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羊》是尹马最近出版的诗集,同时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东大陆青年诗丛”之一。尹马是云南著名诗人,先后出版有《尹马诗选》、《我的女娲》等诗集。正如诗人在《自序:数羊我是认真的》中说的一样,“我总是庆幸自己生长于热闹的乡下,在一个所谓文化没有深浅、积淀没有厚薄的地方,我看到的是使我无比沉迷的各式各样的民俗礼节和能让你笑出眼泪的一出出闹剧,像‘过家家’一样充满泥土的味道,像‘数羊’一样涂满幻想色彩。……我曾有过这样一个理想,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戏台上,面对那些我见过或没见过的人,给他们讲一些他们经历过且能听懂的故事。”[1]《数羊》以当下为起点,利用语言重现一个曾经的生活现场。本文力求通过对《数羊》的讨论,探讨尹马诗歌的某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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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羊》中有一首诗叫《大地》,其中写道:“斧子追赶着森林,众鸟放弃了人间/一根火柴乔装打扮,碰了碰黑夜/村庄最干净的部分哎哟一声//我漆黑的内心藏着一名刺客/想到花开两朵,就想表一表生死/就把自己吓了一跳”,诗歌开始短短的三行诗将“斧子”、“众鸟”、“火柴”、“村庄最干净的部分”四个物象依次呈现,物象语义跳跃,诗意逻辑将物象自身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斧子追赶森林,意味着砍伐。众鸟放弃了人间,鸟为什么会放弃。结构相似的两种物象叠加,催化了诗歌的语义变化,以此惯性一直往前,直到结束“把自己吓了一跳”,诗歌最终说出了诗人内心隐含的忧伤。
承接“忧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对面是彝良》有“一朵云走得很急,打个呵欠/它就不见了;锯树的声音很急/撒泡尿回来,就听不见了/不急的是一条小溪,它收留了/几个恍惚的人,在溪边洗脸、饮水说脏话”、“我也想翻过这座山,到对面的彝良去/可以的话,带几节鲜笋,一壶泉声/当然,还有一支猎枪,一筒火药/天黑之前,我要干掉那个偷食云朵的人”,几节鲜笋,一壶泉声,这是回归自然的一种趣味,再加上一只猎枪,一筒火药,这些与当代生活格格不入的物象构成了一幅唯美图景。但是在如此唯美的画面下,“锯树的声音很急”,为什么“急”,也许是偷盗者的急,也许是开发者的急。这里“锯”是一个动词,树的存在暗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东西,锯树意味着对原生态的一种肢解,于是“锯”就演化成了一种暴力,这就是“锯树”对这首诗的意义,隐含在“锯”这个动作背后深层的东西左右了整首诗的意义。同样,《屠鱼记》中有:“其实在我之前,有人在河上筑坝/放烟花,有人唱渔家傲/有人转身拭泪,一条河早去了天上”文字写到最后,诗歌抵达高潮,一条河早去了天上,这里作者将语言陌生化处理,表达的是一条河流的消失,一条河流为什么会消失,因为有人在河上筑坝,这就是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担忧及反思。诗歌写到屠鱼,以屠鱼为引子,最后抵达现代环境的遭遇。因为这首诗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读起来就像一个人的呓语,甚至像一个斗士战斗结束之后的呜咽。
明白了尹马诗歌这些特征,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很多诗歌总以近乎童话的方式来呈现。《云南有牛羊,有花山》中有:“在花山,一只羊死去/另一只羊对着我笑/空山就真的空了,白云/也真的远了。在尘土中斗地主的人/腰间挂着一个很重的相机/他们背不动浮云,和一捆柴”,这里大写意的画面,仿佛回到唐诗。事实上,这种画面只是想象中的现场,它所依赖的是作者对语言的运用。作者利用自我的经验,借助想象重造了一个现实,《数羊》中,诸如《我们的牛羊》、《春天里》、《走后河》、《将进酒》等,诗歌画面唯美,那是我们曾经生活的大地的写照。这正是作者借助曾经的生活经验“现实”地呈现过去生活的存在,以达成对过去时光的追忆。这些场景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而这些场景背后,往往隐含着忧伤。《乌蒙》中有“苍鹰隐在凡间,侍弄菊花,修破落的/庄园,在一面宣纸上嘲笑细碎的山河//当然月亮,还从旧了的朝代过来/群山还在自己的腰间奔跑/当然我贫穷的妹妹,还在月光下磨刀”,这里乌蒙是作者想象中的乌蒙。苍鹰侍弄菊花,修补庄园,嘲笑山河,但庄园是破落的,山河是细碎的,妹妹是贫穷的。这看似简单的描写背后,隐含着尹马淡淡的忧伤,这就是尹马诗歌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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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数羊》中,诸如《她拨弄着手机》、《马抖》、《调音师》等诗歌同样有对生活直接关注的成分,但他关注的不是新闻式的关注,他的关注是文学式的关注。以《乙未词》为例,诗歌通过密集的物象,饱含着淡淡的忧伤,诗歌史诗般地写出了乡村的当代存在。在尹马看来,小路是“长满荒草的”,这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远芳侵古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到来,乡村发生了诸多变化,土地“打烊”,河流“蹲下身子”,马匹“悄悄熄灭”,妻子“躲着人群中”,讣告填满了“土黄色的写真纸”。让人伤悲的是,母亲“堆满一生的疾病”,作者用诗意的文字,直击现实,语言灵动而有质感。
《数羊》中,尹马倾向于关注他生活的大地,或者以此为契机关注当下社会。他的物象大多取材于当代最为普遍的物、事,与“当代”关系十分融洽,《飞翔》中有“往上是泥土,再往上,仍然是泥土/仿佛睡眠在生命空格键里的/泥土”、“最终/带着强大的动力,闯红灯,紧急制动”。“空格键、闯红灯”之类的现代生活中常见物象的使用,意味着尹马诗歌与当下生活十分协调。又如《鸽子花开》中有“开给一座森林的花,碰见钢铁,火/电商时代的利器;碰见一群/挥霍春天的人。那孤独/堪比一座森林丢掉了自己的天空”,这些“当下”的词语意味着尹马诗歌具备相应的史诗价值。
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厘清诗歌现实。诗歌的现实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生活的现实,是对生活简单的“抄袭”。另一种是艺术的现实,是对生活的归纳,是生活的本质的呈现,是对生活的重造,是作者内化之后的现实。显然尹马的诗歌属于第二种。《数羊》中除像《表妹》这样的少数诗歌外,更多诸如《那些杉树》、《小憩》、《苦难》之类的诗歌强调的不再是具体的物、事。这是对带有普遍意义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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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诗集,我们还会发现尹马的诗歌常常将很多传统文化元素注入诗歌。《大地》中,尹马说“想到花开两朵,就想表一表生死/就把自己吓了一跳”,这让人想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就是化用。尹马的诗歌常常利用我们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绕不开》中,诗人说,“但我始终绕不开/来自内心的焦虑;绕不开/右眼皮的跳动,深夜赶回母亲身边”,“右眼皮跳动”,这是对民间谚语的一种化用,谚语中就有“左眼跳财,右眼跳来”之说,说的是一个人左眼跳要发财,右眼跳要折财。《山行》中,诗人写道“走过一个驮马的汉子/一个提鸟笼的穷人/一个卖春药的光棍”,“一个提鸟笼的穷人”让人想起谚语中的“叫花子玩鹦哥”,叫花子就是乞丐,鹦哥就是鹦鹉,它说的是有些人,没有钱,不踏踏实实做事,却像公子哥儿一样游玩戏耍。这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是对文化的继承。
当然,继承与运用只有熟练之后才有价值,这就要求一个作者应当在传统文化元素注入的过程中有自我体验的参与,这样,民族元素在具体语境中才是“自然”的,协调的。也只有这样,民族元素才会成为作者的标志。往往一个人的写作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之后,他的写作才有可能带有原生态价值,他的写作才会向“根”的方向发展。这让人想起诗人希尼在谈到他写作《沼泽地》时的一句话“需要把记忆与沼泽地和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词故不妨称为我们的民族意识的东西衔接起来。”[2]当一个作者拥有了民族意识,在其笔下,文字才有独创的可能,因为,传统文化意识往往要通过一代代作者自身的内化才有机会完成,内化的过程就导致了文字的多元与独创。《数羊》中,比如《收脚印》,《赶信》等,这些诗歌就是原生态的,带有民俗学的价值。
《散花令》中写道“我手持冥纸散一曲/不说东长与西短,只说你愿意傻笑的那几句/东躲西藏的河流,脱下单薄的外衣/想怎么干涸,由不得自己”。散花是祭仪中的一种礼俗,诗歌大胆地将这些带有生活经验的东西写入诗歌,让带有传统文化价值的东西复活,这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借这种形式言说当代物事,《散花令》说的是河流的干涸,散花一样悠长的语调,像在戏谑、告诫河流,又像在为河流招魂,这种深重的忧患诗句背后,我们读出来的是珍惜及无可奈何。同时,诗句着哲学光芒,像一个悖论隐喻,“想怎么干涸,由不得自己”,一条河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千百年来世间万物无不如此。又如《嫁女图》通过对嫁女中场面的描写,原生态地保存了一种民俗。这是作者骨子里的诗歌,或许,诗歌让这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消失或者即将要消失的东西得以长存,这种文字有史诗的价值。这些原生态的写作,构成了我们生存的一种原初记忆。这些东西是作者过去的生活经验,是存活的记忆,是不可复制的,这样的诗歌也是不可复制的。居于此,当读到诸如《财门帖》之类的诗歌时,我们会为之震撼。“主家财门四角方,沉香板子内外装”、“一送当年世岁好,二送鲤鱼跳龙门”,作者借助生活经验及传统文化元素还原了过去曾经的生活场景,这就是尹马诗歌的价值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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