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聪

　　一

　　我的母亲走失了很多次，这次是真的走失了，走失在杨梅山。

　　从小，我就不喜欢母亲，因为她的相貌，因为她对父亲言听计从。母亲右眼角有颗黑色的痣，像只苍蝇叮在那里，只要她一说话，眼睛就眨个不停。上小学时，每次她到学校给我送东西，同学们都会冲我喊：“李彩云，你眨巴妈来了，你眨巴妈来找你了！”

　　母亲非但不生气，还总是笑呵呵地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呀！不上课时跟彩云来家里玩儿！”她一开口，眼睛又在不停地眨，同学们有的笑她，有的学她，只有我一声不吭从她手里夺过东西，匆忙躲回教室。我害怕有更多的人知道她是我妈。

　　然而，最让我烦心的是母亲的软弱和没主见。二〇一三年，父亲打算买辆三轮车，准备在赶集时送人送货赚点钱，让母亲把仓里的玉米全卖了，再找亲戚朋友借点钱。母亲不愿意，觉得这样太冒险，还不如留着仓里的玉米多养两头猪，保险实在。再者，欠着别人钱，她心里不踏实，吃不香也睡不好。父亲一听母亲的话，当场发了火，认为母亲不明事理，不尊重他的决定。于是第二天早上，门口就摆满了用蛇皮袋子装好的玉米。

　　母亲总是如此迁就父亲，就算她知道父亲的雄心壮志注定要以失败收场。跑车生意失败才过一年，欠下亲戚的钱才刚还上，父亲再次崛起。这一次父亲做的是收购生意，通过零散收购，将红豆和玉米储存起来，待价格合适的时候再统一卖出，赚取中间利润。

　　同样，母亲认为这种生意不稳当，若行情不好，积压的玉米和红豆会发霉腐烂，一样赔本。话虽如此，但顺从惯了的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地卖了两头肥猪来支持父亲的“理想”。结果，仅仅过了半年，父亲的满腔热情和母亲无条件的财力支持就再次付诸东流。

　　收购生意失败后，父亲变得垂头丧气，母亲却异常平静，像是习惯了父亲的失败，又像是早已知晓父亲会失败。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反对一下？为什么什么都听他的？搞得现在欠了那么多钱。”母亲笑笑，说了一句：“是豆腐是墙，撞了才知道！不要为了豆腐先把墙拆咯。”

　　豆腐易做，墙难建，钱可以慢慢挣回来，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却不易维护。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母亲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活智慧。

　　二

　　家后面是一座小土坡，坡上长满黄松和酸杨梅树。一到五六月份，杨梅就会挂满枝丫，漫山都是，红通通，亮晶晶的，十分诱人。因此，周边的人们都管这小土坡叫杨梅山。

　　母亲极爱酸杨梅，一次可以吃上大半碗，有时吃得舌头长泡，酸得眼泪花子直掉，嘴也停不下来。除了生吃，母亲还会把青涩的酸杨梅扯来泡杨梅酒，熟透的摘来熬杨梅糖。我不爱吃酸杨梅，杨梅糖却又是极其喜欢的。初中时，就特别渴望放端午假，因为母亲肯定熬好了几大罐杨梅糖等着我回去。

　　那时，我与母亲关系得以缓和，也是因为那一罐罐的杨梅糖在发挥作用。

　　刚上初中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胃口极差，体重直降。母亲担心我在学校吃不好，就隔三差五做了饭菜去看我，每次都会带上一小罐杨梅糖。一个学期结束，当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寝室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瓶子。那些瓶子里，装的是酸酸甜甜的糖，也是母亲平平凡凡的爱。

　　初三时，粗心的我总是丢钱，最严重的那回直接丢了半个月的生活费。我不敢打电话给父亲，又不愿意向母亲求助，所以只能躲着同学吃从家里带来的杨梅糖。然而，才过了一天我就撑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给母亲打了电话。

　　电话打通，下午母亲就带着杨梅糖赶到学校。在学校门口，她把杨梅糖和一百块钱塞给我，告诉我，父亲不在家，她手里没现钱，等她第二天赶场卖了玉米再给我送钱来。炎热的午后，强烈的阳光在她脸上烧灼，汗水湿透了她的衣领，那只爬在她眼角的苍蝇，也正灵动着喘息。看着眼前这个火急火燎，稍显肥胖与笨拙的女人，我的内心第一次有了触动。

　　站在门口目送母亲远去，当她的背影在拐角处消失，我竟忍不住哭了出来。那一刻，我才终于承认了：她不是别人，她是我妈。

　　三

　　奶奶是一个在杨梅山下生活了几十年，保守的农村小脚女人，她的脑海中还保留着许多封建的思想和观念。从我上初中起，她就总跟我谈起父亲拖拉着我们兄妹三人是如何辛苦。除此，便是说些她像我这个年纪时已经嫁给我爷爷当家做主、做茶打饭的琐事。我乐于听她们老一辈的故事，因为我能从中感受到过去生活的艰难，从而更加珍惜当下吃得饱饭，上得起学的美好生活。可我并不知道，奶奶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深意。直到有一天，母亲对父亲提出了离婚，奶奶的层层深意才被揭示开来。

　　临近中考，奶奶便常常给我做思想工作。

　　“姑娘娃不用吃那么多字角角（guo），会写个把名字就行了！”她说。

　　“奶奶，这都什么社会了！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才有出路。”我说。

　　“天大个社会，还不就是个要穿衣吃饭的世道！”奶奶说。看无法沟通，我干脆不理她，随她去了，母亲却因为这事和奶奶吵得不可开交。

　　奶奶以她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生活就是为了穿衣吃饭，女孩子要生来就该围绕家庭，相夫教子，不该出去抛头露面。而母亲同样以过来人的身份对我说，女孩子读书长了见识，一样可以当官，可以坐办公室，没人规定女人只能在家洗衣做饭生孩子。

　　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思想观念，使奶奶和母亲各有说法，争执不休。父亲无奈，只好在奶奶和母亲的争执间选择了中立。可谁也没想到，父亲的这一做法竟会让一向“没主见”的母亲提出离婚。她坚决表示，离婚后她不要任何财产补偿，只求把我判给她。她砸锅卖铁也要送我去读书，供我上大学。

　　母亲向来讲求家庭和睦，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唯独在我读书的问题上丝毫不肯退步。当我问及原因时，她说：

　　“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只能一辈子躲在山旮旮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苦。现在时代不同了，你只要肯读书，是有机会走出去看看的。”

　　事情僵持了近半个月，最终以父亲承诺供我读书，奶奶答应不再干涉我的学业，母亲同意不提离婚结了尾。

　　经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母亲不是没主见，也不是天生就逆来顺受，她只是把个人尖锐的锋芒变成了对家庭的责任。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永远都能因为孩子而随时变得刚强。

　　四

　　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是我十几年来最艰难的日子。

　　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卧室，用剪刀剖开她那只装满荞壳的枕头，从中掏出一个红布包，然后拉着我在床边坐下。

　　“这是我给你存的五千块钱，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来保管。”母亲一边说，一边打开那个红布包，墨绿的折子躺在红布上，显得格外沉重和压抑。

　　“为什么要给我保管？你替我拿着吧，我拿不住钱。”我说。

　　“姑娘，我得癌症了……”话音刚落，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没事的，可以治的，明天我们就进城去看。”我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

　　“医不好了，晚期。”那几秒，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炸弹，让我震惊，惶恐，失措。看我不说话，母亲扯下头巾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没事，谁还没个死嘛！”说完，她把存折塞进我的兜里，拉着我去了灶房。

　　进了灶房，打开碗柜的最底下一层，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二十几罐杨梅糖，全是母亲为我熬的。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病得很严重，已经时日无多。那个我不屑的“丑娘”正慢慢地退出我的生活，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了。看着母亲乱糟糟的头发和臃肿的身体，听着她一句句细细的叮嘱，我的眼泪失去了控制，在脸颊上肆意逃窜。

　　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唯一一种武器能够击败或拯救母亲，那一定是她的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弱，痛感越来越强。有时她痛得脸部变形，身体扭曲，失去意识，然而，只要我在床边轻轻呼唤她，她就能慢慢平静下来，从眼角挤出两颗眼泪。状态好些时，我在床边陪着她，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常常说着说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她说：

　　“如果不是想到你啊，我真的撑不住了！我的骨头都是刀在扎。”

　　“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我盯着她消瘦的脸颊，想从上面找到答案。

　　“哪个妈妈爱自家娃娃还需要个理由哦！”

　　“可是我……”

　　“那也是我姑娘！”她截过了我的话，笑着，满眼的爱意。

　　不久，听从医生的建议，母亲回了家。回家后，母亲常常要我陪她到杨梅山转一转。她经常一边走，一边指着道路两旁的杨梅树对我说：“这棵杨梅我摘过，这棵摘过，这棵也摘过……”突然，她停住不说话了，我赶紧上前，发现她在哭。

　　“我对不起你妈妈，没能替她好好照顾你！”她说。“现在生了这绝病，我要是死了，你咋个过！”她突然哭得很大声，像是我的生母真的在责备她。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紧紧挽着她无力的胳膊，努力让她站直些。

　　她的睡眠越来越差，有时半夜睡不着，她便独自打着电筒悄悄跑到杨梅山顶坐着。当我们找到她时，她像个孩子一样蜷缩在那里，手里捏着一把干瘪的杨梅核。眼巴巴地说：“我想吃酸杨梅，想熬点杨梅糖……”带她回家，她不愿意，我只能抱来毛毯披在她身上，在她身边坐下，一遍一遍地说着：“妈妈，妈妈，你要是累了，我们就回家……”

　　母亲一次又一次在半夜走失，又一次次被找回。当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失而复得”的生活时，母亲却真的走失了。

　　那天早晨，她说自己前夜做了个梦，梦见我的生母了，生母没怪她。中午，她像是病好了一样，给一家人做饭洗衣服。一切做完，她说想独自去杨梅山顶坐坐，不许我们跟着。下午六点，当我在相同的地点找到她时，她已经走了。微风中，母亲走得很平静，她的脸上没有痛苦，身体也未扭曲。但我知道，母亲唯一的遗憾，是那个季节里没有酸杨梅。

　　一晃多年过去了，如今，遍山的杨梅树又开满了细腻的杨梅花，若母亲还在，她又该准备糖罐了。可母亲不在了，就算杨梅熟落得再好，也再无人为我熬制想念的杨梅糖。

　　杨梅糖罐空了，我的眨巴丑娘也没了。

　　家背后杨梅山不是山，是个土坡。眨巴母亲也不是我的生母，是我的继母。杨梅长在山上还是坡上并不影响我对杨梅糖的喜爱，正如，我思念母亲也并不在乎她是我的生母还是继母。我永远怀念的，仅仅是我那善良、坚强、智慧且平凡的“丑娘”。