一日在寻找，对家乡和家乡人也是一直在尽力回馈、帮助，并回乡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盈利性不高、风险较大的板栗种植加工项目之中，可以说是“有情有义”。应该说，周楚阳近乎孤注一掷的投资“南栗”本身即显示了其精神人格的闪光，他是将巨大的压力独自抗了起来，硬着头皮往前走，这背后是改变家乡穷困面貌的强大动力与责任担当。当然，这里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周楚阳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南栗项目与他和彭玉素的爱情相联系的，其中寄托了他对于与彭玉素未来的想象、向往、设定，不过惟其如此，也正显示了周楚阳重情、重义的一面。对于周楚阳来说，彭玉素是与家乡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更美丽、富饶的家乡才配得上彭玉素，他为此而付出再多的金钱都是值得的。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他的确获得了成功，家乡变得更美了，而彭玉素也回到了他的身边。当然，在离开家乡的过程中女主角彭玉素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如书中所写：“这些年来，彭玉素一直在敦促自己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创业，她要让和她一起打拼到现在的姐妹都有一个好的归宿——韩露、萧玉萍、王小蒂，还有十几个南广姑娘。她们在自己的影响下，和萧玉萍一样，一步一步实现自身的蜕变，在安徽澄湖、广东东莞，慢慢变成了一支有着非凡战斗力的娘子军。虽然她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文化水平低下，但经过这些年的洗礼，逐渐变得内心丰盈、行事有度，全然看不出一丁点离乡时笨拙木讷的痕迹。她们都成了一朵朵绽放在异乡的花蕾，尽管迎风吐蕊时多少有些矜持和娇羞，也全然不会惧怕严寒酷暑的荡涤，在异乡的土地上扎堆开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其中道出了彭玉素的心路历程，而同时也是有普遍性的，写出了离乡者个体的蜕变、成长，写出了“南广人”从外在形象到内在心灵全方位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是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对于周楚阳与彭玉素来说，二十年前他们因家乡的贫困而远走他乡，在此后他们经历风雨磨折，砥砺前行，成为更好的自己，此时的家乡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并仍在继续发生变化，此时的他们重新相遇并携起手来，既以再续前缘、重修秦晋，同时也是参与到时代洪流之中，继续向贫困与落后宣战，为家乡变得更为美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乡当然不仅仅是付出、不仅仅是做贡献，乡村同样也是一片热土、沃土，有着很多的发展机会，有着美好的前景。故而，不但有着很多离去者的“归来”，也同样有着许多并没有如他们的父母辈一般浓厚的家乡观念的年轻人的“来归”。年轻人在此扎根、安身，产生情感认同，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发展的机遇，书中周楚阳和彭玉素的孩子赵小满、韩露的孩子丁丁、邹聪的孩子邹瑾圆等都是如此。惟其如此，这片土地才是有前景、有未来、值得期待的。当然，“来归”并不意味着固守于此，也不意味着封闭，正如周楚阳所说：“对于这个时代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故乡应该更加辽阔，更加生动。如果到了某一天，她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历练，需要离开我们，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放手，让她去自由地拥抱属于她的世界。”离去与归来、向外与向内、开放与坚守、世界与自我……只有在双向的、多重的往复运动中，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理解，实现真正的均衡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同样的，无论是外在层面的社会、历史变革，还是个人的精神人格、生命境界，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提升，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当然，《回乡时代》在艺术上也不无可指摘之处，在人物的个性化程度、事件的密度与情节的紧张感、节奏的张弛结合、语言的精准程度和个性化等方面，似乎还有可以提高的空间，文字的细部也还可以再进一步地推敲、打磨，以后如果有进一步修订调整的机会，或许还可以再下一番功夫。自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吹毛求疵，更重要的是，尹马的《回乡时代》描绘出了大的时代背景下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个意象，契合了时代的主题，又具个人性、地域特征、普泛意义，实现了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对当今时代一次意义重大、意味深长的命名，并进行了文学化的阐释与表达，富有艺术的张力与意蕴，实现了价值与审美、意义与意味之间的较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