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苗家芦笙舞 摄影/李东旭
你可曾见过一只骄傲的恐龙，它身长27 尺，从侏罗纪时代走来，自由地穿行在威信水草丰美、万壑争流、阳光四溢的原始沃土上。它若奔跑，群山会发抖；它若长啸，众鸟会惊飞。
也许，它和族群走散了；也许，它想另拓疆土；也许，它奔着这片原始沃土王的席位而来。当人们找到它时，它已在威信县扎西镇大河村邱家沟的山坡上足足沉睡了1.8亿年，庞大的身躯依旧保持着骄傲的姿态。北京博物馆，成为它第二个长眠的故乡。
在镇雄，人们发现了犀牛牙化石，距今5 万年。在威信，人们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骨针、熊猫、马鹿化石，距今5000 多年。在这两个县，分别出土了一批批来自西汉、明、清时代的古文物。
有一条河叫赤水河。骄傲的恐龙曾弯下身躯，大口大口地吞咽它的甘甜，狂躁的犀牛曾在它奔腾的河水里撒泼打滚。就是这样一条河，在公元前135年，酿造出了令汉武帝赞叹为“甘之美”的赤水枸酱酒。
从赤水源头镇雄出发，赤水河流经威信，孕育了当地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润泽了一方沃土。苍翠的群山，自有花鸟虫鱼相伴，彝族人民在此土生土长，汉族、苗族、白族人民为它迁徙而来。他们沿河繁衍生息，与天地万物相遇、相知、相爱，活出了每个时代独有的性情和模样。
城堡，城堡
天绞云，雨淋淋。雨水沿着十来米宽的屋檐流淌，瓦片纹丝不动，任随它在陶帮华家老宅上空飘落，洒向山下连绵不断的赤水河河面，淋湿了一个又一个觉醒的时代。
屋檐下方由一块块大石板铺成的院坝上，有一排比女人的酒窝还要深、还要大、还要圆的小石窝整齐地排列着，滴答滴答……在这里，以水滴石穿之力，与石板较量了300 多年，陶帮华家14 代人可以做证。
陶帮华家所在之地，是一个苗族聚居地，地处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半河村，以陶姓为主，寨名叫厚房。
这是一个有酒有故事的苗族村寨。
陶氏家族原籍湖北麻城，明、清时期分别经四川、贵州迁到威信水田乡湾子。300 多年前，陶氏家族中一个叫陶一锁的人，与镇雄坡头陇氏官家小姐私定终身，搬迁定居至厚房，从此便拉开了厚房历史的序幕。
厚房的故事与战争有关，与一座军事城堡有关，城堡就在陶帮华家隔壁。
精雕细琢的吊脚楼，厚实坚固的石头城墙，看得见的碉楼与炮房，看不见的隐秘军工厂，曾是这座城堡独有的符号和秘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城堡的主人叫陶正清，生于1878年，是厚房陶氏家族第五代传人，是继父亲陶洪富之后第三任清王朝团首。因与兄弟陶正超聚敛了大量财富，为保财产安全和巩固其统治，耗资白银上万两，于民国12年（1923年）从四川请来了一批工匠，在厚房老屋基修建了这座城堡。
城堡占地3600 平方米，由一栋四合院吊脚楼、城墙、四座碉楼组成。吊脚楼为木质结构，门窗上的图案精雕细琢。外围是1.4 米厚的石头围墙，高大坚固。城墙的四个角均有4 座碉楼，主碉楼高7 层，左角碉楼高3 层，后面两角碉楼高2 层，四座碉楼均有交叉火力枪炮眼。加上厚房天然的石林战壕交错，且有地下溶洞可伏千军，厚房的防御简直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如果说战斗曾让这座城堡保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给它堆砌了一副铁石心肠的模样，那么吊脚楼里的雕刻，则赋予了它最温情的一面。
走进吊脚楼，历史的笔触隽永而深邃地雕刻于此。房子正厅三开六扇的大门上，雕刻着刘备、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三国人物；正厅天花板上雕刻着二十八宿、十二宫辰、八仙过海、二龙戏珠、双凤朝阳套八卦图等图案；正厅外柱上雕刻着左虎右凤图案；下厅内门上雕刻着自秦汉以来二十四帝的长匾肖像；左、右厢房大门和花窗上分别雕刻着晋、隋、唐、宋、元、明等历史文臣武将的肖像……站在这一个个惟妙惟肖的人物雕像前，每一幅都那么有趣，没有谁愿意将它们与窗外的喊杀声联想在一起。这一扇扇文化之窗，让我们看到了后房在民国时期财富与文化的高度交融。
躲过了战火的焚烧，还来不及、也舍不得告别这一身荣华，历史的尘埃已纷纷扬扬地散落到吊脚楼的每一个角落，与蜘蛛网交织在一起，给这座吊脚楼披上了一件落寞的纱衣，唯有门窗上的张飞，手握长刀瞪圆了眼，直视着吊脚楼的过去。
那三开六扇大门里住着的人们，亲手推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追逐着时代迁徙的光影，是对、是错，被指责、被遗忘，被敬佩、被追忆……历史一边给出答案，一边又留给后人太多的谜。
修建城堡的四川工匠，他们用多少时间完成了全部的修建？在厚房的这段时光，是否让他们终生难忘？苗家的酒，他们一定醉过；苗家的糍粑，他们一定吃过。
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宿命和使命，哪怕是沉睡了千年万年，也愿意为了一场短暂的相遇迁徙而来。除了城墙，吊脚楼的院坝也是用一块块长方形的巨石铺就的，平整的石面全是手工打磨，细锤细錾的痕迹已被时光磨平，但依旧坚固如初。
这些巨石从哪里来？它们是否经历了艰难的人背马驮？又或者，是它们沉重的迁徙，筑就了一座城堡，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全了一个民族。
如今，城墙已残缺，大门门槽犹在，落寞而孤独。门槽宽1.3 米、高2.74 米，门槽上方拱形石头上“团风永振”的大字还在，大门左右的石柱子上刻着“才德兼全可靠下东区长、公平正直方可为二甲绅粮”的对联，这幅草书对联是当时的州府赠送的。
对联中提及的“下东”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包括当今的威信县旧城、双河、高田、罗布等乡（镇）。在清末时期，行政区命名分别为一甲、二甲、三甲、四甲，对联中提及的二甲即今天的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由此可见，陶氏家族当时的地位和势力还真不小。
民国1937年，陶正清的独子陶著煊继任双河区区长和民团团首，1951年被逮捕处决。
触摸着坚固厚实的门槽，遥想着当年这里门庭若市的光景，那些出入大门的身影幻灯片一样影印在脑海中。是啊，他们从大门里走进去、走出来，也曾儿女情长，也曾豪情万丈，各自穿梭在历史的尘埃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又共同走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段岁月，不为人知，却又鲜为人知。
厚房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殷禄才和陶铸煊的相遇。随着扎西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由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把厚房作为重要通道，厚房的苗族民团也是游击队坚定不移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对象。
一天，殷禄才一行人带着烟土和礼物，拜访厚房（双河区）区长兼民团首领陶著煊，并参观了民团坚固的驻地、兵工厂、炮房、碉楼，观看了教场上操练军事的团兵们。
兵工厂在厚房的这段历史中，是一个隐秘而传奇的存在，它的隐秘不言而喻。兵工厂由厚房民团在岩洞里秘密组建。当年，陶著煊安排陶发祥带着殷禄才去参观兵工厂，眼前的一幕让殷禄才激动和感慨不已：足足300 平方米宽的岩洞里，摆满了一些基本成型的机关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和手榴弹，手榴弹上还刻有红色的五角星。陶发祥分别给殷禄才介绍兵工厂里几名外地的造枪技术工人万国成、万国义、向付初、周发财、王支荣及当时本地学徒古成宣、古成和。殷禄才分别与工人们热情握手，并详细了解武器的生产情况。
参观完兵工厂后，陶著煊热情地款待殷禄才一行，并挽留他们在寨子里过夜。陶著煊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殷禄才此行的目的和话里的弦外之音。
那一夜，厚房所有的画面在殷禄才的脑海里回放了一遍，他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了。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勇士来说，这股革命力量激励着他继续向前。触摸着白天他和陶著煊彼此握紧的双手，余温还在他的手心未曾散去，因为在厚房，他们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次日早上，殷禄才离开厚房时，陶著煊赠送他10 多支枪和2000 多发子弹。
吊脚楼的外墙上，挂着“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驻地旧址”的牌子，这里是川南游击纵队的驻地，威信县委、县政府于2011年在此挂牌。
说它传奇，因为这在苗族的历史中实属罕见。是谁提出了组建兵工厂的建议？那几个外地的造枪技术工人的待遇，是高薪聘请，还是赠送土地？他们一共为民团造了多少枪支和手榴弹？这些细节都不得而知。
1950年7月威信解放后，陶家武装队伍解散，向政府上交了32 支长枪和3 支德国造手枪。
厚房的酒，与战争有关。
时光倒回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
战争是一场残酷的相遇，除了生，就是死。陶三春与厚房第三代传人陶簸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相遇了。
清咸丰元年（1851年），轰轰烈烈的反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1857年，由贵州陶新春、陶三春率苗民起义军围攻镇雄州城，攻城未果，遂会同李开甲、卿蒲大、戚维新等反清武装共万余人移师威信，四处攻碉打寨，直指川南，路经双河，与陶簸箕相遇。
陶簸箕是陶一锁与陇氏小姐的孙子，从小聪颖灵活，练就了一身武艺，时常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加上家业兴旺，被双河一带的苗族推荐为苗族头人。陶三春路经双河时，陶簸箕为躲避征粮，带村民在洞口阻击。
“兄弟们，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家门。”洞口对面，传来贵州苗民起义军首领陶三春的声音。
半晌，陶簸箕带领的村民们仍不松懈，斗争蓄势待发。
“兄弟们，我是陶三春，我们苗家人不打苗家人。”对面，再次传来陶三春的声音。
无奈之下，陶三春派人掳走了厚房寨子里的一个姑娘，以人质为要挟停止了这场对弈。
第二天，陶簸箕带着骡子和酒去找陶三春议和并赎人。陶三春收下了酒，放了人。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让陶簸箕和陶三春同仇敌忾、一见如故。此后，陶簸箕更名为陶登春，率领自己的队伍加入了陶三春的起义军。陶簸箕所到之处，战功赫赫，赢得了起义军的信任和敬佩。从此，陶登春的名字便仅次于陶新春、陶三春了，他们被清政府贬称为“三大苗王”。后来，陶簸箕战死于四川叙永红岩洞。
这场相遇，陶三春和陶簸箕化敌为友。厚房的酒又香又烈，酒里有战火，酒里有生死相随的兄弟。
历史的车轮带走了厚房曾经的辉煌，天空的高远卷走了马蹄声、鼓号声、厮杀声、枪炮声，想必在每一个被触动的灵魂深处，这些声音依旧在耳边回荡。
城堡已破旧衰落，但厚房还有天然的小石林景观、生生不息的苗族文化。也许，它们同时被保护、被传承、被重视、被开发、被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景观会获得另一种新生。
“……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些农事用具挖掘出来、抢救出来、记录下来、保护起来，把它们作为文化遗产，尽可能原汁原味原生态地请进这里，让其发挥认识历史的作用，让后人知道，原来我们曾是这个样子。抬头看历史符号，低头释故土乡愁，轻轻拾起，是为了不会忘记。”在威信县罗布镇簸火村丁家坝苗族文化博物馆里，展馆“前言”这样写道。
同样，在距离威信县80 公里的镇雄县民族中学内，有一间30 平方米的少数民族文化陈列室，里面摆设有彝族、苗族、白族的服饰、绣品、乐器、书籍等物品，还有一排排介绍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墙。课堂之外，学校开设有苗族传统手工刺绣课，课间开设民族舞蹈专场，镇雄县苗族文化传承人杨洪清是学校特邀的芦笙课指导教师。
学校与师生共同肩负起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而在镇雄县以古镇小米多村，彝族喀红呗的四位传承艺人张朝飞、张朝书、张朝文、卢军秀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平均年龄60 多岁，诸如“打空翻”这类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已经显得很吃力。村子里的彝族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不愿意学。喀红呗团长张朝飞眉头深锁，若有所思。
《镇雄县苗族芦笙集》于2016年出版发行，它是镇雄县第一部用苗文简谱，汉字谐音收集、整理、出版的苗族芦笙曲作品，主编杨洪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音频作品与书对应。对于几千年的苗族芦笙文化，此书既是传承，更是抢救。
赤水河畔的人们，都在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一段段让他们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及的岁月，去记录一个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后重生的模样，去记录一条河的沧桑与欢腾，以及它欢喜时的微笑、它忧伤时的叹息、它滋养万物时的温柔之躯。
两座烽火台的前世今生
在一幅画前凝望的时候，我在想，要如何才能变成一只美丽的鸟，栖息在此，把余生都给它。画里有高山，云气常流，千山一碧，层林尽染；画里有流水，一江绿水，涓涓细流，鱼鸟亲人；画里有小桥，隐现其间，怜春惜秋，听风看雨；画里有人家，琉瓦红窗，错落有致，彝家姑娘，勤劳貌美。
画里还有风和雨，发出丝丝细语，温柔以待万物。
一幅生在寨子里的画，一个长在画里的寨子，它叫“纳支”，地处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果珠彝族乡高坡村，是一个彝族村寨。
镇雄县的人口是一个以彝族为本土民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为外来民族群体构成的。东汉初，彝族部落首领长子妥驻芒部管大雄（今镇雄、彝良、威信一带）。镇雄所隶属的昭通市原本就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
“纳支”是彝语，纳是“手”，支是“手指”，纳支是亲密无间的意思。
寨子太美，历史上曾多次被土匪侵袭，想要霸占它。清同治年间，一股土匪把整个寨子围得水泄不通，强力攻击。纳支寨的彝族同胞团结一心、奋力抵抗，土匪溃败而归。自此，周围的人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于是，“纳支”的含意便延伸为“大拇指”，即“了不起”的意思。
自那次土匪入侵后，为了加强寨子的防御能力，彝族人民在纳支寨最高的两座山上，分别建了一座烽火台，用于观察敌情。站在这高高的烽火台上瞭望，赤水河静静地流淌着。
同治三年四月（1864年5月），贵州苗民陶三春率部围攻镇雄州城；同治三年七月（1864年7月），陶三春再次攻占镇雄州城；同治四年五月五日（1865年5月29日）三更，陶三春率部三攻镇雄州城，镇雄知州李延忠由镇雄泼机率兵返回，调集团练与陶三春部激战20 余日，陶三春部撤离时，纵火焚城，大肆杀戮。
三次围攻，在纳支寨的烽火台上，男人们日夜瞭望，盯紧了前方。烽火台下，老人、女人们准备好了武器，时不时向上仰望，祈祷这滚滚浓烟不要在空中升起。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若陶三春真的来了，纳支寨定当全力抵抗，绝不投降。
最终，纳支寨有幸躲过了这三场杀戮。当一个民族随时随地饱受着战火的威胁，并全力以赴做好战斗的准备时，未见硝烟的战争也是一场战争。
时间才是真正的敌人，战火的利器、乱世的英雄，终将被时间卷走。唯有眼前奔腾不息的赤水河能与时间抗衡，它流淌着关于时间的一切，流淌过战乱和荒芜的岁月，流淌过祥和与繁茂的光阴，一直流淌在镇雄县2100 多年的历史中，流淌在已知的过去、未知的未来。
距离陶三春这场战争157年后的今天，烽火台历经岁月的打磨，已蜕变为一座观景台，这里，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发乡村旅游。
烽火台的故事已远去，只有彝族老人徐明奇偶尔会讲起。如今，寨子里的村民们，每天把自家屋内、屋外收拾得干净整洁，连户路和活动广场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女人们穿上火一样的盛装，擦着火一样的腮红和口红，眼睛上贴着长长的假睫毛，笑迎四方；男人弹奏着月琴，同女人一起献歌献酒，和远方的客人跳一曲彝家的舞；上至60 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子，开直播、拍抖音、发微信……新时代到来，烽火台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
67 岁的徐明奇是纳支寨的“双语”老师，在他家里，还珍藏有10 多本手写的彝文书籍，里面记录了彝族婚丧嫁娶、祈福等传统习俗，显然，那是他的传家宝。如今，寨子里会说彝语、会写彝文的年轻人少之又少，这事儿一直让他很着急。
为此，纳支寨在传承彝族文化的同时，把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和法治观念一并融了进去，在寨子里举办了双语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在家的村民，除了徐明奇，乡领导和派出所所长也是特邀教师，每周给村民上一次党课或法治课。为了让培训班的教学模式更活跃和丰富，室内课传达和解读政策、教授彝族文化，室外课在活动广场上进行，教唱革命歌曲、彝族歌曲，教跳彝族舞蹈。
2018年，纳支寨整合百村示范万村整治及传统建设项目资金，对83 户民房进行了风貌改造。同时，公共设施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建成了宽敞的彝族文化活动广场，完成草坪绿化、户间道硬化、行道树种植、路灯安装，建成公厕、垃圾收运房、焚烧池，全面完成83 户户厕改造……
寨子里的活水养活了4 个鱼塘里的鱼，三四斤重的中华鲟、甲鱼活蹦乱跳；50000 只蛋鸡在养殖场里“咯咯咯咯”地叫；文化墙上汉语、彝文并排的红色标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鲜红而明亮……一个全新的纳支寨出落在众人的面前。
过去，纳支寨因农业生产落后，投入大、收入小，一直是果珠乡较为贫困的自然村，83户323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9 户151 人，贫困率占比近半。
2020年，村民们“自己组建专业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乡村观光旅游业，带领彝族同胞抱团发展”的实际行动已经在纳支寨迈出了步伐。
“天上星星多又多，地上彝家爱唱歌，唱着山歌人不老，唱得庄稼长满坡。”美好的愿景在山歌里流淌。到那时，民房变成酒店，果蔬满山长，家禽腿肥屁股圆，鱼塘垂钓的甲鱼上了钩，美酒醉了月亮醉了人，燃烧的篝火永不灭……
到那时，点赞的“大拇指”将高高地竖立在纳支寨的观景台上。前世的生死瞭望，今生的闲情观望。
赤水河依旧是赤水河，前世是河，今生是河。
让每一个迁徙之地成为故乡
迁徙，让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乡。每一个故乡长则千年，短则几十年。诗人尹马对我这个威信人说，镇雄是威信的故乡。
是的，镇雄也是彝良的故乡。
历史使然，镇雄、彝良、威信，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岁月的蹉跎和纷争，分分合合。
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置犍为郡，共12 个县，镇雄被置为南广县，包括今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四县及四川省筠连县。
东晋咸和九年（334年），复置南广县。
元朝至元十年（1273年），置芒部路军民总管府，辖益良州（今彝良）、强州（今彝良东北及威信一带）。
清同治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总督锡户奏“镇雄州距府辽远，诸多不便，请将该州升为直隶州，增设一县（彝良县），仍隶属镇雄州”。
……
三地人民穿梭在弥久的岁月中，根植故乡，又被剥离故乡。
一条赤水河，把镇雄、彝良、威信交融在一起，流向无法割舍的远方。
云南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在赤水河流域镇雄、彝良、威信三县居住的民族中，彝族均为本土民族，汉族、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为外来民族。
汉武帝开发西南时，便有汉族移居威信境内；明代初期，苗族从贵州威宁迁入彝良县境内。元末明初，杨姓、韩姓、熊姓从贵州毕节的林口迁居镇雄母享，居住一段时间后，分为两大支系，一支从母享迁入威信双河天池，另一支从母享迁入镇雄果珠……
迁徙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未知且惊险的生命历程。每到一处，人类皆撒下坚韧和执着的种子，长成小草和参天大树，抵挡狂风暴雨，与山川江河日夜为伴。
在炎帝、黄帝与蚩尤在涿鹿鏖战之后的五千年中，由于战乱、饥荒等种种原因，苗族由北到南、由东到西、从国内到海外，经历了5 次大规模、大范围的民族大迁徙，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大规模、远距离艰苦卓绝的大迁徙，不仅在中华民族56 个民族中少见，在世界2000 多个民族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所经受的苦难更是不言而喻，这对苗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不断的迁徙，延缓了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低速发展的落后状态。
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迁徙的目的变得多元化，它以更丰富的形式、更乐观的态度，促成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1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易地扶贫搬迁赋予了“迁徙”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独有的寓意。搬离极苦极贫、落后愚昧之地，叫醒心灵和身体一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这场来自和平年代有计划、有规划、有依据的迁徙，改变了中华民族在此之前逃避战争和饥荒时孤单、迷茫的迁徙行动，因为在这场迁徙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母体——中国。
在威信县龙溪小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有一支由69 名志愿者组成的“代理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专为这场迁徙而来。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镇，城内有九条溪水，原名九龙溪，后更名为扎西河，为赤水河北支源头。
2019年，为了帮助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龙溪小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孩子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威信县妇联组建了一支定向服务龙溪小区的“代理妈妈”志愿服务团队。龙溪小区252个留守儿童由69名志愿者担任他们的“代理妈妈”，她们深入到孩子的家庭和学校了解其生活和学习情况，给予孩子们陪伴和关怀。
龙溪小区A1 幢2708 号，是苗族小姐妹韩香义、韩香美的新家，她们一家四口于2019年初从威信县扎西镇墨黑村搬到龙溪小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妇联在为她们挑选“代理妈妈”时，特意挑选了一名苗族女干部——威信县卫健局的熊萍。
这些孩子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聊天是最快乐的陪伴——这是熊萍的“代理妈妈经”。性格开朗的她，每个周末总能和孩子们聊得热火朝天。
在龙溪小区，熊萍除了韩香义、韩香美两个女儿，还有四个儿子分别来自另外四个家庭，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熊萍妈妈”。
又是一个周末，新一轮的聊天大会开启，这次大会地点是在韩香义、韩香美家。同是同班同学的四个儿子踊跃发言，他们互相“揭短”“告状”，一箩筐的坏事被抖落一地。9岁的韩香义、8 岁的韩香美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他们时而捧腹大笑，时而争得脸红脖子粗。14岁的魏圆说道：“熊萍妈妈，放假之前吴海友拿东西砸了豪车，被老师批评了。”13 岁的吴海友急忙解释道：“不是豪车，是面包车。”熊萍说道：“我问过老师了，是面包车，但是以后不允许这样了。” “嗯嗯。”吴海友点头答应。
“赵队长、赵老大，说一说放假之前你有没有干过坏事？”熊萍把话题指向了12 岁的赵长林。赵长林是4 个儿子中年龄最小、最大方、最调皮的，为了管好几个孩子，熊萍让赵长林当了队长。“也没什么，就是上课讲小话，还丢了纸团打同学。”赵长林不好意思地说道。“熊萍妈妈，他还打破了教室里的玻璃。”12 岁的李清海跳起来说道。“这个事情我问过老师了，玻璃没有打碎，只是裂了缝，但是这种危险的事情以后千万不能做了。”熊萍严肃地说。“我知道错了，以后不这样了。”赵长林向熊萍承认了错误。房间里装满了欢声笑语，孤独和寂寞落荒而逃。
每次来家访，除了陪孩子们聊天，写作业、写日记也是必须要完成的。这次来，熊萍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口罩和酒精，给两个女儿带来了两本《简笔画》。
这只是其中一个“代理妈妈”的缩影。除“代理妈妈”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许多方式来服务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如“楼栋长”“片区长”等特设岗位，他们都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务服务的一个个小小的身影、一颗颗小小的水滴，若他们不干涸，也会成为水滴石穿的另一种传奇。
似乎所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都在经历着一场由安置区蜕变为故乡的成长之路。这条路，需要接纳、磨合、理解、包容，需要花时间去经营、去酿造。
威信这座小城，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努力成长为龙溪小区这群孩子的第二个故乡。
而有一种故乡，只属于父辈；有一种故乡，只属于子孙后代。
在镇雄县坡头镇大田村海拔1100 米的山下，桐车河淳淳流过，这是赤水河流经此地的名字。
巨型的牛皮鼓和芦笙雕塑矗立在水田村寨门口。这是一个苗族村寨，雕塑旁边是假山和池塘，“大美龙洞，田园胜景”八个大字闪耀在假山上。
距离寨门下方四五米处的柏油路边，有一座干净漂亮的公厕。蓝色的琉璃瓦装饰屋顶，一米高的红色墙裙，“公共厕所”的字样和男女洗手间的标志明显可见。公厕外“公厕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公厕管理制度”“公厕管理公示牌”整齐地挂在公厕墙上。公厕身后，是苍翠挺拔的群山，红蓝相间的公厕在这抹绿色中间特别显眼。
雕塑下面，一个宽整的广场大方出落在眼前。49 岁的陶廷辉，家就在广场旁边，一座两层高的楼房。“嗡嗡嗡……”从他家屋内传来自动洗衣机转动的声音。
门外，陶廷辉种的葡萄葱葱绿绿爬满了架子，月季花开得正好，俨然成了广场的绿化带。在水田村，好些村民院子前都有葡萄藤和盆栽，闲情逸致的小情趣随处可见。
而对于房子，陶廷辉有着深刻的记忆，一部分来自父辈的记忆，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经历。
民国初期，陶廷辉的爷爷原本居住在水田村猴山，猴山因山里猴子多而得名。
那时候穷，房子是用包谷草、高粱草搭起来的。有一年，奶奶的煤油灯意外地烧着了稻草，一家人的房子化为灰烬。房子没了，猴子也时常成群结队去地里掰玉米吃，已经到了必须要离开的时候，一家人商量后，从猴山搬迁到大田村。
搬来大田村是民国中期。新房子依旧是用包谷草、高粱草搭起来的，在大田村住了七八年。一天晚上，陶廷辉的二婶点燃火把去茅房，一把火再次把陶家的房子烧成灰烬。
再也不想用包谷草、高粱草修房子了，再苦再累，也要用石头修，陶家的男人们立下了誓言。
第二年，正值解放初期，房子修好了。用石头砌墙，没有石灰、水泥、瓦片，只能用泥巴敷墙，用草盖顶。
20世纪80年代，房子重建，有了石灰、水泥和钢筋，盖了瓦顶。90年代，盖了水泥顶，不再漏雨。2017年，加盖了二层楼。
大田村越来越美，村民们原本就爱干净，在脱贫攻坚期间，村干部们根本不用操心村子里卫生的事情。
猴山的猴子越来越少，掰玉米的猴子已死去或老去，爷爷故乡的庄稼再也没有醒过来。
对于陶廷辉来说，每年最盼望的事，就是在外务工、读书的儿女们回家团年，大田村才是他们不可替代的家。
距离陶廷辉家几公里处的德隆村李家寨，居住着白族同胞。
镇雄境内的白族，祖籍在南京、江西，明代时因躲避战乱而迁徙到贵州省贵阳、平远、黔西、大定、毕节等地，还有一部分是明朝征南将士与当地的后代，清末时期由贵州进入镇雄，所以镇雄白族与贵州白族有着历史渊源，至今还有往来。
自小在镇雄黑树镇碗水村长大的李龙祥，在镇雄县司法局退休后，移居昆明，他家和贵州白族一直保持有联系。对于白族的风俗、服饰，碗水村已经没有痕迹可寻了。
在李家寨白族老人李龙发的往事里，还存有另一番印记。
每一个孩子眼里的母亲，都是独一无二的。梳着尖尖头、大圆领上绣的五路花、系着腰带的长裙，是李龙发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房子为石木结构，每一间屋子的门都有二三十厘米高的木门槛，他总能看见母亲忙碌的背影，总能看见母亲搭在门槛上的长裙。
70年过去了，母亲依旧年轻地活在李龙发的记忆里，而他已是头发花白、行动缓慢的80岁老男孩。从记事起，母亲平日里不管是劳作，还是外出，一直穿着民族服装。而今，石木房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三层近六七百平方米宽的大楼房。
二姐出嫁时，李龙发刚好10 岁。那天，跟母亲一样，姐姐梳着尖尖的“三把头”，前额梳一束，后脑梳两束，同束于头顶呈直立形状，头顶上还覆上青黑色布帕，身穿大圆领花领衣服和大长裙，站在人群里简直耀眼得很。家里摆了酒席，迎亲、送亲的礼节烦琐而精致。对于这场婚礼，他大概只记得这些画面。
时光走得太快了，70年前的送亲队伍里，李龙发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忘记了二姐夫当新郎时得意的样儿，忘记了二姐和二姐夫是否拜过堂、作过揖；他不太确定，二姐出嫁那天，母亲的脸上可曾挂满了泪珠；他更不知道，二姐出嫁时，纵然有千般不舍，也有万般待嫁的羞涩和喜悦。他努力地回忆，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如果时光能倒回，李龙发想仔细看看那场婚礼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那是他这一生印象最为深刻、最具有白族仪式的婚礼。首先是二姐的白族服饰，这是唯一可展示本民族属性的物件。其次是二姐夫所具备的标准女婿条件，第一必须是白族，第二必须是本民族中13 姓中的其中一姓。这13 姓分别是李、毛、张、王、汪、卢、龙、罗、杨、孙、冯，还有两姓，李龙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解放前，镇雄白族是不允许与外族通婚的，本族通婚也严论辈份，只能同辈结婚，违反了以上族规就会被家法处置。
解放后，镇雄白族的婚姻制度逐渐变得开放起来，只是再也看不见梳尖尖头、穿大圆领花衣服的新娘，而新郎是不是白族，似乎没有人再去追究了。在李龙发家里，孙儿媳妇都是汉族。
如今，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一套白族的衣服，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穿、没有人会做了，镇雄白族原本就没有语言和文字，现在连服饰都快消失了。对此，李龙发感到非常遗憾。
关于镇雄白族的一切，是否还能在历史的光影中找回记忆，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镇雄县坡头镇德隆村李家寨，早已成为镇雄白族22 代人的百年故乡，如今已600 多年。
一套衣服的使命
一棵树怎么也没有想到，经历了削皮、劈骨、分解、打磨的疼痛之后，被组装成了织布机、纺麻机，发出“唆唆唆……唆唆唆…… ”的声音，被千丝万缕缠绕，织出了五千年前的黄河与山川。一根竹子也没曾想到，会与音律共生、与歌舞共存，取名芦笙，其名字始见于明代文献。《南诏野史》中记载：滇中苗族，每岁孟春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唱和，终日不倦。
一根苎麻被搓成了麻线，一片蓼兰叶子染蓝了布匹，一滴蜂蜡勾勒出一个个图形，一朵花被绣成了图案，一条河被酿成了千年美酒……苗族人民的智慧汲取了天地灵气，铸就了海纳百川的气魄。
五千年的农耕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家文化，两千年的蜡染技艺……每一种苗族文化的背后，都有一套严谨、复杂、精致的制作工序。苗族，一个独具匠心的民族，像德国人的汽车制造业一样，苗族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匠心制造业推动着民族的奋进。
“让我们摘下路边的野花∕插在姑娘的头上∕让我们割下树浆∕染在阿嫂的衣上∕让我们把涉过的江河∕画在阿妈的裙上∕不要忘记这里有过我们的胎盘∕时刻记住祖先用汗水浇过的地方……绣上花衣裙子永远叫子孙纪念”，苗族《古歌》里这样唱道。
褶裙上的彩色线条，是一条条河流、一条条山路；背牌上的回环式方形纹，是一条条街道、一道道城墙；披肩上的云纹、水纹、棱形纹，是北方故土的天地，是一丘丘肥沃的田土；三角形和花草树木，是历经的崇山峻岭和莽莽深山；花带上的“马”字纹和水波纹，是苗族祖先迁徙时万马奔腾过江河的壮观景象……
当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时间赋予了苗族服饰新的使命。
在威信、镇雄、彝良等地，均有大小规模不等的苗族服饰手工作坊及少数苗族服装生产企业。尤其在威信县，苗族服饰手工作坊有30多家，苗族服饰文化之花遍地开。
可见，苗族服饰已发展为苗族同胞开拓市场经济的法宝。苗族服饰通过市场流通，以产品或艺术品的形式走向大众和世界，苗族文化迎来了物流式的迁徙之旅。
苗族服饰除了节日盛装，婚礼服饰也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在威信，云南熊英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目前昭通及毗邻川南、毕节最大的苗族服饰生产企业，集设计、制作、销售为一体。
2007年，在威信县环城西路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门面里，一块木板被铺成了简易的裁床，一台老上海脚踏缝纫机是唯一的制衣设备，一个名为“威信县熊英西部民族服饰”的加工销售部从此开始了创业之路。这是威信苗族女青年熊英用打工攒来的 3 万元钱创建的，作为学服装设计的熊英来说，她追逐理想的脚步显得潦草而仓促。
现实的确很骨感。创业之初，销售部的生意不好，熊英还要靠帮别人缝补衣服、在门市前摆个地摊卖菜才能勉强维持开销。
等不来，就走出去，哪怕翻山越岭。为了拓展销路，熊英独自一人背着苗族服饰走村串户，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有限，车子只能到村上，入寨入户只能徒步翻山越岭。饿了就在当地老乡家吃饭，天黑了就借宿在老乡家。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她的名气越来越大。随着客户资源的不断增加，老式的制作设备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于是，她相继购置了二十余台服装制作设备。
威信周边但凡有苗族节日活动，熊英一定会带上服装前往展销。每年正月古蔺县大寨花山节、二月七月叙永县和古蔺县各个乡（镇）的苗场、七月古蔺苗家风情节，是熊英必到之处。参加每一个活动之前，她都会提前做市场调查，制作适合当地民俗民风的苗族服饰。每次去展销，中型集装箱货车几乎被装满，多则四五十箱，少则二三十箱。
创业不分白昼，追逐梦想的脚步夜间也不停歇。为了赶上第二天的活动，熊英白天照看门市，晚上出发去目的地。到达活动场地时，经常是凌晨三四点，还来不及休息，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卸货、支帐篷、摆摊，待一切整理好后，天已蒙蒙亮，随便吃上两口东西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白天的热闹散场后，游玩的人和离家近的摊贩们都走了。高高的大山上，只剩下两三个离家远的摊贩驻扎山头。在黑漆漆的简易帐篷里过夜，即便头顶月亮和星星，也无心看风景，提心吊胆、疲惫得不敢入睡的记忆依旧在熊英的心里挥之不去。
有些经历甚至与性命有关。记得有一年冬天，在古蔺县一个苗族老乡家里借宿，好心的主人把有煤火的房间让给熊英和同行的两名工友住。天快亮的时候，熊英头痛得快炸裂，胸口闷得慌，呕吐感剧增，已经没有力气叫醒同伴。她凭着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和模糊的意识，努力走到门口，还来不及开门便晕了过去。木门缝隙里吹来的新鲜空气把她救了过来，醒来后才意识到是煤气中毒。
每每想起这些往事，熊英依然满眼泪光，被自己感动，被给予她帮助的同胞感动。通过几年的打拼，她的足迹遍布云南威信、镇雄、彝良、盐津和四川兴文、叙永、古蔺县及贵州的大方县等地。
2014年，熊英的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云南熊英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刚创业时的二人小作坊发展到如今拥有专、兼职手工绣花插花工、串珠工及服装设计制作工等100 余人的公司，实现了公司化经营。
跟熊英有所不同，吴有荣把苗族服装店安置在家里。她的家坐落在一座苗族风情园里，叫木椿沟苗寨。
寨子山顶上有一棵高高的木椿树，两条小溪汇聚于寨门前，形成一条水沟，这便是“木椿沟”名字的由来。
“木椿春喧桃李无言蜂蝶纷飞紫衣舞，花揪秋闲竹菊有心鸿雁列阵芦笙歌”，这是风情园寨门口的对联，吴有荣的家就在寨门后。
木椿沟苗寨位于彝良县龙安镇木坪村，距彝良县城约15公里，距小草坝风景区约15公里，正好处在县城至小草坝景区中间，居住着32 户苗族同胞，民族风情十分浓郁。
游一趟苗家寨、赏一回苗家景、吃一餐苗家饭、过一个苗家节、结一次苗家婚、对一首苗家歌、跳一段苗家舞、住一宿苗家屋、淘一件苗家宝、品一段苗家情，是这个寨子特有的节目。
2011年以来，龙安镇整合资金，打造原生态的苗族风情园，保护苗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构建“原生、环保、和谐、可持续”的自然文化生态系统，建造出一个集居住、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苗族风情园。经过近4年时间的努力，2015年2月12日，木椿沟苗族风情园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龙安镇木坪村寨子被国家命名为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这里的三道拦路羊角酒，不喝也得喝；飘香的羊肉，吃了还想吃。这里的“开年节”热闹非凡。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烤美酒、打糍粑、庆丰收，期待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里的花山节芦笙响天，踩花山、唱情歌，郎有意来女有情；射弩竞技扣人心弦，期待来年喜结连理、多子多福。这里的篝火晚会叫人难忘。踩着月光跳起激情奔放的《芦笙敬酒歌》，芦笙唢呐萦绕耳畔。篝火红红，歌声嘹亮，期待来年红红火火、事事顺意。
望着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三层小楼房，吴有荣想起了往事。
木椿沟的春天风特别大，苗家姑娘的裙子被吹得裙角飞扬。家里人担心屋檐上的瓦被风吹落砸坏，每年春天，父亲和她都要上房揭瓦，像数星星一样，一片一片地捡下来，小心翼翼地堆放在墙角，等到了秋天，再一片一片地盖回去。
土墙房的墙开了一道道裂缝，裂缝里塞满了春风的蛮劲，无休止地把风往屋子里灌；下雨天，土墙被雨水浸泡，被子上沾满了泥，泥砂往下掉，随时都要倒塌的样子。
吴有荣最怕过夏天，蚊蝇满天飞、老鼠四处跑、老蛇挂屋檐，常常吓得吴有荣六姐妹一阵阵尖叫。
还好，在吴有荣心里，母亲织布和纺麻时专注、温柔的样子，能抵御所有的艰辛。
后来，姐姐妹妹们都出嫁了，父母去了天国。老蛇也没敢再来，两层楼300 多平方米宽的大房子，来了它会迷路。
除了经营好服装店，打整家里的庄稼，作为镇人大代表、文艺队队长的吴有荣，每天都要召集文艺队进行排练。吴有荣家二楼一处近20 平方米的房间，专用来给村民们作培训教室用，培训课程有苗文、织布、芦笙舞、刺绣等。
在二楼的另一间屋子和阳台上，置放了她的宝贝，那是她母亲留下来的织布机和纺麻机。纺麻机还可以用，为了让左右脚掌和杠杆磨合得更贴切，吴有荣脱下鞋子和袜子，熟练地坐在纺麻机上操作了起来，“唆唆唆……唆……”，纺麻机的轴轮转动了起来。
宽宽的阳台上，一架受了伤的大型织布机痛苦地站立在那里，地上还有一堆零件，等待着吴有荣的爱人张仁琪给它做手术。
阳台里面的房间里，摆满了10 只白色的大型塑料桶，里面装满了包谷籽，有5000 多斤，是吴有荣家猪儿们全年的粮食。
沿着10 多米长的阳台直走再左转，房子尽头的角落里，一台小型的织布机散架斜靠在墙角，机器上还有未织完的布，图案只完成了一半，红线、黑线、白线颓废地交织在一起，任灰尘来去自由。这是吴有荣爱人张仁琪的另一个“危重病号”。
一楼经营服饰的房间里，传来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吴有荣的苗族服装，可以租、可以卖，赶上过节的时候，一天能有七八百元的纯收入。
吴有荣心想，还好有张仁琪在，要不然母亲留下的宝贝可就要失传了。
一个民族的千载传奇和蹉跎岁月，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和灵魂，苦难和甘甜，思念和缅怀，走过的路、爬过的山、过的河都被雕刻在这服饰上，变成了一部史书。
而今，这套美丽的衣服肩负起了新的使命，开启了另一场关于美的迁徙之路！只是，像熊英和吴有荣这样创业的，在昭通10 多万苗族人口中是极少数。
你好先生，谢谢先生
窗外的雨一直不消停，散发着阵阵寒意，挑衅着已立过夏的夜。马艳呆坐在床边，这是她童年时睡过的床，这是外婆陶帮秀的床。
她想念与这栋房子有关的每一个人。这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如果把出嫁的女儿、女婿和外来的媳妇都加上，前前后后有七八十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左厢房里的大舅母杨廷芝、右厢房里的四舅熊启勇和四舅母韩启秀。三个老人守着空空的房子，他们老了，房子更老了。
她突然泪流满面。
当一个人变得非常怀念过去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失去，唯有靠回忆来获得曾经的拥有，这种感受强过于物是人非。
在马艳看来，所谓物是人非，不过是有人变老，有人长大，有人新生，有人死去；熟悉的人变得陌生，熟悉的人还是那个鬼样儿；熟悉的人不断离开，留下几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陪着她一起回忆这个地方的人和往事，再八卦点新鲜事。眼前，不止是物是人非，还差些无法言语的东西，才能抵达她此时的心情。
她想念他们，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有一炉特别温暖的火，有一个特别慈爱的外婆。
可眼前，炉火熄灭了，外婆不见了。
马艳想起了1988年冬天的那一个晚上，她和大表姐熊艳、二表姐熊英、三表哥熊成、四表妹熊芳围坐在烧煤的炉火边，听外婆摆龙门阵，那时候外公已去世好几年。三条长板凳，摆放成三角形围着炉子，几人两两相坐，刚好围满炉子。
在农村，长板凳是一个可爱之物。互不喜欢的人，根本不愿意同坐一条凳子，即便勉强同坐，中间也会空出宽宽的距离，两头各有一半屁股悬空着，背对背，互不搭理。互相喜欢的人就不一样了，不但要紧紧地贴着坐，还要坐着打情骂俏一番。调皮捣蛋的人，趁一边坐着的人不注意，屁股一抬，另一边会摔个人扬凳翻。瘦小的男人侧躺在上面，晒着太阳、咂吧着烟袋，猫儿狗儿也会蹭上去躺着，上一秒还舒适悠闲，下一秒主人来了，屁滚尿流地滚下来……一条凳子就是一个戏台，生活处处是导演。
火炉上，和了黄泥和水的稀煤，被二表姐熊英用竹子做的火钳捏成馒头大小的煤饼，错落着堆放。这是一个用泥烧制的敞开式的老式火炉，圆桶身，还有两只耳朵，肚子下面还有洞，烧成灰的煤渣可从里面掏出来。火苗燃得刚好，火塘呈红色，煤饼间隔开的缝隙里飘出一缕缕蓝色的火光，怜爱地照着每个人的脸，那温度舒服极了。
屋里点了煤油灯，白色的灯芯散发着朦胧的黄光，陪伴了外婆几十年，那是外婆的圣火，她在这火光下度过了一生。
黄色灯光、红色火焰、蓝色火苗各自飞舞，在寒夜里尽情地燃烧。待煤饼的水汽蒸发完，干燥的煤饼上便可以烧洋芋了。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二表姐的，因为她最勤快。“外婆，你还记得跟外公结婚时，外公是什么样子吗？”8岁的马艳追根刨底地问道。外婆不假思索地说道：“一个瘦高瘦高的干老头子！”一屋子的人全部笑了起来。
外公熊通勤当年是族长，一表人才，骑马射枪无不在行，是寨子里响当当的人物。多年以后，马艳特别想问外婆：“嫁给他，你幸福吗？”
“咕嘎”，门开了，四舅家一岁多的儿子熊莽蹒跚着走进来，被外婆抱进怀里。
熊莽，被表弟熊毅封为“丁家坝第一帅”。2004年高考发挥失常，当某二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达时，这个自负的少年觉得无颜面对一直关心他的长辈们，选择了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十多年，家里人找得心碎。再回到丁家坝时，带着他中年笔挺的身板、爱情和诗歌回来，如今定居湖南湘西，喜欢写诗，工作之余通过成人高考获得了专科、本科文凭。遗憾终究会有，但所有人的遗憾都不及熊莽的大伯熊启怀。作为20世纪70年代这个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熊启怀深知“读书不易、读书有益”的道理，因为他对这个家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期待，扶持兄弟姊妹们读书成才，对后辈们的成长更是寄予了厚爱，他把责任全扛在了自己的肩上，不愿意辜负父辈的教诲和嘱托。
窗外，传来大黄狗的咆哮声，向黑夜和路人示威，最后又带着冷颤的泄气声蜷缩回去。
待所有人都哈欠连天，便可以入睡了。跟外婆睡在一起，是马艳童年时光里的一幕暖片，外婆总喜欢把她从头摸到脚。
32年过去了，这画面在马艳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刻。在她的内心深处，再也找不到比这炉火更温暖的火了，再也看不见比这煤油灯更温暖的光了。如今，外婆已去世近10年。
隔壁厢房的四舅熊启勇已经熟睡了吧，马艳心想。“马儿，马儿。”有人呼喊着她的乳名，那么亲切，喊得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40年了，从她呱呱落地起，四舅一直这样喊她，也只有四舅会这样喊她，这是他们之间的亲情密码。四舅是个小说迷，会讲很多故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得滚瓜烂熟。70年代读完小学的他，因为生病导致右小腿萎缩，没能再继续读初中，留在家里务农。
表哥熊成的父亲熊启发是昆明铁路局的退休工人，60年代招工去的昆明，退休后回到丁家坝生活，已于去年去世。马艳上小学的时候，舅舅熊启发每年都会给他们几个买新衣服。80年代的孩子，即便是威信城里的孩子，新衣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份大礼包，更何况是从省城买的，别提有多洋气了。马艳有一张1987年六一儿童节拍的照片，身上那条裙子就是舅舅熊启发从昆明买回来的，红色的底，金色的袖子，腰带上有金色的蝴蝶结。那年穿去学校，着实让同学们羡慕了一番。
80年代，马艳的父母、舅舅们都在威信县城里工作，每到暑假或寒假，在威信一中读书的大表姐会把马艳和她的弟弟马刚，以及舅舅们家的孩子熊毅、熊媛等诸多表弟表妹们，扎堆地接回罗布镇簸火村丁家坝外婆家，任随这群屁孩在这里疯跑、疯玩、疯长。
丁家坝是一个有别于其他苗族村寨的地方，它颠覆了人们对苗族村寨高寒山区的印象，坐落在平坦开阔的坝区里，这种地形地貌的村子在威信90%以山区为主的国土面积中并不多见，隶属罗布镇簸火村。寨子里以熊姓为主，其次是杨姓、陶姓、李姓，唯一一户汉族人家张姓，能说一口流利的苗语。
清雍正六年（1728）置镇雄州分防威信分州后，辖下东向化里6 个甲127 个村寨。其中，“簸火、蕨箕坡、桃坝”均属第4 甲治黑墩（今顺河场）。
难怪，“簸火、蕨箕坡、桃坝”这三个地名，马艳经常听母亲熊启花提到，原来它们是左邻右舍。
寨子里有一条河，叫下河，流入罗布河，汇入南广河，奔赴长江。
这条河，一直流淌在马艳的记忆里。
下河离外婆家不远，在寨子背后，掩藏在茂密丛林中，静谧而奔腾。每年暑假回丁家坝，下河是必到的打卡地，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大背篓是必带的行李箱，大表姐、二表姐一人背一个。大背篓宽过了她们的腰身和肩膀，背篓底部挡住了屁股，背篓里面塞满的衣服和床单高过了她们的头。若天气好，可在河边把衣服床单晒干再回家。若天气不给力，衣物半湿或全湿，背篓会变得更重，还要照顾一群屁孩。现在回想起来，马艳觉得鼻子酸酸的，那时候她们也只是十六七岁瘦瘦弱弱的小姑娘啊。
“走了，去河沟里了！”二表姐熊英一声吆喝，一群人连蹦带跳地奔赴一条无名而有名的河。
与这条河有关的，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条河，一阵风，一件衣服，成全了一份遗失的美好。
马艳有一件漂亮的浅黄色衣服，图案在胸前，一排纽扣整齐地扣在后背。有一年暑假，二表姐在这条河里给她洗了这件衣服，晒在树上时被风吹进了河里，二表姐拿着棍子追了一路也没捞上来，眼睁睁地看着衣服顺河漂走。多年以后，马艳才知道，下河夜以继日地奔流，是为了涌入长江的胸膛。
暑假结束后，二表姐就读的丁家坝小学开学，她在学校里发现了这件衣服的行踪，被同校的一个女生穿在身上，女生的家就在下河下游。可爱的是，衣服被她穿反了，扣子那面被穿在了前面。
那未曾谋面的女孩子收获了一份美丽，马艳收获了一份特别的记忆。这事儿，风和下河功不可没。
屋外有一棵高高的核桃树，是马艳外公栽下的，如今依旧挺拔。房子是石木结构，石墙、木楼板，一楼一顶，四列三间，瓦顶。左厢房是哥哥熊通勤的，右厢房是弟弟熊通良的，兄弟俩名字里的“勤”与“良”取自“勤劳、善良”，寄予了父辈的期望。房子修建于民国末期，全家于民末前从扎西镇田坝村搬来丁家坝。
左右厢房中间是堂屋，那是马艳他们一群孩子室内闹腾的地方。表哥熊成有两把木制的拍子，形状和大小跟乒乓球拍差不多，用来拍大表姐做的鸡毛毽，接拍的声音很响很长。另一个经常玩的游戏就是猫抓老鼠，表哥经常被蒙上眼睛，大表姐二表姐趁他不注意，使劲地在他的屁股上拍一把，疼得他边跳边叫。
表哥熊成和表妹熊芳的名字借鉴了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王芳”的名字，这是马艳母亲熊启花的“得意之作”，身为教师的她一直以此事为荣。对于70年代的农村，两个字的名字是很洋气的。
家里面要有一两个特别调皮捣蛋的人，这个家似乎才更完整，表哥熊成是其中一个代表。上树掏鸟窝，从树上摔下来，晕过去后被火辣的太阳晒醒；掉进猪圈下的大粪坑里，一招蛙泳游到粪坑洞口，狼狈地爬上岸；衣服包里时常装满了活蚯蚓，伸手抓一把，吓跑一群人；过年放鞭炮，手指被炸掉两个；看了场电影《少林寺》，回家自己把头发刮了个精光……另外还有个小名叫“登科”，是老爷熊通勤取的，科举时代指科考榜上有名，寄希望于读书有出息的意思。多年以后，表哥熊成没有让老爷失望，如愿登科，2000年考上了大学。
马艳上初中后，表哥表姐们也开始忙学业了，家里除了少数务农的大人，该上学的孩子全部上学去了，回丁家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大表姐熊艳1993年昭通卫校毕业后，在昭通市中医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安家在昭通；二表姐熊英1998年南方青年进修学院服装系毕业后，在威信县城开了一家苗族服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生意红红火火；三表哥熊成2004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在昆明铁路局工作，安家在昆明；四表妹熊芳因意外已不在人世多年……
在这个大家庭里，读书是头等大事。
1952年秋，威信在罗布、簸箕、顺河开设3 所小学，罗布小学的出现，成全了马艳外公熊通勤的心愿。
马艳的大姨妈熊美芝出生于1946年，是寨子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当时的罗布小学是完小，熊美芝完整地读完了六年。原本，她有当老师的机会，因为父亲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她的命运，没能再走出农村。这件事，是马艳外公熊通勤一生的遗憾，要不然熊美芝也会像家里其他读书走出去的孩子一样，领着国家财政工资，生活会是另一番景象。
清朝到民国年间，威信私塾遍布城乡，一般设在祠堂、庙宇、民宅中，大多为一塾一师。即便是解放后，民宅、烤烟房也是农村孩子读书的地点。
对面杨家与马艳外婆家仅隔一条公路，杨家堂屋曾是马艳母亲熊启花和堂弟熊启怀读书的地方，学生就五六个，教书先生叫吴兴尧，学生们都称呼他“吴先生”。据马艳母亲回忆，父亲熊通勤时常会在路边等他们俩放学。
原来母亲和舅舅，从小也享受过家长接送的待遇啊。马艳心想，一定是外公太闲了，在马路上溜达，顺便等他们；一定是外公太宠爱他们，那么近都要去接送。多年以后，马艳找到了答案。
一年后，学堂从丁家坝搬迁至黄葛坝吴先生家，黄葛坝和簸火相邻。又过半年，学堂搬迁至黄葛坝大烤烟房内。这一路，熊启花和熊启怀一直在此读到小学毕业。
60年代，按照国家“小学附设初中班，使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的政策，簸火村小学创办了附设初中班。
熊启花清楚地记得，读附设初中班时，她是全校唯一的女生。那时候寨子里的人都在背后议论，甚至当着她父亲的面说道：“女娃儿读书有啥用？迟早也是别人家的儿媳妇。”熊通勤自信地回答道：“你家的咋读不走呢？我家的女娃儿都厉害，只要读得走，尽管读。”
“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多年以后再回忆起父亲，熊启花坚定地说道。
到底是什么执念，让这个生于民国初期且一字不识的老人如此坚持送孩子们读书？这种坚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他这里毫无安身之处。
70年代初，威信一中王兴铜、刘诗正老师来罗布招收学生，熊启花和熊启怀递交了申请书。1972年，熊启花被昭通师范录取，熊启怀则继续上高中。1977年恢复高考，熊启怀考入云南农业大学。
丁家坝小学建成后，熊启花的妹妹熊婷，堂妹熊娇、熊萍，家里的女孩子都被父亲熊通勤、叔叔熊通良送去读书，家里的男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三弟熊启军考起了镇雄师范学校，五弟熊启东高考考入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四弟熊启勇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堂妹熊启娥因身体欠佳，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读过书的。马艳母亲这代11 个兄弟姊妹中，大学本科2 人、中专4 人、初中1 人、完小3 人，其中3 个务农，1 个远嫁安徽，7 个参加工作，分别在威信、昭通成家立业。
1975年设罗布中学。9月，在罗布公社创办威信县第六中学。罗布中学的建成，为这个家提供了就近就读的机会。
翻开《威信县志》人物表，有两个马艳特别熟悉的名字“熊启怀”“马克香”，学历分别为大学和中专。在《昭通少数民族志》里，还有一个名字“熊启花”，1986年被评为“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这三人，分别是马艳的舅舅熊启怀、父亲马克香、母亲熊启花。
母亲熊启花1974年毕业于昭通师范学校，是威信县第一中学教师，已于几年前退休。
在马艳他们这代，有“70 后”“80 后”“90后”。弟弟马刚，表弟熊毅、熊厚、陶一凡，表妹熊媛、熊智玲子、熊霞、熊琴、杨飞凤，分别毕业于云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普洱卫生职业学校、昭通卫生职业学校。因为读书，他们分别考进了公务员单位、事业单位或进入国企，在威信、昭通、昆明安家就业。
大表姐熊艳的女儿余景茜，2017年以理科606 的总分被北京邮电大学录取，是这个大家庭第四代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家里第一个立誓要闯荡北上广的孩子，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家公司。
穷不离猪，富不离书——这是马艳外公熊通勤在世时常告诫子女的话，他坚持送子女读书的缘由来源于此，这句话也成为了这个家的祖训。
如今的昌盛，马艳想，外公一定泉下有知。
四十而不惑，生于1981年的马艳，如今才真正懂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真正含义。
……
窗外，雨依旧在下，夜更深邃了。
距离房子几米之外的丁家坝苗族文化博物馆里，花衣服、花裙子、花帽子，还在展柜里蹦跶着不愿睡去，几千年了，还是那么臭美。
丁家坝苗族文化博物馆的建成，离不开舅舅熊启怀的努力。无论走得再远，他的每一次出发与回归，都把故乡系在心上。
马艳几乎把每个人都回忆了一遍，她已然释怀。从来都没有谁离开过她，从来没有谁离开过丁家坝。他们不过是一边成长、一边迁徙，成长为外公期待的模样，迁徙至另一个美好之地。待到每年清明节，才有勇气和底气站在外公熊通勤和幺外公熊通良的面前，深深鞠躬，倾诉思念。
离清明节已过去13 天，一群人行走在镇雄县花朗乡法地村大堰河边，去寻觅赤水河的秘密与记忆。
一条河、一群沿河生存的人、一群沿河生存的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三者之间相互成全、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原本就是一场同生共死的契约。人们总在讨论如何才能保护好赤水河，想必，除了身躯，灵魂、心情、理想都应该被共同守护。
大堰河边的村组公路旁，姚氏家族刘老太君的墓碑前，有一盆黄色的菊花，静静地摆放在那里。用一朵鲜花寄托哀思，真好。
墓碑对面，两岸苍翠，柳树依依，江水如玉，赤水河徜徉在大堰河里，宽滚而来，流向下一个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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