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 申春梅/摄
1
陈有禄死前一晚，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窗外的石坎上，在谈及媳妇和年幼的儿子时，声泪俱下。他乞求刚刚成年的弟弟陈有福，在自己死后务必帮忙照顾这对孤儿寡母。玲姐的娘家人赶到水塘湾时，她早已哭成泪人，原本瘦弱的身子在抽泣中一次次痉挛着，整个人蜷缩在堂屋角落里，像一份面团正被接下来的命运塑形。姐姐叫王玲，我们都叫她玲姐。她身材高挑，为人亲和，似乎比同龄的姑娘们更加懂事，因此深受大家喜爱。她父亲以前在粮管所工作，虽是临时工，但至少是端公家的碗，家庭条件在官抵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时候，情窦初开的姑娘们扎着堆，白天互相换工干农活，晚上就凑在某家的油灯下纳鞋底，织毛衣，平时有点零花钱，握在手里都能拧出水来，也舍不得花，悄悄积攒着等待出嫁那天，花在自己的嫁妆上，漂漂亮亮地在姐妹们羡慕的目光中走出“闺阁”。
姑娘们一旦组成新的家庭后，再回娘家，就只能算是走亲戚了，有时候还会像客人，坐在娘家人中间，显得局促而又拘束，曾经陪伴自己长大的一切，自从嫁出家门那天起，便不再属于她，即便在夫家受了委屈，也只能在外面流干眼泪才能进娘家的门。玲姐嫁到水塘湾，与官抵坎之间，隔着几座山。她第一次回娘家，并非刻意，只是从水塘湾去仁和街赶场，途经官抵坎时驻足了片刻而已。在我们老家，姑娘嫁出去不足月是不能进娘家门的，所以玲姐只能站在娘家的敞坝里，由几个尚未出嫁的妹妹陪着，有些日子没见了，大家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玲姐本来就长得精瘦，衣着又单薄，加之冬天的风比较凛冽，冻得鼻涕直流。虽说村里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比较严重，但女儿也是心头肉呀，她母亲心疼她，找来几把干燥的麦草，在房檐下烧了一堆火给她取暖，烟子熏得姐妹几人眼眶红润，气氛看起来有些悲伤。隔着一道门，她嫂子端来一碗汤饭给她吃，玲姐吞咽着，像是在吞毒药，每一口下去，喉咙总是竭力在伸缩。
自此之后，再见玲姐，就是在我姐夫陈有禄的灵堂前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到水塘湾。跟着官抵坎的大人们，穿过连绵起伏的田野，大约半小时后，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将我们引进青黑的松林中，隔着迷雾，能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伴着人的恸哭声，那是陈有禄家里在给他做法事，诵经的人轻车熟路，经文成串地从他嘴里飘出，或许，在那层迷雾之上，在我们看不见的某个地方，一个年轻人的灵魂正踩着天梯，由于回望，一次次滑到又重新爬起。而我的玲姐顶着孝帕，失魂落魄地站在灵柩前。陈有路生病期间，她一直熬更打夜地照顾着，原本瘦癯的她已被折磨得像根竹竿。陈有路死后，连夜的悲痛与痛哭更是让她憔悴不堪。端公的海螺每吹响一次，孝子就要磕头。玲姐和陈有路的孩子还不到两岁，甭说磕头，就连站着都得扶着供桌。每次磕头，玲姐都要将他的头往下按，这惹得孩子在灵堂上撕声破哑地哭闹，玲姐为了哄他，撩开衣服，将一只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嘴里。二十出头的玲姐啊，体内啥也没有，瘦得像一根吸管，被孩子狠命地啜着。周围的人，看着这对苦命的母子，无不低头拭泪。
我去异地读高中后，某个假期回到官抵坎，从母亲口中得知，陈有禄死后，玲姐仍然留在陈家，嫁给了她的小叔子陈有福。陈有福身形矮小，性格腼腆，在玲姐面前，显得像个孩子，春节他和玲姐来官抵坎拜年，我见过他一次，是个本分的人，看来玲姐母子跟了他，算是重新找到了实靠的归宿。玲姐和陈有福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他俩就离开水塘湾去广东打工了。当我再次听到玲姐这个人的名字时，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人们说她得了抑郁症，梦里常常看见四野八荒全是流水，那里面也不知道有啥东西总是在召唤她，很多次她从梦里醒来，以为自己还站在流水边上，特想纵身一跃，死在里面。因为担心她在外面出事，陈有福不得不辞去广东那边的工作，陪着玲姐回老家生活。
我结婚那年，婚礼上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置身人群中，目光呆滞，无动于衷。但我仍能一眼就认出她来，那是我的玲姐，尽管备受生活摧残，仍然保留着一丝丝少女时的神态，供我们在人海中相认。
2
燕姐的母亲总认为，自家闺女比其他野丫头金贵，平时也没少耳提面命地教育燕姐，离村里别的 “疯丫头”远一点。燕姐排行老幺，又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从父母和哥哥们那里得到的呵护更多一些，这让燕姐看起来有几分娇气，在众多粗野的姑娘中显得与众不同。燕姐从不串门，每天陪在她母亲身边，且从小就心灵手巧——绣得一手好鸳鸯，上下寨子许多小伙都盯着他，巴望着能将其娶回家。有的人跃跃欲试，故意在她家门前来回赶趟儿，但这逃不过燕姐母亲的眼睛，她从不给这些异想天开的穷小子好脸看，久而久之，大家都说燕姐母亲眼光高得很，也便作罢。打小无论什么事情，燕姐都是由母亲帮着拿定主意。燕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后，在与各种媒人周旋时，试探、搪塞、推脱，可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她母亲在，燕姐到是省了不小心。“过尽千帆皆不是”，直到木瓦房余家的儿子请着媒人上门来提亲，燕姐的太阳才得以从人生的地平线上升起，那人身上似乎有一种温暖的光照，令平时一副高冷样子的燕姐变得和颜悦色。这家人刚离开官抵坎，全村就传遍了：燕姐终于等到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名叫余智，家住贵州毕节木瓦房村，长得英俊，也是一副高冷的面孔，几次到官抵坎来磋商婚事，在与燕姐家族里的人们接触时，总会流露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对此许多长辈有些不满，纷纷在背后议论，说余智这人“拽得很（方言，相当于高傲）”。燕姐的婚事很快就提上日程，唢呐径直从官抵坎吹到了木瓦房，一路上伴着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亲戚朋友近百人将燕姐送到余智家里。随后有关余智家的各种传闻在村里就经常被人提起，“你燕姐享福了，嫁了有办法的人家，家里有四立三间的大瓦房”。那年代家家都是土墙房，相比之下“四立三间的大瓦房”就相当于豪宅，有此居所的人家定然是不愁吃穿的。燕姐的母亲对于女儿的这桩婚事十分满意，作为母亲，能够看着自己的“掌上明珠”寻得如意郎君，也算圆圆满满地了却了一桩心事。婚后燕姐时常回到娘家来小住一段时间，洗衣扫地，总是将家里归整得窗明几净。左邻右舍的姐妹们闲暇里会去燕姐娘家串门，从那里了解到燕姐的婚后生活，一个个羡慕不已。
几年后，年轻人流行外出打工，有的出门赚了钱就回村里建房子，一座座钢筋混泥土平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与之相比，几年前姑娘们梦寐以求的“四立三间大瓦房”已黯然失色。也是这个时候，余智带着燕姐去了浙江，开始为新的生活另谋出路。毕竟家里底子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人外出打工都是干苦力，而余智则买了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在温州城里拉客，夫妻俩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自从燕姐嫁人后，我们几年难得见一面，平时也没有联系，若不是偶尔听家里人说起，我都差点忘了曾有这样一个姐姐。
大概是六年前，一个平静的日子里，当我再次听到燕姐的名字时，却伴随着晴天霹雳般的噩耗在我们中间陡然炸开——余智死了。那是在一次拉客的过程中，像往常一样，余智漫不经心地开着车，在经过温州某郊区时，后排座位上的三个歹徒突然用匕首顶住余智，并对他实施抢劫，事后这三个歹徒担心余智报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他灭口。余智遭遇杀害后不久，警察便接到群众举报——在郊区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具男尸。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桩案子，我在网上搜索过这则新闻，从打了马赛克的配图上，还能大体看到草丛中血迹斑斑的余智，凌乱不堪，很难想象他在死前曾经受过何等的痛苦，甚至有可能跪地哀求过，但是那三个歹徒还是没有放过他。我和燕姐虽无往来，但在我年少的记忆深处，有一条抵达她的甬道。有时候想起她的孤苦——两个孩子尚年幼，她要独自面对丧夫之痛，还要承受生活突然坍塌后那旷日持久的压力——恻隐之中有着莫名的心痛。
有个深夜，我正在书房里读约翰·邓恩的诗，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在那端泣不成声，说自己已走投无路，希望我能帮帮她。迟疑片刻后，我才听出那是燕姐的声音，熟悉而又陌生，此时的燕姐精致的脸庞定然布满泪水，独自深陷在异乡的黑夜中怀抱着飘忽不定的命运。她说她已经多次去过案发地的派出所，被迫放弃心中的仇恨，希望以取得死者家属原谅的方式来减轻三个歹徒的量刑，以此换得三个歹徒家的赔款，她的两个孩子尚年幼，余智的父母年事已高，她实在是撑不住了。而据当地警方调查，三个歹徒均来自贵州深山里，皆是家徒四壁的人家，且有两个是未成年，三家人都无力支付这笔赔款。燕姐是在绝境中才想起我的，但我对于她的请求束手无策，一种内疚与无力感油然而生。唉，燕姐，我们皆是生活的弱者，命运蹂躏谁，只看厄运落在谁的头顶。挂断电话后，燕姐的哭声仍然在我脑海中回荡着，经历了她的绝望与悲痛，我也因此难以复原，成为了另一个破损的自己。此时，约翰·邓恩的诗集仍然安静地摆在我的书架上，我又将其翻出来，找到了这首诗: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一座庄园，
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3
落日挂在远处的山峦上，从灌木的缝隙中释放出凄红的光芒，在城市和山峦之间，有一片开阔地带，人影零落，荒草摇曳，各种各样的蔬菜地分割着寂静中的暮色，薅出的杂草铺满铁路两旁，暴晒几天就能将其集中焚烧，所得灰烬会用来掺杂着粪尿重新撒入畎亩之中。这是昆明西郊某镇大元村，梅姐的父亲举家来此已经有些年头，欲听故乡事，得见故乡人，但凡老家有人来昆明，若被他们知道了，都会郑重其事地请到家里来吃饭。梅姐家有四姊妹，一个个长得浓眉大眼、高挑美好，是周围几个寨子公认的“美人窝”。可她父亲还是不满足，说什么也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所以带着全家人到了高楼镇，一边打工一边躲“计划生育”。几年间，梅姐几姊妹早已出落成大姑娘，大姐嫁给一个四川司机，虽不是什么高级的职业，但毕竟是有“手艺”的人；二姐长得最漂亮，却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的昆明本地人，他家在某个城中村有一栋六层楼的房子；相比之下，梅姐找的这个男人最没出息，他叫陈斌，来自贵州大山里，人虽端正，也吃得苦，但仅只是个货场里的搬运工，每天灰头土脸地挣扎在生活的褶皱里。所以正当梅姐和陈斌商量着住到一块的时候，梅姐的父亲跳出来极力反对，还带来了绳子，将梅姐绑着打了一顿。不过梅姐软硬不吃，认定了这门婚事，她父亲这一闹，非但没有棒打鸳鸯，反而将梅姐逼得离家出走，连个潦草的婚礼都没有，径直就和陈斌组成了新的家庭。婚后的梅姐和父母那边断了联系，随同陈斌租住在下荒村，那里离陈斌上班的货场近，周围的租客都是陈斌的老乡，大家羡慕之余挖苦陈斌，说他“走狗屎运，娶了个大美人”。梅姐过上了家庭主妇的生活，每天除了串门听老乡们讲陈斌家乡的事情，快到下班时就提前回家做饭等陈斌，而陈斌每个月把辛苦挣来的工资分文不少地按时交到梅姐的手里。晃眼半年过去了，当爱的激情消退之后，生活的潮水就会涌上岸堤，这对涉世未深的小夫妻，显然还没有做好应对生活巨浪的准备，往往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不休，最厉害的一次直接导致双方分道扬镳，梅姐收拾了东西搬去她大姐家了，陈斌也结算了工钱回到贵州的老家。直到这个时候，除了这个男人外，梅姐还没有见过他家里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可是分开不到两月，站在人头攒动的昆明街头，她发现自己怀上了陈斌的孩子，真是悲喜交加啊，原本还在犹豫的梅姐选择原谅陈斌，并于当晚收拾东西，登上开往贵州的火车，她要去找那个“狠心”的男人。
陈斌家虽说是在贵州的大山里，其实离梅姐的老家官抵坎也不足五十里。当陈斌的父母面对突然找上门来的媳妇儿时，一脸愕然，转又乐不可支，一家人围着梅姐添汤加饭，嘘寒问暖，加之陈斌也当着家人的面向她低头服软了，梅姐心中的怨气和忐忑才得以消除。几天后，陈斌的父母为他俩操办了“团房酒”，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婚礼，招呼远亲近邻来家里吃顿饭，也算是正式认定了这门婚事。最让梅姐出乎意料是，陈斌亲自打电话给梅姐的父亲道歉，并很快取得了他的原谅。梅姐的父亲一定犹豫过，但这小两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他也只能认命。他长途跋涉赶来参加了梅姐和陈斌的婚礼。坐在热气蒸腾的酒席中间，梅姐的父亲抬头看了看陈斌家的两层楼房，觉得这是一个稳妥的归宿，加之陈家人的热情与善良让他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如此一来，他也就放心了。秋去冬来，转眼梅姐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是个女孩，这一年梅姐18 岁。第二年，梅姐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还是个女孩。无论是梅姐自己的家庭观念对她认知的养成，还是陈家人的期许，都还需要她生一个男孩。基于此，她和陈斌商量了，重返昆明，一边打工一边躲避“计划生育”。他们还是租住在下荒村，陈斌复又到货场里做搬运工，生活回到两年前，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两个孩子。当梅姐怀上第三个孩子后，去医院打了B 超，被告知还是一个女孩。这让梅姐夫妻俩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生下来吧意味着还要继续生，可是孩子多了压力太大；不生了吧意味着这个家没有传递香火的男孩，不甘心。最终夫妻俩痛下决心，拿掉第三胎。待梅姐的身体恢复不久后，她又怀上了第四胎，可还没来得及去打B 超，就流产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沮丧至极。但是无论多么绝望，生男孩这事还是不能耽搁，每逢赶庙的日子，梅姐都会去烧香拜佛，眼巴巴指望着下一胎能够如愿以偿。好不容易迎来了第五胎，去打B超，医生告知，仍然还是女孩。天啊，这可怎么办，陈斌焦虑得脸色苍白，经常因此而失眠，头发大把大把脱落，这次的选择比之前都要艰难，不敢再人流了，这会导致梅姐直接丧失生育能力。这时梅姐的二姐来到下荒村，向梅姐坦露了心里的苦楚。她丈夫身体有病，嫁过去几年了至今未得一男半女，如果可以的话，她想收养梅姐的这一胎孩子，愿意支付月子期间的一切费用，但有个条件，无论孩子多大，不能主动去认领。梅姐夫妻俩寻思，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不用担心人流带来的后遗症，二是收养孩子的人家庭条件优渥，又是自己的亲人，孩在在她们家成长，不会被亏待。就这样，孩子刚一生下来，就被梅姐的二姐带走了。到了这个时候，陈斌开始打退堂鼓了，心理压力太大，他想放弃再生孩子的念头，可是梅姐却似乎和这事儿杠上了，不生男孩决不罢休。陈斌拗不过她，过了一年后，又怀上第六胎，这期间陈斌可谓天天战战兢兢，就连梅姐去医院打B超他也不敢陪同，关键时候，还是梅姐的勇气撑起了这一切，独自偷着去医院打了B 超。等到陈斌下班了，梅姐伺候他吃了晚饭，才将B 超单往他面前一拍，陈斌还不知道咋回事，低着头看了几分钟才明白，惊叫着抬头看向梅姐，两人愣在那里，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盼星星盼月亮啊，这一胎是剖腹产的，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生下儿子后，由于生活压力太大，梅姐迫不得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贵州老家，毕竟农村各方面开销都要小很多，留下陈斌独自在昆明打工挣钱养家。梅姐回到老家不久，剖腹产的伤疤尚未痊愈，就被计生小分队带去做了结扎手术，肚子上又被开了一刀。有一次梅姐带着三个孩子回官抵坎，那里是她小时候成长的地方。遇到我，梅姐给我讲起她的这些经历，笑嘻嘻地撩起衣服，让我看她的肚子，那是一副饱受蹂躏的身体，一条条错乱的刀口还在泛着血红的伤疤，像一道道通往人间的窄门，活活被挤破了。
四年前，母亲告诉我，后来陈斌得了抑郁症，也回贵州老家了，现在整个家庭的重担——喂猪养鸡、背山种地等，全靠梅姐独自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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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子小学坐落在庙坪村口，前身是村里的公房，属于木屋盖瓦式两层小楼。这也许是仁和镇最偏僻的小学之一，只有一二年级，总共三四十个学生，都来自官抵坎和庙坪两个相邻的村庄。这种山村小学的教学很散漫，没有确定的上课时间，老师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上，若有事情耽搁了，学生们就会山丘野马般到处乱跑，但只要听说老师来了，全都提前“狼奔豕突”般冲回教室里，装模作样地大声读书，乌烟瘴气的教室里瞬间书声朗朗，直到老师走进教室，用尺子狠狠地敲打讲桌大家才停下来，但偶尔也有几个表演过了头的小家伙，在大家都安静下来后还在“忘情”地朗读，通常引得教室里哄堂大笑。但这次老师破天荒地笑着让大家安静，然后对着教室门喊了一声，“都进来吧”，随后只见五六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你推我搡地走进暗淡的教室，在几十个孩子的目光中扭扭捏捏地晃来晃去。她们在黑板前面向同学们站成一排后，我终于认出来，其中两个分别是我的秀姐和兰姐。老师接着介绍：今天我们班来了几个新同学，都是你们的大姐姐，今后若有什么不懂的，同学们要多帮帮她们啊。没等老师讲完，有个姑娘扭过脸去咕地笑了一声，原本大家都是在竭力忍住的，被她这一逗，教室里所有人顿时笑得前俯后仰，像谁在火山堆上扔了把火，那笑声喷溅得到处都是。在被笑声打断几次之后，老师终于把事情讲明白了，这几个新同学是本次仁和镇“扫盲”教育强行撵进学校来的。这几个新同学虽已成年，但没上过一天学，如果递把刀给她们去砍柴，可能很快就能搞定，但若要她们拿笔写字，似乎比登天还难。秀姐和兰姐每天和我一块儿进学校，几天了，片鳞半爪都不敢在本子上写下，只要铅笔一碰上作业本，不是笔芯断了，就是作业本被戳破。最后她俩索性把书本一扔，骂骂咧咧走出学校，无论老师怎么上门劝返，就是死活不肯回去。好几次我在村里遇见秀姐和兰姐，她俩刚从山上干活回来，总会央求我教她们写名字，她俩拿着镰刀在地上蛮横地划着，而大地太硬，无论怎么划，就是看不出半点痕迹，写了和没有写一个样，就像她俩在不在人间，着这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
某个秋天的清晨，连日的疲惫还在将人们摁在睡梦之中，就被一阵咒骂之声骤然惊醒，听声音大家就知道，那是秀姐和兰姐的母亲，多年来，人们都已习惯了她的咒骂，“可能又是一家人吵架了”，或许大家都愣了一下，然后这样想着又继续蒙头睡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关于秀姐和兰姐离家出走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她俩的母亲还是没有停止咒骂，不论是在地里干活，还是走在乡间的路上，逢人便说“这两个婊子故意整治老娘，趁着活路（方言，活儿）最忙的时候出去找躲头（方言，躲处）了”。开始大家都信以为真，但十多天后，还是没有秀姐和兰姐回家的消息，人们开始心生疑窦，这两人越来越不像是去亲戚家耍了，谁会留她们耍那么长的时间呢？那时人们都很穷，两张嘴巴要吃饭啊，再说大家都晓得她俩的性格很要强，才不会在哪家捡下贱食吃呢。正当大家在背后悄悄议论的时候，耳畔又传来她俩母亲的声音了，和以往不同，这次她披头散发地游荡在村里，捶胸顿足地嚎啕痛哭，一路上边哭边呼喊着“我的儿啊，你们到底是去哪里啊……”说来也奇怪，两个大活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一时之间，关于秀姐和兰姐的去向，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猜测。
时间的力量在于它能让人淡忘一切。两年后，没人再提起秀姐和兰姐的事情，她俩的母亲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失女的悲痛似乎已从时间的流逝中获得治疗。可是某个晚上，有人从镇上回到村里，带来了一个爆炸性消息，他说在派出所门口看到了兰姐和秀姐的母亲，她带着家人用石灰水将张麻子的眼睛弄瞎了。可这两家人无冤无仇，何以下得如此毒手呢？天亮后，真相终于大白，兰姐家人昨晚收到一封来自安徽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兰姐和秀姐两家人的照片，信中说她俩已经被拐卖到安徽，而人贩子就是张麻子。兰姐家有块地在张麻子家房背后，兰姐和秀姐那天干活累了上张麻子家找水喝，被张麻子以到贵州打零工赚钱的借口诱拐了。
后来兰姐和秀姐两家人约着回过官抵坎一次，仅仅一次。她俩举着树枝教孩子们在雪地上写字，一个“兰”字，一个“秀”字，虽然歪、歪、扭、扭，但是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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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冲到野猫洞的时候，煤厂上挤满了人，中间空出来的沙地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个凌乱不堪的人，有的还在微微颤抖，有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但都在冒着烟，像被烧得黑乎乎的焦炭刚从炉火中拔出来，很难分清楚谁是谁。有人将马车撵过来，在上面铺了层垫单，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伤者抬上去，由工友们护送着赶往镇上的医院。已经死掉的，就用衣物盖住脸，任其摆在原地。死者家属已在路上，正赶来收尸。煤厂上虽然人多，但却出奇地安静，这突来的惊遽似乎摄入每个人的肺腑，一旦开口，哪怕一小点声音产生的动静都能让大家的肉身灰尘般坍塌。“这女人命硬了克夫得很。”黄昏时，村里几个婶娘聚集在村口，看着山脚下荒凉的煤厂，沉寂在夕阳的余晖中，小声嘀咕着。她们的男人平时忙于春耕秋收，但也会隔三差五钻进煤洞里去采煤，以便能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这次瓦斯爆炸似乎是发生在她们的身体里，虽然死的不是自家男人，但回想起他们经常黑不溜秋地在煤洞里钻来钻去，庆幸之余也一个个吓得够呛。几个婶娘说起的女人，就是我的云姐，她才嫁到凌子口两年，家里有个尚未断奶的孩子。凌子口和官抵坎之间，隔着二十多里地。或许云姐正在家中喂孩子，而此时他的男人就倒在野猫洞的煤场上，正在被即将到来的黑夜一层一层地覆盖起来。
那时候官抵坎周围，到处都是小煤窑，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在存煤，没钱买煤的人家甚至会铤而走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钻进煤洞里挖煤。邻村就有兄弟二人，大哥先进去，半天没出来，等在洞口的弟弟着急了，进洞去寻找，几天后，当人们在煤洞里发现这兄弟二人时，都已中毒身亡，尸体僵硬得如煤块。那些煤洞横向深入山的内部，与人间隔着一条条狭窄、潮湿而又幽暗的隧道，若要钻进去，必须弯下腰，甚至需要保持双膝跪地的姿势，就这样，他们中有的人爬进去，在一次塌方中成为煤块的一部分，有的四脚蹬地爬了出来，竹船里拉着几百斤煤。人要将山挖空，山要用人来填，谁能在此中获得生机，全靠个人的命。云姐的丈夫，终归还是被运走了，被埋在凌子口的路边，坟堆得像一个小山包，和一堆煤炭那么大。
逝者已矣，但生者还要带着巨大的悲伤，继续活下去。这种时候，对于云姐来说，最难维系的就是婆媳关系了。两个悲伤的女人，一个失去丈夫，一个失去儿子，都把对方当成发泄的对象，亲情在现实的拉锯中生生被掰断。云姐想回娘家散心，婆婆就会认为她这是要带着孙儿逃跑了，甚至是上茅厕也会被怀疑；春耕大忙时，有男人帮着做两天活儿，婆婆就觉得云姐在村里搞破鞋了；云姐真是左右为难，真想心一横一走了之，但是天下之大，去哪儿呢？她在夫家就留下儿子这点血脉，想带着孩子走是不可能的，婆婆必定誓死纠缠。但是不带的话，她又实在割舍不下。直到有一天，云姐的母亲去看望她，正碰上她被婆婆骂，看着自家的女儿憔悴不堪的样子，母亲一怒之下，和婆婆抓扯着扭打在一起，直到村里人问讯赶来将她们拉开。一不做二不休，云姐的母亲干脆请人稍信回到官抵坎，她几位大哥听了，邀约村里几十个年轻人赶去接应，趁机将云姐及其家里的家具、牲口全部带走了，唯一将那孩子留给她的婆婆。车子经过羊滚坡时，云姐想起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想起自己的命，心被堵往另一条路上，实在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遂从货车里往外纵身一跃。羊滚坡的险峻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山顶上道路崎岖坎坷，山的边上几百米的坡面呈75°角往谷底倾斜而下，一旦人、车或牛羊滚下去，必将尸骨无存。云姐刚一跃起，幸得她二哥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她整个人有一瞬就荡在车厢外，凌空之下，就是万丈深渊。司机赶紧将车停在路沿靠地埂的那边，云姐的母亲一把将她拖到灌木从里，劈头就是一顿詈骂。等两人冷静下来后，彼此为对方擦去腮边上的泪水，由几个哥哥搀扶着重新攀上车厢。
云姐回到娘家后，像尚未出嫁之前一样，每天忙里往外，村庄没有变化，家什都摆在原处，平日里遇上叔叔婶娘等，也都笑脸相迎，但她已找不回那个曾经的自己了，受过的伤，经历过的事已将她移位，从那个少不更事的姑娘投进前途未卜的迷雾之中，接二连三的遭遇像一支支箭镞凭空飞来，身上的伤口似乎会提前裂开，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将其一一接住。也有周围寨子的男人想要上她家门去提亲，但只要想起她前夫的遭遇，“克夫”的传闻还是让他们心怀顾虑，遂打了退堂鼓。那一年时间过得真慢，细炖慢熬，日子终于抵达年关。隔壁村里一个远嫁的女人回来了，当年她为了给家里双亲修一栋两层楼的砖混小平房，硬将自己嫁给了一个贵州残疾人，从那儿换回来6000 块钱的“彩礼”钱。她听说云姐的遭遇后，主动找到云姐，建议她也去贵州，她那边的家族里有个男人，是个赤脚医生，几年前在山崖上采药跌断了一条腿，人虽跛脚，但有手艺，吃穿不愁。云姐内心深处是不甘就此孤独终老的，她也渴望新的爱情重新点燃自己，但是想起人们都在传言自己“克夫”这事，对于再次嫁人，她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个月后，也不知是什么帮云姐下了决心，她还是嫁去贵州了，并且二十多年来没有回来过。即便是现在，每次经过她家门口，我都会想起，云姐离开的时候正值秋天，她家门前的泡桐花落了一地——那是一棵被雷劈过的泡桐，树干虽被折断过，但仍然枝繁叶茂，开着紫色的花。
6
离开官抵坎后，我就很少再见到桃子了。我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一块儿上山打猪草。那时候她们一帮姑娘，经常约着到秧田湾和百爪林打猪草，而我总是会找一个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四仰八叉地躺下来睡觉，林中的鸟鸣，山涧里溪水潺潺之声以及周围的蝉噪混合在一起，成为最好的催眠曲。有时当我醒来，太阳已经偏西，竹篮里空空如也，可是家里的几头猪还等着我打猪草回去下锅呢，如何是好？我站在山腰上远眺，姐姐们埋头在地埂上打猪草，离她们不远的地方，摆放着一堆堆打好的猪草。我悄悄跟在她们的身后，从每一堆猪草里分走一部分，不大会儿就能凑满一竹篮，开始她们都很惊讶，夸我打猪草的速度快，但没过多久，我的诡计就被她们识破了，每个人不再往地里堆猪草，不论打了多少，都会随手扔进竹篮里，并且是走到哪儿竹篮就背到那儿。在众多姐姐中，还是桃子对我比较好，她把自己的竹篮打满后，就会帮我。我俩背着猪草，从那些陡峭的山路上往家赶。月亮出来了，清辉之下，官抵坎呈现出一片幽暗之色，包裹着我们的松林、房屋、悬挂在窗前的灯盏。有时村口的竹林中会斜刺里闪出她母亲，抱怨她手慢，一箩筐猪草竟然花了整个下午，边说边委身下去接过桃子背上的篮子。
我和桃子同岁，她大我月份，村里人经常拿我们比较，总说女孩比男孩省事早。五年级暑假刚过，我考上初中，也正是这一年，桃子辍学，她没有考上。仅几年的时间，我们朝着各自的方向行走，竟然变得像两个陌生人，有时村里遇着也只彼此点头嗯哼而过。桃子嫁人那一年我已经离开仁和镇，去了滇南一个师专读书了。好几次听母亲说起，她们小两口婚后去了浙江打工，凑了本钱后返回镇上开了个羊肉米线馆，起早贪黑的，也存下不少钱，估计以后还想做点大买卖。
再次见着桃子，又是几年后的事了。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在社会上拼搏了几年，多了不少见识，整个人也外向和自信了很多。那时我已经在镇雄城里工作，桃子到城里来购物，作为老家来的亲戚，中午我请她到家里吃饭。和她一起来的，是她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家就住在城郊的某个村子里。她们商量好要去荔波县旅游，我在心里还暗自羡慕她，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到头来还是困在生活的泥淖中，还不如桃子她们那么潇洒，想去哪就去哪。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桃子敲开我的门。她说，原本这次要去荔波县玩，但是途经贵阳时，她那朋友的亲戚打来电话邀请她们去广东玩，正当她俩准备购买高铁票的时候，那亲戚又来电话了，说他有事晚上要飞广西北海，让她俩去北海和他会合。也就这样，桃子跟着她的朋友一路辗转到了北海，那朋友开始两天带着她俩四处旅游，每天好吃好喝供着，但奇怪的是，两天过后，那人带着她俩到处去找老乡串门，每户人家无论开始聊啥最终都会把话题转到“1040”工程上去，据说这种工程只要入股69800 元，三年后就能赚到1040 万元。桃子的朋友似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当晚就到处向亲朋好友借钱，还神秘兮兮地绕着话，深怕别人知道她借钱的用途。桃子觉得这事不太可靠，可能是“传销”，遂悄悄提醒了朋友，可那女人认定了这条生财之道，对着桃子苦苦相劝，桃子也有些犹豫了，但她俩准备回家后再考虑一下，可能的话两天后就能入股。当桃子口若悬河地给我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疑问，“你的朋友和对方是一伙儿的？你才是他们的目标。”听我这一番分析之后，桃子似乎觉得不可思议，但她还是不太相信朋友会害自己。
几个月后，桃子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结局，我预感到不妙，立即拨通她的电话，可是已经没人接听。后来坊间到处传闻，桃子最终还是被传销洗脑了，倾家荡产，几年的积蓄续一夜成空，就连镇上的米线馆也关了门，全家人不知所踪。
7
打小开始，村里就有这样一个傻姐，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同一件臃肿的棉衣，整个人像一只动作缓慢的笨熊，经常步履蹒跚地在村里闲逛。她身后总是跟着一群淘气的孩子，他们追着她叫骂“傻子、傻子……”有时她佯装弯下腰去捡石头，那群淘气鬼见后会忽然一哄而散，反反复复很多次，原本走路就慢的傻姐因此就变得更慢了。记得有一次，傻姐蹲在路旁纹丝不动，像一个小山包，两匹马打架，在追逐中竟然从她身上一跃而过，众人都在避让，就她毫无知觉，马也没有发现她。她像一个家庭里多余的部分，回到家里就给她一碗饭吃，不回也没人去找。傻姐为什么会傻，这个不得而知，但以前的农村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几乎每个村子里都会有几个傻子，像从正常的身体中挣脱出来的野兽。傻姐后来离开了我们，嫁到另一个村里去了，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智障，这家人娶她据说是为了“传香火”，但是傻姐嫁去他们家两年了，仍未得一儿半女，这时候夫家才觉得娶了一个累赘，经常打骂她，开始她被打，还会痛苦得嗷嗷直叫，后来被打的次数多了，似乎变得麻木，无论她的智障丈夫如何对她施暴，她都像一堆石头那样沉默。我在想，一个人，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将痛苦需要发出的声音憋在体内。哦，或许那时候，她只是身形还像人，而灵魂内部的构造已经混乱不堪，神经末梢的感知点被一次次的疼痛覆盖了，像人的手心因长期被器物摩擦而长满茧子。她累了就在地上睡觉，有时候甚至在家门口的田地里过夜。其实傻姐离娘家也就几公里远而已，她经常遭受家暴的事情家里人也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她回来，心里虽然难受，但谁要是把她接回来就是给自己增加负担，也只好忍着。其实傻姐嫁到丈夫家后，很多次都想自己回娘家，人们说她的记忆只能走出家门几百米，便会迷失在山中，所以她每天只能重复着同一距离的路线，在半截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徘徊。
也不知什么时候，傻姐就死了。夫家潦草地办理了丧事，将她埋在路边上，那是一个极其寒酸的土堆，甚至没有砌石头，他那傻子丈夫家只是将她简单地埋进墓穴里，挖了几撮箕泥巴掩上。那泥巴也没有夯实，堆到一定的高度便不能再往上了，大颗的砂石从尖尖的顶上滚下来，在四周围城一个圈儿，任由圈儿多大，坟就多大。坟的面前，就是她生前反反复复地走过的那条路，那条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远远望去，就像是从坟里拖出来的一样。后来我们多次经过傻姐的坟，可是谁也不会再想起她，那坟后来长了很多草，清明也无人挂青，时间长了，到越来越不像一座坟了。由于那是一条泥泞路，进出村子的人们经过那儿，都会不由自主地踩进她坟头的草丛里，借用草尖上的露水擦干净鞋底的泥。而那坟里，就躺着傻姐，生时备受蹂躏，死了仍然逃不脱被践踏的命运。
8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打工的热潮像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封闭的小山村打开了缺口，人们像过江之鲫，从那儿纷纷游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雪姐就是那个时候，随同村里第一批外出的人去到广州的。在中国的打工史上，第一批外出的人最值得同情——远方藏着万家灯火，却没有一束自己的光。在灯火辉煌的陌生环境中，他们需要尽快找到工作，在城市里扎下根子，他们一定迷惘过、惊慌过，就像一条泥鳅突然被放进新的水田里，无边的清澈之中，一团笼罩着自己的浑水瞬间被搅起。这不像后来的打工族，去到哪个城市都有亲朋好友接济，不至于流落街头。第一批去打工的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为了尽快稳定下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任何又脏又累的活儿都会接手，他们就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力量，一步一步地在城市里扎稳根子，他们在郊区或者某条陋巷中的出租屋，成为后来的打工者们借以临时寄身的落脚点。那时的农村人在观念上还没有完全接受打工这个概念，尤其是女孩子去了大城市，无亲无故还能稳定下来，很多人就会擅自揣测，有的人甚至会将自己臆想中的事情当作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他们说雪姐做了“鸡婆”，那时我虽不知道这是何种职业，但从他们神秘的交谈与猥琐的表情中，猜得出这并非什么光彩的事。雪姐从小爱美，每次背菜上街去卖，凑了足够的钱就去买雪花膏。记得她第一次穿着健美裤从村里穿过的时候，很多人就背地里说她是“骚货”。雪姐去了广州回来后，涂了口红，戴了大耳环，村里很多人说这种装扮要电视里才有，并坚信雪姐是个鸡婆。而事实上，雪姐是在一家餐馆里做领班，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关于雪姐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经常有年轻人出入她家，甚至心里想着苟且之事，占语言上的甜头，没有人真心实意想娶她。先是她的母亲逐渐扛不住了，后来她家里所有人见着她，都在刻意疏远。某次，他哥哥在集镇上，和几个年轻人开玩笑，对方是些小流氓，直接说雪姐在广州做“鸡”，他哥哥恼羞成怒，跑回家抓起雪姐的头发狠狠地揍了一顿，从那以后，雪姐便对这个家死心了，独自在某个深秋，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官抵坎。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间杳无音信。这时雪姐的母亲才开始紧张起来，她时常梦见雪姐哭喊着向她呼救，身上血淋淋的。加之去广州打工的人回来说，在城里听见有无头女尸，雪姐长得漂亮，一个人在外面的城市漂泊，那时候到处的治安混乱一片，估计凶多吉少。雪姐的母亲经常在集镇上去找“谢八字”测字，每次那老先生也都面露难色，只是摆摆手手，摇摇头，钱也不收。他这个样子，往往让雪姐的母亲在街中间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失声痛哭。雪姐的母亲后来找人“观水碗”，据说作法的巫师能在水碗中看出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后来村里都传开了——雪姐死了，巫师在水碗里看见她死在一条大河里，尸体在波涛中浮浮沉沉了好几回。此后逢年过节，雪姐的母亲都会在村口烧一堆冥纸，泼一碗水饭，以便让这个客死异乡的孤魂能够重回故里，下辈子投胎选户好人家，做个良人。
几年后，也是春节，其他人都挤在隔壁的屋里等着看年欢晚会，忽然有人推开门，隔着昏暗的灯光，朝着那个佝偻着身子的老妇人叫了一声妈，老人以为是电视里的声音，但似乎又有点熟悉。她缓缓地转过身子，立即吓了自己一跳，面前站着三个人，定睛细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老妇人几乎晕厥过去，等到完全清醒了，身边已经围着许多人了。老人家扯开嗓子痛哭起来，“我的儿啊，这些年你是跑哪里去了啊？一点音信都没有，我们都以为你死了。”母女俩抱着哭了半天，擦掉眼泪，情绪稍微平静些后，雪姐随着桌子上摇曳的烛光看过去，一摞摞冥币垒满了桌面，其中有一摞还清清楚楚地写着自己的名字，因而内心深处的痛楚再次泛起，她也放声畅畅快快地痛哭了一阵，一家人围着她，个个心怀忏悔，任其边哭边倾诉心中的苦楚。
自上次雪姐离开官抵坎，已经八年了。随着她嫁人后，女儿的诞生渐渐让她宽恕了以前所遭遇的一切，这才带着丈夫和女儿回家探亲的。她丈夫是广东梅州人，做木材生意，足足大雪姐20岁，这又成为许多人在背后诽谤她的理由。春节刚过，雪姐一家就回广州了，只是没过多久，村里的人们就忙活起来，将几条泥泞路全部硬化了，据说砂和水泥全是雪姐出钱买的。其它村子里的人来到官抵坎，都会由衷赞叹——这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最干净的路。
9
像从未绽放就已经开始蔫败的花蕾，零落成泥碾作尘，青春急促，短暂如一声叹息。可无论如何，珍姐到底还是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父母曾亲自去她家门上提过亲，差点儿她就与我哥哥结为连理，和我们成为一家人。珍姐最后嫁给了我们村一个不务正业的青年，那家伙性格暴躁，做事从来不靠谱。印象中珍姐极为单薄，走路似乎都没有声音，在家做姑娘的日子里，她脸颊尚有丰腴，看起来长相还算过得去。可婚后没几年，她脸上的颧骨便一个劲儿往外凸，端着两颗落进眶里的眼珠子，游魂般在我们的生活里时隐时现。有时候她遭受男人的家暴，从家里逃出来后，流着眼泪朝娘家跑，可这“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娘家人不便干涉她的家事，每次都是将双方喊到一起来，好言好语相劝。珍姐遭遇最为严重的一次家暴，她男人竟然用秤砣在她头上砸开一道血口，这回她娘家几十人冲进她家里，但她男人早已闻风逃走，出去躲了一段时间后，又恬不知耻地回家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农村女人胆小，心慈，为了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忍气吞声，即便后来她还是会遭受男人的家暴，但这对“孽缘”却始终还是没有被拆开，直到后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在我们村传开。
那是七年前，几个陌生人悄然潜入我们村，在黑夜中摸索至珍姐家，忽然破门而入，直接从被窝里将她夫妻二人铐起来带走，人们第二天才听说，珍姐夫妻二人因为贩毒被公安局拘捕了。让所有人最为惊奇的是，珍姐他们一家四口住在陈旧的木瓦房子里，生活捉襟见肘，怎么看也不像是贩毒的人家。村里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说是她男人的姐夫是靠贩毒起家的，珍姐夫妇第一次为他送货就被抓了。珍姐的男人平时嗜赌成性，做事没有责任心，可是这一次他的表现却让村里很多人都为他竖起拇指，说他终于像个男人了——他把罪全部顶了，一口咬死贩毒的事情和妻子无关，所以自己被判了死缓，而珍姐进去几个月后就出来了。珍姐仍然悄无声息地活着，时而出现在某道沟渠旁，时而出现在某片玉米地里，每天任由着两个孩子在山野或者树下睡觉。村里很多人都心疼珍姐，年纪轻轻就要守活寡，关键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她那原本就已经瘦骨嶙峋的身体如何扛得住。天好地好啊，她离娘家近，不论是照看孩子还是农忙时节，娘家人都会帮她一把，日子虽然难熬，但勉强能过下去。
但两年后珍姐独自去浙江打工了。开始我就在怀疑，像她这种即没力气又没技术还不喜欢开口说话的人，有什么工厂能够接收她呢？我的怀疑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珍姐因为贩毒人赃并获再次被捕。这样她们夫妻二人就天各一方，关在不同的监狱，等同于两粒尘埃，被命运的疾风刮进了时间的缝隙。
10
春天，我们回到官抵坎，阳光照耀着这个村庄，多年来，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土坯房、木瓦房等全部坍塌甚至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钢筋混凝土铸就的楼房拔地而起，看不出任何萧条的迹象，只是比之以前，它似乎变得更加寂静了。村里的小路有的已经改道，有的已经消失，还有几条弯弯曲曲穿过原野，伸向更加开阔的地方，唯一没变的是层出不穷的姑娘草，仍然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旷野中，在微风的轻抚下摇曳着，又或者，瑟瑟发抖。人生七年
1
我要去安尔，但我不知道它在哪儿。一个迷惘的人，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此去前路未卜，但眼下这一脚，我必须踩下去。我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逢人便问，“去安尔从哪儿上车？”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在他们一次次的摇头或者摆手后，我背着行李，继续穿梭在人群中，继续打听自己的去向。偶尔有人听说过“安尔”，若有所思，但也不是很确定，有的说从东站上车，有的说从西站，有的说从环城路滑坡那个地方······我只能从这些打听到的消息中，挨个去寻找，就像陷落密道的人，正在岩壁上到处摸索。我是一个刚刚通过特岗教师招聘考试的毕业生，要去安尔中学任教。选岗那天，数百人对应着待选的岗位，按照考试分数从高到低的顺序选岗，我报考的是初中语文，考了第三名，很快就轮到我选岗了，我却显得犹豫不决，因为那些岗位所在的地方，我从没有听说过。那时就业形势紧张，特岗教师招聘拿出来招考的岗位均在全县最偏僻的地方。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选安尔吧，离城比较近”——排在我后面的人们在催促我赶紧选。鬼使神差地，我真就对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安尔。”话音刚落，周围一片哗然，他们认为我的选择和我的名次不匹配，我有机会选到更好的地方去。我虽是镇雄人，但对镇雄县却很陌生。在举目无亲的城里游荡了半天，才找到汽车客运东站。在车辆密集的车站里，我在那些中巴车上到处寻找“安尔”的字样，可一辆车也没有找到。后来我跑去售票处询问，才被告知去安尔的客流量小，没有中巴车，只有两张面包车，也不是很准时，还经常停运。接着工作人员指向车站外一处混乱不堪的荒地，告诉我说，“去安尔的车不在站里，都停在那边，不过这个点肯定没车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过去，只见几十辆面包车灰头土脸地麋集在一起，车身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泥污，一看就知道是从乡下来的，跑过最烂的泥泞路。站在熙来攘往的街头，我感到忧伤起来，安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要去那儿工作了，可能还会是一辈子。记得选岗结束那天晚上，我告诉父亲选在安尔，他似乎听说过这个地方，当年村里有个堂哥跑三轮车，送客人下乡，结果路上出了车祸，就死在那儿。在电话中，我似乎看到了父亲那张凝重的脸，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地方，但还是得鼓励我，“去吧，在哪里都是为了这张嘴，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能教书已经很好了。”那是夏末炎热的午后，面包车内狭小，加之人员超载，一个个发烫的肉体挤在一起，像一截截架在火堆上的木柴正释放着晃荡的热浪。每个人身上的毛孔原本都是安静的，可现在被这车内的燥热一烘，汗滴便在那毛孔里苏醒过来，它们在那些细小的毛孔里翻了个身，纷纷攒着劲儿，在皮肤上拱开一个个出口，这使得大家身上的痒点此起彼伏，往往要从别人的腰下勉强拔出自己的手臂，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能将手反腕伸到背脊痒点上潦草地扣上几下，不多时那汗渍混合着微尘形成的腌 很快便填满整个指甲缝儿。这热火朝天的生活已经开始向我涌来，我知道，从此以后，一切都得我独自去面对。
面包车才出城便驶上山道，后轮扬起的尘埃在身后形成一阵浓密的尘雾，偶尔有摩托车从中穿出来，在侧面超过我们，弹起几粒砂石噼里啪啦地打在挡风玻璃上。那面包车经过一些坑洼时，车身突然颠簸起来，车内的尘埃再次被腾起，随着我们的呼吸被吹开或者吸进鼻腔里。山道两边的植物蔫败着，叶片上敷着的陈年灰尘将一些枝干压得更低，它们垂向路边，让原本狭窄弯曲的山路变得更加细小，真担心这样的路，会不会跑着跑着就从某个地儿断开了。
面包车嘶吼着翻过了几座山后，在一个集镇上减慢了速度，许多赶集的人晃荡在车前，司机不耐烦地摁着喇叭，前面的人回头斜乜，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有的慢吞吞地让开，有的甚至装作没有听见，司机压着嗓子，咒骂着这些“狗娘养的”，才走了几步，又有对头车开过来了，彼此小心翼翼地修着方向，在错车时隔着车窗问，“今天拉了几个？”“十个”，话音未落，面包车又往前挪了几米，把对方羡慕的目光甩在车后方。面包车走走停停之间，我看着满街杂乱无章的摊位边，人们摩肩擦踵地行走在街上，有的寒暄，有的砍价，有的打情骂俏······街边房屋低矮，灰不溜秋地开着各种铺面，有个满身油污的男人正从灶台上抱起一甑子饭，雾气瞬间从锅里冒出来，将他汗涔涔的上半身淹没在小馆子的屋檐下。我问司机“这是安尔吗？”司机说“不是，这是场坝，安尔还要跑一小时。”我意识到“选安尔吧，离城比较近”可能是句谎话，或者是与其它岗位比相对而言“离城比较近”。知道这儿不是安尔后，我反而松了口气，甚至心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庆幸。一个在城市里读了几年书的年轻人，突然回到这种穷乡僻壤里，回想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到头来却只能来到这种地方，心中难免还是会泛起些许的失落与不甘。
面包车沿着一条枯细的河流突突突地行驶，穿过一个个山坳或寨子，不时还会停下来，有人不停地上车或下车。每穿过一个山坳，我都会寄希望于下一个山坳，或许穿过它后，安尔就会豁然出现在我眼前了，想必，这地方有初级中学，应该不会太差吧。感觉时间过得真慢，我心里默数着这些山坳，想象着安尔的样子，这一路上不是河谷，就是高山，到哪里去找这样一块开阔的地方来安放这个村庄呢？似乎再走下去，我们就会去到悬崖上了。
2
不知什么时候，可能是因为奔波带来的疲乏，我竟然睡着了。迷迷糊糊中，随着一声急刹，车内外的灰尘再次腾起，我感到身子向前倾轧，随即又向后沉沉地倒在座位上，“安尔到了”，司机冷冷地说。经过三小时的颠簸后，一车人被挤得变了形状，狼狈不堪地从车里钻出来，这时我才四下张望，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恍惚置身于绝境中，此生从未有过的悲凉之感从骨子里氤氲开来，现实的真实击碎了内心抱有的那点幻想，象牙塔坍塌了，我此刻就站在它的废墟上。安尔原本是一个乡，撤乡并镇后，辖属于素有镇雄“小西藏”之称的以古镇。两排灰扑扑的低矮房屋夹着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突兀地挂在山腰上。看得出来这街道以前也曾硬化过，可能因为时间久了或者遭遇大型载重车辆（安尔有煤矿）的长期碾压，许多地方的水泥已被碾成碎块，与坑洼中的泥土混在一起，部分路段有积水，其中垫了几块石头供行人通过。因为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人影寥寥，几条狗趴在街边懒洋洋地翻了翻眼睛，偶尔有风穿过街道，吹起几个塑料袋翩翩然飞舞在空中。我绕过街口苍蝇乱飞的垃圾堆，逮了个学生模样的孩子问，“安尔中学在哪儿？”她怯生生地领我走出街道，穿过一条泥土路，路的右侧有几栋颓败的楼房，那就是安尔中学，就是我此行的终点，漫漫余生，或许我将在此度过。这学校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早已破败不堪，墙面到处脱落，绽出斑驳的石头墙体，屋顶上的水泥板长时间被雨水冲刷，已经风蚀，一些锈迹的钢筋裸露在外，教学楼上的窗子黑乎乎的，窗玻璃多已缺失或者破裂。傍边有一栋两层楼的平房，那是以前的办公楼，现在变成教师宿舍，也是同样的颓败。我在二楼上见到了一位瘦高个儿的青年男子，戴着眼睛，他就是校长。那时我很瘦小，才毕业不久，穿得还像个学生，校长听说我是新来报道的老师，扶了一下挂在鼻尖上的眼镜，看了看我，似乎不太相信。他说新学期许多老师都调走了，但尚未搬离学校，所以暂时没有宿舍，让我自己想办法克服一段时间。唉，我一个外地人，来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怎么想办法呢？原以为报道后就能安顿下来，没想到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学校那分钟给我的感觉是冷漠的，别说欢迎了，就连一个“寄人篱下”的机会都没有。
我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独自置身黄昏里，不知道该去向那儿。满眼的荒芜中，有一片青绿的草坡从操场上蔓延到山边，或许是我需要一个僻静的地方来思考一些问题吧，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已坐在那山边上了，看着山脚下空荡荡的河谷，它正敞开自己，一束流水从中穿过，向着我刚刚来的方向逶迤而去，我在纠结，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但街上已经没有返城的车了。我掏出手机，想给朋友倾诉我此时的遭遇，可翻开手机后，却发现没有信号，无奈，只好苦笑着起身，朝安尔街上走去。
我先是沿街往返找了两遍，始终没有找到“旅馆”“旅社”等的灯箱或字样。于是看见谁家铺面开着，我就进去打听，终于有人吞吞吐吐地说，“我家倒是……有空床，但……也说不上什么旅社之类的”。我激动得说，“可以租给我住吗？多少钱一晚你尽管说？”“不嫌弃的话你就住吧，钱你随便给”。总算是找到落脚的地方了。我跟随着他穿过两间屋子，经过巷道，堂屋，隐约能闻到空气中飘荡着一股霉味，他窸窸窣窣在墙上摸索着，啪嗒一声，黑暗中绽出一颗暗黄的灯，那灯光根本就没法照明，只是将先前的黑暗稀释了一点而已，大约还是能看见里面有两张床铺的轮廓，他说随便我睡哪一张，然后转身离开。他也看不清，打了三下火机，前两下都打空了，第三下才打着，他借着那光亮，趿拉着鞋子沙沙沙地擦着地面走出去。天气还有些闷热，我把上衣脱了，赤裸着呆坐在床沿上。狭小的房间，黑暗的时刻，沮丧而又孤独的心情，此时此景，特别想找个人聊聊，可我翻开手机看了几次，仍然未有丝毫信号，无奈只能自我安慰，“睡吧，一觉醒来天就亮了”。我囫囵往床上一趟，那知这床许久没人睡过了，满床都是沙粒，或许还有老鼠屎等，刚躺下去，感觉太硌人，立即又坐起来，伸手去将汗水粘在后背上的沙粒一颗一颗地拂去。我摸索着将自己带来的行李打开，在这床上铺了一层新的垫单，再次倒下去，逼迫自己睡去，因为只有睡着了，这段煎熬的时间才会像被剪掉一样快速跳过。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夜宿异地，不知睡了多久，半夜翻了个身，黑暗中看见对面床上，一粒火星儿支楞在床头，吓得我立即惊坐起来。可能我的反应过于强烈，对面床上才发出一个声音，“不好意思，影响你睡觉了”，我这才搞清楚，对面床上不知道啥时候睡上来一个人，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那烟头燃出一团微光，刚好能烘托出他的脸，那是一张硕大而又油腻的脸，伴着那团微光在黑暗中时隐时现。之后我们聊了几句，得知他是一名警察，来安尔处理案子——安尔挨近贵州赫章，那边有人跑过来偷木料，被打死了，尸体还搁在山上。他也来几天了，白天晚上处理案子，太累了，所以找到这儿来休息一下。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告诉他，天亮后我可能就要走了，安尔这地方我待不下去。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劝慰我，他说习惯了什么地方都一样，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和我一样大，也是二十四岁，经常单独去很多偏僻落后的地方出警，有时一去就是大半年，置身异地，无依无靠，也感到过绝望和孤独，不过最终都挺过来了。我本来还想听他聊几句，可烟熄灭后，他就鼾声滚滚。心里想着他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再次睡着了。
天亮后，对面床铺上的警察已经离开，墙洞里照进来一束明晃晃的光，这光里，尘埃自由而又安静地飞舞着。由此，我在其中获得了一些启示，这大千世界，我不也是一粒尘埃吗？即便身陷窘境，只要能做好自己，总有一天，命运之光照临，会有人看见我的精彩。
3
一个星期后，我搬到学校去了。宿舍是楼梯下的杂货间，大约15 平米，存放了大量的灰尘、蜘蛛网、破鞋、锈铁、调料瓶、破衣柜等，这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屋子，很久没有人进去过了，我要把它打理成宿舍，首先得将屋里没用的东西统统扔掉，把空间腾出来，再想办法布置。有些初中学生看我和他们差不多大，我在楼下一招手，他们就笑嘻嘻地跑来帮我打扫。一帮学生七手八脚地，很快就把屋子收拾干净了，我拿着棍子将墙壁上即将剥落的石灰层捅掉，再用报纸将四面的墙体敷起来。既然在这个地方工作，就得有一个安稳的容身之处，虽然陈旧破败，可勉强也能住，校长承诺了，如果下半年有更好的宿舍空出来，我就可以搬进去。我的宿舍里没有灯，暂时用蜡烛；锁坏了，先买一把挂锁；没有地方放书，用课桌代替；没饭吃就在街上的小馆子里先应付几顿。我的宿舍收拾好以后，老鼠们似乎还不知道，在屋后的檐沟里追逐时，还会从窗缝里钻进来，可刚露头，发现有烛光，吓得赶紧踅回去，你推我搡地拥挤着叽叽喳喳翻滚进檐沟里，而我也懒得去管它们，每晚点着蜡烛读各种各样的书。手机还是没有信号，据说是信号塔坏了或是停电之类的原因导致的。偶尔围着操场或草坡闲逛，手机会在某处蹿出两格信号来，我激动得僵直了身子，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支在空中，翻出家人或者同学的电话径直拨过去，虽然声音断断续续的，但也算是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找到一条抵达外面的路，通过它询问着家人或朋友的近况，有些心酸，大家也都懂得报喜不报忧。那时我像很多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可当真和生活迎面相碰，却又被撞得鼻青脸肿。我心里有所不屈，源于我对生活的不甘，但又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想起之前那个警察说过的话，“习惯了在哪儿都一样”，我开始去面对，领受，甚至承接命运该有的所有沉重。退一步想，便能发现安尔的很多优点，这个地方有山有河，有街道，有直达镇雄城的车，有几十位教师，数百名学生，相比之下，我的很多同学应该很羡慕我了，他们在更偏远的地方，有的甚至在一师一校点。
学校没有英语老师，第一次走上讲台，校领导便安排我上初二两个班级的英语课。我学中文出身的，英语已经丢了好几年了，可校领导说，“年轻人脑袋瓜好使，现学现教也比许多老教师来得还快”。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教学奖惩之类的，我接了两个班的英语，每天上课前认真背单词，备课，就这样，我在乡村教师这条路上起跑了，这一跑就是七年。人一旦学会和生活相处，日子就会顺畅许多，这似乎就是很多人说的——磨去棱角的过程，生活崎岖不平，需要适合它的形状，人才能更好地楔入。
第一个周五晚上，看书累了，我想去外面散步，出门后才发现整个学校早已人去楼空，远山、河流、学校以及周围的人家全部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不远处的操场上，风吹着红旗噼啪作响，教学楼上传来呜呜呜的回声，像有若干鬼魅在那些门窗上穿梭或翻越。为了淹没我，似乎全世界的寂静与漆黑都围拢过来了，被我宿舍里那一盏烛光抵挡在窗外。那一瞬，我的孤独犹如黑夜般深邃，幸好还有去安尔时带去的一百多本书籍陪伴我，这样，即便站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也还有在它的尽头刨出星光的希望。后来我才知道，这学校的老师，除了一两个是本地人外，多数都住在镇雄城里，每个周五放学后，他们全都骑着摩托车回家了，到了周日才返校上课。几个星期后，我和几个同事混得稍微熟了，每逢周末，便会搭着他们的摩托进城去，但到了城里，又不知道去哪儿，索性就在泡在酒吧或者网吧里。
4
安尔曾是一个乡镇，撤乡并镇后，被化为镇雄县以古镇的一个行政村。安尔地处镇雄西半县，是镇雄最西边的村子，我的老家官抵坎属于镇雄东半县，是镇雄最东边的村子。在镇雄，西半县的教育远远落后于东半县，而安尔的教育又是西半县比较落后的。安尔从几次“普九”工作的开展中可以得知，有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凭者，寥寥可数。这地方和贵州赫章县接壤，百姓多朴实，但整体素质不高，平时民风彪悍，交往中若有龃龉发生，动辄喜欢以武力解决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安尔的家长或学生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影响。有次我收到信息，班里有几个男生与其它班级的学生发生冲突，他们约好晚自习之后械斗，我立即向校长反映了这一情况，并通知学生家长。校长带着我和几位老师连夜赶到学生们的住处，那时学生只能租住在学校周围的人家。刚一进门，我就大吼一声，“谁要打架？”几个摩拳擦掌的学生立即站起来，看见是我，赶忙低头认错，唯有一个街上的学生坐在床上，下意识地用手摁了一下枕头，犟着脸与我争论，我一把抓着他的衣领将其从床上揪下来，出于好奇我掀开那枕头看，下面竟然藏着一把雪亮亮的长刀。我把刀拿在手里，给他讲解械斗产生的恶果以及将会触犯到的法律。正在这时，他爸爸赶到了，二话不说抬腿就是一脚，将其踢倒在旁边的煤堆里，我立即上前制止他，他爸爸看到我手中拿着刀，往后一退，拉开架势准备和我过招，他爸爸误会了，以为我是和他儿子打架的学生。这时校长赶忙向他介绍我是学校的老师，他这才收起脸上的愤怒，连连给我道歉。那时的我，头发稍长，穿得像个学生，甚至是像个坏学生，因此产生过不少的误会。还有一次，我从城里返校，在车上遇到了我的学生，他给我让座，邻座有个女人扯了扯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让，那学生瞬间羞红了脸，惭愧地说：“妈，这是我们老师。”他妈一听我是老师，蒙着脸笑得前仰后俯，“对不起对不起，老师你长得太像学生了。”
我曾经想做一个温和、包容、人人喜爱的老师。但教了几个月后，我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很多学生经常在课堂上捣乱，迟到，早退或以各种理由逃学，有几个性格软弱的老师常被学生搞得焦头烂额，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维持，总是红着眼圈告学校告家长但都无济于事，时间稍久，教学成绩提不上去，名声在周围越传越糟。在他们身上，我总结出，若要获得安尔人的尊重，必须要有好的教学成绩，但要取得好的教学成绩，首要任务必定是树立教师威严，治理班级纪律。其实安尔不乏聪明好学的学生，他们更需要良好的学习环境，如果他们能通过学习走出安尔，撑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我必须要保护好这部分学生。基于这种考虑，此后我便成为很多学生心目中的“魔头”，一旦违反纪律，轻则罚跑步、做下蹲，重则竹条“伺候”，我也知道这样极有可能惹祸上身，但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与其做一个臭名远扬的老师，不如卷铺盖走人。其间有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对我进行挑衅，有家长追上门来与我理论，有学生给我写过“战书”，也有人在黑夜中对我扔过石头，但我从不退缩。实际上没过多久，我的课堂便井然有序，有时候自习课，我躲在窗外看他们，整个教室里也都是雅雀无声。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但对待教育的那份真诚，我无愧于心。经过老师们多年的努力，不懈的教诲，安尔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好，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考上县内县外的重点高中，有些后来走上了各种各样工作岗位，偶尔在路上遇见我，脸上还会露出学生时代的羞涩。即便现在，提起安尔，我的脑海中仍然还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我站在清晨的操场上，看着对面的山顶上有几粒微光在移动，开始我以为是星光，随着天慢慢亮起来，才发现那是住在山顶上的学生们正赶来学校读书。我会一直看着他们从一粒粒微光走成一些小小的人形，然后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慢慢被放大，最后转身走进教室，为了御寒，全班拼命地大声朗读。这事虽是发生在冬天，可每每想起，却总能给予我温暖。
5
每年期末考试，以古镇中心校都会让全镇的教师异地监考，有一年，我被派往黑塘村监考。黑塘村是以古镇最偏远的小山村，地处花山乡与以古镇的交界上，路途遥远，崎岖而又坎坷，且经常会因为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因素阻断交通，里面的人要出来，或外面的人要进去，多数时候都只能选择步行或者骑马，摩托车偶尔能通过。黑塘小学只有一、二年级，全校有两个公办教师、两个代课教师，以及三十多个学生。我先是搭同事的摩托车到了以古镇，再从镇上请人骑摩托车将我载到岩洞脚村，这一路颠簸着，有时摩托车还会打滑，翻倒，甚至跌进路中间的泥坑里，骑车的人轰着一档的马力，后轮下不停地飞溅出数米远的泥浆，反复很多次才能从那些坑洼中挣扎出来，摇摇晃晃地驶到平缓的路面上。从安尔去黑塘村，很是费功夫，光是之前这段路，就得花费两个多小时，到了岩洞脚村后，我与另外两位老师汇合，他俩来自别的村，也是去黑塘村监考。从岩洞脚到黑塘村，只能步行，其中有位监考老师去过，他带着我们走。从岩洞脚村出发前，黑塘那边的老师跑去山顶上找到手机信号，给我们打来电话，希望能买几斤大米背过去，他说学校里只有腊肉和蔬菜。同行者老魏说，此行山高路远，又背着试卷，大米就不买了，有肉有菜就已经很好。那是下午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将我们三人的影子摁在周围的草丛里，而那些荒草摇曳在风中，抖擞着似乎想从地上蹭起来，将我们的影子扶正，重新再压进身体里。一路上爬坡上坎，跨沟越壑，才出一片草坡，又入一片森林，越走光线越黯淡，越走觉得离这个世界就越远。不时有斑鸠或者猫头鹰的叫声在森林中回荡着，似乎在诱惑我们走向它们早已布下的陷阱。突然老魏脚底一滑，连同一堆砂石，哗啦啦地滚进山沟里，原本死一般的寂静忽然被撕开，从里面噼里啪啦地飞出去几只青鸟。我们赶紧把老魏扶起来，他扑扑身上的泥土后，三个人继续穿梭在林中，无论怎么大声说话，都像是在窃窃私语，无论怎么大步向前，都像是在原地踏步，那无边的黝黯正在一寸寸地收走野路上的微光，将我们慢慢卷进它的深渊里。这时老魏似乎有些担忧，他建议我们跑起来，尽快从林中冲出去，原因是除了试卷之外，老魏身上还带着几万块的现金，那是以古镇中心校划拨给黑塘小学每个学生的生活补贴。这林子太深，要是有人躲在里面埋伏我们，杀人抢钱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曾有黑塘的老百姓路过这林中就多次被抢劫。冲出森林后，天光明亮起来，世界似乎被拓宽了些，我们拨开满山的荒草，来到了山顶上，在一颗五人合抱粗的大树下大口大口地喘气，歇息。那棵树被当地人称为“神树”，枝条上到处挂着红色的布条儿，树的根部还有香火祭祀的痕迹。她那巨大的树冠，投下大片的树荫，无论南来北往的人经过这儿，或避雨，或乘凉，都能获得她的馈赠。我对这神树也有着难以言说的敬畏，总觉得她的树冠像怀抱，它长年累月地撑开，就是为了收留我们这些失魂落魄地从林中跑出来的人。坐在树下，我们的内心越来越踏实，身上的汗渍也慢慢被凉干。夕阳西下，秋月东升，对面那座山上，炊烟如柱，人声狗吠清晰宛在耳际，老魏说，那就是黑塘。听他这一说，我立马就疲意消退，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很快就满血复活了。老魏说，黑塘村虽然就在眼前，但是走起来至少还要一个小时，天晚不宜赶路，他认识一位以前在黑塘小学代课的教师，住在神树周围的村子里，今晚就去他家借宿，明早赶在考试之前将试卷准时送达学校。
找到那个代课教师家时，天已黑尽。吃过晚饭，在代课老师的安排下，我们三人就在他家最好的房间里睡觉，所谓最好，就是有棉絮被子，好久没有人睡过了，又霉又潮，盖在身上，重得像一座山丘。这是一间狭小的平房，隔壁就是马圈，平房和马圈之间，有一个门框，但没有门，平时就用两根木棒交叉着将马拦在马圈里，我们进去睡觉的时候，那马将头伸进我们的房间里，东张西望地，可能是有些饿了。夜静山空，流水在我们身下的山谷中回响着，我躺在床上，却难以入眠，而老魏和另一名监考老师刚一躺下，就鼾声四起。半夜时分，我总觉得有个黑影在老魏的枕边晃动着，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有些害怕，但还是麻起胆子将手机的屏光照过去，这一照让我震惊，立即紧张地大喊起来，“老魏，马啃你的钱包了！”瞬间，老魏犹如遭遇电击般从床上弹起来，反手一把将包从马的嘴里扯下来，那包里装着老魏此行带来的几万块钱，幸好被我及时发现了，否则要是被马拖进马圈里，后果不堪设想。后来那天晚上，我们都不敢睡去，只能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等待着拂晓的到来。
从代课老师家赶往黑塘，原本是有路的，也许很久没有人走了，也便没有了路。我们循着黑塘村的方向，从埂子上往下跳，或侧着身穿过悬崖，弯弯拐拐地下到河谷里。那河里的水，清波激荡，白浪翻滚，没有一滴水珠为了我们的到来稍作停留，这人间似乎和它们无关，它们来了，就是为了流逝，它们去了，就是为了再一次流逝，或许所谓的河，就是流水与流水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既有空间的远也有时间的长。站在谷底，仰望山顶，蓊蓊郁郁之中，间或传来几声鸡鸣，黑塘村就隐没在那里。为了准时开考，我们匆匆在河里掬水洗了脸，循着鸡鸣之处火速前进。行至半山腰时，一阵大雨突然从天而降，我们边往山顶上跑，边佝偻着腰，把试卷藏在怀里，那雨水沿着发梢、脖子淌到胸口上，有着透心的凉。幸好路旁有一间破败的空房深陷在荒草中，我们跑进去避雨。这房子是以前黑塘的老村公所，黑地耸立在山腰上，它要倒了，满屋的杂草似乎已经提前感觉到，正在憋着劲从窗口和门缝里往外长。不到半刻时间，雨就停了，那山路因为雨水的冲洗变得泥泞不堪，每往山上登两步就会向下滑一步。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样我们更需要加快速度了，因此需要付出的体力比平时多了几倍，每喘一口气感觉身体就会瘪下去一些，疲惫也从各个关节纵深到心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抵达黑塘小学了，并在规定的时间里准时开考。黑塘小学是一栋两层水泥平方，中间层是用楼板铺就的，一楼是教室，二楼是教师宿舍或者做饭的地方。那楼板有些地方已经豁开碗口大的洞，站在一楼的教室里，可以看见二楼的天花板，有时人从上面经过，会抖落许多灰尘。显然孩子们早已习惯了头顶发出的声音，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答题，倒是我在他们中间走走停停，不时要抬头往上看是谁的脚刚从头顶经过。在监考的过程中，忽然有瓢水从那洞里泼下来，还混合着一些煤灰，刚好淋在我的肩膀上，我本来有些愤懑，但看着面前这些孩子正在全神贯注地答题，再想想他们生活的地方，也便释然了。这时楼上传来一个老师的声音，那声音里充满了歉意，“王老师，实在对不起，刚在洗菜，水不小心溢出来了。”我没有说话，只是通过那个洞口，仰着头给了他一个笑脸。
吃中午饭的时候到了，果然是没有一粒米饭，只有腊肉、土豆、白菜等混着煮了一锅。为了接待我们，黑塘的老师开了几瓶啤酒——当地村民用马驮上山来卖的，很珍贵，开瓶时小心翼翼的，都不敢使劲摇荡。啤酒配着这样的菜连续吃了三顿，太咸了，根本没有胃口，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实在忍不住了，老魏带我们去学校附近一户人家蹭饭。刚一进门，那家人立马就认出老魏是发生活补贴的老师，很是热情，捡了鸡蛋要煎给我们下酒，对农村来说，这是招待客人最好的东西，但我们想吃的是饭——包谷饭、大米饭，或荞麦饭等。我们拒绝了他家的好意，纷纷说刚刚吃过，说完又有点后悔。关键时候还是老魏点子多，在我们佯装起身的时候，老魏 着脸揭开他家甑子一看，故作吃惊状，大声惊呼：“啊，蒸荞麦饭啊，那要吃点再走。”也就这样，我们吃到了两天来最香的一顿饭。
离开黑塘，一路上山高水低，有的地方，小路就挂在悬崖上，需要贴着崖壁才能通过。想起那些孩子，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考试，穿过了人生最小的悬崖，试卷上歪歪扭扭的字，怎样才能从更多的绝壁上刨出一条条天梯，供他们攀援着爬到更好的生活里去。相比之下，安尔虽处江湖之远，或许已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国，而我身居“国”中，却时有叛逃之心，真是枉自上天好生之德，辜负了这片弹丸之地对我的收留与接纳。此后我便将安尔从“流放地”变成安身立命的地方，用这片土地上的晨风与夜露驯养着躁动的心灵，一天天地，我像一个农民，翻耕生命的土壤，在身体里打理荒秽，试着让自己变成一块花木扶疏的田园。
6
阅读与写作一直在救赎我。对于偌大的世界来说，安尔就是一间斗室，而我像一个燃灯之人，在暗淡的光辉里擦拭旧书上的汉字，我在与它们一个个地相认，以便在卷帙浩繁的文本中去找到血型、温度、性情等都与我匹配的汉字，我要用这些汉字，重塑一个“我”，他带着我的情感和经历，以及穿透这斗室的冥思翻越山外青山，汇入时间的汪洋，与大千世界融在一起。如此一来，我的偏居一隅给了我更多安静的时光，从而让我置身喧嚣之外，因此获得了一个窥视红尘的最佳角度。
有两年我的时间几乎昼夜颠倒，白天上课、睡觉，一到夜里，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高速运动，看书、写作、看电影、听歌，有时精力充沛到需要在宿舍里锻炼身体，以此让自己变得劳累，从中找到困倦而眠的可能。我后来搬到宿舍二楼去住了，楼下是一户教师家属。由于我经常半夜三更做饭，弄得锅碗瓢盆叮当作响，或者在宿舍里做俯卧撑、鲤鱼打挺等，楼下那户人家总被这些声音吓醒，时间越久心里瘆得越慌，最后他家竟然作出了“闹鬼”的猜测，不知去哪儿求来一道符令贴在门楹上，可没过多久，这户人家就搬走了，原因是屋里的“鬼”积怨太深，符令镇不住。这件事情早在同事们中间传开了，可我却从未听说。那时他们喜欢打麻将，偶尔从校外回来，看着漆黑的夜空下，总是有一盏孤灯明目张胆地亮着，出于好奇，有人路过我窗口时，轻轻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原本以为我已经睡了，只是忘记关灯而已，没想到我却打开窗户，立即就答应了。几个同事马上醒悟过来，伴随着一阵大笑后，黑夜里横空飞来一句话，“原来你就是那个鬼啊！”
语言旋涡搅出的力量，将我吸往它的深渊中。带去安尔的一百多本书两年间就读完了，为了满足阅读欲望，我经常搭载同事的摩托车去城里买书。我的阅读重心开始偏向诗歌，恨不能将中国所有的现当代诗歌都读完，而诗歌这种边缘的艺术，读的人少，买的人更少，书店里甚至都不会有诗集卖。有一次在镇雄新华书店，我问店员，“有没有海子的书？”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真是喜出望外啊，终于可以买到我想要的书了，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我算是明白了——不会有的，那是一排儿童读物。我要的是诗人海子的诗集，不是孩子的书。后来有个朋友骑车带我到贵州毕节城里去买书，离安尔往返两百多公里，为了买到北岛、顾城、海子等人的诗集，一路上我俩吃尽了苦头，镇雄到毕节到处都在修路，很多地方摩托车根本无法通行，去的时候，我们绕着路走，实在绕不过了，两个人只好推着摩托车，翻山越岭，中午就出发了，到了毕节，满城华灯初上。当晚我俩就迫不及待地逛了书店，买了很多书。第二天清早，不敢原路返回，只能先从毕节骑车到赫章县，再从赫章县转入镇雄。在经过毕节与赫章之间的一个村子时，有人突然冲到公路上抢劫，劈头一镰刀就向着我俩砍下来，幸好车速够快才得以避开，回到安尔几天了，想起这事，仍然心有余悸。为了买书，我俩差点把命都搭进去。语言的深渊里有越陷越深的黑暗，而写作就是为了在里面摸索到重启光明的按钮。早在二00 三年，我在师专读书期间，便已尝试过现代诗歌写作，不过那时还不懂得“修辞立其诚”，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文字堆砌和青春期无病呻吟的宣泄上。到了安尔，个人际遇中空间上的无限压缩与时间里的无望将我赶往语言的道路上，我对现代诗歌的专注与痴迷，让我深感这门招魂的技艺对于心灵的召唤，它将一个六神无主的人已经走远的部分重新激活。我在本子上写下很多分行文字，并在每个周末进城去，泡在网吧里，把它们放到博客上，这样我就有了和外界交流的机会，世界正在拓荒，并在它的边沿上，透射进来一些微弱的光芒，我似乎看见了自己的孤独，原来早已白骨森森。渐渐地，学校有了网络，我也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在各种博客和诗歌网站上开始了漫无边际的网游。二0一0年五月的某个深夜，我听着汪峰的歌，一气呵成，写下了《晚安，镇雄》，这首诗起始受到食指的影响，节奏受到崔健和汪峰的影响。我向来喜欢摇滚，尤其酷爱崔健的歌，比如《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一无所有》等。《晚安，镇雄》在形式上稍显粗糙，但诗中特有的批判和迷惘气质在我那段时间的写作中算得上一个典型。也就是在同一间宿舍里，那两年，我还写下过近百首诗歌，其中一部分，曾为我的写作带来过出人意料的荣光。我以诗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从安尔开始的，因此，安尔在我的个人写作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和意义。
7
偶尔有朋友来安尔看我，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会亲自去河里摸鱼，或者到村民家中买土鸡，沽上几斤包谷酒，再约上几个同事，就能组成一个觥筹交错的饭局。山里的老师，也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很快就能混得熟稔起来，酒到酣畅之处，总要分个“南北”派，划上几拳，直喝到面红耳赤，踉踉跄跄仍不肯离去。渐渐地，在朋友们的心中，早已把我当作安尔本地人，若要打听安尔的什么事情，首先会想起我，而我也能如数家珍地谈起。那些年，每个秋季学期，都会调来新老师，有男有女，这些老师到了安尔后，很快就会组成新的家庭，从而在安尔扎下了根子，有的甚至在街边上建了房，索性连户籍也换了，成为正宗的安尔人。逢连过节时，大家还会凑上一份钱，共同吃顿大锅饭，以此增进感情，加深友谊。有年端午，老师们买了一条狗，自己动手将其剐了，满满煮了一锅，尚未开吃，有人就从锅里扒出来一根狗鞭，急忙急慌就要独吞。据说狗鞭是壮阳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平时看起来身体都很正常的老师们一看见狗鞭，似乎瞬间都成了阳痿患者，个个需要滋补，纷纷叫嚷着，严厉制止那位已经迫不及待地张开饕餮之口的人，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幸好有位老师迅速从其嘴边将狗鞭抢救回锅里，后来还是校长亲自发话，任何人不得独食，他拿出开会时发言惯有的口吻，严肃地说，“这东西女教师吃了没用，就不考虑了，在场共有七位男教师，请将其平均分为七截，争取让每位男教师都滋补一下。”校长打了招呼，也就没人敢再争了，分食狗鞭的老师将其夹到菜板上，每剁下一截，依次按照校长、副校长、班主任等次序轮着夹走。第一刀剁下来的，是两颗连在一起的睾丸，校长夹起一颗后，把另一颗也连带起来，两颗睾丸就这样一高一低荡在空中。发现是两颗后，校长犹豫了片刻后，意味深长地问副校长，“这东西吃一颗也就够了吧”，见副校长不知声，他把自己那颗囫囵吞下，让副校长夹走另一颗；第二刀剁下去，第三个老师夹走了，估计不足两厘米；第三刀剁下去，第四个老师夹走了，也是不足两厘米。如此一来，所剩的狗鞭就已经很短了，但又要保证每个男老师都能尝到狗鞭的味道，所以分食狗鞭的老师越发变得小心翼翼，可越是小心，剁得越是不准，第四刀剁下去，估计不止三厘米，被第五个叉着筷子一下就夹走了。剩下不足三厘米的狗鞭孤零零地躺在砧板上，还需要拦中剁下第六刀。眼下就只剩我和分食狗鞭的老师没有得到“滋补”了，为了把它分得平均，分食狗鞭的老师拿着刀在空中瞄了又瞄，忽然手起刀落，可那狗鞭太短，中间受力过大，分成两截后悠忽一下从刀刃两边溅出去，不知道飞到哪儿了。我和他眼巴巴等了半天，最后一点狗鞭没捞到，校长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往我俩碗里夹了几大块狗肉说，“多吃点肉，没了就没了吧，你俩半个女朋友都没有，补了怕出事。”我和分食狗鞭的老师彼此相觑一眼，似乎还是有点遗憾，低着头大快朵颐起来。过了一会儿，谁从地上捡起来很小的一点骨头，举在手里反复打量，认出了是之前飞溅出去的狗鞭，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这点狗鞭，原本就是皮包骨头，飞溅之后，连皮都没了。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每每回想起来，仍然还是会让我笑到难以自禁。七年时间，足够将一个异乡人变成熟人，甚至是本地人。走在街上，摊贩、村民、家长等每一个人都能喊出我的名字，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还会吆喝一声，发生纠纷了，我还能去劝几句。我与摊贩砍价，与村民寒暄，与家长谈起孩子们的教育，一颦一笑间，俨然已是本地人之模样。想起初入安尔时的纠结、彷徨、失落等，似乎显得有些矫情。安尔作为静谧而又封闭的时空，圆圆满满地摆在那儿，我的骤然加入，让它产生了裂缝，为了接纳我，这裂缝还要重新愈合，这时空还要再次圆满，让我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只有适时调整自己，成为它的补丁，而不是挣扎，让裂缝越挣越大。身份认同感获得解决后，才能在一个地方寻找到更多的快乐。“安尔”一词，是从彝语的发音直接汉译过来的，具体意思暂无可考，倒是我在安尔工作期间，认识一个笔名就叫安尔的文学青年，他家住在安尔隔壁的村子里，我问过他“安尔”的意思，他扯淡为“安定你的生活”，现在想来，如此定义，也是比较贴切的。
8
我曾经独自沿着安尔周围的山脊，在群山中一座座地跋涉，累了就躺在它松软的植被上歇息，或者趴在绿荫中寻找陈年的松塔，在它裂开的鳞瓣里，偶尔还能找到几粒干松子，放在牙齿上咯嘣一声磕开，慢慢嚼碎，经唾液搅合，满嘴都是清香。有的山巅，也许多年没人到过了，几段小路的痕迹在山上断断续续地延伸着，却在某处突然扎进草木中，成为自己的尽头。安尔人喜欢吃野菜，比如蕨苔、刺老包、香椿等，用热水焯过，浸入清水中泡上几个小时，将其涩味过滤之后，切细，拌上水豆豉就能做成一道道可口的凉菜，而这些植物，一到春天，安尔周围的山上便到处都生长着，只要我们愿意走向山中，俯下身去，你会发现，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又何止这些。站在山巅，可以看到山下的河流，推开两岸的河谷，朝着大地倾斜的地方逶迤而去。这条流经安尔的河，据说是乌江的支流，我没有考证过，姑且就叫她安尔河吧。若非涨水季节，安尔河通常是平缓而又清澈的，她会在某个低洼处或者山崖下形成若干一米多深的水潭，可以泡澡，可以游泳。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时常约着去河里洗澡，我虽不善游泳，但从不担心会有危险发生，安尔河的温良总是善待着周围的人们。那些水潭相互间隔着几十米，每个水潭里仅有三五个人，且都是熟人或朋友。由于山高谷深，水潭都有它的隐秘性，洗澡时尽可放肆到一丝不挂，累了就爬到河滩上，找块干净的石板，赤身裸体地躺着晒太阳。这时若有谁使坏，谎称“有人来了”，石板上的人会翻骨碌爬起来，纵身跳进水潭中。有时真有村里的女人背草走过河滩，洗澡的男人们借流水遮掩着下半身，隔着岸和她打个招呼或者寒暄几句。而那女人也无别扭，河之时脸上的汗水滴入河中，激起一小团涟漪，瞬间随着流水淌进男人们的水潭里。
山为父，水为母。在某个地方待久了，首先接纳你的，或许就是那地方的山山水水，而你也会在闲暇之时，以最舒适恬淡的心情走向她，躺在她的怀里，一阵清风、几声虫鸣、亦或在山涧中激起的浪花、突然划过河面的水黾等，似乎为了迎接你，这一切在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安排。而你置身那山水之间，行走，畅游，坐卧仰躺均是和她的一种交流，有时怀着心事，即便沉默，也算是和那山水的一种私语。
时至今日，安尔那片山水已经化为另一种形式，寄身于我体内，正如“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无论我走到哪儿，只要回到记忆深处，安尔总会像个美人等在那儿，陪我静坐，听我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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