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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书

时间:2023/11/9 作者: 赤水源 热度: 23475
左中美

  壹

  一条路进了村庄,然后,出了村庄。

  公路穿过村庄的路段,像一个宽松柔和的“S”形,又像一尾细长的草鱼,轻轻地那么一摆。

  “S”形的上端在村庄东面的小岭岗上,下端在进村口的“八亩三”地口。“八亩三”是村庄最大最平坦的一块地。站在“八亩三”的地脚埂上,可以看到公路从西边的大山梁子翻过来,斜斜地进到村里,穿过村庄之后,在东面的小岭岗上消失不见。

  一直以来,在我每想到或者描写到这条公路时,总是习惯这么表达:把从乡里来的方向称为进村,而把公路穿过村庄称为出村。

  然而事实上,我所认为的进村的路,对于村庄的人们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出村。

  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村庄的人们要从这条路去乡集上赶集,去集上购买各种生产生活所需,交手机话费,去医院拿药和看望某个住院的亲戚,以及去乡上办理这样那样的申请,去信用社贷款、还款等等。回来的时候,摩托车的后座上驮着从集上买回来的米,肉,菜,锄头,水桶,化肥,以及给孩子买的蛋糕,水果,牛奶。等等。

  除了赶集,村庄的人们如果有什么事要去县城时,也要骑着摩托去乡集上搭每天去往县城的班车。两三年前,邻村开始有人开微型车跑县城。村庄的人们在村口就可以搭上车,经过乡上,去往县里。

  村庄里五、六年级的孩子们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天下午都要从这条路去乡里的中心学校读书,然后,到下周五放学再回来。更大一些的在外面上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孩子则大多在开学的时候离开村庄,学期结束时回来。村庄对于这些孩子的期待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最终走出村庄。

  村庄还有不算很多的在外面打工的人。他们从村庄出发,去到外面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打工,直到每年临近过年的时候回到村庄,带回一年的辛苦所得,以及给孩子买的衣服皮鞋。对于村庄,他们像一群小小的候鸟,一年一度迁徙和来回。

  村庄的人们还常常搭着微型车去邻县巍山的大仓买东西,比如,办各种客事要去大仓买菜,家里孩子结婚要去大仓买家具,等等。村庄在县境之南,离县城远而离大仓近。从我记事起,村庄的人们就一直把大仓称为“城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仓其实是巍山的一个镇。微型车经过大仓之后,还要前往州府下关,办不同事情的人们都可以搭着这车。车子走出村庄后,在村庄西边那座大山梁子脚下与去往乡里的公路分开,之后反向而行去往大仓。你看,这便又出了村庄。

  往往,村庄从秋末到来年春末的近半年时间里总是干旱少雨的。穿过村庄的公路上尘土没脚。每当有车子经过或是大风刮过时,红色的泥灰便如一堵雾,一路沿着“S”弯穿过村庄。为此,每个冬春,村庄里公路两侧的房屋以及树木上总是挂着厚厚的灰尘,继而,就连整个村庄,看起来也都是灰扑扑的了。

  2009年秋冬到2010年春大旱。整个村庄的土地裸露着,没有一棵庄稼。我母亲傍晚放牛回来,她前面赶着的不算多的牛羊在公路上踏起一层半人高的红灰,在夕阳的斜光下,母亲就像走在一片金色的云雾里。这条去往乡里,去往县里,去往州里,以及去往外面世界的路,对于我的年老的母亲来说,除了每天赶着牛羊在上面走过之外,似乎没有更多具体的意义。——若再说有意义,那便是一年之中两三次,守望她的离开村庄的孩子,从这条路上回来。

  贰

  在村庄里,不论你从哪一个位置出发,最终都能到达村中任何一户人家的门前。这些连接着一户与一户人家的道路,像村庄的血管以及筋脉,布满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早前,这村庄是明确分开的两片:西边的一片称为左家,三五户人家,全都是左姓的本家亲戚;东边的一片称为杨家,那时候大约有二十来户,以村中的那眼水井为中心,密密地挨在一起。在左家和杨家之间,隔着大约三百米,中间要过一条箐沟。左家那边的人家每天都要穿过箐沟,到村中的水井来挑水。村里的学校以及集体时代的仓房都在杨家这边。

  我家虽是左姓,也在杨家这边。我家的老屋在村中小学的下面,与学校的操场相隔着村中的赶牛大路。在这一片上,好多户人家墙挨着墙。在我家的左边是老师家,去村里的水井打水要从老师家的院子经过。出了老师家的院子是阿顺叔家,出了阿顺叔家的院子才是水井。和我们同院的下房里是同伴阿喜家。出了我们院子,下一道坎是我表姐夫家。我们院子的东面是一道土包,隔着土包是我二姑家。紧靠我家房后是我的伙伴新妹家。

  学校在村中靠北上的位置。与学校的后墙相靠的是伙伴小贵家,他家也姓左。学校操场东面的两户人家都有大门。从学校的西墙根上去是我表奶奶家。那时候,我表奶奶早就不在了。

  总共二十多户人家。整个村子方圆大约也就一平方公里。村庄的人们熟悉村里的每一条道路,在没有电筒的年代,人们也常常不用打火把,甚至不用等到月光,而只需凭着微弱的星光,就能在晚饭后去到任何一家借来锄头或是篮子。就连村中的牛羊,进了村口之后,也能准确地走到各自的道上。村庄的狗,不用说,不管它们走到村庄的什么地方,当它们想起回家的时候,总能准确无误地沿着村中的路,回到自己的家里。

  村庄后来渐渐分散开去。

  这一来是时代的发展。二来是我们这辈人,每家都姊妹多,少则两三个,多则七八个。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一个个大家庭就一层一层地分离开来。一二十年里,村庄像一棵树,树冠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开。而村中每增多一户人家,村庄的筋脉便又增多了一条。

  我们家在十几年前也离开老屋搬到了靠近左家的箐边。村庄的扩展,使得杨家和左家两边都不断往箐边扩开。整个村庄,已然连成了紧凑的一片。

  我每年回到村庄两三次,看到村庄里的一些路因为人户的迁离不再走了。而一些原来没有路的地方,因为有了人户而有了路。

  对于在村庄生活了一辈子的我的母亲,她熟悉村庄里的路,一如熟悉自己手上的掌纹。

  那年,母亲来我身边小住之后要回去,我给母亲带了一袋雪梨。母亲最爱吃这梨,尤其她又晕车,坐客车回去,路上吃个梨,也能润润口。后来,我回老家的时候,听母亲说起那袋梨的最后两个。“我送去给你阿英姑妈了。”阿英姑妈是母亲同辈的一位姐妹。听说那时候她病了,下不了床,也吃不下饭。母亲想着,吃不下饭的阿英姑妈,或许愿意吃一口梨。

  在那之前,阿英姑妈的凶悍的大儿媳曾因为田水的事欺负我的嫂子,为此,两家人许久没有来往。只是,当阿英姑妈那个三十老几还没有媳妇的老二儿子对我母亲说他妈妈病了、吃不下饭时,母亲就带着两个梨去了。

  从我们家到阿英姑妈家不远。路在那里,就要等着人来走的。

  叁

  村庄只有一眼老井。井在村子的中央。

  在村庄里,已经没有人说得清这座村庄的历史。故而,也没有人说得清与村庄一起诞生的那口老井的历史——可以肯定,井一定是伴随着村庄一起诞生的。

  我曾经在不同的文字里,讲述过村中的这口老井:井在一棵古老的大青树下,从井口下去,步下五步石阶,水出在井的最底部。石圈的井壁上,布满大青树的虬曲的根,井壁和顶上布满黑黑的烟子——那是村庄的人们在枯水时节夜里打着松明火把守水留下的痕迹。

  古井之上的大青树,同样可以肯定,在村庄和古井诞生之时,它便开始在这井上生长了。祖先们遵循自然的规律,知道有树才能涵养住水。大青树庞大的根系,整个地包住古井。村庄的孩子们,一代又一代在这大青树的根下、古井的上面追逐着长大。长长的夏日,人们从田地里劳作归来,总要到井里喝上一瓢甘甜的凉水,然后惬意地坐在这树根下稍稍纳凉。就连路过这村庄的人们,到了这里也常常要喝上一瓢井水,在树根上坐着歇个气。在村庄的意识里,以及在外人的目光里,古树与古井是这村庄的地理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坐标。

  井是村庄赖以生存的根。从村庄以井为中心、围着井的四面分布的样子,就能看出这井对于村庄的近似于图腾的意义。一代又一代,村庄的岁月起起落落,唯有古井和老树始终保持着固有的样子。

  这个位于一面向阳坡上的被彝族祖先们起名为密喜把的世居的村庄,终年阳光充沛,却又干旱贫脊。这眼村庄赖以生息的古井,它在干旱的年景时也和村庄一样饥渴着。酷日炎炎,村庄里尘土满布,井里的水出得那么少,饥渴的水瓢甚至把井底的沙子都舀上来了。而水井的外面,还有长长的水桶在排队。

  大人们都去田里和山上劳作了,在井边守水的大多都是每家的老人和孩子。为了水,井边几乎每天都要有人吵架。到了夜里,老人和孩子们睡下了,而大人们打着火把,继续在井里守水。干旱最严重的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井边都有水桶在守候。

  在村庄的四周,也有几处出水的地方。这些出水的地方,人们在旁边开了菜地,有些是一两家,有些五六家。干旱严重的时候,人们挑着水桶、背着塑料水泵,不惧远路去这些地方寻水。只是,各处的水都那么少,但凡有一点水的地方都有水桶在等着。边上的菜地早已裸露着,没有一丝绿意。

  而当干旱的恐慌过去,雨水来临,古井重又变得滋润起来。井水在几步石阶间起起落落,甚至溢出了井口,人们不必再用瓢舀水,而是直接把桶飘进水里,一荡一提,一桶水便上来了。甚至有那臂力好的人,水桶都不用下肩,一边水桶打上来,转过半身,再打另一只水桶。有水的村庄,充满润润的安宁和惬意。

  因为一次一次干旱的威胁,村庄也曾先后数次从远处引水,用钢管或是胶管引到村里,砌起水池,让清水哗哗流进村庄。而每一次,终究又因各种原因而毁坏。不变的是老井,每一次引水管被毁坏后,老井依然在那里等着,等着村庄如旧的扁担和水桶。

  2009年秋冬至2010年春天,那场百年一遇的大旱,村庄又一次陷入危机。那个灰扑扑的春天快过完的时候,村庄在一些部门的关心下,又一次引来了一股远处山上的清泉,并且直接引到了各家各户。人们深深害怕了无水的饥荒,这一次引来的水,想来将要长久地结束干旱对村庄的威胁。

  古井依然在那里,在村子的中央。虽然人们已经不用再到井里挑水,而井水仍然在那里,涵养着村庄的根。

  井在,村庄的根便在。

  肆

  一如村庄的每一户或两三户人家就有一个小地名那样,村庄广袤的地块,每一块或是一片地也都有自己单独的地名。

  村庄最大最平整的那块地叫八亩三,在公路进村庄的入口处、左家的下面。

  可以感觉得出,八亩三这个名字,带着明显的集体生产时代的印记。因为,只有在那个时代,村庄才会把土地量到几亩、几分,把土地上作物的产量称到几斤、几两。只有这样确切的数字,才方便于生产队的领导者们更好地分配劳动,以及劳动所得的收获。

  在村庄里,像八亩三这样的地块名字多不胜数。比如,五亩,二亩八,一亩三,四亩五。若有多块同样面积的地块时,人们便以地块的主人来区别,比如叫阿生家五亩,阿四家五亩。也有一些地块,就算没有面积相重的,人们也会因为地块主人在某一个方面的与众不同,而特意在地块的前面加上主人的名字。

  那些有着不同面积称谓的地块,在包产到户的时候,有的一块地分给两户,也有一块地分给三户四户的。那块八亩三,开始是四户人家,后来,因当中一户人家分了家,把原本分给家里的地块又划成了两小块。这也是自然,八亩三是村庄最好的地块。

  布满村庄的四面,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一坝坝山田(这些山田,让人想到集体生产时代人们劳动的场面。村庄的人们需要承认,集体生产结束之后,村庄再没有增加过那样大面积的山田),村庄给它们的命名,除了依据自然和地理的环境,其中许多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印迹。当中一些山田的名字,是因为劳动中什么人的一句话而来,又有的则是因劳动延伸出来的某一个故事而来。

  这些山田,它们往往傍着某一条山箐,弯弯曲曲的小水沟从旁边的山箐里斜斜地引出来,一直引到田头,再沿着田的身侧向下,沟的角度和位置,确保沟水能够进到每一丘田里。山田大约有几十处,依着地形地貌,以及山箐里能有的水量,多的多到数十丘,面积几十亩;少的少到三五丘,弯弯的几丘干田,缓缓地叠在坡上。在干旱缺水的村庄,这些山田,是村庄对一年一年的雨水的期许,以及对上天或者岁月抱定的希望。

  村庄还有许多地块,是以村庄中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冠在某一块地块前面的名字,它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这个村庄里,在村庄的土地上活过数十载的岁月。他们耕种过的、曾经属于他们的地块,在他们离去之后,依然叫着他们的名字,以此,久久地记忆着他们曾经的存在。

  在村口之外,有一块在路边的单独的地,面积不大,大约一亩半。地块的名字,翻译成汉语是“官者的地”。这地块久了,人们已经弄不清,这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地初始的主人,他的名字因被寄予某种期待而直接采用了“官者”的意思,还是这块地确实曾经是某一位官者的地。倒是这块地的主人家,一直暗合着这地名里所寓意的富贵,去前年的时候,在这块地里盖起了漂亮的洋房。

  我想起村庄的一片地来。那一片地的名字,翻译成汉语意思是“狼吃骡马的地方”。一大片地,当中有山田也有旱地。地在村庄的下面,离村庄大约也就两公里多。听上一辈人讲,村庄在数十年前是常有狼来的,人们在远离村庄的田地里劳作,或是在山上放牧,常常要提防狼的袭击。

  当然,这地名如今已变成了一句历史。村庄里一户人家在几年前搬到了那里。听说,这户人家得了开阔的条件,养了许多鸡。

  狼是早就没有了。这个“狼吃骡马的地方”,和村里许许多多地块的名字一样,还原成了一个纯粹的地名。

  伍

  村庄的庄稼一年种两茬,人们称之为“两季”,分别叫大春和小春。

  大春是主季,春末夏初种下,秋天收获。主要作物有包谷、水稻和烤烟。

  村庄大片大片的山地,一年一年种着包谷。虽然包谷的价格总是不见上涨,但人们总要一年一年地把包谷种下,种满村庄大大小小的山地。包谷地里间种着黄豆,四季豆,葵花,地边地角种上黄瓜,南瓜。秋天的时候,包谷收到楼上,豆子和葵花晒在厦檐,大大小小的南瓜堆在檐下。捡来的一两个老黄瓜吃不上,拿来喂猪。

  与老时候相比,村庄的雨水似乎总是一年不如一年。村庄那些一坝一坝的山田,能栽上秧的越来越少。

  包产到户时,我家有两处山田,有一处是三家人一起,有一处是两家人一起。这些田自然都是傍着山箐的,田头上也都修有水塘,小时候记得也曾栽过几回的。有一年秧田里育了秧,还未出苗的时候,为了怕鸟雀来啄吃谷粒,母亲每天让我去秧田里赶雀。路又隔得远。我一个人在田头,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遍了,太阳还不下山,还有麻雀飞到田里来。

  多年后,网络和各种杂志上哈尼梯田的照片,总让我想起我家的山田,想起那年栽秧,太阳将下,而那丘名字意思为“喜雀尾”的田还有半丘尚未栽完。栽秧的人挽着裤脚排在田里,夕阳的光越过她们弯着的背脊,将她们身后的水面照得像镜子一样明亮。

  这些田,后来慢慢就栽不上了。大约十年前,我哥哥与村里的一户人家换得两三丘田,自己又请推土机再开了几丘,并且专门推了一方水塘。这几丘田全能栽上的时候,收的稻谷家里一年都吃不完。只是,这些田在干旱的年景依然栽不上,年后就育下的秧苗,总要眼巴巴望着天,最迟的时候,那几丘田到农历六月火把节才栽下。期间,秧苗总补育了两三回。

  村庄也有几户人家分得河边的田,但路隔得太远,又不能保障,总有稻谷将收之时一场洪水把一片稻田冲成一滩荒沙的事发生。故而后来,这些河边田慢慢也就不去种了。

  烤烟是九十年代初开始种起来的。一二十年里,种植的情况随着收购的行情起起伏伏。近几年,烟站的收购情况比较好了起来,且趋渐于稳定,种烟的人户便也又多了起来。烟地需要经常轮换,为此,有些一户人家就建有几处烤房,烟叶采摘后就近烘烤,省去许多搬运的麻烦。烤烟是村庄多数人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家里的建设大体总要指望着一年的烤烟收入。

  大春收割,小春下种。小春的作物主要是豌豆和红花,也有少量的蚕豆和小麦。蚕豆和小麦需要潮土,不如豌豆和红花耐旱。

  豌豆是轻巧的庄稼,秋收后播下去,过年的时候就可吃青豆了,当中不费什么薅锄之类的管理。我每年春节回到家,母亲总要去地里摘回青豆,用清水煮豆苞,煮熟的青豆又甜又糯,一吃起来,让人停不下手。

  红花是药用经济作物,喜阳耐旱。要想红花长得好,当中要经过一遍细致的薅锄。红花种得早,过年的时候也可以采了。我嫂子一早起来去地里采红花,往往要日到正午才回来,篮子里绒绒的红花,有着最灿烂的太阳色。这些红花晒干后,拿去集上卖了,卖得的钱正好可以应对年后各种客事的应酬。

  小春一般在农历二月底前收割完毕。新一年的烤烟合同已经签过。秧苗已经育在肥肥的秧田里(如今育秧有了黑纱网,不用再专门使唤孩子赶鸟雀了)。圈里的各种粪肥都运到了地头。村庄在等待着清明后的雨水前来。

  待雨水一来,村庄,便走入了又一年大春的播种。

  陆

  村庄的春天,从一朵桃花开始。

  年后,随着气温一天天回暖,地里的豌豆一片一片收割回家,红花慢慢采摘到尾声,村庄房前屋后、道旁篱边的桃花便开起来了。

  没有人说得清,村庄每一年的第一朵桃花是在什么时候开起来的。只看见那些桃花,先是一朵一朵,后是一树一树。这个时节,许多树木还尚未发芽,久未下雨的村庄,一片灰扑扑的。一树一树的桃花开得洁净美丽,将村庄的春天,开成一树一树嫩嫩的粉红。

  曾读过有人写桃花,说桃花是世间顶俗的花儿。村庄不这样觉得。村庄的桃花,就像村庄好看的女孩儿。没有桃花的村庄,春天便失去了颜色。有道是,各眼看各花。这世上,本没有俗气的花儿,只有俗气的心性。

  桃花之后是梨花。桃花粉,梨花白。若说村庄的梨花倒也不算多,却有山上的棠梨花,满山上一树一树开得洁白。

  柳树的叶早就发出来了。真的是柳叶儿,嫩嫩的,绿绿的,细细的,长长的。且不说垂柳,就是那直柳,柳条儿也是轻轻柔柔的。待一树一树的柳条儿将要变成绿阴,一年的清明也就来了。大人们准备上鸡,米,腊肉,豆腐,木耳,背上锅灶水壶,孩子们折了柳枝,欢欣着去上坟。到了坟上,将绿绿的柳条儿压在坟头,再磕三个头。

  其实,在祖先们留下的彝语词汇里,是没有“春天”这个词语的。彝语中对于气候以及季节的表达,只有“冷天”和“热天”,大体对应着冬和夏。关于春天,人们是用模糊的“花开的时节”这样来表达的。与之相对应,秋天就用“收割的时节”来表达。

  若是硬要细细分别,村庄的夏天,应该起始于一场期待已久的雨水。

  几乎是从年后育下秧苗开始,村庄便开始等待,等待着清明之后,雨水来临。正常的年景,清明前后,就会有轻细的雨水若孩子戏水般地洒下几滴,忽而便又收了回去。这样地反复多次,天空里的云层越积越多,这时候,有经验的农人便知道要赶紧洒粪,备好种子,修好锄犁。

  终于,远远的天边滚过几声惊雷之后,一场雨水在某一个午后或是傍晚急急地降临到村庄。村庄的人们,欢欣地奔向各自的地块,第一抢着种下烤烟,第二抢着蓄水入田。包谷有许多是在雨前就种下的,那些未种下的零星地块,在种完烤烟之后赶紧种上。在差不多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忙碌的村庄,甚至来不及区分一天中的早饭和午饭。

  五月。六月。七月。雨水陆续地前来。万物生发。村庄的大地,在夏天的深处从淡绿一天天变成深绿。

  八月,黄豆的叶子开始黄了。叶子一黄,便意味着这豆子一天天靠近了收割。包谷的红缨由紫红渐渐变成深褐。鸟雀成群地飞进包谷地里,离开的时候,叫声里带着饱足的欢快。

  烟叶在八月初就开始烤了。一窑一窑烘烤出来的金黄色的烟叶交到烟站,兑换成对人们汗水的报偿。

  稻子一天天弯下腰,在中秋来临之前,将自己染成一丘一丘弯弯的醉人的黄。

  秋色逼人。又是一季不分早晚的忙碌。收的收,种的种,家里楼上楼下,院里院外,各处都堆满了一年的收获。

  收获后的土地,被很快地翻犁起来,潮湿的泥土里,播下小春的豌豆、红花、小麦和蚕豆的种子。

  终于,村庄平静下来了。

  收完种完的村庄,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阳光一天比一天好。一日晴好之后,第二天清晨起来,房后的草堆上,深露凝成一片薄霜。

  有人开始散发红色的请柬,告诉大家孩子要成亲。村庄,在渐渐增多的喜事里,走进了它安宁的冬天。

  柒

  那些老人,他们是这村庄温暖的底色。

  我常常忆起阿八老和从德老,尽管他们已经去世许多年了。

  两位阿老都吹撒拉(包括唢呐、大筒、长号、大螺号等,乡人将其统称为“撒拉”),一场又一场为村庄以及周边各地去世的亡者吹奏,为逝者送行。吹撒拉至少得有两人。阿八老带的徒弟是他唯一的儿子。从德老没有儿子,之前带的徒弟是他的一位戚侄,后来,他的大孙女招婿在家,他便又带了他的孙女婿。这时候,他的大徒弟已经可以单独出师了。

  阿八老家在水井西面,他家院场的尾弯一直延伸到离水井一丈开外的地方。在我记事的时候,阿八老已经老得只剩下慈祥。他常常带着孙儿孙女,躬着背,坐在他家院场尾子的砌边石上,后裤腰上别一根长长的烟锅杆,对襟布衫的扣眼上挂一只黑黑的烟袋,不时地,便从衣袋里摸出火柴点上一锅老草烟。有阿八老在这里,村庄的人们不管是挑水的还是过路的,总要停下来与他搭两句。

  从德老要严肃些,不常笑,孩子们在他面前总不太敢调皮。村庄孩子们的各种游戏,可以在许多地方冲出冲进,却不太敢冲到从德老的院子里去。我童年的伙伴、从德老的小孙女四妹,最常说一句话:“我阿老要骂的。”

  但凡,村庄里有老人去世了,要么是阿八老,要么是从德老,他们总有一位要应逝者家属的恳请,带着徒弟前去。一场丧事里要吹奏的撒拉分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曲调各不相同。不管是阿八老还是从德老,当他们在吹奏撒拉的时候,脸上的神情总是肃穆而安静,唢呐的曲调,悲凉中带着愿逝者往生的安详。

  我奶奶也是慈祥的。

  我二姑去赶集,买秤砣红糖来给奶奶。奶奶把红糖用刀背敲成一块一块的,放在她的枕头后面,每日里拿出一两块来给我。亲戚们节日时来看望奶奶,带给奶奶的糖,她也都放在枕头后面。奶奶那时候早就没了牙,我二姑买给她的糖和亲戚们带来的糖,大多都进了我的口。后来回想起那时的岁月,感觉坚硬里布满细致的温暖。

  奶奶也有一些时候要发脾气的,那是我母亲去地里干活回来晚了,奶奶做好晚饭等得太久,待我母亲踏着夜色回来时,奶奶躺到床上,背对着外面,不理母亲。母亲知道奶奶生气了,好声地去床前叫:“妈,吃饭了。”奶奶不肯转过身,气呼呼地说:“我早都等饱了,哪里还用吃饭!”为这,母亲一次次说让奶奶和我们做好了饭就先吃,不用等她。而下一次,奶奶仍要早早做好了饭,等母亲回来。

  同院的阿喜的奶奶,那时候总是骂阿喜他们兄弟三个。阿喜的母亲是个软弱的人,一辈子不敢在婆婆面前说一句大声点的话。阿喜的爹从来只会附和母亲,阿喜的奶奶骂阿喜母亲或是阿喜他们兄弟时,他也便跟着骂。三个半大的男孩,每顿吃饭,总要小心地看着奶奶的脸。

  时间过去许多年。我们家早已搬离了老屋。有一年春节回家,我特意跑到老屋去看。时间是午饭后。阿喜奶奶坐在西房的台坎上晒着太阳(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还依稀记得我,只是把我叫成了我侄女的名字。“阿妹你回来了?”我说,是啊,奶奶。她还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了她,她便不说话了,安静地继续晒着太阳。过一会儿,她又问我:“阿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恰好,阿喜回来了。奶奶问阿喜:“你刚才上哪儿去了?”阿喜告诉她说:“我到园子里去了。”之后,阿喜转过头对我说:“我出去的时候告诉过奶奶的。我奶奶现在糊涂了,她老是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我看着坐在台坎上安静地晒着太阳的奶奶,或许,她终于也是慈祥的了。阿喜早已娶妻生子,和他朴实的妻一起,赡养着年迈的奶奶和同样老去的父亲。

  还有阿八奶奶,从德奶奶,我家老院子下面的奶奶,左家阿香奶奶,阿六妹奶奶。这些老人——以及在他们之前和他们之后的村庄的老人,他们是村庄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对于村庄的最初的记忆,是沉淀在村庄岁月深处的那一片安详的背景。

  捌

  对于村庄,生活在其间的人,他们每一个,都是唯一的人物。

  比如从寿。

  阿喜的弟弟从寿,那个从小放牛长大的孩子。阿喜比我大,从寿比我小。与两个哥哥相比,从寿从小挨奶奶的骂也最多。十多年成长的时光里,从寿每天的工作都是放牛,早上赶出去,中午回来;午饭后赶出去,傍晚再回来。从寿是和他的小牛一块长大的。

  有一年春节回家,我在房后的路上遇见从寿——他仍然赶着牛。不同的是,从寿这时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脚上穿着一双黄色的牛皮鞋。若不是他先和我打招呼,我一时竟难以认出他了。这也让我想起,我以前回到村里遇见从寿,他总是别过头去,或者只看着他的牛,从不和我打招呼,除非我特意叫他,他才像抓火炭似地短短地应一声。在这过程中,他甚至不会看我一眼。

  听家人说,从寿如今也在外面打工了。听说他到过许多地方,包括北京。我便想起从寿的西服和皮鞋来。真好。我想着。从寿也到外面去了。家人说,从寿这是回家过年,回来了么,便又放两天牛。

  比如我的长发大伯。

  我表奶奶的儿子、我的哑巴大伯长发,这个不会说话的人,他一辈子说得最清楚的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阿妈”,一个是“毛主席”。

  长发大伯会做竹器,这是乡村不可或缺的行当,为此,大伯在村庄一直活得理直气壮。大伯给哪家做竹器,主人家是要煮肉招待的,若没有煮肉,大伯下次便不再上门。

  大伯还会制香。香同样是村庄不可或缺的,一年中的各种节日和祭祀里都要用到。大伯卖的香比街上卖的香好,量足(一把中的柱数多),又燃得好。上天总是慈和的,他让一个人有不足,就要从另外的方面给他眷顾。

  大伯之前有几年一直在外面,也不知道他都去了哪些村庄——当然,不论他去了哪些地方,都仍然记得回到村庄的路。回来的时候,村庄的人们都说大伯年轻了,脸色红润,神情灿烂,见了人“呵呵”地笑。有人逗他说他的包里一定没钱,他便掏出一沓来,蘸着唾沫,数给人看。

  村庄的人们总说,这些年长发大伯都不见老。你看,多年前长发大伯就是这个样子,如今他还是这个样子。七十多的人了。他唯一就是胡子白了些。另外,做竹器的时候,手脚没有以前那样利索了。

  长发大伯最知道亲人。每次我回到家,长发大伯见着我,总是“呵呵”地乐。

  又比如,一个孩子。

  村庄的小男孩阿云,被我女儿称为“庄房老大”,他是我在村中一位姐妹的孩子。

  阿云一家人早些年就离开大村搬到了庄房地。在那一片上,另外还有两三户庄房人家。三四户人家,四五个孩子。小男孩阿云因为体格壮实,成为那里的孩子王。那年春节回家,女儿去庄房地玩,回来的时候给我讲:“阿云他是庄房老大,另外的孩子,包括他姐姐都要听他的呢。妈妈你看,阿云他走路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女儿在堂屋里学阿云走路的样子:上身靠后,耸着一边肩膀,眼神斜视,脚迈大步。一番模仿,把一家人都逗得笑了起来。

  我后来有一次在村中遇见这孩子。村庄里像他这样大的孩子,有许多我都不认得了,这孩子因为和他父亲非常像,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时候,阿云因为是一个人在走路,没有需要显示“威仪”的对象,故而没有像女儿曾说的那样有着“老大”的样子。

  ——也是两三年前的事了。这时候,村庄的小男孩阿云,他一定又长高了许多。

  玖

  和馋嘴有关的童年乡村的记忆,又粗糙,又美好。

  先是桃李果木。

  这个向阳缺水的村庄,果木也只有不多的几种。蛮多的算是桃子,几乎各家在房前屋后或田边地脚都有几株。桃花开的时候,一株与一株的时间相差大体也就数日。至多半个月,村庄所有的桃花便开齐了,满村庄里一树一树粉粉的红。而这些大抵相同的桃花,它们结出的果子,品质的差别却大,一些桃树的果子总是结得好些,个大且红,而一些桃树,结出的果子像是没有长好的孩子,样貌不堪,滋味也无法让人美言。

  我家的桃子就结得不太好。相邻的两株桃树,每年结的果子,个大且红的总是只有几个,就这几个,还大多结在枝顶,使我可望却不可即。离那两株相邻的桃树不远,还有另外一株,大多数年景都只开花不结果,有时结了,也只有三五个,且毛毛的,绿绿的,都没有人去摘。

  村庄的老人们说,果木不结果,可以由一人用刀砍一刀,问:“你以后结不结?”另一人在一旁作答:“以后一定结,结得又多又好。”有一回我母亲便带着我去砍这株桃树,路上交代,到时候让我一定好好回答。我说好。到了树下,母亲砍了一刀桃树,然后问:“你以后结不结?”我回答说:“结,一定结得又多又好。”这砍桃树有一个特定的日子,我这时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株桃树,在那年母亲砍过一刀之后,依然没有结出桃子来。

  大抵,村庄的孩子们总要嫌弃自己家的果木,而觉得别人家的果木更好,就像小孩吃饭隔锅香那样。村庄的人们大多也倒不计较,不论谁家的果木,只要熟了,孩子们愿吃便摘,碰到主人家在的便用要,主人家若不在,也就摘了吃。小贵的母亲不一样,她不允许人家孩子乱摘她们家桃子。小贵家菜园的地埂上有一株桃树,桃子结得好。为了摘吃那株桃树上的桃子,常有同伴跑得掉了鞋子或是跌伤了脚。没办法,若是跑得不快,被小贵的母亲抓到,她会拎着你一直骂上门去,到时候,回到家又要挨大人一顿骂。

  我有一位亲戚家住在庄房地里。他家矮矮的草房后面有两株梨树,一株雪梨,一株火把梨。可恨的是亲戚家那两只大狗,不管人如何小心,如何放轻脚步,两只狗总是能够听见,并且凶猛地冲将出来。

  同院阿喜家的房后有一株石榴,阿喜奶奶看见的时候也是不让摘的,但这株石榴每年仍然等不到成熟就被孩子们摘光了。似乎,村庄的孩子们总是等不及树上的果木完全成熟,包括桃,包括梨,包括核桃,以及村庄里有的各种果木。那些早摘的石榴,剥去厚厚的皮,里面的籽粒还全是白的,扒几颗丢进嘴里,没有一点甜味,于是,剩下的一整个石榴就随手一丢。村庄的孩子,总是这么让大人们讨嫌。

  包谷杆也是甜美的吃食。

  吃包谷杆得要是不背包的滑杆,背包的包谷杆大多不甜,再说大人们也不让砍。那些长在瘦地上的不背包的包谷杆,又红又亮,砍下来,像甘蔗一样甜。

  我三姑会用包谷杆煮糖。那煮糖的过程我是说不清了,只记得砍回家的一堆包谷杆,最后让三姑熬出了一锅暗红色的糖稀。浓稠的糖稀被舀进盆里或是撒了一层包谷面的簸箕里,上面撒上一层核桃仁。

  那撒了核桃仁的糖,是贫脊的乡村岁月里最最深浓的甜蜜。

  拾

  村庄的许多旧物,正在渐渐远去。

  早前,村庄有两个石碓,一个是手碓,一个是脚碓。手碓在井头的大青树下,一边靠着水井。脚碓在左家和杨家之间的小箐里,碓旁有一株老核桃树。相比起来,手碓算是小力气活。在手碓上舂米的多数是妇女,时间大多在上午或是傍晚。拿到手碓上来舂的谷子一般也不会太多,大体也就是舂两三碓的量。

  舂米的石杵平日由水井旁边的一户人家保管着,人们要用时就去向这户人家拿。这石杵是几年就要重打一个的。一开始打出来的石杵大,半大的孩子都难得提起来。用这样的石杵舂米自然舂得快,但也是极费力的。之后,随着人们不断地使用,石杵慢慢磨损,慢慢变小,起落渐渐变得轻松,但这时候,舂米的效率也就低得多了。越舂越小的石杵,木把的上端被人们的手磨得锃亮。

  半大的孩子对于舂碓拉磨这样的事有着短暂的兴趣。遇着有人在石碓上舂米,大多总要上去凑一凑,舂两三手。这时大人刚好也可以歇口气。有时候,三五个孩子每人舂一会儿,一碓米大体还就舂好了。

  也有不要孩子舂的。说小孩子个小,落杵不正,石杵落在边上,把米给舂碎了。

  舂脚碓要费大力。大多数都由男的来踩,若是女的踩,则一般需要两人齐上方可踩动。为此,若没有大的舂碾活,人们一般也不上箐里舂脚碓。

  到箐里踩脚碓一般有这样几种活:一是要舂数量较多的谷子,二是要舂核桃煮油,三是年前舂饵块。这些大活往往都集中在年前,家家都等着用脚碓,白天排不过来的,夜里打着火把去舂。

  舂脚碓得有人在碓旁侍候。踩的人在后边踩着,那在碓旁侍候的人仔细看着碓里,手拿一支长把的平勺,脚碓每舂两三下,就用勺子翻一回。舂核桃、舂粑粑或是舂米都要有人翻碓。此外,翻碓的人还要备着一把小扫帚,舂一会儿,就要把溅到碓外的舂碾物往里扫一回。

  翻碓是危险的活儿,需要掌握好当中的节奏,还得手上有力,一般得是有经验的大人才可担任。小孩子是不许去碓旁绕的,更不许去翻碓。拉手磨则半大的孩子也能帮上忙。同院的阿喜家有一扇石磨,每回家里做豆腐,我都要帮着母亲拉磨。拉磨这活儿其中也有分别,拉干的比较轻,拉水的比较重。往往,家里第二天要做豆腐,母亲头天要先把干豆磨成豆瓣,用水泡上。拉干豆瓣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帮着母亲一块拉。

  拉磨的时候,往磨眼里添“食”也是一件技术活。熟练的大人可以自拉自添,磨和手搭配协和,浑然一体。我却总是学不来,去添食就忘了拉,去拉磨就没法添。我为此觉得气馁。母亲告诉我说:“你还小,力气弱,以后大了就会了。”

  ——碓和磨如今都远去了。说不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曾经在村庄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旧物,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我回到村庄的时候,看到那个手碓还在水井头的大青树下。不知道,曾经与它搭档的石杵现在是否还在。小箐里的脚碓则已经消失多年。我家现今就住在箐旁。当年的脚碓已不存一丝痕迹。旁边的老核桃树也早就不在了。

  一起远去的还有远处山下河边的水磨房,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几年就要翻盖一次的茅草屋,以及旧时村庄的重要畜力骡马。村庄有了越来越多的微耕机,今后,犁架或许慢慢也要成为旧物,躺到村庄时光的深处。

  我母亲在讲起过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现在社会多好啊。以前我们那会儿,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在火把下面拉磨、舂碓、打草鞋,从没有闲的时候。——现在多好。”

  拾壹

  村庄的人们把节日又叫作“节气”。家里有好的吃食,要等着节气时才吃,孩子的一件好衣服,要等着节气才让穿,尤其是要等到过年。

  村庄里没有“腊八”之说,离年最近的仪式是腊月二十四扫房,将家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积攒一年的尘埃一一打扫干净。扫房需要专门砍回几枝香叶树枝(这是我按彝语大体意译过来的,不知道植物学里叫的是什么名字),在打扫灰尘的同时,也寓意着扫去旧秽,迎来吉祥。正是因为要砍香叶树枝,这扫房便多了庄重、暖和的仪式感。

  扫房之后,接下来便是拆洗铺盖。那时候没有被套,洗铺盖得一床一床先拆下来,洗完了,晒干了,再一床一床缝上。待把一家人的铺盖拆洗完,再把脏衣服都洗洗,两三天时间又过去了。

  米酒已经捂好了,捂的是上好的米。腌菜也已经腌好了,腌的是最好的菜。二十八或二十九再做一锅豆腐。年,就暖暖地来了。

  三十一早,在晴暖的阳光里砍来天地松(记忆里的年三十总是晴暖的),栽到院心里,在上面挂上从集上买回来的彩色米花球。树下摆一张小桌或宽凳,作为祭献时摆盘之用。

  早饭后,早早地杀大公鸡祭献房后的山神。猪脚也要早早烧好洗好,炖上。各种菜肴一一备好,早早下锅。

  年饭要比早,当中含着诸多吉祥的寓意,总之是早的好。尤其是我奶奶,性子急。

  终于,日影西斜。公鸡肉和猪脚都已炖火巴。煎炒炸煮的各种菜肴一一摆上桌来。奶奶盛上三碗饭,搛上各种肉食,用家里那个古旧的小盘端着,一祭天地,二祭山神,三祭井神,四祭灶君,五祭祖宗。一一地全都祭完了,年饭才开场。

  对于村庄的孩子,除了饕餮这期待已久的年饭,饭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去井头的大青树下比鸡腿,鸡腿大的,意为家中富足,其间得优胜者,骄傲得意如同战场上得胜的将军。而这种比赛,我永远只有沮丧地做个旁观者,因为母亲从不允许我将鸡腿带出去。我曾经也想“偷渡”过几次,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年初一吃米酒汤圆。这一天家里不准洒水,不准动刀。孩子们穿上盼望已久的新衣,不用放牛,不用打草。年初二吃饵块。用香肠、豆腐、腌菜加骨头汤煮成“哨子汤”。饵块切成指条形,用一把漏勺,吃一碗烫一碗。吃过饵块,出嫁的女儿回娘家。

  从初三到十五,人们就着临近各个村庄的庙会,赶庙会,拜亲戚。要去亲戚家了,年初二以后让脱下来的新衣服又可以穿起来。一年一年地这么走着,亲的它总丢不了。

  村庄的节日多了。

  年之后,二月里有二月八“阿玉别节”。“阿玉别”是木刻裸身的女神,被安放在一片长方形的竹编之上,挂在堂屋墙角高处光线较暗的地方,村庄的老人们说这是因为“阿玉别”害羞,故而如此。这一天,人们要采一种山间特有的红叶,用线或细草茎缝缀成裙,戴在“阿玉别”身上,只露出“阿玉别”的头。这叶裙若非意外而掉下来,便要一直戴到下一年“阿玉别节”再缝新裙时才取下。

  三月清明,上山祭祖。带上柳枝。带上鸡,米,腊肉,豆米,木耳,带的腊肉里一定要有猪耳朵。带上锄头和镰刀,祖坟的坟头及四周要清理一番,坟向正对的方向,那些长高的、影响“视线”的杂木要砍去。春天风大。傍晚下山,要记得浇灭灶里的火。

  五月五是端午。端午要蒸包子,用红糖或者白糖拌核桃仁做馅。村庄的人们不知道这节日的源起,只知道这是祖先传下的节日。

  六月二十五火把节。火把节,接女儿。这是村庄仅次于过年的庄重节日。我离家多年,每年的火把节,嫂子总要认真地打来电话,让我回家过节。

  七月半,接亡魂。十四一早,在大门外摆一碗清水,点三柱香,接回亡灵。晚饭要赶早,纸钱要早烧,村庄的老人们说,亡魂们这天要去赶阴阳街,晚饭若晚了,便赶不上同伴了。

  八月十五尝新米。秋收渐近尾声。

  进入冬月,杀年猪。

  年——又临近了。

  拾贰

  ——去年中,我嫂子的侄女桃妹生了老二,是个男孩。之前大的是个女儿,这会儿五岁,长得就像她妈妈一样漂亮。有儿有女,如意吉祥。

  桃妹是个独生女。当年,她母亲生下她后,大约是因为体弱的原因,不能再生育,桃妹便成了村庄在她这辈儿里唯一的独生孩子。

  我记起桃妹小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肚脐没好好长进去,拇指大的一个凸出在外面(后来大约是慢慢长好了)。头发又黑又密,扎两个羊角揪。眼睛又大又机灵。小小的孩子,也会运用父母对她的宠爱,一点事儿怎么地,就告她小姑的状。她小姑原本人又调皮些,侄女儿一告状,就招来嫂子的责备,为此,对这小侄女又爱又恨。倒是这孩子对我嫂子亲,看见了便黏着。

  就是这调皮的孩子,如今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桃妹的父母每天快乐地带着孙儿孙女。桃妹母亲说小孙女:“你看她眼睛一骨碌,没想别的,净想着怎么干坏事儿呢!”说的时候,无奈的责备里充满慈爱。

  ——冬月里,我三姑离开了村庄。

  想起去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女儿从她外婆的箱子里翻出一沓旧照片来。其中有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领我去山下集上照的第一张黑白小照。有我上初中时的几张彩色照片,里面有一张走了光。还有我奶奶的一张黑白照,头上的黑帕子缠得很整齐,脸上的神情安静端穆。奶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

  在这沓旧照片里面,有一张是我三姑和我母亲,站在漾濞江边的柳树下。照片下脚的时间落款是“一九七二年”,记得上面还有具体日期,我后来已记不起来了。

  一九七二年,那时候还没有我呢。

  漾濞江从村庄的山下流过。听说这一年,山下的江上架起了钢索大吊桥“朝阳桥”。我看三姑和母亲照相的位置,应该在桥往上。四四年生的母亲,推算起来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衬衣(看上去应该是的确良),戴着一顶黄色军帽,手拿语录本。三姑比母亲个子高且魁实,穿长衣,系围腰,戴头帕,老式装扮,一脸晴暖的笑。“妈妈你看我三婆在上面,笑得多灿烂啊!”女儿指着照片这样对我说。

  而就是这个有着灿烂笑容的人,在过去的这个冬月里,匆促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村庄,长眠到了后山的脚下。我那会儿看照片时,怎么也不能想到,这张照片,会这么快就变成一种遗存。这张和母亲一起在江边照的照片,是三姑一生所留下的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

  ——腊月里,村庄传来消息,说我阿红表兄的女儿小美要出嫁。我没来得及赶回去,请我哥哥带了礼。

  眼下,很快又是新的一年。我二姑的儿子老八之前就告诉过,说年间正月初七要给我二姑和姑父办大寿。二姑和姑父是同一天生日(这对有缘人,他们已经一生相携到老),二姑比姑父大两岁,二姑八十二,姑父八十。

  ——一年又一年,村庄有一辈人老去,便有一辈孩子出生。有一辈孩子出生,又有一辈孩子长大。一辈又一辈,一茬又一茬,就像村庄的四季,走了一轮又一轮。

  而村庄的日月,就在这绵延的时光里——

  生生,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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