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指挥部旧址 摄影/李东旭
溯流而上
2021年春天，我们一行人沿着一条河溯流而上。4月9日，下午，日已西斜，彝良县角奎镇东正街11 号，一条长长的甬道，把我引进两幢单檐悬山顶木石结构的三层老屋。老屋占地约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该在400 余平方米以上，青瓦白墙被外面的铺面尽数包围。老屋已闲置，曾经被使用单位翻修过，已经难以呈现晚清建筑的庄重。屋内没有灯光，顺着结实的木梯登上二楼、三楼，房间里一片漆黑。
同行的杨升华老师介绍说，这是刘平楷的故居。我查了下相关资料，刘平楷这个人物在我的眼前渐渐明晰起来。刘平楷，1902年出生于云南彝良。彝良县城原来在奎香，刘平楷出生的时候，已从高山上的奎香坝子搬迁至洛泽河边的角奎。有了水的滋养，人们的想法就更活泛、更开放。据说，刘平楷的父辈经过商，有些积攒，家底还算殷实。7 岁时，刘平楷进了县城的一家私塾念书。在最初的十年间，刘平楷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幢房子里度过的。刘平楷吸吮着传统文化的营养，枕着清清的洛泽河成长，直至1917年到昆明省立一中求学。1922年5月，英俊潇洒的刘平楷离开昆明，到北平求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赴信阳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任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后调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1928年5月，任湖北临时省委书记。1928年底，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秋，回到云南工作，1930年春，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5月5日被捕。1930年7月26日，刘平楷同志英勇就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8 岁。
回顾刘平楷的经历，令人崇敬。26 岁时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刘平楷出生入死，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任湖北临时省委书记期间，发展共产党员6000 多人，这需要何等过人的胆识和何等坚定的信念！当满洲省委遭受严重破坏时，刘平楷又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际，历尽千难万险，恢复党的组织。即便因党内的斗争与排挤，刘平楷回到家乡云南，仍然与王德三、李国柱、吴澄等亲密战友并肩战斗，直至被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刘平楷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说，“大丈夫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全我一个烈士的美名，不也好吗！”他曾致信妻子：“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而死，我心甘情愿。”这些铮铮誓言，至今仍然回响在洛泽河畔，回响在人们心中。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是什么让刘平楷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又是什么力量让刘平楷高举着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前进，义无反顾，令人深思。
洛泽河水呜咽，乌蒙山峦悲泣。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那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旧时代，距刘平楷出生地约二十里路远的阿都村偏坡寨，又有一名将军横空出世，他就是罗炳辉。
在罗炳辉纪念馆前，杨升华凝视着矗立在眼前的将军铜像，满怀深情。
江苏淮南，天色阴沉。似乎预示着一场恶战即将上演。空气在这个时候已经停止了流动，战士们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心跳。前方视力所及处，一个小队的日军向根据地杀来，鬼子们排成纵队，荷枪实弹，准备走过小桥。说时迟，那时快，当日军快要走过小桥时，埋伏在桥头另一侧的罗炳辉，抬手就是一枪，子弹呼啸而过，先是穿透了前两个日本兵的咽喉，接着又掀掉第三个矮日本兵的天灵盖，最后钻进了第四个日本兵的胳膊里。随后，战士们的一排枪一股脑儿向敌人射去，枪声此起彼伏，这队鬼子被打得落荒而逃，而罗炳辉身先士卒，一枪打死三个半鬼子的事迹就此传开。
1941年4月17日，金牛山与峨眉山被一阵枪声从睡梦中惊醒，一股日军从田间小路向罗炳辉率领的新四军袭来，罗炳辉把部队一分为三，呈梅花桩形状布局。当发现日本鬼子袭击时，罗炳辉通知交火的先头部队边打边撤，诱敌孤军深入，放进两山夹峙下的洼地，在五里墩全面反击，成功将敌人逼退20 里，并形成合围之势。这时，为了摆脱覆灭命运的日本鬼子疯狂反扑，新四军义无反顾，挥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战场上杀声震天，血肉横飞，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日本鬼子丢下500 多具尸体，溃逃而去。梅花桩战术从而一战成名，成为罗炳辉对敌作战的常规武器。
最为严峻的一次，则是在乌江边上。1935年3月底，红军主力渡过乌江，进军云南。而担任断后任务的红九军团，则被中央军周浑元部和黔军犹国才部紧紧咬住，滞留在乌江北岸。面前的乌江，洪流滚滚，罗炳辉的眼前，又浮现起1934年11月底12月初血战湘江的情景，那时，在广西天全县，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堵，红军及随军转移的群众在湘江浮桥上缓缓而过，为了保证大家安全过江，红九军团不得不与三十四师一道并肩作战，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周旋，十多天的激战，战士们已经杀红了眼，红九军团终于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成功，可是，九军团的6000 多名红军将士在多次冲锋与阻击战中，牺牲了生命。更让人痛心的是，三十四师未能渡过湘江，陈树湘师长被俘后，用手抓出自己的肠子，从敌人的担架上滚下来，壮烈牺牲。眼前的情形何等相似。政委何长工面色凝重，罗炳辉眉头紧锁，也陷入了沉思。经过多次与敌人打交道，发现两股敌人中黔军较弱，二人当机立断，决定选择“双枪兵”为突破口，带领九军团在老木孔地区茂密的山林隐蔽起来，待黔军一到，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出击，给予黔军有力打击，击溃国民党军5 个团，歼敌2000 多人，使敌人不敢贸然靠近红军。之后，红九军团渡过乌江，巧取长岩圩，奇袭瓢儿井，横渡北盘江，把黔军拖得筋疲力尽，并攻占宣威，会泽扩红，从巧家树桔渡口（今属东川）渡过金沙江，跟上大部队……
讲完罗炳辉的故事，杨升华长长舒出了一口气，仿佛他不是在纪念馆，而是在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杨升华说，关于罗炳辉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三天三夜也摆不完。这些精彩的故事，像洛泽河的水，一波接一波，流得很远，绵延不绝。
为了纪念将军，昭通市在昭阳区城中心建设了炳辉广场，彝良县把洛泽河边的高山取名为将军山，在山上建起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凡是到过彝良的客人，都要去将军山瞻仰罗炳辉将军的丰功伟绩，去聆听将军的传奇故事。在远离罗炳辉将军故里的安徽省天长县，为纪念罗炳辉将军解放淮南的功绩，天长县曾两次将县名改为炳辉县。
罗炳辉是如何从奴隶到将军的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驱车前往罗炳辉的出生地——角奎镇阿都偏坡寨。越野车穿过洛泽河，顺对岸而行，过了二级路，车忽然调头，向山上驶去。车在山上左回右绕，一圈一圈，像绕线团一样。公路虽然经过培修，但上山的路仍然很窄，坡度依然很陡，以至于越野车也要喘着粗气。时值春天，山上的樱桃成熟了，路边总有许多车和人，在享受春天的馈赠。我倒以为，这些人家，怕是托了罗炳辉将军的福，这大山之上，居然有那么多的人来光顾。一边看着风景，一边抚摸着自己这颗将要被这陡坡和迂回的山路吓得蹦出去的心，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好在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挣扎，越野车终于到达了罗炳辉将军的老家。
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三间草房。外墙全部是用山上的黄土夯筑，面阔13 米，进深7 米，建筑面积120 平方米。从正门进去，房内十分简单，只有一些常用的居家用品，火盆、小板凳、木柜子，蓝布蚊帐，简易的木床。房子外面，就是七八十度的沙坡，连宽一点的台地都没有，如果山上滚下一个大石头，是会一下子滚到山脚的洛泽河的，这样一个偏坡寨，为什么就会走出一个大将军呢。
彝良县文物管理所所长代兴琼回忆起罗炳辉将军的事迹时，声情并茂。她说，1897年12月22日，罗炳辉生于彝良阿都村偏坡寨，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罗炳辉5 岁时念私塾，3年后辍学，在家务农。自小勤劳朴实，不畏强权。17 岁时，罗炳辉看到一个旧军官欺侮当地穷人家的孩子时，马上奋起抗争，打抱不平，可是接下来却不断受到当地恶霸势力的打压，罗炳辉义愤填膺，遂离家出走，到了省城昆明，加入了滇军，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
罗炳辉于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安起义后，历任红军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六旅旅长、第二纵队队长、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代军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二届执行委员、福建军区司令员、红九军团军团长、红三十二军军长、援西军副司令、八路军副参谋长、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并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兼淮南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1946年6月21日病逝于山东临沂前线，终年49 岁。1989年，中央军委确认罗炳辉为36 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199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为其题词：人民功臣罗炳辉将军。
往事矣矣，江河泣泣。
将军山仍然高耸入云，洛泽河依然楚楚动人。这里的山，是乌蒙山特有的山，云遮雾绕；这里的水，是深邃的水，有时流得湍急，向两岸咆哮，有时又温文尔雅，十分可人。而在洛泽河的上游洛泽河镇，你会看到绝壁悬崖，怪石嶙峋，两山夹一河，天光一线，十分险峻，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穷山恶水是它的特征和外表，山清水秀也曾是它的本色。
乱世出英雄，高山飞雄鹰。
在彝良，看到同一座山城、同一条河流能走出两位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烈士和功臣， 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正如杨升华老师所说，刘平楷、罗炳辉能从乌蒙山走出去，从彝良角奎镇走出去，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是那个时代客观与主观的造就。五四运动的时代思想的启蒙，读书与从军的抉择，使刘平楷、罗炳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寻求真理，矢志不渝，风雨如磐，初心不改。这是老区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是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小康路上的强大精神动力。
红色史诗
乌蒙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磅礴的群山经过数千年、数万年乃至上亿年的成长，成为屹立在祖国西南大地上的一个神话。仰之于天，撷之于灵，如雾如水，把大树枝条当作血管，粗壮的树干当作动脉，从参天大树的顶端，自上而下，集中于根部，又循着盘根错节的根系深入地下，渗入泥土，化为一滴水，凝成一汪泉，掬出一条条小溪，又从不同的山、不同的岭聚拢来，先是小河，接着是大河，比如洛泽河、流沙河、赤水河、白水江，分头流进金沙江、乌江、长江，最后流向大海，流向世界。扎西河就是这样一条小河。它从马牛光沟流来，从小坝流来，从后山流来，发源于九条不同的小溪，因而曾有过一个九龙溪的名字。因为这些溪流来自乌蒙山的崇山峻岭，经过扎西这个坝子，人们更多地称她为扎西河。在赤水河的上游，扎西河算不上大河，她的身段很苗条，也很娟秀。但这条小河却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她曾掀起惊世骇俗的滔天巨浪，用她特有的方式讲述着乌蒙山的故事。
乌蒙山的故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舒缓，时而长吟。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有高峰，也有洼地。历史的进程与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历史会有许多风云变幻。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干预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或许，大清王朝会以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姿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历史没有或许，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对没落的中国封建王朝进行了抽丝剥茧。很快，这座老屋子的瓦片悉数掉了下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战乱纷纷，中国这艘无敌战舰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阵痛。
从历史的层面看，扎西显得太年轻了，年轻得让你无法相信。扎西这块土地，应该与地球同在，只是人们给它贴上的标签不同，甚至在漫长的时间里根本没有贴上标识。从两合岩新石器时代化石的出土可以看出，扎西这块土地很早就有人类生存，至少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扎西本来是一个地名，隶属于威信县。但威信县析置较晚，扎西更像一块飞地，明代属于芒部府的落角利地区，清朝置威信长官司、威信州判，1913年设威信行政委员公署，1923年，公署从旧城移至扎西办公，1932年4月，威信行政委员公署改为威信设置局，1934年8月8日，改设威信县。从上面略显干涸的叙述可以看出，直至1923年，扎西因为行政管辖和办公需要，才第一次出现在正史上。可以判断，那时，藏在滇东北乌蒙群山里的扎西，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历史的重任即将落在它的肩上，而它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历史注定给扎西一个特别的出场。这个出场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急促，那么匆忙，以至于扎西还来不及作任何准备，任何矫饰，任何打扮。
关于扎西会议的故事，还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同样走得步履蹒跚，先是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接着与国民党合作，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北伐战争以及大革命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唤醒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的基础上，还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革命，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于是，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了反对敌人的第一枪，接着发动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革命后，军阀混乱与割据的状态有所缓和，而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却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指挥几十万大军，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南、广东等红色根据地，党和红军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们的反“围剿”都粉碎了敌人疯狂的进攻，取得了胜利。但是到了1934年下半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博古、李德尊崇的单纯防御路线、阵地战、堡垒战，还有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传出信号，一次举家大搬迁战略大转移在所难免。
红军长征正式开始了。而扎西也正是因为这支军队长征的经过与停留，猛然间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这支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但在当时，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党和红军领袖的毛泽东却一无所知，他还在江西于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做群众工作。当1934年10月，8.6 万红军从江西等地向西开始转移的时候，毛泽东也被通知一起转移。
在今天，可以自豪地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处于洼地的中国的命运迎来变化的机遇，一批拥有相当数量的大无畏、大智慧的共产党人，把中国从洼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拯救出来，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并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的中央舞台和历史高地。
但1934年距这个高地还很远，甚至有些遥不可及。1934年11月底12月初的湘江战役差点让这点希望化为泡影。在广西全州县和兴安县，红军遭遇了战略转移以来最严重最惨痛的一战。由于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军队、机关、群众、家当、造币厂全部一并带上，行动速度相当迟缓，这给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可乘之机。“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一战，血流成河，红军从出发时的8.6 万人锐减至3 万多人。
红军从江西出发，目的地是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里是中央苏区之外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红军的意图太过明显，蒋介石指挥着十多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吐着毒焰，向着红军追了过来，到了广西湖南交界，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扎越紧。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湘江战役后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在通道，提出转兵，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不只是改变这支大军前进的方向，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而红军已经从最初的战略转移，变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征。在前往贵州的路上，毛泽东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张闻天不断交换着意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对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分析，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生死攸关时刻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成为伟大的转折。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在经历几次起落后再一次站在党的最高领导层。
遵义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按惯例，遵义会议还有一些重要议题需要研究决定。比如，政治局常委确定后，谁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力如何移交？与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及军队失去了联系，怎样进行统一指挥？在军事指挥上，撤销了三人团，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最高决策层，但真正起核心的人物是谁？
国民党并没有给红军更多的喘息之机，多路大军逼近。红军不得不离开遵义，向川南进发。在土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土城一战的失利和红一军团在赤水、叙永的攻击受阻，中革军委决定一渡赤水，改从古蔺、叙永向云南境内的扎西地区集结。
这是扎西的第一次出场，也是一次历史意义上的亮相。
同时，由于敌人的逼近与影响，遵义会议未完成的重要议程或者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都需要党和红军在新的征程中来解决。
或许，这需要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1935年1月下旬，中央苏区局势非常严峻。项英多次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1月30日，电报报告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变动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2月1日电，“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2月4日又电，“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2月5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致电中央，“对各个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从行军电报与众多记录来看，1月30日后，中革军委纵队进入川南地区，31日宿铁厂，1日驻马蹄滩，2日驻摩泥，3日与4日驻石厢子，5日进驻云南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
2月5日，中央苏区终于收到了中央书记处的回电，“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这说明，2月5日这天，中央召开了特别重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有专家认为，可能正是中央苏区接二连三催复的电报，推动了张闻天（洛甫）、周恩来与常委沟通，找博古谈话，开诚布公地要博古交出手中的权力，也就是象征权力的印信与挑子。从而，最终促成了这次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交接。
那么，被认为最重要的“博洛交接”的时间、地点以及过程是怎么回事了呢。
镜头被拉回到1935年的早春。那个早春，扎西地区还是雨雪交加，寒意逼人。
2月4日（正月初一），军委纵队继续驻叙永石厢子。先头部队（红五军团）进入威信水田寨，并沿赤水河经蚂蚁渡（今属水田镇河坝村）渡口进入河口（原属石坎乡，今属扎西镇河口村）。
2月5日（正月初二），拂晓，一路穿着鹅黄色军服、带着红五星帽子的军队从叙永的石厢子出发，这是红军的军委纵队。天气并不好，小雨，鸡鸣三省一带的山峦隐隐约约，面前道路泥泞，山里的小路被踩得体无完肤，遇到爬坡的地方，差不多是走两步退一步。就这样，大队人马经史里、陇杠、坛厂、水潦，用时六七个小时，行约60 里路，终于前行至云南四川两省交界的关口坳。下午四时左右，至水田寨，滇军两个独立营见红军到来，龟缩在两座碉楼里阻击，子弹飞过，落在百米开外的山弯里。红军纵队无心恋战，一边攻击碉堡里的敌人，一边从右面绕过水田寨。又用了两三个小时，绕了三里多的小路，晚七时，到达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当天21：30，朱德发电给林彪：“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22 时，朱德又给林彪发电，要求在长宁、扎西大道以西地域集中。
途中发生了什么？除了行军，一是中央又接到了中央苏区要求紧急回电的电文。周恩来将此电文内容报告了路途中的各位常委，指出不能中断对全国革命的指挥，并提出必须尽快以中央的名义给中央苏区复电。但是，印章还在博古手里，由谁来决定以中央名义发电也需要组织作出决定。战争形势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及时召开常委会研究变得刻不容缓。
十万火急的军事电文，使周恩来成为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的主要策划者。从后来若干领导人的回忆看，洛甫事前主动与毛泽东提出了要变换党的总负责人的想法。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按照洛甫的意思，周恩来在会前与其他常委交换了意见，进行了酝酿，提出了初步的想法，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2月5日19 时左右，中央纵队到达水田寨后，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水田寨一座郑姓人家的房子内举行，那座房子的屋门、窗、板壁上均雕刻有花草虫鱼鸟等图案，当地人称之为花房子。毛泽东、洛甫、周恩来、陈云、博古围在两张四四方方接起来的八仙桌旁，桌上的马灯在夜里显得格外明亮。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提出常委的分工问题。周恩来说，各位常委，当前的形势十分复杂，原来我们要北渡长江，但川军前堵后追，不让我们过去，我们只好到云南的扎西地区集结。但下一步怎么办，红军应该到哪儿去，必须研究确定，而且中央苏区多次来电，要求明确下步的行动方向。从遵义过来，已经将近20 天了，我们对其他根据地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必须恢复中央对中央苏区以及红二、六军团等全国根据地的指挥了，但谁来执行中央的决策？遵义会议只是确定了常委，还没有具体分工。是时候对常委的分工进行明确了。洛甫托了托黑边眼镜，率先发表意见，各位常委，你们都看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亲身经历了反对敌人的第五次 “围剿”，也经过了湘江战役，红军损失很大，之前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都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是博古同志的错误指挥。我个人的意见，博古同志不适合再继续负总的责任了，常委中由谁来接替，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周恩来说，在打仗方面，泽东同志最有办法，从湖南过来的战略是对的，说明泽东同志的办法是管用的，我看可以让泽东同志来挑这副担子。陈云说，恩来同志的话有道理，如果在通道会议不是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党和红军现在是什么情况，真的不敢想。我同意恩来同志的意见。坐在八仙桌右侧的毛泽东吸了口烟，不紧不慢地用那口十分地道的湖南话说，我看，这副担子是太重了，我毛泽东现在还挑不起哟。我的意见呀，洛甫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久经考验，大家都是看到的，变换党的领导人，这是大事，而且洛甫同志曾留学苏联，如果今后共产国际过问起来，也好交代。我建议党的总负责人还是由洛甫同志来做比较合适。周恩来见毛泽东在推辞，就转过来对坐在中间的洛甫、以及对面的陈云同志说，洛甫同志，根据当前的形势，我和泽东同志主要负责军事，党内的工作还是请你把担子挑起来，做一段时间再说。陈云表示赞同。洛甫听了后略为停顿，慎重表了态，既然大家信任，那我就暂做一段时间，关于泽东同志的分工，鉴于当前严峻的军事形势，请泽东同志继续帮助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说，博古同志还没发表意见呢。坐在对面的博古不置可否，脸上表情呆滞，藏在眼镜后面的双目有些散乱无神。他说，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站在党员的角度，我个人服从组织的决定。然后叫来机要员，将装有中央印鉴和重要文书的挑子当即交给了洛甫同志。洛甫接过挑子，不紧不慢地说，按照大家的意见，我暂且先接过这副担子，我挑不起的时候，大家要一起来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集中各位常委的意见，决定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协助我指挥军事。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细雨如丝的花房子顺利结束了。
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同一地点随即召开了中革军委会议，并确定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中央苏区回电。这就是大家所见到的2月5日发出的“（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电”。
关于“博洛交接”这件事，周恩来的讲话可以证明。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得到，就在那个地方，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972年7月5日，在另一次谈话中，周恩来又说，“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两次谈话，都指明了事实，第二次谈话，更明确指出了是在“扎西”把博古换下来，进一步明白无误地说明交权的地点在扎西境内。
此外，很多学者与随军干部的观点也可佐证，大家认为鸡鸣三省是个大概念，是指一个区域，当时随军委纵队行军的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说，“‘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边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的水田寨。虽说在山头上鸡叫三省都可听见，但也不一定”。军委总部通讯学校负责人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一个会，说是那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得到。”
花房子的灯光一直从午夜亮到次日凌晨，2月6日凌晨1 时，朱德向红一、三军团发出了向扎西靠近的命令。
2月6日早上，军委纵队从花房子出发，顺着红五军团走的线路，爬上水田寨对面的壮龙山，又下行五六里，到了镇雄花朗与威信水田交界的（蚂蚁渡）渡口，当时正值枯水季节，部队涉水过了倒流河，顺两山夹峙下的赤水河左岸的羊肠小道前行。这一段，我们那天重走，山势如削，山高林密，蛇虫出没，只有一条不足50 厘米的小道可前行，在岩壁陡峭之处，连50 厘米也没有，而路的一侧，就是水流湍急的赤水河。穿过层层林莽，攀着崖壁侧身而行，当年红军抬着辎重，抓紧岩壁，艰难地沿山野小径和乱石危崖行七八里的情形如在眼前。到了河口，再一直前进到石坎子，纵队总部驻庄子上。
2月6日晚，中央在庄子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内容是对遵义会议确定的由洛甫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进行讨论。中革军委还对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进行了分析，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2月7日，军委纵队前进至大河滩。洛甫综合参会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对《总结决议》作了最后的修改补充，并交给常委审定，拟提交到支部中去讨论。
2月8日，军委纵队从大河滩进驻院子地域，当天，形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也就是后来中央派陈云、潘汉年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的提纲，也称“传达提纲”。同时，因为遇到国民党镇雄方向敌人的强大阻力，决定到扎西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对部队是在滇川黔建立根据地，还是放弃北渡长江，回师东进进行了研究。
2月9日，军委纵队回大河滩，溯扎西河而上，经过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最险峻的天险两合岩，从河边小路涉水而上，到了威信县县城扎西。洛甫、周恩来、朱德住在江西会馆，毛泽东住在禹王宫外面的一间屋子。与此同时，红三、五、九军团负责人从镇雄边界和石坎等地昼夜兼程赶到扎西，参加了当晚在江西会馆二楼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0日凌晨，扎西下起了雪，天气十分寒冷，老街上的屋脊一片洁白，就连战士们的身上都飘满了雪花，红军嘴里呵出来的都是用肉眼可看到的一团雾气。大雪并没有影响到在老街上靠着板壁休息的红军战士的情绪，一渡赤水以来，他们每天都在赶路或作战，又是好久没有这样休整的时间了。眼前的情景有点像二十多天前的遵义，是一种比较放松的氛围。上午9 时，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江西会馆前面的坝子召开了中央纵队营科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洛甫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讨论稿），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军委正式发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对部队进行整编，三万多红军缩编为十七个团（包括上干团）。会后，在禹王宫，周恩来还宣布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从总部抽一个警卫连、一个干部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排共300 多人组成，留下来建立根据地，并配合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以上就是根据相关史料复原的扎西会议。可以看出，扎西会议是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在云南省威信扎西境内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又称花房子会议）、政治局会议（又称庄子上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扎西会议）三个会议的统称。
关于扎西会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在写完遵义会议之后，专门用了一段话来概括：“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审核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加强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以及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表述：“（遵义会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扎西会议成果丰富。有一首红军歌：“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在红军的宣传发动下，有3000 多各族儿女参加了红军，投身于民族解放与独立的伟大事业，有很多扎西儿女从扎西走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牺牲在长征途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在扎西期间，红军不仅是精简缩编，更重要的是丢下了辎重和思想包袱。在扎西镇石坎子的杨家寨，为了提高行军速度，卫生部把从江西出发时带来的X 光机以及其他红军伤员非常需要的多台医疗器械就地掩埋，这大大提高了红军的行军速度。当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以擅长运动战为主的毛泽东进入了军事指挥决策层，广大红军的心里就更有底更踏实了，原来被动挨打的思想包袱就此放下了。
扎西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之后的路线证明了这一决策。以军委纵队的行军路线为例，2月11日，军委纵队进到石坎子地域，2月12日，军委纵队由石坎子、赵家坝、宗鸠大屋子、桐梓岭绕过水田寨，进到陈家寨、陇杠地带，2月13日，军委纵队由陈家寨经牛石寨、黄狮坳进到波罗所、海水坝上地域。之后，红军挺进雪山关，开始二渡赤水。
扎西会议还对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的行动作了安排部署。
后来发生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2月18日至20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头、重占遵义，3月16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3月20日至22日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攻贵阳，最后西出云南、巧渡金沙江北上的故事。
扎西会议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博洛交接”和常委分工这个事件，是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从回师东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充分体现，北渡长江不行，在川滇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不理想，那就往回走，在运动战中寻找新的战机。对中央苏区、红二、六军团的指挥恢复，在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延续了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决策途径。通过协商确定党的负总责领导人的做法，又真正体现了党内民主。在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扩红方面，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央红军在扎西期间，没有打过大仗，没有殊死拼搏的战斗，但这支军队的去向却关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乃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红军应向何处去，中国应向何处去，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都在崇山峻岭和几座云南特有的民居里酝酿、梳理逐渐清晰并得到升华，最高领导层权力的交接，万重千钧的挑子扛在肩上，精简缩编，轻装上阵，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恢复对中央苏区和四方面军的指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两合岩的峡谷之中杀出来，回到赤水河边，这里面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于无声处听惊雷，崇高的理想与坚定的信念，同样是扎西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除了军委纵队，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排兵布阵也是十分周密严谨。一般情况是：红一军团当先锋、打头阵，红九军团负责断后，军委纵队及上干团居中，而在纵队的两翼，左翼为红五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为了保障扎西会议的召开以及整个战略的把控，红军实际所覆盖的范围包括了威信、镇雄、叙永、古蔺的大片地域。在镇雄的雨河，我看到红一军团在瓜雄的龙君庙墙上，有红一军团政治部书写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来实行分粮抢米夺回土地”，这是红一军团自四川长宁、建武经大落脚、斑鸠沟开到雨河威逼镇雄的印迹。在大湾的老场坳口，我仿佛听到了当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从院子、花朗过来，佯攻镇雄，威震滇军的枪声。在镇雄坡头的壁数渡口，为了掩护军委纵队北上扎西，红五军团的战士们泅过铜车河，爬上和尚老包，越过鸡啄嘴，到了槲烟林，与守在碉堡里的国民党军队激烈交火，让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要经过镇雄，确保了扎西会议的顺利召开。在威信县高田的鱼井，曹德钦烈士积病而逝，在威信的双河场，红三军团由叙永的分水岭进入威信，又从驻扎过的双河场回师东进。
如果说，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扎西会议就是红军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新转折，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一环。
2020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阶段。”这是对扎西会议的科学定位，也是对扎西会议精神的最好诠释。
历史就这样眷顾着扎西，红色扎西是如此的夺目与耀眼。
可以这样说，因为1935年的这个春天，扎西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因为红军在这里召开的扎西会议，扎西更像一个力拔山兮的力士，把存放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成为这几条河流的推波助澜者。它不仅把流经云南镇雄、威信的河流染成赤色，还把乌蒙山这片土地染成红色，挥舞着20世纪中国大地上最美的红飘带，让乌蒙山与赤水河成为一个亘古的神话。
扎西，不只是扎岭之西，已不只是一座县城，一个地区，而是一座丰碑，一个标志，一个关于红色文化的符号。
乌蒙回旋
乌蒙山是一座磅礴的山，也是一座英雄的山。红色光辉一直照耀着乌蒙大地，也使镇雄、彝良、威信跻身红色基因最为丰厚的革命老区行列。
1936年春，那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活跃在湘鄂西，牵制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红二、六军团，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开始长征，西进贵州，剑指云南，来到了乌蒙山。
4月的奎香镇奎阳村，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在奎阳村小院子村民小组，1941年出生的迟学明老人望着黄土夯筑、青瓦覆盖的四合院出神。脱贫攻坚结束后，他们一家已经在不远处盖了新房，但他还是会时不时来到四合院的老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那里不仅有他的父亲迟少华、母亲孔祥英生活的痕迹，更重要的是，1936年春天，这几间简易的房间曾作为当年红军的临时医院，抢救过好些红军伤员，那些做完手术后，又抬到300 多米远的下小院子80 号的一户农舍休养。迟学明说，他的父亲在世时，常给他唠叨红军的故事，说当时村子里到处都住满了红军。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很好。红军是傍晚从营盘山上下来的，住了一宿，见到红军医生救治伤员，老百姓煮了甜酒（米酒）给伤员送去。临走，红军还把骑鞍（马鞍）送给老百姓。他家里挂的烟熏肉，红军也不碰，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军队来搜过，见到烟熏肉，就用枪托一挑，拿走了。他的父亲一直后悔没有把仅有的一块肉煮给红军吃。因为读过私塾，识几个字，当过教师，迟学明退休后自愿到奎阳村子里收集红军当年进出奎香的故事，记了厚厚的一本，交给村里出村史，还提供给彝良县研究党史的杨升华老师和县文物管理所的同志。
迟学明给我们讲的红军，是1936年3月到乌蒙山打了回旋战的红二、六军团。
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由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正在湘鄂西作战。由于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蚕食和国民党对根据腹地的大举进攻，被迫战略大转移。到湘鄂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中央最初的想法。江西距湖南不远，虽然辗转广东、广西边境，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敌人没有让这个战略意图实现，湘江战役后，红军经过通道转兵，经黎平、遵义、扎西、茅台、太平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过彝区，与四方面军会合，爬雪山，过草地，经哈达铺，到达吴起镇，率先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1月19日，按照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也从湘西桑植出发，西进贵州，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封锁，进到黔东北，西逼贵阳，当黔敌与中央军赴贵阳防堵之际，红二、六军团虚晃一枪，速转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开辟根据地。
蒋介石自然不想让同一幕在赤水河边再次上演。他调集滇军的孙渡纵队8 个团驻防宣威，派出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配合郭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中央军正面追击，在乌江以中央军99 师、23 师及李觉纵队在乌江上游防堵，在北面及长江防线，派出川军30 个团驻防，国民党军队共有120 个团，由国民党驻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统一指挥，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围歼于乌蒙山一带。
面对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只有1 万人的红二、六军团险象环生。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红二、六军团“可取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根据地”的指示，2月27日，红军撤出毕节，在南下受阻后，于3月2日西进赫章、妈姑一带，为了敞开南面的大门，3月6日、7日，红二、六军团分头由贵州进入云南彝良县的寸田坝和奎香。
奎香处于乌蒙山腹地，北临洛泽河，与金沙江不远，西接昭通，东临镇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红军一进奎香，敌人判断红军欲北渡长江，因此追之甚急。见樊松甫纵队孤军追赶，3月8日，红二、六军团当机立断，从奎香一出，在以则河设伏，歼敌两个连。随后，红二、六军团返回奎香，又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东，直扑镇雄，3月9日，四师十二团突破镇雄民团在花山分水岭的防线，晚上顺着石笋沟抵近广德关，3月10日黎明，奇袭天险广德关，击溃国民党民团，保证大部队当天推进到花山、放马坝、牛场，3月11日，经南天门至坪上，并经以萨沟，沿流沙河，对镇雄形成攻击之势。
敌人见红二、六军团推进镇雄方向，顾祝同认为已成合围之势，命各路敌军从东、南、西、北三个方向加速向镇雄进发。此时，红军处于敌军包围的镇雄西南以古、场坝数十里的狭长地域，形势十分险恶。
3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在镇雄巴溜俘获敌逃兵2 人，得知敌万耀煌纵队孤军深入，将于12日过哲庄坝至镇雄截击红军。11日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在场坝镇巴溜三合头设指挥部，派出红四、六师至哲庄坝大垭口、三锅庄、黄家营盘设伏。3月12日上午9 时许，当敌十三师先头部队翻过大垭口时，红军突然进攻，将敌人拦腰截断，聚而歼之，共毙伤敌人120 名，俘敌200 多名，缴获枪支弹药无数，万耀煌差点被俘获。在这次战斗中，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在黄家营盘手臂受伤，后不得不截肢，成为“独臂将军”，十八团九连指导员田华堂阵亡。哲庄坝伏击成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其他各路敌军之后不敢贸然逼近红军，只好白天派出飞机轰炸。此战为红军摆脱敌人提供了有利契机。
3月13日，红军顺着溜沙河，返回以萨沟，至安尔洞、小米多，3月14日至麦车，由于敌机轰炸，红军战士受伤多人，牺牲7 人，红军只好白天隐藏在树林内，晚上行军。3月15日，红军兵分两路，从小米多、麦车出发，经犀牛塘、底古坡出镇雄境，进入赫章毛姑、青山一带与敌周旋。
3月16日，红二、六军团又三进奎香。经过两进两出，红军已成功把敌人的部队调至镇雄、毕节一带。
3月19日，贺龙、萧克抓住有利时机，指挥红二、六军团从奎香南下威宁县黑石头，一举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这就是著名的红二、六军团乌蒙山回旋战。
在这次战役中，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军，坚持扎西会议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充分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战法，在乌蒙大山中，以彝良奎香为战略支点，克服了寒冷、没有补给等重重困难，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在狭长的高山狭谷中周旋，抓住时机打击敌人，调动敌人，最终成功摆脱重重包围。之后，红二、六军团在云南宣威取得来宾铺战斗胜利，一路向西，佯攻昆明，经楚雄、丽江、迪庆，过雪山草地，于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省会宁县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毛泽东对乌蒙回旋战有着高度的评价。三军会师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我们1 万人，走过来还是1 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也有评论说：以彝良奎香为中心三进三出的乌蒙山回旋战，是中国革命史上灵活机动、巧妙用兵、大胆突围的著名战例，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路行走，我们前往红二、六军团经回旋与战斗过的遗址，聆听党史专家、文物干部以及当地群众讲述当年的故事。奎香是彝良的老县城，地势平坦，周围是山，利于驻军，加之位于镇雄、彝良、赫章、威宁、昭通之间，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这也是贺龙、萧克为什么选择三进奎香，吸引敌军，迷惑敌人，让国民党部队弄不清真实意图的地方，也是乌蒙山回旋战的玄机所在。在奎香乡奎阳村，我看到萧克题写的红军长征过彝良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上，庄严肃穆。在寸田，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旧址依然沧桑，回想当年贺龙、任弼时、萧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大山之中运筹帷幄，我的心底油然而生敬意。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什么约定，过了奎香，进入树林、花山，想到牛场上高速去镇雄，天突起大雾，我们只能在导航的引导下前进，居然迷路，最后意外地经过红军当年奇袭的广德关，看到险峻的地势，不由对红军过人的胆识与勇猛所折服。我还前往巴溜贺龙指挥部旧址，当年几位指战员在这里指挥5公里外的哲庄坝伏击战的情形如在眼前。在哲庄坝，细雨如丝，像极了当年伏击的天气，哲庄坝战斗遗址纪念碑高高耸立，我还仔细察看了黄家营盘，那里，余秋里将军挂臂负伤，却英名万里。我还到了小米多，看了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的几名红军烈士的墓地，群山之中，芳草萋萋，我们感受到，乌蒙山是一块烈士鲜血浸染的沃土，红军乌蒙回旋神奇勇敢的故事，激励着老区人民不断前进。
血沃老区，滇川黔边区游击纵队和云南游击支队英名永存。
红色的河流一直不停地流着，它从乌蒙山深处流出来，沿着红军的足迹一直流下去。
乌蒙山这块土地从来就不缺少血性。乱世出英雄豪杰，从清末的李蓝起义、陶三春起义到民国年间龙云、卢汉驰骋云南，从护国运动到昭通将士3300 多人血染台儿庄，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时，有很多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解放全人类和拯救民族的伟大事业。刘平楷、罗炳辉、李国柱、曾泽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在昭通大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组织、团组织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悄然奋进，抱薪救火，用他们的秘密斗争迎接光明的到来。1928年1月，昭通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昭通支部出现。此后，在昭通各县，红色之火一直不停地燃烧，红色基因一直不断地延续。
1935年和1936年，当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乌蒙山区赤水河畔，活动在威信、镇雄、彝良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为红军长征侦察敌情打击敌人提供了不少帮助，使红军的行动能顺利推进。
这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之后成立的川南游击纵队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乌蒙山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直到最后失利，队员全部牺牲，血沃老区。
这次调研红军长征过扎西和红二、六军团乌蒙回旋战，沿途看到了很多革命遗址，也了解听到了无数个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出生入死的感人故事。
春天的罗布镇仍然多雨。距罗布镇罗布村不远的中坝村民小组，绿树掩映下，数座烈士墓依次排列，清明节刚过，墓前石级上排列着若干黄色的鲜菊花，看得出有不少人来这里扫墓。这里，长眠着一个威信人民熟悉的英雄，他就是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司令员的徐策同志。1902年5月出生于湖北阳新龙山（今大冶市大箕铺镇）的徐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任红5 师政委。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湖广会馆，周恩来代表中央确定留下徐策同志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任特委书记、纵队政委。红军离开威信后，徐策同志带领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强敌，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并开创了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纵队以郭家坟为中心区域，打击敌顽，震慑了国民党地方武装。1935年5月，由于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投敌，特委在威信县高田马家坝召开会议，徐策兼任纵队司令员。之后，徐策率纵队活跃在川滇黔边区，打击敌人，配合红军作战。可是，最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同年7月12日，纵队计划攻打兴文建武城，7月13日，当纵队行至观音塘一带，遭到川军1000 余人的阻击，徐策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给敌人以极大杀伤，但终因地形不利，寡不敌众，纵队损失惨重，副政委张凤光牺牲，代理参谋长陈宏被俘，徐策身负重伤。纵队在转移到罗布坳碾子弯时，又遭滇军及镇雄独立营袭击，徐策壮烈牺牲，年仅33 岁。
以下的记述或许有些简单而苍白。1935年2月10日，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在扎西禹王宫成立。2月12日，游击纵队在树坪与叙永特区清除会合。2月18日，特委在五龙山召开大会，宣布任命，共有600 余人。2月20日，红军黔北游击队在习水县东皇殿成立。3月5日，刘复初任政委的南六游击纵队改为川南游击支队。3月22日，在仁怀，由留下红军100 多人组成的赤水游击队成立。7月上旬，纵队在朱家山与黔北游击队会师共900 余人，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陈宏任代理参谋长，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纵队合并后，纵横驰聘于川滇黔边区，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恶霸豪强，大大小小的战斗百余次。1936年5月后，国民党中央军对纵队发动了两次“三省会剿”，纵队遭受巨大损失，至1937年元月，纵队主体结束。
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这支部队的历史功绩。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活动范围大，影响广泛。我在镇雄县大湾镇看到，1936年10月30日，纵队夜袭大湾，并在那里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浮财分发给穷苦群众。大湾街上现年79 岁的周玉贤老人讲起他的父亲周永清当年对他讲的红色故事，仍然十分自豪，说红军游击队在街上的板壁下住了一宿，秋毫无犯，因此这条街后来也叫红军街，司令员刘复初的枪法神准，被称为手枪大队长，当时还教训了街上的旧势力（陈区长），群众拍手称快。
游击纵队每到一处，除了打土豪惩敌顽，还注重宣传工作，不断宣传革命主张。如今，在威信县三桃乡鱼洞村铁炉村民小组一户民居的板壁上，还清晰地保存着纵队书写的20 多条标语，指出“党和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干人的队伍”。纵队所过之处，都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使红色的因子在滇川黔大地上赓续传承。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失败后，在这块土地上，斗争仍然没有停息，殷禄才扛起了云南游击支队的大旗。1912年生于威信县罗布镇郭家坟人的殷禄才，出身贫农，读过私塾，性格倔强，对地方恶霸的盘剥十分不满。1935年红军经过扎西后，受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影响，他揭竿而起，开始了与当地土豪的斗争，1935年7月，借高田自卫队招募他参加自卫队之机，他拖走了自卫队的几支长枪一支短枪，串连了几个苦大仇深的青年农民，拉起了队伍。秋天，他找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领导，经纵队司令员刘复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特委批准，殷禄才任支队长，陈华久任政委，参与纵队的行动。1937年1月，川滇黔边区纵队整体失败后，支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殷禄才与陈华久带队继续战斗，1938年，根据形势需要，更名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国民党筠连县保安支队一直没有停止对支队的清剿，支队转入大雪山中，艰难地与敌人周旋，并寻找机会打击土豪劣绅。抗战胜利后，支队已发展到三四百人七八百条枪，支队抓住战机，曾夜袭王场的民团及盐号，缴获一批战利品，在川滇公路叙永马岭段设伏，袭击敌人运输车队2 辆，接着又长途奔袭叙永江门，袭击敌军运输车队和化学兵团，给予敌人重创。云南游击支队的存在是敌人的一块心病，1947年12月5日，国民党重庆行营派出军队进行“梳篦”式清剿，游击支队浴血奋战，部分指战员被捕或牺牲，1947年3月19日，殷禄才等被敌人包围在王棚山的一个岩洞，他们英勇拒敌，陈华久不幸牺牲，殷禄才在射杀敌人数十人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献身，终年45岁。
殷禄才是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亲历者，也是云南游击支队浴血战斗的见证者。他用自己的行动和鲜血践行着对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坚定信仰。
长歌当哭，赤水含悲。
威信县双河乡半河村厚防，是一个十分隐蔽的苗族寨子。这里山高林密，绿树掩映。寨里有石门、碉楼，易守难攻，藏在大山之中，云南游击支队在这一带开展活动，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成立了半河乡革命委员会。这是川南游击纵队若干活动地点的一个缩影，部队经常出入和驻扎在深山老林，伺机出击，给地方恶霸和敌人以有力一击。
罗布镇的郭家坟，山川秀美，这片起伏不平的丘陵，人家不少，屋舍俨然，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和红色基因，也是殷禄才的出生之地。当年川滇黔边区游击纵支和云南游击支队经常在这里出没，是川滇黔根据地的核心地带，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支持着革命，这里有当年红军经过扎西时传承下来的热血，正是有很多这样的土地和人民的护佑，使川滇黔边区变得更加鲜红，终于迎来新中国的黎明。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留下的队伍，虽然只坚持战斗了两年，但这支队伍，用生命和鲜血，用顽强的战斗支持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纵队的足迹遍布云南的威信、镇雄东部、彝良东部、叙永、长宁、古蔺以及赤水、仁怀、七星关等地，云南游击支队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独立作战10年，像一把利刃插在敌人的后方，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为川滇黔边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我们应该记住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张凤光、陈宏、龙厚生、殷禄才、陈华久这些革命烈士，记住被誉为钢铁战士的女红军李桂洪，以及许多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还要记住刘复初司令员还原了殷禄才的历史身份。
血沃乌蒙，泪洒山川。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云南游击支队，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老区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乌蒙山上最可爱的人，他们把一腔热血倾洒在乌蒙大地，一代一代地传承。
那一抹光芒
4月25日，我来到威信县红军烈士纪念碑前。这里，长眠着那些从远方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红军战士，长眠着从这块土地上被红色唤醒的热血男儿。
苍松翠柏，白花滴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扎西缅怀革命先烈，倾听红色故事，重走红军路，传承红色基因。
我踏着一级一级鲜红的台阶，走到烈士墓前，祭奠英灵，看着墓碑前简短的墓志，静静默哀，心里波涛翻滚，五味杂陈。
一路行走，不断地听到相同的声音。
长期从事地方红色文化研究的杨升华说，刘平楷、罗炳辉、扎西会议、红二、六库团乌蒙山回旋战是革命老区的宝贵财富，必须好好地传承下去，要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党史关心党史。杨升华今年计划编一本党史教材，协助相关部门办好革命老区的展览，并加强革命遗址的宣传，搞好服务，讲好故事，让每一个参与者的内心都有收获。
在坡头镇中心校工作的教师曹明富，对坡头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有着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表示自己对坡头的地方文化有了解，拟加快研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书，让更多人了解坡头，特别是了解鸡鸣三省以及红五军团渡过碧素渡口、激战槲烟林、佯攻镇雄的经过，还将对红军过坡头的故事进行收集和宣传。
鲁绍朝是场坝镇的副镇长，因为贺龙指挥部曾设在他的曾祖父鲁正轩的房子里，在那里，红军运筹帷幄，打胜了哲庄坝伏击战。因此，他花了很多精力来收集红二、六军团在巴溜的故事，包括红军如何在巴溜驻扎，哲庄坝后红军伤员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救治养伤，红军与老百姓鱼和水的关系等。每次有游客来贺龙指挥部参观，他都会当起义务讲解员。
曾在威信县水田镇政府工作过的陈天才，当年曾亲身参与了对红军经过威信的情况调查，对红军过水田的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虽然已退休赋闲在家，却闲不下来。一提起红军来，他就滔滔不绝，讲他当年是如何参加调查红军故事的。他一边讲解，一边把自己记的老百姓讲述的红军故事记录本翻开来，逐字逐句地给我介绍。
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在大湾的老场坳口，在雨河的瓜雄村，在扎西的水田寨，在石坎的庄子上大河滩，在彝良奎乡的寸田、奎阳，在镇雄、威信的每一处红军或者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经过的地方，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讲出他知道的或者他心中的红色故事。
红色血液已经渗透到乌蒙山每一个老百姓的心灵深处，浸入骨髓。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红军的牺牲，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征，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还在威信县委老干部局的家属区见到了当年调查研究扎西会议的赵沛同志。赵沛同志1934年出生，今年88 岁，他是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大约是1983年，当时中央派范金标等人来威信核实扎西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他就参与了，当时参加的还有威信县纪念馆的赵友伦、雷吉常等同志，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赵沛同志还到北京参加过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学习班，了解党史专家对《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时间，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派出李四杰、卢有光到威信、叙永、毕节调研，但博古在哪里交权，一直没有定下来，这也成了“悬案”，但赵沛坚持交权就是在水田花房子的观点，因为他对鸡鸣三省的范围和概念有自己的解释。对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特别是从石厢子到花房子，又从花房子经壮龙山、蚂蚁渡到石坎子的河口，路线都了解得很清楚。这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澄清了许多不明不白的东西。
赵沛还说，扎西纪念馆为扎西会议的建设、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第一任扎西纪念馆长张志升，经过赵友伦、林庆民、雷连松的努力，一直到今天的卓家勇，他们一直把纪念馆的工作担当下来，收集文物，研究扎西会议、川南游击支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历史，组织培训解说员，对扎西会议开展研究，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一直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对革命遗址的保护，镇雄、威信、彝良三个县的党史部门最有发言权。镇雄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禹从县委组织部过来后，一直从事党史研究工作，说起红二、六军团和川滇黔边区在镇雄活动的故事，他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曾任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朝洪，把威信的党史研究得很透，他现在任威信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党组书记，这几天负责对扎西会议纪念馆、扎西会议会址、禹王宫的提升改造与陈列布展，对威信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可谓立下汗马功劳。而现任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余嘉策，正接过前任的接力棒，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契机，把威信的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其实对红色文化的发掘、保护、宣传，各级党委、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威信县委、政府坚持打红色牌，先后多次组织中央、省、市的领导、专家、学者到扎西开研讨会、纪念大会，对全县的红色文化、文物资源进行保护，特别是重点保护好扎西会议召开的三个会址，昭通市委组织部打造“红色扎西”名片，在2021年起创办扎西干部学院。镇雄县与彝良县都在推进红二、六军团资源的保护利用，已规划建设纪念馆、陈列馆，彝良的罗炳辉故居和罗炳辉将军纪念馆已成为人们了解红色文化的窗口。
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十分珍贵。据有关资料，镇雄有革命遗址157 个，威信县有革命遗址216 个，彝良有革命遗址61 个。这些革命遗址是红色基因的活化石，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第一手资料。
对红色基因传承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近年来更加重视，已经上升到国家的层面。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围绕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云南已经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南段）进行了规划设计。中央红军经过扎西，召开了扎西会议，威信县有着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云南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机遇。
瞻仰了红军烈士纪念碑，一路向前，经过狮子营营盘下的林荫大道，参观了气势恢宏的扎西会议纪念馆，然后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江西会馆，再到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支队成立地——禹王宫，红色印迹历历在目，我深切感受到了红色基因已经渐渐渗透到我的肌肤，顺着血管流到我的内心深处。
最让人意外的是，我曾熟悉的当年红军部队休息的老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差点认不出来。按照红色扎西的定位，在上级有关部门和威信县委、政府的努力下，扎西老街已按照川南民居与扎西民居的特色进行了打造，风貌作了全面的提升，从街道的布局、构架以及相应的服务设施、民风民俗、购物环境、文化娱乐、美食特产、酒店客栈，已经更适合新形势下红色旅游。到了晚上，整条街的灯光一下子亮起来，亮成一片鲜艳的红色，照亮老街的每一个店铺和每一个角落，点亮了扎西城。而扎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一跃而成为云南省最美丽的县城之一，扎西古镇则成为一个红色小镇，成为全国各地游客来这里打卡的红色地标和网红之地，扎西干部学院正成为全国新崛起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课堂。
沿着这条红色的河流一路走来，从彝良到镇雄，又从镇雄到红色扎西，似乎革命老区的山山水水有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乌蒙山的红色细胞、红色土壤、红色资源、红色基因、红色故事，将与时俱进，顺赤水河而下，流过川滇黔，流进长江，流进每一个中国人的红色记忆，流成人们心中的红色海洋。
河水汤汤，云卷云舒。
历史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回首磅礴乌蒙群山，历史深处的那一抹光芒，变得格外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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