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

人与诗

诗人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微妙，有时候他们能完美统一，有时候又相隔千里，仿佛那些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所写。这么说不准确，因为诗最终肯定还是根植于创造它的人，但这些降临人世的诗句，未必能直观而完整地暴露它们的创造者。而作为创造者，很多时候也无法说明和阐释自己作品的深层意义，你可以说你写了什么和为什么写，但未必能说出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东西。太多时候，诗是依靠作者所无法说出的东西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是诗人还是诗，都需要各种有效的阅读和批评。我知道很多诗人对诗歌批评嗤之以鼻，客气的说是过度阐释或无中生有，不客气的则直接咒骂胡说八道。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既不能影响诗歌本身，也不能取消批评的意义与合法性。

　　在我看来，王单单与他的诗之间保持了很强烈的一致性，不管他在酒场上如何放浪形骸、口无遮拦，也无论他在诗歌观念上多么固执己见，他的人和他的诗都是统一的。我最早读到他的诗，就是他的代表作《堆父亲》。《诗探索》杂志的一个评诗栏目约稿，发给我这首诗，我写了一段五百字左右的评论。在评论中，我重申了在评另外几首诗时谈论的问题，或者说，我重申了自己对当下一部分诗歌的认知。我以为，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获得了空前的强调，叙事作为一种策略甚至正渗入诗的本体之中，这是中国现代新诗在现阶段的发展。但也必须注意的是，诗中的叙事性因为内含着情节和可见的结构，正在被无限地放大和复制，这一点在口语诗中尤甚。很多诗人反对所谓学院派的证据之一，就是自己的诗具有及物的现实性，这一点是不错的，但事实如果被放大，将会从根本上伤害到诗歌的可能性。或者说，如果诗只是以独特的视角、精到的语言和巧妙的叙述去陈述一个事实，那它更可能是一个诗歌故事，而不是纯粹的诗。另一个问题是，过分依赖于观察和捕捉，将把写诗引向一种诗歌行业的“猎奇”。基于此，我提出了两个相关的概念：诗的叙事与叙事的诗。

　　所谓叙事的诗，指一首诗具备了叙事的特征，是以诗的形式（而不是小说散文或戏剧）进行了叙事。叙事的诗具备像其他文体的转化可能，因为它的核心是叙事，而诗更多地是作为形式存在的。但所谓诗的叙事，与此是不同的，它首先指认的是诗，然后是诗自身具备了叙事性。诗的叙事不同于小说、散文和戏剧，不需要漫长的铺排和宏大的结构，它只需把握住“故事”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以精巧的结构和语言彻底释放（或者彻底束缚）其中的诗意和张力。诗的叙事有能力凭借一个很小的切口，接通个人经验、群体情感、历史记忆的血脉，从而获得超越其篇幅的价值和意义。就这两个概念来看，我以为诗的叙事针对的是本体论层面，而叙事的诗指的则是方法论层面。

有关《堆父亲》

让我们回到《堆父亲》。这并不是王单单最好的诗，当然更不是最差的诗，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他的诗歌谱系里具有了代表性。在这首诗里，王单单诗歌的特点尽数得到展现。王单单的诗，表现出了对普通人命运的贴近，同时具备了向个体生命灵魂进发的姿态。王单单对于生命经验中的疼痛感非常敏感，他善于借助具象的事物，来收拢个人的内心体验，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诗歌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灵魂的罹难。”

　　在当下的语境下，《堆父亲》无疑是一首好诗，把父亲的生命比喻成“雪人”，应该是所有有关父亲形象的诗歌里最特别的之一。父子关系，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史上，一直是极为特殊一组关系。雪，这个通俗的意象和父亲的形象结合起来，很好地表现了父子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但父亲和雪人之间，更本质的联系在于它们的差异性。就像诗里写的，我能够凭借自己的理解，堆出他的心、肝，甚至堆出他苦不堪言的一生；然而让父亲得以存在的，却是他的“卑贱、胆怯，以及命中的劫数”。心、肝所代表的具象日常生活，是我所能够把握的，而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真正体验，却是无法堆出的。

　　于是，这又必然是一首和血有关的诗。王单单揭示了父子关系中真正的悲剧，那就是即便父亲复活，即便我能堆出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父亲，却无法阻挡它再次被大风吹散，而那飘散的雪，是红色的，是血人。或者说，即便父亲重活一次，他的“苦不堪言的一生”和“卑贱、胆怯”仍然是“命中的劫数”，这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如果说，父亲和雪人的对应是写作上的创新，但对于生命深度的挖掘也似乎到此戛然而止，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东西在抵达之前被放弃了。在诗的收尾，我只是“没有力气再痛一回”，让这首诗停留在了日常的悲伤的层面，停留在了人间。

　　在我看来，诗歌存在着几种情况：所见即所得，所感即所得，所思即所得，不得。所见即所得，即那种直白的诗，无需多言；所感即所得，即那些能直接击中我们的诗，叙事诗在这方面有着优势。所思即所得，是那种所见、所感基础上，加上有难度的思考才能感知或获得的诗。王单单正行走在这个路途中。但最好的诗，却是不得，即不管见、感或者思，都苦苦不明白为什么，而只觉得好。所谓大道无形，大音希声。当然，这并非是对王单单诗歌的挑剔，而是我对最近阅读到的当下诗歌的一种浅显认识。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对“戏剧性”的追求，有太多的诗歌前面耐心的铺垫，只为了最后几句来一个深度反转。这种写作和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生革新了诗歌的叙事性，强化了诗歌对当下生活的叙事能力和表现能力。但过多的使用，会让诗歌陷入一种欧亨利小说式的模式化危险境地。同一种写作方式创作出来的诗，单独看任何一首，都有其独特性，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则会看到某种“工业生产”的痕迹。诗歌当然要贴近现实，更不反对对瞬间意义和戏剧性的张力的捕捉，但这不是其终极目的，诗歌还要遵循其古老的传统，在叙事里表现深刻的情感，在个人体验中追求普遍性，在日常逻辑里发掘哲学意蕴。

　　我对这首诗有着某种不满足，在于我先验地把它与我心里最好的诗进行了比较，或者说，我把王单单和我心中的大师们进行了比较。这首先是对王单单和他的诗的真诚承认，然而才是一个读者的不满足。当我后来认识王单单之后，我对他写这首诗有了很多理解，但也更强化了之前的认识。从一个好诗人到一个大诗人，相隔只是一步，这一步的关键，绝非是技巧和情感，甚至不是时代和命运，而是诗人自身对什么是伟大的诗的认知和判断。清醒的人不善谈诗，争论又总在酒后，几次酒后的诗歌交流里，王单单暴露了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体系。我曾直言，他的诗局限在他的人之中，如果他的人有更为开阔和宏观的视野，他的诗将会更具可能性。他对此不以为然。

气沉丹田

如果依照金庸的《笑傲江湖》里华山派的分类，我愿意把当下的中国诗歌写作分成剑宗和气宗，剑宗者以技巧、观念、思想为诗；气宗者，以情感、身体、内心为诗。剑宗气宗兼备者，大师也。有机会，我甚至愿意以此来做一篇大文章。在我看来，王单单无疑属于气宗。去年在他驻校仪式上，我在发言中曾说，王单单的诗最大的特点是有五气：血气，匪气，酒气，土气，烟火气。血气，是他的诗里能尝到一种血液的咸味，质地黏稠，入口即入心，《堆父亲》《数人》是也；匪气，是他的诗里有桀骜不驯的意思，有混不吝的精神，虽打扮成一种豪气，本质仍是匪气，《晚安，镇雄》《自画像》是也；酒气，乃他诗歌里的江湖情义，乃他人对其诗的浸泡，《在江边喝酒》《将进酒》《滇中狂想曲》是也；土气，是他的诗歌里存着卑微的生命，泥土的潮湿和干燥，日常的挣扎和痛苦，《卖毛豆的女人》《回家》是也；烟火气，是他的诗歌里有最基本的日常，即便那些悬念和形而上，最终仍是落在日常上，而以上诸诗皆有也。

　　这五种气的存在，让王单单在诗坛立足，并且树立了自己的独特形象。作为一个不满足的读者，我觉得他的诗里，也还缺一些其他的气，比如浩然气。现在流行写日常，写幽微，写人间，却少有人做大诗、史诗的。仿佛写史诗是可耻的，仿佛宏大叙事是可耻的，其实在我看来，很多人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作家或诗人常有句玩笑话，每个人都是在为全人类写作，细细一想，也不见得荒唐，至少我们的底色和无意识应该是如此的。我们现在读到的很多所谓好诗，试想一下，这个时代过去，或者这个时代的背景消失，它们诗意还存在吗？当然你可以说，我不追求这个，我只想表达自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期待王单单养出天地间的浩然之气，然后气沉丹田，写出大诗来。写出那种让所有读者见之一愣，读之不解，但就是觉得好，就得太牛逼了的大诗（注意，不是长诗）。他有这样的潜力，也有这样的可能，只需要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心思。因为《堆父亲》这样的好诗，再写出一百首两百首，也并没有增加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伟大的诗人，常常是通过一首或几首诗来确定地位的。张若虚不过一首《春江花月夜》，特朗斯特罗姆也不过一百多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