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叶 牛学智

　　（1.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银川 750021；2.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银川 750021）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长篇小说《荒原问道》通过讲述西北一所大学两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政治命运以及他们如何丧失又重建独立人格，表现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

　　在作品中，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夏木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原因，来到了西北的西远大学任教。虽然也曾被祖父暗示少说话，但还是因为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在双子沟劳改。后来与彭教授一起逃跑，彭在中途死掉，而夏木来到一个农村，隐瞒身世，改名夏忠，并被安排娶妻生子。夏木此时惟愿做个农民，连小学教师都不敢担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极左的政治使一介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从马斯洛所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需求的最高层次下降到寻求安全和求生的最低层次。只是沦为一个苟且者，何谈保持知识分子的节操？——不敢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中“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夏木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宝贵的性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敢于说真话；在死神面前的铁骨铮铮；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

　　在岳父的村子，这个身高1.65米的男人一方面尽量掩饰自己的身份，但同时也很难融入当地的文化圈和语言圈。在这个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中，个人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模糊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夏忠尽管深得钟家三姐妹的喜爱，并最终娶了秋香，生育了三个儿子，但他实质上是孤独的。后来，通过自学钻研，夏忠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然而麻烦接踵而至。一个被欲望之火燃烧到失却理智的王秀秀让夏忠在这个小地方身败名裂。也就在夏忠几乎失去生存希望时，历史的转机来了，高考恢复了。夏忠戏剧性地又被西远大学录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蓄长了胡子，尽可能地用纯粹的方言而不敢说普通话，掩饰自己夏木的身份。不久之后，在是否能为彭教授平反的关键时刻，夏忠再次读到《西西弗的神话》，他忽然对自己“紧张地生活了二十年，在自己的身体里将自己囚禁了二十年，从一个俊美的青年变成一个表情已然痴呆的中年人，从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甘心于命运摆布的农民”而感到愤怒，现在他重新“领略知识、思想给予他的自由、激情、冲动，他可以重新来审视他的命运与现实了。”于是他勇敢地承认了夏木的身份，还原历史真相，还彭教授一个清白。

　　在整个八十年代，夏木如饥似渴地满饮着知识的美酒，像“曾被剥夺歌唱权利的诗人一样四处地发表着对一切问题的看法”，他给学生们介绍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介绍尼采的哲学与思想解放，介绍加缪与萨特、海德格尔，等等，一时间成了西远大学里的精神领袖。夏木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规定的方式生活，否则他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夏木真正属于自我的潜能，也是他个人尊严的实现。但赢得学生的同时，却得罪了同事们，给同学们看病又得罪了校医院的人。于是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在以彭教授和夏木为对头的山之宽的大权之下，夏木在中文系地位每况愈下，被停课，被西远大学所忘却。夏木的这一段悲剧主要是因为山之宽帮派的限制。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泛政治化的盛行，大学曾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主阵地，对人的关注已经让位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在思想上把阶级性和普遍人性对立，也直接导致了大学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就像作品中描写的那样，黄河在这一年并没有如人们期望已久地那样痛快淋漓地冰裂，政治原因造成的某些领域里的冰封状态也没有在短时间内立刻解除。

　　当然，夏木本身的主观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他处处格格不入的状况。如同鲁迅先生透过几千年封建史书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吃人”二字，夏木“看见整个史书上画着一个大大的阴茎，而翻过一页，又看见一个被上了锁的女人的阴门”。他宣称古人十八岁就结婚，因而质疑大学里不允许恋爱结婚实属不合理。在他的行医生涯里，一个主导的思想就是用中医的原理把人被社会性过多地压制和遮蔽了的自然生物属性给予揭示和理顺，于是曾经因他而在西远大学掀起了“《黄帝内经》热”和“弗洛伊德热”。这些思想和行为有其不可置疑的合理性，显示了夏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大理性和可贵勇气，但在当时毫无疑问颇有些不合时宜。

　　后来，夏木被一个诗人请到师大演讲，作品中这样描写这位被诗人成为“教父”的夏木先生，“稍小的个子，稍长的头发，一看至少有两周没洗过（其实至少有一个月了），有些已花白……”，“面色看上去多少有些苍白，脸皮都有些松弛，说话有些漫无边际，毫无规矩，刚说两句，就要抽一口烟，仿佛不抽烟就会哑了”。而这个讲座结束时，他居然抽了整整两包烟，喝了整整两瓶啤酒。从后文推算，此时他还不到50岁，然而竟颓败如此。以后的每次讲演，人们也都习惯给他准备两包烟，两瓶啤酒。这样的形象，多少让人感到有失知识分子的尊严，当然，更多的是深深的叹息和怅然。

　　如此落拓不羁的夏木以及他在外界的声誉后来引起新校长的注意，可当他重回课堂，又忘记了命运的警示，与学生大谈社会制度、自由、民主以及恋爱等等在当时尚未被大家广泛公开讨论的话题，并最终因为这些自由化的言论而在又一场运动中被停课，几年来苦心写就的书稿《人类的未来》也被妻子全部烧掉。夏木于是真正地害怕人了，他不写字，不看书。大儿子的不成器是夏木人生中的又一个败笔，但就连他都要训斥自己的父亲是大学这个社会上最穷的人群里面最窝囊的一个。

　　在运动结束后，他再次站上讲台，然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个尚未完全解冻的时代，他爱讲西学，改革开放后，他却爱讲老庄和《易经》，并对别人动辄“西方如何如何”的论调感到厌恶。他总是跟不上主流，或者说他总是先人一步。由此可见，夏木具有知识分子可贵的批判精神，他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然而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作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一个古董。又一场运动结束后，夏木与同事们的关系变得不太友好了，因为在他看来，很多人都是在混饭吃，而不是真正在搞学问。于是在评职称的时候，他和山之宽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借此大批山之宽等人所谓的学术、文章，也揭露了大学里的一些黑幕。

　　现实社会是什么样呢？市场经济来临的时代，教育的经济功能被恣意扩张，大学仿佛成了一个工厂或公司，校长成了老板，教师变成打工仔。“老板”以严格、明确的论文数量来考察教师，“打工仔”只好忙于炮制“学术”论文，当然也就无暇扮演社会良知的维护者或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被消解，大学的精神再次被摧残。夏木不屑于写那种“学术论文”，并向山之宽等人宣布永远不评职称。同样作为高校教师的作家徐兆寿先生在这里批判了当前教育系统中的不合理的制度，显示了他的责任感和勇气。

　　夏木一度不知所终的“出走”暗含了知识分子究竟要走向哪里的追问，小说最末也就是第101节交代了他投入荒原的可能。这一次不是由于社会或他人的逼迫，而是一种自我放逐，一种宏大抱负幻灭后为了某种乌托邦假想而远走荒原。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无力或不合时宜被再度证明，他意识到了这个时代与他已经格格不入。

　　知识分子并不是以知识为其判断的惟一标准，而是以他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批判精神为根本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有文化有知识，有智慧、还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或社会批判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讲，夏木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他维护荒原的生态意识、对国学和传统思想的重视，他对婚姻与人性的辩证思考等等，都显示了他的超前意识。而小说用另一半的篇幅、平行讲述的另一个人物陈子兴虽然出身农民，但因排行最小且生得瘦弱白净而受到家人的偏爱，加之后来一个道士的说辞，更让这个孩子自小滋长了些许孤芳自赏的高傲和敏感、脆弱的个性品质，这就造成了他后来厌恶现实又无能为力的多余人状态。

　　从14岁与30多岁的英语老师的一段恋情开始，到小说结束时的36岁，陈子兴陷入了一种寻找性伴侣的怪圈，在小说里有名有姓的异性就有14人，这其中包括他的两次短暂的婚姻。而西远大学的另一位教师马兴帅的恋爱史据说是罄竹难书，除了有名或姓的58个之外，还有36个。这样夸张的情节大约是如同陈子兴后来在贡保活佛的禅房中看到的的《楞严经》所云：“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眼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与夏木、彭教授、洪教授这一代不同，市场经济时代道德理想的失落，使陈子兴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产生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为了剩余的力比多的发泄而反叛。在他们的眼里，“世界疯狂地高举欲望，以肉体、私利为先”，知识太多，然而世界已混乱。在经济挂帅的年代，他们依然有郁达夫时代的“生之苦闷”。诗人黑子因贫穷如戈壁而失恋、自杀；“我”的哥哥处心积虑要娶城市身份的姑娘为妻；而“我”也曾因为来自西北农村的身份而失恋一次，并因此而对北京这样的都市心怀忌恨，后来的一段婚姻也因双方经济地位悬殊而痛苦终止。“现实原则”、“欲望原则”对象牙塔内的人的冲击之大由此可见。

　　知识分子死了吗？

　　尽管陈子兴之流比之夏木、洪教授已然多么地缺少拯救中国乃至世界、重塑信念、重构价值规范的责任感使命感（夏木曾先后写过《人类的未来》和《中国文化的未来》？《生命本体论》），但他们到底受过较多的教育，并从事精神生产活动，他们的知识也足以使他们比一般的痞子更多一点精神的重负。像作品里反复出现在陈子兴梦境和幻觉里的那只迷途羔羊，不再是优越的启蒙者或明道救世的智者，这些知识分子将如何安身立命？知识分子的尊严又将如何获得？这必将使高校里的知识分子们陷入深刻的反思。

　　2005年英国学者富里蒂《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在中国大陆有了中译本，正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一度掀起了不小的讨论热情，诸如“小技术官僚”、“琐碎的追求”、“启蒙传统的袪魅”等等，几乎都曾不深不浅地涉及到过，也都似乎引起过一些共鸣。然而，讨论归讨论，共鸣归共鸣，现实又如何呢？《荒原问道》也许还仅触及到了核心真相之一，比如，在今天的消费主义时代，精神文化的普遍被忽视，跟知识分子的“合理性”堕落是否是一个连锁反应？当经济主义价值观成为这个当前时代的价值主导，是否也是产生“合法化”如此知识分子的渊薮？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当知识分子开始整体性琐碎、堕落、撒谎之时，反过来看，倘若走出行业规定性、系统规定性甚至阶层规定性，叙事的矛头是否还该最终指向社会机制的深层？如果有了这一自觉的叙事维度，假设地说，《荒原问道》可能会更加有力度。至少会对扑面而来、不热都不行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等当前流行文化思潮，进行化合性叙事处理，因为，这些看似有用的东西，当它热在不合适的时代，其内中原委，恐怕与主导性社会机制运行不见得没有深层联系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好的小说叙事，是要讲究叙事视点的，这一意义，徐兆寿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也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对于叙事来说，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